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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文化三论

2015-11-03 21:57:24 来源: 点击: 作者:曾大兴(广府文化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

一、岭南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与三个主要来源

任何一种地域文化,都有空间(横向)和时间(纵向)两个维度。岭南文化尤其如此。从空间上看,它是一种地域文化;从时间上看,它则是一种历史文化乃至时代文化。如果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静止的、凝固的、封闭的、亘古不变的地域文化,那就大错特错了。岭南文化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多元性、包容性和轻质性,它乐于吸收、便于吸收、善于吸收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的长处,是一种贯通南北、折中中西、融合古今、与时俱进的文化。

纵向地看,岭南文化有三个发展阶段;横向地看,岭南文化则有三个主要来源。

第一个阶段,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这是岭南土著文化阶段。

最早的岭南人属于先秦“百越”的一支。先秦时期的越人广泛分布于今中国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福建、台湾诸省区和越南北部,因部落众多,故称“百越”。《汉书·地理志》注云:“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见于史籍的则有南越、句吴、于越、扬越、东越、闽越、瓯越、西瓯、骆越、山越、夷越、夔越等,其中南越、骆越、西瓯分布于岭南地区,南越分布于今广东、广西一带。百越有自己的语言。其特点是发音轻利急速,它不像汉语那样一字一音,而是一字数音。有的词与汉语不同,名词类的音缀有复辅音和连音成分,词序倒置,形容词或副词置于名词或动词之后。百越有自己的图像文字。崇信巫鬼,行鸡卜。以龙、蛇、鸟等为图腾。从事渔猎和农耕。农业以稻作为主,兼及粢、黍、赤豆、粟、麦、大豆、蔬菜等作物。已能驯养牛、羊、鸡、鸭等家禽家畜。善使舟楫,长于水战。手工业较发达,可纺织丝麻织物,有玉、石器制造、青铜冶铸、陶瓷烧制、竹木器编造等制造业。越人习惯断发文身,错臂左衽,椎髻箕踞,喜黑齿或凿齿。岭南越人则穿筒裙,椎髻徒跣,着贯头衣,住干栏建筑,行悬棺葬,流行铜鼓。宋代以后,文献中不再有百越的记载,这是由于秦汉以后,百越部分与汉人融合,部分则独立发展,形成中国南部、西南部的壮、黎、布依、侗、水、仫佬、毛南等少数民族。[1]我们所讲的岭南土著文化,即是先秦百越文化的一个分支。今天的岭南本地人仍然信鬼,善舟楫,仍以稻米为主食,喜食蛇、蚌、鸡、鸭、鹅、海鲜及蔬菜,喜穿拖鞋,喜穿宽松贯头的T恤衫,不喜住楼房的首层,等等,即是岭南土著文化的遗留或变异,其源头则是先秦百越文化。

第二个阶段,秦始皇统一岭南至鸦片战争以前,这是岭南土著文化与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长期交流、碰撞、融合的阶段,也可称为贯通南北、融合中西阶段。

岭南土著文化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早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际即已开始,并非许多学者所讲的迟至魏晋南北朝以后甚至是唐代以后。《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值者,筑长城及南越地。[2]《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亦载:“秦并天下,略定扬粤,置桂林、南海、象郡,以適徙民与粤杂处。”[3]当时留驻岭南的秦军,以及贬谪岭南的尝逋亡人(曾经逃亡过的人)、赘婿(入赘于妻家的男子)、贾人(商人)、治狱吏不值者(未当值的闲散狱吏)等,大约10万人,后来又迁1.5万名中原妇女至岭南供留驻军人婚配。[4]正是这些人最早把先进的中原农耕文化带到了岭南。

