仄纸在美洲[i]等地出现后被当地华侨用于传递家信和钱银，成为主要流通于美洲和广府地区的侨批形式。由于仄纸以银行汇票为载体，有背书转售等特点，故往往被视为一种银行票据业务，学术界很少把它放在国际移民、国际交往、国际贸易以及国际金融的形成与变迁等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加以分析研究。事实上，仄纸成为侨批后便脱离了银行汇票的母体，并被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联系美洲华侨、华人与广府侨眷的精神和物质纽带，影响着广府地区的社会变迁。

侨批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侨汇形式，主要分为美洲侨批和南洋侨批两种。在某种意义上，侨批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在于从事侨批活动的机构和个人能够通过侨款的汇兑获得利润：一方面通过选择最便捷的传递形式获取最大的商业利润，另一方面通过选择最可靠的买卖方式获取最高的投资利润。这些建立在族群、地缘和血缘基础上的侨款兑换活动充满了活力。

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通过还原历史语境和文化氛围，发掘仄纸侨批在四邑地区传递过程中所蕴含的乡土金融和侨乡文化内涵，勾勒出近代广府侨乡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下所呈现的多元而复杂的社会关系以及丰富而无奈的侨民生活。

一、早期的美洲信汇

美洲信汇法“约滥觞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ii]。而南洋票汇法也始载于19世纪中后期[iii] 。因此，美洲侨批与南洋侨批是同根同源的两大侨批分支，其差异主要源于不同侨居国之间以及国内不同祖籍地之间的生活习俗与文化差异。

美洲华侨的地域家族观念十分浓厚，漂泊到哪里就在哪里组织同乡会、会馆之类的华侨团体，以此来维持传统的文化和生活习俗，联络感情。19世纪60年代，美国旧金山有永用、合和、广州、勇和、三邑及恩和(分别代表当时广东省的6个县份)等6家会馆,专门办理招募华工、华侨登记、仲裁纠纷以及代华侨寄递信件、转送款项等事宜，同时兼营对中国的进出口业务。每家会馆与美国各大轮船公司及中国各口岸皆有联络，并有专人往来于旧金山与中国各口岸之间，将华侨的信款带返回国。在香港或广州设有联号组织，在中山四邑等地设有代理处，每家会馆的会员人数从数百人至数 不等，是美洲早期的侨批局。

美洲侨批局只向会员提供服务，“经办侨汇的美洲商号也有固定主顾，非同乡即同族”，是一个地域特色浓厚，以方言为主要划分依据的组织，这也导致了美洲侨汇只能在一个自我封闭、“地方色彩很深的圈子”里流动，从而制约了美洲侨批业的发展。

仄纸的出现为美洲华侨提供了更为快捷安全的传递工具。例如，美洲华侨以传统的信汇方式传递侨汇“经过繁琐手续之后”“交至侨眷手里时，非三两月不可”，而“一笔电汇款由纽约至台山仅费时二十四点钟”，以仄纸的方式传递侨汇“一方面免受损失，一方面可省去六分之五的时间”。[iv]

“自新式银行的仄纸汇款法被侨民普遍利用以来，此种(早期)信汇业务便一落千尺”，美洲侨批局成为“完全是便利同乡汇款的一种组织”。[v]而南洋“批局仍根深蒂固”的情况下，美洲侨批局的经营模式不仅影响了国内美洲侨批的兑换商号，也影响了美洲水客的生存。这些 “来往美洲及南洋各地为侨民携带信款返国，颇著劳绩”的国外水客，“自较有组织的侨汇机关相继建立及仄纸汇款法被普通采用后，遂逐渐趋于没落”。[vi] 到了19世纪末，往来于美洲与广府地区的水客已经消失了。[vii]

二、晚期的美洲信汇

仄纸是晚期美洲信汇的主要形式，是银行汇票、支票[viii]等票据的总称，取其英文check的译音而命名。在侨批领域，仄纸是指“由银行开发汇票，交与汇款人直接寄交，收款人持往付款行收款”[ix]的整个过程。因此仄纸具有侨款和侨信两个属性，是侨批的一种形式，但习惯上仍然称之为仄纸。仄纸的称谓也相当多。有从性质上称之为银仄、赤纸[x]、仄票等；有从货币单位上称之为港纸仄、美金仄、先令仄、佛即仄、国币仄及毫劵仄等；也有从功能上将美金汇票称为“通天金仄”，将香港汇票称为“港行仄纸”，[xi]或将由香港各银行付款的港币汇票称为“港仄”[xii]，等等。最直接的称谓是侨仄。