岭南文化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多种途径或者媒介:一是留驻岭南的中原军人,二是因战争或其他原因而迁徙岭南的中原移民,三是与中原的贸易往来,四是岭南士人赴中原应考和为官,五是大量的朝廷官员贬谪、流寓和仕宦岭南。其中第五点尤为重要。郝玉麟《广东通志·谪宦录》载:“唐以前得罪至岭南皆迁徙为民,至唐始谪为宦,有责授、左授之分。” [5]又欧阳修《新五代史·南汉世家》载:“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 [6]据刘庆华统计,从东汉至明代,仅仅是“谪宦”广东一地且有著作传世者,就多达271人。[7]除了“谪宦”,还有许多由于其他原因而客居岭南者,也就是“流寓”。如三国时的许靖,六朝时的谢嘏,唐代的刘言史、杨衡、李群玉、许浑、陈陶、曹松、李郢,宋代的陈与义、朱敦儒、留正、张栻、朱熹,明代的李承箕等等。这些贬谪、流寓和仕宦岭南者,有许多都是在文化史上有影响的人物。笔者根据黄雨的《历代名人入粤诗选》一书统计,从西汉到晚清,有128位有影响的中原诗人在广东留下了至少400多首优秀作品,仅唐代就有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张说、刘长卿、韩愈、刘禹锡、李绅、李德裕、许浑、李商隐、李群玉、陈陶、曹松等28位优秀诗人留下了100多首优秀作品。这些优秀作品对岭南文化的深远影响是不可低估的。除了文学创作,这些贬谪、流寓和仕宦岭南的文化人,还通过讲学授徒的方式来传播中原文化。如虞翻徙南海,“虽处罪放,而讲学不倦,门徒尝数百人。”郑侠徙英州时,“英人无贵贱,皆加敬礼。争遣子弟从学。” [8]刘禹锡在连州,“以词章自适,而郡中文学日兴。论者多其振作之功。”韩愈在潮州时,“命进士赵徳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笃于文行。” [9]

正是由于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所以早在初盛唐时期,岭南就出现了像六祖惠能、张九龄这样的享誉中外、辉映古今的宗教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当出生广东的六祖惠能和张九龄蜚声大江南北、引领一代潮流的时候,湖南、福建等地还是一片文化蛮荒之地,更不要说东北、西北和西南的广大地区了。

岭南文化最早接受海外文化的影响则始于南越国时期。1983年,位于广州象岗的第二代南越王赵胡的陵墓被打开,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来自海外的珍宝,如主棺室出土的波斯帝国的银盒、金花泡和西耳室出土的非洲原支象牙等。这些海外珍宝是如何到达南越国的呢?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中国与东南亚、印度有一条海上通道,即从今越南岘港或我国广东徐闻、广西合浦(当时均为南越国的管辖范围)沿印支半岛南下,经越南南圻、泰国花富里、暹罗古都佛统、缅甸蒲甘、印度马德里到斯里兰卡。汉武帝派出的使者到达此地后又沿原路返回。此书还记有黄支国(今印度东岸建志补罗,出海口为马德拉斯)“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所产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自武帝以来源源流入中国。中国的丝绸(杂缯),则通过馈赠和贸易,不断输往上述各地。据考古学家推断,这条南海交通航线很可能早在南越国时期就已经开辟了。[10]正是通过这条最早的海上丝绸之路,波斯帝国的银盒、金花泡和非洲原支象牙才得以进入南越国,岭南文化才得以最早接受海外文化的影响。现在许多学者讲海上丝绸之路,往往是从唐代的“广州通海夷道”讲起,这实际上是把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史推迟了一千年,也把岭南文化接受海外文化影响的历史推迟了一千年。

正因为岭南文化最早接受海外文化的影响,所以曾经是南越国国都的番禺早在汉武帝时代就成为国内的九大都会之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11]班固《汉书·地理志》亦载:粤地,“近处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之凑。番禺,其一都会也。”[12]番禺和中原地区其他八个都会相比,最大的特点就是对外贸易活跃,外国商品丰富。也正因为早在汉武帝时代,番禺就是国内的一个滨海贸易城市,所以至唐代,广州就有了朝廷专设的“市舶使”;至北宋初期,更有了朝廷最早设立的“市舶司”;至清代前期,则成为“一口通商”之地。随着滨海贸易的发展,广州出现了专供外国人居住的“夷坊”和“夷馆”,“夷人的生活习俗以及种类繁多的宗教由此不断在这里落地,外国的科技、教育、医疗、建筑、艺术、工艺以及各种新奇器物等也不断地被引进来。这一切都造就了中外文化在这一地域的并存、碰撞、发酵和交融的局面。因此,这里成为中华文化与外国文化的交接地带,既成为外国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重要通道,也成为中国文化向外展示的重要窗口。与此同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民众,也由于较早就与异国人交往,较多接触异国文化而更具包容和开放的文化气度。由此不断发酵和催生出一种与中原文化不同的、以‘折衷中西’为重要特征的亚种文化——岭南文化。”[13]

第三个阶段:鸦片战争至今天,这是岭南文化引领时代潮流的阶段。

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的170多年间,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的意义最为深远的事件,就是社会变革和对外开放。第一次社会变革运动,无疑是岭南人策划、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许多人习惯于把太平天国运动和陈胜吴广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等农民起义相提并论,其实它在治国理念、制度设计和思想文化诸方面比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农民起义都要先进得多。如果说,由洪秀全主持起草的《天朝田亩制度》还只是一个糅合了儒家的大同思想、农民的平均观念以及基督教的某些教义的纲领性文件,它的现代色彩还不怎么鲜明的话,那么由洪仁玕撰写的《资政新篇》则是一部纯粹的资本主义的治国方略,它的现代气息是非常浓厚的。《资政新篇》主张效法西方先进国家,“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兴银行”、“兴器皿技艺”、“兴宝藏”、“兴邮亭”、“兴各省新闻官”、“兴市镇公司”,也就是建设现代型的交通运输业、工矿业、金融业、专利业、邮政业和新闻业等等,同时提出借鉴西方文化中的某些先进成分改造国民精神,期“与番人并雄”。洪仁玕的这个治国方略虽然由于太平天国的失败而未及实施,但是却被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所主持的洋务运动所借鉴。[14]洪仁玕实为洋务运动的思想先驱。

洪仁玕死后35年,近代中国掀起了第二次社会变革运动,这就是戊戌变法(1898),它的策划者还是岭南人。戊戌变法虽然只进行了100天就失败了,但是它所留下的精神遗产和思想遗产却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的历史走向。康有为、梁启超的社会变革主张毋庸赘言。需要强调的是梁启超在息影政坛之后,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革新浪潮。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开创者,也是把西方的人文地理学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他是中国现代图书目录学的开山,是现代白话文的先驱,也是“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的倡导者。除了以上这些领域,他还在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语言学、佛学等领域作出过许多开拓性的贡献。他还是现代中国第一流的报人,一生创办和主持过10多家报刊,有着丰富的新闻实践和新闻理论,被时人誉为“舆论界之骄子”和“天才的宣传家”。胡适在论及梁启超在清末《时务报》、《新民丛报》所作政论文的效应时指出:“二十年来的读书人,差不多没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响的。”[15]如果要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推选一位最能引领时代潮流的大学者,除了梁启超,还能有谁呢?

戊戌变法失败13年之后,近代中国掀起了第三次社会变革运动,这就是辛亥革命(1911),它的策划者和领导者仍然是岭南人。辛亥革命不只是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更重要的是留下了许多国共两党都在继承和弘扬的思想成果。在举国上下高唱“中国梦”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建国方略》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部分。“孙文学说”又名“知难行易学说”,是对传统的“知易行难”思想的一个颠覆;“实业计划”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详细周密的经济建设计划,这个计划的最大亮点,就是把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与社会问题相联系,视经济建设为社会变革的一部分。而“民权初步”,后来被提炼为“三民主义”,既是国民党的理论基础,也是共产党从事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先声。

辛亥革命以来的最为深刻的一次社会变革无疑是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发起人、领导者和总设计师是邓小平,但是他选定的改革开放的四个特区,有三个是在广东境内。广东充当了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的角色。广东在当代中国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创造了世界经济的奇迹,更重要的是把国外的先进思想、技术和经验引进来,在广东先行先试,然后推广到全国各地。广东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区、桥头堡和孵化基地。30多年来,全国的大、中、小城市甚至某些边远的乡镇,都在使用广货,都在吃粤菜,都在听粤语歌,都在看广东人办的报纸,甚至都在学说广东话。作为外地人的易中天在《读城记·广州市》中这样写到:“显然,广州文化或以广州为代表的广东文化对内地的影响已远远不止于生活方式,而是直接影响到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其势头比当年上海文化之影响内地要大得多、猛得多。如果说,上海人曾在全国造就了许许多多的‘小上海’,那么,广东人却似乎要把全国都变成‘大广州’。”[16]由此可见广东文化也就是新岭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以上对岭南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作了一个简要的划分和总结,从中不难看出,岭南文化总是处在不断的更新、变异、扬弃和丰富之中,如果说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它还只是一种相对落后的纯粹的土著文化,那么在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它就开始大量地吸收中原文化与海外文化的精华,并逐渐成长为一种贯通南北、折衷中西、融合古今的极具个性的地域文化。由于完成了长期的积累,所以到鸦片战争以后,岭南文化就由一种地域文化上升为一种引领潮流的时代文化了。