仄纸最早主要用于国际结算。“道光七年(1827)，美国与中国的鸦片贸易已采用银行汇票，其法即由美国开出伦敦汇票，携到广东出售。而由鸦片商购入后携至加尔各答等地转售，往伦敦取款”。[xiii]

由于仄纸具有传统侨批所难以比拟的优势，故被美洲华侨用于传递侨款和侨信后广泛流通于美洲和广府地区之间，其中以四邑地区的流通量最多。如1937年，流入广府地区的仄纸侨汇为7200万美元，其中流入台山、开平、鹤山、恩平的仄纸侨汇为6150万美元，占比为85.4%。[xiv]仄纸的来源地相当广泛，包括美洲、欧洲、澳洲以及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在广府地区流通的仄纸，以美国的大通银行、运通银行及万国宝通银行发出的仄纸最常见，汇丰、渣打、有利、荷兰、安达等银行仄纸稍少，国内银行发售的仄纸并不多见。1920-1950年，代仄纸的使用达到鼎盛时期，此时恰恰是四邑地区兴建碉楼的鼎盛时期。1970年代，随着侨批业务并入中国银行，仄纸逐步退出历史舞台。2013年，包括仄纸在内的侨批成为世界记忆遗产。

三、仄纸的特征

仄纸分记名票和不记名票两种。“记名票须收款人提出证件证明确为收款人，或觅具店铺证明，方能兑付”。“不记名票(即来人票)凭票即可以兑付，无须担保”。无论是记名票还是不记名票都要粘贴印花。[xv]

仄纸兑换“手续简便”,收款人“背书后可以转售于第三者”[xvi]。背书转售是指收款人在仄纸上写明事由，签名确认后可以将所持有的仄纸转售给他人。由于仄纸通常有6个月的兑现期，侨眷可以在兑现期内到附近的银号或商铺兑换或将仄纸转售给他人。兑换和转售时，侨眷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货币。例如，“一张美金仄可以用来找换港纸或广东省劵甚至白银”。[xvii]

购买或兑换仄纸的金额没有严格的限定，收入贫寒的华侨寄递的侨款往往少于100美元。美洲商号收到这些小额侨款后将其汇成整数，向当地银行购买仄纸寄往香港或国内,汇达后再由国内银行予以拆分，划拨侨眷。而富裕的侨民则可以把大额侨款拆分为若干张仄纸汇往国内。1947年9月，中国银行在美国推出“原币汇票”业务：“侨胞们在国外汇款时，可向本行国外各行处购买小额原币汇票，(如拨汇美金壹千元，可嘱本行填制壹百元美金汇票十张)汇寄侨眷，俟侨眷需款时，可随时向当地本行按当日牌价折合国币提取，各侨眷既不受官价上涨之损失，又可存储美金原币，诚一举而数得也”。[xviii]

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内资金奇缺，广东省银行代兑各地侨仄时“先付仄纸面额现款一半”，[xix]仄纸汇送至中央银行后，中央银行则按“每批先拨现款八成”给广东省银行，“其余二成候中央银行向发票行将款收回”后与广东省银行清付。[xx]抗战胜利后，广东省银行将这部分仄纸作为“战时托收侨仄”予以清理，及时返还给侨眷。[xxi]其他银行也沉淀了大量的仄纸侨汇。例如，“中国银行积压未付之侨胞汇款总计约数亿元，就中以广东四邑一带占数最多数”。[xxii]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应付未付的“侨胞汇仄”也超过侨汇总数的半数。[xxiii]为了及时清理仄纸侨汇，四邑中国银行决定对从“(四邑的)三埠沦陷”至日寇投降期间，所有应付未付的仄纸以24倍的价格偿还，“每美元折国币五百元付给”。[xxiv]