许多人讲岭南文化,只认可鸦片战争以后的岭南文化,不认可鸦片战争以前的岭南文化,甚至认为鸦片战争以前的岭南是一个文化沙漠。这种认识是十分错误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文化的生成规律。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如果没有鸦片战争以前的长期修炼,怎么可能会有鸦片战争以后的独领风骚呢?

认识岭南文化,既要注意到它的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也要注意到它的三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即土著文化、中原文化和西方文化。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前的岭南文化是一种纯粹的土著文化,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至鸦片战争之前的岭南文化是一种融合南北、折衷中西的文化,鸦片战争以后的岭南文化是一种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化。如果对岭南文化的认识缺乏一种时空并观的眼光,那么对于它的特点和局限就不可能看得清楚。

二、岭南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一“新”字

地域文化有三种类型,一种是封闭的,一种是开放的,一种是处于封闭与开放之间的。封闭型的地域文化迟早是要消亡的,开放型的地域文化不仅不会消亡,还会由一种地域文化上升为一种引领潮流的时代文化,处于封闭和开放之间的文化既不会消亡,也不可能上升为一种时代文化。岭南文化就是一种开放型的地域文化。无论是对中原文化还是对西方文化,无论是对儒家文化,道家文化,还是佛教文化,基督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或者其它学派、教派的文化,它都取一种开放、接纳的态度。它的包容性、多元性和轻质性,使它敢于、乐于、便于、善于接受任何一种异质文化,这就使得它永远具有一种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品质与个性。

岭南文化的最大特点,就在一个“新”字。

所谓“新”,就是能够走在时代的前面,充当时代文化先行者的角色。以岭南画派为例。关山月指出:“岭南画派之所以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产生广泛的影响,受到进步人士的支持肯定,主要原因是它处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代表了先进的艺术思潮。它揭起的艺术革命旗帜,主要以新的科学观念对因袭、停滞的旧中国画来一番改造。它主张打破门户之见,大胆吸收外来的养料,使具有千百年古老传统的中国画重获新生。它反对尊古卑今的保守观念,强调紧跟时代的步伐,创造出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和时代精神的新中国画。它强调新中国画不是为了表现自我,只满足个人陶醉欣赏,也不是狭隘地为少数人服务,而是为了更多人能够接受它,即为了时代的需求去追求一种大众化的、雅俗共赏的美的艺术。”由此可见,“岭南画派之诞生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画坛,是历史的必然。它和当时蓬勃发展的民主思想与科学观念是紧密结合的,因此可以说它是那个时代的进步思想的产物。”因此岭南画派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的意义,同时或者更多的具备了时代文化的意义。长期以来,许多人讲岭南画派,只讲它爱用熟纸、熟绢及撞水、撞粉法,因而仅从师承关系把它的创始人推到居廉、居巢以至宋光宝、孟丽堂等。作为岭南画派的传人,关山月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认为这种说法“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据他介绍,“当时高(剑父)、陈(树人)诸先生对‘岭南画派’这个称号,并不满意,因为它带有狭窄的地域性,容易使人误解为只是地区性的画家团体;更主要的缺陷是没能体现出吸收外来营养使传统艺术更加发扬光大的革新国画的思想,所以剑父老师从来没有使用过‘岭南画派’这一名称,而宁可自称是‘折衷派’。”[17]

“折衷中外”,“融合古今”,以“中”为本,以“今”为魂,是岭南画派重要的艺术主张和主要的艺术特色,也是粤剧、广东音乐等蜚声海内外的岭南其他艺术门类得以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的根本原因。在“中”、“外”、“古”、“今”四个因素中,“今”是很重要的。所谓“今”,就是适应时代需要,反映时代精神,体现时代特色,成为时代文化的先行者。失去“今”,或者忽视“今”这个要素,岭南文化就没有了创新的原动力,它的这个“新”字也就无从谈起了。

艺术的“新”缘于思想的“新”。思想大于艺术,思想是文化的灵魂。许多人讲岭南文化,往往只讲到岭南的艺术(绘画、音乐、戏曲、盆景、建筑、园林、粤绣、三雕一彩、龙舟、飘色、七夕、迎春花市等),或者岭南的语言(广府话、潮汕话、客家话),甚至只讲到岭南的饮食(广府菜、潮州菜、客家菜),而不讲岭南的思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误差。笔者认为,讲岭南文化,绝对不能忽略岭南的思想。如果没有先进的思想灌注其间,岭南文化恐怕还停留在先秦土著文化阶段,恐怕都是一些土得掉渣、老得掉牙的东西。

岭南这个地方位于中国的最南端,山高皇帝远,儒家思想对它的约束力十分有限,因此岭南拥有思想的自由空间,可以产生许多新思想。许多有新思想的人士在中原不能发声,贬谪、流寓或迁徙到岭南,就可以自由发声了,这就是经济学所讲的“洼地效应”。还有一点就是岭南面朝大海,大海辽阔无限而又变化无常,可以极大地激发人的想象和思想,这也是内陆深处的中原所无法比拟的。在中国这样一个经学传统深厚而思想又定于一尊的国家,做一个“我注六经”的学者并不难,难就难在做一个“六经注我”的思想家。所以中国的总体情况是学者远远多于思想家,思想家不到学者的十分之一,而岭南则是一个例外。岭南的思想家是相对较多的。一般人说到岭南的思想家,说来说去只有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三人,而不知在孙、康、梁之前,还有东汉的牟子,唐代的惠能、张九龄,宋代的余靖,明代的丘浚、陈献章、湛若水、陈建、黄佐、海瑞、屈大均,清代的陈宏谋、梁廷楠、朱次琦,近代的洪秀全、洪仁玕、容闳、何启胡礼垣、郑观应、黄遵宪,以及现代的刘师复、朱执信、廖仲恺、邓演达、张荫麟等一大批人物。尤其是惠能和陈献章这两个人,不仅是古代岭南思想界的两面高高飘扬的旗帜,也是古代中国思想界的两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六祖惠能(638—713),唐时新州(今广东新兴)人,少孤贫,不识字,但不识字也有不识字的好处,就是没有“文字障”,可以“直了成佛”。惠能和他创立的禅宗南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不读经,不礼佛,不立文字;强调“以无念为宗”,“即心是佛”,“见佛成性”;认为“一悟刹那至佛地”,故被称为“顿门”或“顿教”,与力主渐修的“北宗”相对,世称“南顿北渐”。惠能的思想可以说是新意扑面,其最为新颖、最能吸引众生者的五:一是把“真如”视为世界本原,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真如”派生的。自性就是精神本体“真如”。自性中本来就具有佛教智慧“般若”;二是主张众生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三是主张顿悟,认为众生可不必经历累生累世的修炼,只要能够开悟,当下即可成佛;四是主张即心是佛,认为佛国不在西方,也不在身外,就在心中;五是“立无念为宗”。“无念”不是百物不思,而是与外物接触时,心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不于境上生心”。这些主张对普通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极具吸引力,所以在中唐以后,南宗成为禅宗正统,而北宗不传于世。禅宗南宗由一种地域性的宗教上升为一种时代性的宗教,对人们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与文学艺术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唐诗研究学者指出:“禅宗讲体的自性,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藉着具体的物象,来表现难以言传的一点禅机。这是一种更深层的影响,也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影响。它给唐诗带来一种新的品质。唐诗中空寂的境界,明净和平的趣味,淡泊而又深厚的含蕴,就是从这里来的。”[18]事实上,禅宗南宗对唐代以后的历朝历代的诗歌,乃至绘画、书法等等,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令人称奇和敬佩的是,六祖不识字,却留下一部《坛经》,此乃中国所有的佛教著作中唯一被称为“经”者。《坛经》是禅宗基本理论的代表作,它的问世,使印度禅学真正得到彻底的中国化,在中国佛教史上处于极其显著的地位,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具有深远影响,一直影响着唐代以后的整个佛教界和思想界。