仄纸还有防抢防盗功能。1946年8月，台山海口埠裕源银号一本共15张由美国运通银行开出的仄纸被匪劫去。该银号连日在《大同日报》刊登声明：“仄面写明由九月三日起方能提款”，“请各银行号办庄注意”。并“向美国运通银行及香港各银行挂失停止付款外”。[xxv]为了避免仄纸侨汇在邮寄过程中的遗失或被人盗取，中国银行在美洲指导华侨“每次将汇票寄交收款人后，一面速将该票出票行名、日期、号码、金额、抬头人姓名、付款行名及寄汇票之挂号信号码等项，逐一详细抄列，另函通知收款人”。[xxvi]

仄纸的广泛使用，使广府地区成为既有“用批信方法汇款”，又有“用仄纸方法汇款”[xxvii]特殊的侨汇区。

四、仄纸侨批的传递

美洲侨批之所以主要流通于广府地区，在其他地方非常罕见，其原因也与族群的流动有关。

广府人或广州人“为来自广州市及广州湾一带之移民，在近代出海华侨中，广府人开端最早，彼等大都由香港澳门等地来至南洋，其中更有前往大洋洲、南北美等远地者”。[xxviii]“华侨大量移殖美洲实自十九世纪中叶始”，1810年，“巴西试种茶树，继欲经营茶叶，乃招致中国茶工数百人赴巴从事种殖”；1849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时”，该处只有323名华人，到1851年底已达2500余名；南北战争结束，贯通东西两大干线铁路开筑时，美国在华招募华工，到1880年，留美华侨已达10万人。[xxix] 美国旧金山成为广府移民密集聚居的地方，也是广府文化最活跃的地区之一。1975年，在旧金山萨直曼多街的一处工地中，发现了700多张当时的粤剧演出剧照。[xxx]广府文化随着广府族群的流动在美洲各地传播，直到现在，秘鲁人称中餐馆为chifa，为广州话“吃饭”的发音。[xxxi]

“四邑中山各地的美洲侨民平均五六年返国一次，他们返国时动辄将多年积蓄，以现金钞票或仄纸的方式全部携回，携回的款项通常用在两件大事上，第一件是建房舍置田圆，第二件为子女婚假。待事毕款馨后再度出国重新创业。如是周而复始，往返不绝，直至其告老还乡”。[xxxii] “侨胞随身携带之外币，有储积十年至数十年者，缝缀衣服中，坐卧与俱，寒暑相伴，虽短褐破衲，汗渍垢污，奇臭迫人，不可向迩，积蓄数十年，梯航数万里，方始随伴归来”。[xxxiii]因此，真正能返回祖国的美洲华侨凤毛麟角，绝大多数是一去不复返。即便是在广府地区，从乡下到城镇领取仄纸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46年，中山乡民陈某前往江门中国银行领取由美国芝加哥汇来的50万元仄纸，在乡下“筹备旅费十万元”，遭遇“诸多留难”，“旅费用去大半”后才把汇来的仄纸领到手。[xxxiv]因此，美洲华侨“瀛海飘零中”，只能通过“汇款瞻养家人”。[xxxv]

光绪三年(1877)，美国加省上议会估计美国华侨汇款每年平均高达1.8亿美元。[xxxvi]1930年，“美洲华侨对港汇款”“占全国侨汇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而当时“美洲侨胞人数只占侨胞总数二十分之一”。“根据美国国际贸易局的统计：由1930年至1936年，美国华侨汇款每年约国币八千万元至一万万元”，“美洲华侨汇款常占华侨汇款总数之半”。[xxxvii]

仄纸在美洲和广府地区的传递网络非常庞大而且错综复杂，既有同行业中的传递网络也有不同行业间的代理网络。

在美洲，尤其是檀香山及旧金山等地的美洲信汇业务大多由华人商号兼营。在香港，承转美洲信汇的商号为金山庄。金山庄是为华侨服务的特殊行业，主要经营进出口、汇兑业务，会员商号分布在香港和海外华侨聚居地，在广府各地设有代理号。其行业组织华安金山庄公会在鼎盛时期共有会员商号100多个。

四邑地区经营或代理美洲信汇的机构和行业非常多，包括银行、银号、邮局、药房、五金店、火油店等商号，甚至是报纸。例如，“开平的富源银号既做美洲侨汇，也收购南洋侨汇”。[xxxviii]三埠是民国时期四邑华侨归国的必经之地，散落其间的万国宝雕楼、华商公司雕楼、宝祥银行雕楼、同昌公司雕楼等可以进行仄纸兑换。[xxxix]1946年，四邑女婿向在加拿大温哥华岳丈去信：“今后汇款可直汇江门众兴路永行屐庄小号，本人收可也”。[xl]而永行屐庄是江门的一家颜料油漆店。另一则写给在美国父亲的信中称：“款已收到，母亲不幸昨年尾月逝世，见字速汇款，信款由江门侨通报转，便妥”。[xli]而《侨通报》是江门地区出版的一家报纸。台山的仁安药房在光绪十六年(1890)就开始兼营侨汇业务，不仅历史悠久，而且规模很大，资本100万元。抗战胜利后，四邑地区规模最大的兑换商号是台山慎信银业药行。每月经营的侨汇高达30万元。1947年，该药行全年经营的侨款达460万港元，佣金达4.5万元。[xlii]因此，四邑地区经营仄纸的兑换商号很少用信局、批局之类的称谓。其传递方式主要有：

 (一)银行之间的国际金融传递网络

由于国内银行在美洲各地设立的分支行非常少[xliii]，抗日战争前夕美国“东岸纽约只有中国银行，西岸仅有广东银行”，[xliv]故“美洲华侨汇款寄交祖国方法大都交外国银行汇返，经香港之金山庄代转，或直接寄交收款人”。[xlv]

在美国，为了拓展业务，“美国数家大银行皆专门聘请华人雇员，直接向侨民兜揽侨汇生意，并委托在美之华人商号代为吸收侨汇”，“以特制之仄纸委托华人商号代理发汇”。在国内，民国初期办理仄纸兑换只有中国、东亚、华侨、广东省及广东等5家银行，而且东亚银行和华侨银行只能委托其他三家银或其他机关代为转汇。[xlvi]

为了摆脱外国银行对我国侨民和侨汇的“重利盘剥”，堵塞国家侨汇的“绝大漏卮”，“国内银行逐步摆脱各自为政而走上共同合作之途”。“中国、华侨、东亚、广东各行分途扩充于海外，广东省银行则大力伸展于内地，使国内外银行形成了经解侨汇的网络”。[xlvii]例如，1925年9月，华侨“由美国三藩市广东银行函汇港币三千元，托广州商业储蓄银行呈上(四邑的)台端”。[xlviii] 1936年11月，广州市立银行与国内各大银行“分别蒂结通汇合同”，在“国内外各大商埠，多已设立通汇代理处所，接驳汇兑，通行无阻”。[xlix]抗日战争时期，广东省银行“为沟通战时侨汇，与中国银行商定将所有有关美洲汇归内地侨款，一律由本行代为解付”。[l]华侨也可以向外国银行提出《信汇请求书》，委托外国银行将款项汇至中国银行，再由中国银行转汇回国内。[li]国内银行还通过在国外寻觅代理商拓展业务。1927年，东亚银行广支行实现“凡欧美日各埠俱有代理”。[lii]抗战胜利后，“中国银行在纽约已设有分行，其他各埠亦有代理店”。[liii]1949年4月，广东省银行“在美洲各属广觅代理店，并加强航电联接，使侨胞汇款回祖国尤臻便利”。[liv]广府地区各银行则通过跨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加大各地仄纸兑换业务合作。1927年4月，台城的岭海银行广州分行“开张甫数月，各埠互订来往者极多”。[lv]1936年9月，中国银行决定在台山分行。[lvi]