陈献章(1428—1500),广东新会人。因迁居江门白沙,人称“白沙先生”。他本是江西抚州理学大师吴与弼的弟子,但是他对程朱理学的那一套“格物致知”、“泛观博览”的求知修行方法不满意,视为“繁琐”,转而倾向陆象山之学与佛教禅宗之学,奉行“从静坐中寻求自得”、“以自然为宗”的方法,主张“学贵自得也。自得之然后博之以典籍,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更重要的是,他反对以程朱之是非为是非、不敢越雷池一步的习气,主张“学贵知疑”,“独立思考”,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可以肯定地说,陈白沙的这些主张,对转变当时中国学术界的那种死气沉沉的风气无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有些人认识不到这一点,仅仅把他所开创的“白沙学派”视为一个地域性的学术流派,认为他的思想只是对“明代和清代岭南学术界、思想界产生较大影响”。这显然是大大地低估陈白沙的价值。陈白沙反对以程朱之是非为是非,就像后来的福建晋江人李贽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一样,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都是可以大书特书的!例如明末清初的杰出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中就给了他很高的评价,称“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明史·儒林列传》更说:“学术之分,则陈献章,王守仁始。”陈献章的最大价值,就是主张思想解放。陈献章所高高举起的这面思想解放的旗帜,对整个岭南思想界乃至全国思想界的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他的影响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今天。就这种思想的渊源来讲,又是与六祖惠能的思想相通的。正因为在岭南的历史上有了六祖惠能和陈白沙这样的思想解放的先驱,才会有后来的湛若水、洪秀全、洪仁玕、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大批思想家的涌现。这些思想家的共同特点,就是一个“新”字。

20世纪中叶以来,岭南没有出现在全国有重要影响的思想家,这种情形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原因主要有二:一是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国内思想界受左的路线的箝制,真正有思想的人不能发声;二是70年代末至今,中国的思想进入大众思想的时代。随着人文环境的逐渐宽松,人人都可以表达思想,但是大思想家并未出现。这种情形也同人文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一样,学者很多,但不见大师的身影。然而,即使是在这个大众思想的时代,岭南仍然引领着时代的潮流。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岭南的报刊尤其是作为岭南文化中心的广州地区的报刊,在思想、观念问题的讨论方面比国内任何一个地区的报刊都要活跃。虽然岭南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上不及北京、南京等地那样先进,但是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姓资姓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上,岭南是走在全国前列的。这种活跃的状态众所周知,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广州大众思想的活跃,新的思想与观念层出不穷,应归功于广州舆论环境的宽松。2010年11月11日,《南方人物周刊》发表了记者黄广明的一篇《爱广州的60个理由》,这篇文章曾经在网络上疯传,影响非常大。文章写到:“在广州,人大代表的敢言已然形成了一个‘广州现象’,当政府官员面对人大代表时,诚惶诚恐,广州市的人大代表曾在7天里分别向政府部门提出了8场质询,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州是内地言论自由程度最高的城市。作为一个副省级的城市,这里的地方媒体可以批评一个厅级官员。”“在广州,市长副市长们,还有各职能部门的头头脑脑们,时常在报纸上露脸,回应市民对市政民生问题的指责和批评。”“媒体的大胆敢言与相对独立是广州政治气氛宽松的一个缩影,这个城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公民维权运动,从环保到社区自治,再到粤语保护,报纸犀利的言论,层出不穷的公众论坛、学术研讨,学者们自由开放的观点,酒吧里的各种生活方式与各种观点的聚会,香港电视台的落地,都得到了政府相对的宽容。以至于,一些外省人在家乡遭遇了不公不义后,都来广州街头表达,如果他们要去北方一座城市表达的话,将困难重重。”“正如一位广州市民所说,如果你有幸在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广州,那么自由、平等的气质将渗透你的骨髓,并跟随终生。”这就是岭南新思想、新文化产生的土壤。