为了大量收购侨仄，各大银行各出奇招。抗战期间，鉴于四邑籍华侨“每年汇款归国，多购买汇仄，由香港外商银行付款，侨眷收到仄纸”后须赴香港兑现，“每感收款困难，而将仄纸就地出售与当地找换店”，又需要交纳各种手续费，1940年8月，广东省银行向四邑各行处拨款400万元，“并将台山所存美钞公司版省券五十八万余元尽量放出，以资收购(仄纸)”。[lvii]1943年，台山中国银行对在该行开立储蓄账户的侨眷给予“免觅铺保”的优惠(见下图)。1947年1月，广州中国银行宣布：“除原有英美原币汇款外，增加香港原币汇款(即港仄)”的兑换，“由该行视乎当地每日行市之价格折付国币”。由于“该行折合国币之行市有时反较市面之港仄市价为高，更兼该行在四邑各处均设有分支机构，兑付甚便”而受到侨眷的欢迎。与此同时，“该行并电告纽约等国外行处尽量向侨胞宣传，承接此项港币侨汇”。[lviii] 6月初，鉴于当时“各华侨关怀家属生活问题，纷纷汇款接济”。而侨汇大多需要经过上海辗转回广州，“往往三数月仍未能接到汇单”。广州中国银行“采取直接汇驳办法”，使“美洲、纽约、加拿大、南美洲等处侨汇，两星期内侨眷已可收到汇单”。[lix]9月，中国银行宣布对“侨胞家属之回信”免费“代书代转”。[lx]

 在通常情况下，银行收购的单张仄纸平均面额较银号大。例如，1937年，江门广东省银行收购的仄纸平均面额为272港元，鹤山广东省银行为440港元，台山中国银行为375港元，而开平赤坎的一家兑换商号为181港元。[lxi]

作为一种银行汇票，仄纸理应在银行体内流动。但事实上，相当部分的仄纸是在银行系统外流动的。银行之所以没有完全掌控仄纸的流动权，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银行的营业范围不能遍布全省”，[lxii]其“触角仍未能伸及墟镇以至乡村中，而墟镇及乡村却为侨民家属聚集之处”。[lxiii]例如，1938年“银行购买仄纸的地点，仅限于江门台城及鹤山沙坪三地”；二是银行“职员鲜能操粤闽两者各种方言者”。[lxiv]

(二)银号与商号之间的乡镇传递网络

相反，四邑银号“对于客户接触较频，内容详悉，殷实与否了如指掌”，[lxv]“所经营之汇兑业务普及乡村小镇，远达津沪等地”。[lxvi]在国际贸易中，“粤省对外贸易如丝茶等纯靠各银号信用放款以为周转”。[lxvii]银号仄纸侨汇的“汇兑业务更如水银泻地，远达至全省偏僻乡村小镇”。[lxviii]加上各地银号大都兼营金铺、五金、药品、杂货等买卖，是兼银号和商号于一身的综合经营体，对于仄纸侨汇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美洲华侨通过挂号信将所购买的仄纸寄往四邑银号或商号。四邑兑换银号或商号收到国外联号寄来的美洲侨仄后，根据寄仄人的意愿或原信转交，或拆信取出仄纸后换成现金，派夥伴按住址分送到侨眷家中。原信转交一般直接将原信送交收款人，转送银号或商号根据路程远近向收款人收取一至二元的佣金。也可由收款人自行上门收取信款。拆信转仄纸为现金时，转送银号或商号则根据汇款数额的多寡向收款人收取佣金。通常是500元以下每百元收佣2-3元；500元以上则款数愈多取佣的百分率愈减。银号和商号都特备信封和信纸以便侨眷写回头信。送信人逐户收集回头信后带回原号，寄往美洲各原经办商号交汇款人后，整个侨批业务便告结束。

为了吸收仄纸，各地银号一方面大打亲民牌。例如，广府各侨乡普遍以白银为流通货币，白银被侨眷认为是最可靠的存贮物品，因此收到美金仄后侨眷往往不要港纸或省劵只要白银。四邑等地兑换商号则通过向侨眷支付白银来吸收仄纸。另一方面，在省属各地开设分号或拓展业务代理关系。例如，1941年台城实信银号为打通与广州湾(今湛江市)的侨汇汇兑业务，“特集巨资开设胜昌银号于广州湾”，使广州湾各属及广西一带与四邑各埠之间的侨汇“快捷妥当，汇佣相宜”。[lxix]赤坎的富源银号“1936年至1398年增加了广州拱日路的国源银号为代理商号”。[lxx]

(三)邮局和“巡城马”的穷乡僻壤传递网络

“银号的营业机构虽较银行为深入与普遍，但穷乡僻壤仍非银号势力所能及，而此等区域却经常有邮寄代办所的组织。邮局现兑则总局与分局以至代办所间一脉相通，可收指臂之效”。[lxxi]广东邮政汇兑局为了“承办侨汇，在穷乡僻壤亦有专差送款”。[lxxii]

抗日战争胜利后，大量美洲侨仄通过邮局辗转汇入广州。例如，1946年10月汇入广州邮政储金汇业局的“华侨汇款以美国加拿大为最多”。[lxxiii]12月，通过邮政储金汇业局汇入广东的华侨汇票为543张，1.61亿元。其中“加拿大占百分之七十七，其余百分之三十三则属于美洲、南洋一带”。[lxxiv]

 “巡城马”[lxxv]是四邑地区对水客的俗称。国外水客消失后，水客主要往来于广州与四邑之间，把四邑等地银号及商号委托出售的仄纸带到省城广州或香港，再从广州将侨信及现款携返四邑。1938年3月，财政部禁止携带包括一切中外钞票在内的500元以上钞票出境后，一些携带港纸前往香港的水客改为携带仄纸，导致广州“仄纸价格竟超过港纸的市价之上，即发生贴水的现象，四邑各商号、银号把购进的仄纸，随时委托水客携往广州或香港出售牟利”。[lxxvi]1942年，广东省银行对水客进行收编，“给证为凭，可以享受各种利益便利”。[lxxvii]

(四)不同行业间的代理网络

不同行业吸纳仄纸侨汇的能力各不相同，为了扬长避短，四邑各地出现了跨行业的代理网络。

1938年，中国邮政储金汇业局香港分局成立后即与华侨银行订约办理华侨汇款，并雇用了大批侨汇专差向各地乡村投送侨款。出于对侨眷的信任，凡是对侨款“收款人有怀疑，可由乡长、村民委员会主任或左右邻舍的口头证明，如确找不到上述各种人证明时，只要察看收款人家内所奉祖先神主牌确系与收款人同姓者，亦可交付。收款人如系不识字，侨汇专差可以代写回批，由收款人加盖指摸为据”。[lxxviii]1946年9月，邮政储金汇业局新昌办事处开业，将台山县属“划入该处兑款区域”，“侨胞在美国大通银行或其联行购买赤纸时，如声明汇至新昌储金汇业局兑款者，则存根将由大通银行直寄该处兑付，收款手续简单快捷”，[lxxix]10月，广州邮政储金汇业局对美加两地的汇兑及与外国银行的联络，“均委由大通银行代理，每日将华侨在美各银行所汇之款，由在美大通银行统计，电知上海大通银行，再由大通银行通知上海邮金总局转知”。[lxxx]

由于仄纸是“由收款人持票向付款行收款，而非由银行通知到领”，容易因 “邮递延误，或中途遗失，或被人盗取冒领，以至收款久未得收，或竞不知有款汇返”[lxxxi]，仄纸被盗取冒领的也不少。1947年6月，台山邮局挂号函件组长林某“利用职务上之方便，私自将转发各墟市之挂号信件截留一部分”，取出仄纸盗买。并由台城三家银业金铺盖章担保，提取现金。事情败露后，“台城各银业甚为震惊，纷纷清查近日买入仄纸”。[lxxxii]

五、结论

仄纸是特定历史时期广泛流通于四邑侨乡的侨批形式，是外来金融文化对四邑政治、经济、金融和文化影响的结果，同时也是“我国固有的一种文化在新的处境中的复活”，“是我国固有文化的遗俗”。[lxxxiii]在“一带一路”的语境下，以金融的角度，通过方言、地缘和血缘之间的关系对仄纸侨批传递进行研究分析，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和历史意义。

（本文原载纪德君、曾大兴主编《广府文化》（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i]近代广府地区将侨民的活动范围分为南洋与美洲两个区域，因此，本文所指的“美洲”是指南洋以外的区域，包括美、欧、非和澳洲等区域。

^[ii]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9页。

^[iii] 刘佐人：《批信局侨汇业务的研究》，《金融与侨汇综论》，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1947年12月6日编印(内部资料)，第55页。

^[iv] 《台山侨汇逃港裹因》，《环球报》1948年1月27日第3版。

^[v]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印行1943年版，第11页。

^[vi]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印行1943年版，第16页。

^[vii] 刘佐人：《批信局侨汇业务的研究》，《金融与侨汇综论》，1947年12月6日编印(内部资料)，第54页。

^[viii] 容华绶：《广东侨汇回顾与前瞻》，《广东省银行季刊》1941年(第一卷第一期)，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

^[ix] 载《粤中侨讯》1947年(第五期)，广州中国银行侨汇股编印(内部资料)。 

^[x] 载《粤中侨讯》1947年(第五期)，广州中国银行侨汇股编印(内部资料)。

^[xi] 刘佐人：《当前侨汇问题》，广东省银行经济业书1946年编印(内部资料)，第11页。

^[xii]《广州中国银行开办港币汇款 汇兑与市价接近》，《岭南日报》1947年1月10日第7版。

^[xiii] 谭彼岸：《中国近代货币的变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3期。

^[xiv]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38页。

^[xv]《侨资涌进后之六邑》，《粤中侨讯》1947年第1期，广州中国银行侨汇股编印(内部资料)。

^[xvi] 载《粤中侨讯》1947年第5期，广州中国银行侨汇股编印(内部资料)。

^[xvii]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4页。

^[xviii]《如何汇款回国》，《粤中侨讯》1947年第6期，广州中国银行侨汇股编印(内部资料)。

^[xix]《积压侨汇侨仄》，《侨通报》(海外版)1946年第3、4期合刊。

^[xx] 钟承宗：《地方银行与战时金融政策》，《广东省银行季刊》1942年第2卷第2期，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内部资料)。

^[xxi]《积压侨汇侨仄》，《侨通报》(海外版)1946年第3、4期合刊。

^[xxii]《中国银行决定清付积压侨汇》，《金融周报》1945年第13卷第10期，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印(内部资料)。

^[xxiii]《未付半数侨仄 国行电复洽照》，《粤中侨讯》1947年第6期，广州中国银行侨汇股编(内部资料)。

^[xxiv]《积压侨汇侨仄》，《侨通报》(海外版)1946年第3、4期合刊。

^[xxv]《各银行号办庄注意》，《大同日报》1946年9月12日第1版。

^[xxvi]载《粤中侨讯》1947年第5期，广州中国银行侨汇股编印(内部资料)。

^[xxvii]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3页。

^[xxviii]章渊若、张礼平：《南洋华侨与经济之现势》，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7页。

^[xxix]区宗华：《美洲华侨与侨汇》，《广东省银行季刊》1941年第1卷第1期。

^[xxx]余勇：《明清时期粤剧在海外的传播》，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扎根岭南》，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第211页。

^[xxxi]王尧：《秘鲁侨胞：从契约华工到文化使者》，《人民日报》2018年4月19日第21版。

^[xxxii]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16页。

^[xxxiii]《粤省府黄委员文山上罗主席书》，《粤中侨讯》1947年第3期，广州中国银行侨汇股编印(内部资料)。

^[xxxiv]载《侨通报》(海外版)，1946年第3、4期合刊。

^[xxxv]刘佐人：《批信局侨汇业务的研究》，《广东省银行月刊》1947年第8期。

^[xxxvi]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31页。

^[xxxvii] 区琮华：《美洲华侨与侨汇》，《广东省银行季刊》1941年第1卷第1期。

^[xxxviii] 张国雄著：《赤坎古镇》，华侨出版社2011年版，第98页。

^[xxxix]叶娟：《开平碉楼的非主要用途探究》，《五邑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xl] 载《侨通报》(海外版) 1946年第3、4期合刊。

^[xli] 载《侨通报》(海外版) 1946年第3、4期合刊。

^[xlii] 广东省地方史志编委会：《广东省志·金融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2年版，第290页。

^[xliii]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45页。

^[xliv] 赵锦津：《加强沟通侨汇的机构》，《广东省银行季刊》1946年复第2卷3、4期合刊，广东省银行秘书处编印(内部资料)。 

^[xlv] 区宗华：《美洲华侨与侨汇》，《广东省银行季刊》1941年第1卷第1期，广东省银行秘书处编印(内部资料)。

^[xlvi]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8页。

^[xlvii] 江英志：《广州市立银行的新使命》，1937年7月出版，第102页。

^[xlviii] 《美洲华侨汇回救国巨款》，《国民新闻》1925年9月4日第2版。

^[xlix] 江英志：《广州市立银行的新使命》，1937年7月出版，第102页。

^[l] 《广东省银行史略》，1946年12月，广东省银行编印(内部资料)。  

^[li] 黄清海：《海洋移民、贸易与金融网络 ——以侨批业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241页。

^[lii] 《东亚银行广支行启事》，《美洲同盟会月刊》，1927年第4第4期合刊。

^[liii] 载《广东省银行史略》1946年12月广东省银行编印(内部资料)。

^[liv] 载《当代日报》，1949年4月2日第1版。

^[lv] 《岭海银行有限公司》告白，《美洲同盟会月刊》，1927年第3、4期合刊。

^[lvi] 《中国银行拟在台山设分行》，《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9月4日第2张第3版。 

^[lvii] 《广东金融》，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编印(内部资料)，1941年12月15日版第33页。

^[lviii]《广州中国银行开办港币汇款 兑价与市价接近》，《岭南日报》，1947年1月10日第7版。

^[lix]《侨汇有捷径 侨眷两星期可收到汇单》，《广州二十四小时猛报》，1946年6月7日第3期。

^[lx]《如何汇款回国》，《粤中侨讯》1947年第6期，广州中国银行侨汇股编印(内部资料)。

^[lxi]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41页。

^[lxii]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9页。

^[lxiii]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9页。

^[lxiv] 刘佐人：《当前侨汇问题》，广东省银行1946年5月印刷(内部资料)，第13页。

^[lxv] 谢绍康：《论钱业的特点及其前途》，《商业道报》1948年第1卷第2期。

^[lxvi] 《广州银业纪要》，《穗商月刊》1948年创刊号，广州市钱商业同业公会出版。

^[lxvii] 《广州银业纪要》，《穗商月刊》1948年创刊号，广州市钱商业同业公会出版。

^[lxviii] 《广州市银业沿革及复员后之概况》，《广州市钱银商业同业公会元旦特刊》1948年，广州市钱银商业同业公会编印(内部资料)。

^[lxix] 《台城实信银号汇通广州湾广告》，《大同日报》1940年3月27日第1版。

^[lxx] 刘进：《华南与北美之间的移民网络与侨乡社会转型》，福建省档案馆《中国侨批与世界记忆遗产》，鹭江出版社2014年版，第74页。

^[lxxi]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15页。

^[lxxii] 《侨汇锐减》，《中山侨报》1946年12月30日第3期。

^[lxxiii] 《美加侨汇》，《越华报》1946年10月5日第1版。

^[lxxiv] 《粤侨汇上月份总计一亿六千万》，《岭南日报》1947年1月13日第7版。

^[lxxv] 姚曾荫：《广东省的华侨汇款》，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第7页。

^[lxxvi]《广东中国银行历史资料汇编(1914——1949)》，中国银行广州分行行史编写组1988年印(内部资料)，第85页。

^[lxxvii] 钟承宗：《地方银行与战时金融政策》，《广东省银行季刊》1942年第2卷第3期，广东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内部资料)。

^[lxxviii] 陆能柱：《广东旧邮政见闻》，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广东文史资料精编》(第3卷)，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lxxix] 《新昌储汇局明日开幕》，《大同日报》1946年9月15日第2版。

^[lxxx] 《美加侨汇》，《越华报》1946年10月5日第1版。

^[lxxxi] 载《粤中侨讯》，1947年第5期，广州中国银行侨汇股编印(内部资料)。

^[lxxxii] 《台山邮局高级邮务员林民法盗卖赤纸》，《粤中侨讯》1947年第5期，广州中国银行侨汇股编印(内部资料)。

^[lxxxiii] 何启拔：《批信局的组织及其业务》，《广东省银行月刊》1947年第7、8期，广东省银行秘书处编印(内部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