三、岭南文化的主要局限在不够厚重

岭南文化以多元、包容、重商、务实、敢于创新、善于创新而闻名于世,但是岭南文化也有它的局限性,这就是不够厚重。

岭南文化是一种轻质型文化。

轻质型文化是与厚重型文化相对而言的。轻质型文化所体现的是轻盈、明快、流畅、飘逸、清新、别致、自然、爽朗、平和、秀美、淡雅、通透一类的风格,与厚重型文化所体现的厚实、沉著、深刻、凝重、质实、典雅、雕琢、博大、悲壮、雄浑、秾丽、绵密一类的风格不一样。我们且看《岭南文化百科全书》对岭南几种主要的文化样式的评价:

岭南古琴:“100年间,岭南琴派形成了刚健、明快、爽朗的演奏风格。”[19]

广东音乐:“广东音乐以装饰音群构成习惯性音型为特色,具有清丽、委婉、流畅的格调。”[20]

岭南文学:“明胡震亨《唐音癸签》谓张子寿(九龄)首创清淡之派,对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韦应物等诗人有重大影响,对岭南诗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启迪作用。”[21]

岭南园林:“经过长期发展,岭南园林已逐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务实兼蓄,精致秀美。……秀美,即岭南园林景观的总体色彩比较鲜明秀丽,四季花开,终年常绿,建筑畅朗轻盈,装饰精细华丽。”[22]

粤菜:“食味重清、鲜、爽、滑、嫩、脆。”[23]

事实上,岭南所有的文化样式都属于这一风格类型。轻质型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便于转型,便于创新,所谓驾轻就熟,“船小好掉头”,而厚重型文化的转型和创新则要艰难得多,所谓积重难返,“大有大的难处”。因此轻质型文化往往与创新、新颖、新奇联系在一起,而厚重型文化则往往与保守、守旧、陈旧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厚重型文化给人的感觉就是厚而深,轻质型文化给人的感觉则未免轻而浅。厚重型的文化产品拿在手上沉甸甸的,轻质型的文化产品拿在手上则轻飘飘的。诚然,人类的文化是多元的,多样的,丰富多彩的,也是各有长短,各有利弊的,我们不应站在厚重型文化的立场来贬低轻质型文化,也不应站在轻质型文化的立场来贬低厚重型文化。中原地区一直都有人认为岭南没文化,是个文化蛮荒之地,或者是个文化沙漠,这是他们站在厚重型文化的立场来贬低轻质型文化,他们看不到文化是发展的,文化也有类型之别,这是他们的局限与偏见,肯定是不可取的。但是中原人的某些意见似乎也可以促使我们反思,让我们想一想岭南文化是不是缺了点什么?是不是还可以作一些弥补?

笔者认为,对于岭南文化的反思,必须从岭南的文化人开始。如上所述,岭南的文化人是敢于创新的,不少文化人曾是岭南历史上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有影响的思想家。问题是,这些文化人在提出一个新思想之后,接下来在做什么?有没有对自己的思想进行进一步的反思、检讨、求证、比较、深化、系统化,使之成为一部学术著作,乃至一门学问或者一个学科?从而成为岭南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份积累?似乎很少。岭南的文化人一般不太重视深沉之思和系统之思,也不太重视学术著作的结撰,更不要说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了。许多人的新思想也不是以学术著作的形式来表达的,多是语录、札记、日记、谈话、演讲、杂文、时论一类的形式。事实上,学术著作的结撰过程,也就是对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思考之过程。在岭南这个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层出不穷的地方,需要文化人静下心来,对其进行深入、系统的思考和研究,然后以学术专著的形式加以表达的问题、课题、理论、学说实在是太多了,可是岭南的相关学术专著却很少。《岭南文化百科全书》所收录的岭南五省区(广东、广西、海南、香港、澳门)从晋代至20世纪末的学术著作只有78种,平均一个省区不到16种,其中还有不少是论文、论文集、教材和多人参与编写的书。这样一点学术积累与岭南两千多年的文化史是不相称的。在岭南学术界,在世学者姑且不论,已故学者中,真正像陈垣、岑仲勉、罗尔纲、容肇祖、容庚、商承祚、王力、罗香林、钟敬文等人那样,精心结撰自己的学术著作,使自己成为所在领域第一流学者的人,还是很少的。可以说,连大名鼎鼎的梁启超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好在他本人是有自知之明的。他在《清代学术概论》里诚恳地写到:

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启超常称佛说,谓“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为菩萨发心”。故其平生著作极多,皆随有所见,随即发表。彼尝言:“我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启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其樊,便加论创,故其所著述,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

平心而论,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萎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在损失也。

启超“学问欲”极炽,其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反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时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24]

梁启超不因自己是文化名人而自矜,而能自揭其短,并以此告诫后人,所以仍不失为一代英雄。更重要的是,他的这番话,说的是自己,其实也道出了岭南文化的一个通病,就是“入焉而不深”。也就是轻质者多,厚重者少;拓荒者多,深耕细作者少;创新者多,集大成者少。笔者认为,梁启超就是岭南文化的一个标本,他的长处和短处,都是岭南文化所赋予的。谁要是真正理解了梁启超,谁就真正理解了岭南文化。

岭南学术界、思想界是这样,其他界别如文学、宗教、音乐、戏曲、美术、舞蹈、影视等也是这样。都不乏开拓性的人物,但是都缺乏集大成的人物。岭南文化之所以缺乏集大成的人物,之所以不够厚重,与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和思维方法有很大的关系。

冯友兰先生指出:“实用主义的特点在于它的真理论。它的真理论实际是一种不可知论。它认为,认识来源于经验,人们所能认识的,只限于经验。至于经验的背后还有什么东西,那是不可知的,也不必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无论怎么说,人们总是不能走出经验范围之外而有什么认识。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靠经验。所谓真理,无非就是对于经验的一种解释,对于复杂的经验解释得通。如果解释得通,它就是真理,是对于我们有用。有用就是真理。所谓客观的真理是没有的。” [25]实用主义的要害就在“有用就是真理”,而真理只限于对于经验的解释,至于经验的背后还有什么东西,那是不必深究的。实用主义虽然是19世纪70年代在美国出现的一个现代哲学流派,但是作为一种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它在中国尤其是在岭南实际上已经存在了许久。晚清的朱次琦(九江)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的名言是:“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26]在他看来,一切学问都是为了“应天下国家之用”,于“天下国家”有用的就是学问,其他都不是。此即“有用就是真理”。朱次琦在南海九江讲学长达20余年,培养了大批学生,洪秀全、康有为、简朝亮等皆出其门下。可以说,1855年以来的岭南文化,就深受朱九江的影响。洪秀全、洪仁玕、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人,最初就是接受了他的影响,然后再向海外寻求于“天下国家”有用的经验。

当然,实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也并非一无是处,不可一概否定。问题是,实用主义在今天的岭南,已经彻底庸俗化。在许多岭南人看来,一切文化都要用“有用还是没用”来衡量。而所谓“有用”,说白了,就是有没有经济价值。有经济价值,就做;没有经济价值,就不做。如果没有经济价值但是迫于某种形势而不得不做,那就敷衍了事。今天的岭南人做文化,一般就是这种心态。举一个例子。有关领导认为地方性的社会科学院都是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而能够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只有应用研究,于是就把省、市社科院所有的基础理论研究机构全都砍掉了,只保留应用研究这一块。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没有基础理论作支撑的应用研究都是没有价值的,实际上还是没有用。这就是实用主义者的局限。

徐俊忠教授讲:“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为什么广州一直可以成为国家文化发展的报晓雄鸡,但始终无法成长为雄踞国内文化发展的劲旅?”[27]我的理解是:岭南文化本是一种轻质型的文化,它的局限就是不够厚重。不够厚重的文化是很难成为文化劲旅的。而导致岭南文化不够厚重的主要原因,就是实用主义的色彩太过浓厚。

人类文化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文化不厚重的地方,其创新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在中国多数地区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的时候,岭南可以凭借自己的地缘优势,引进海外的先进文化,推陈出新,从而引领时代文化的潮流。在全国各地全面开放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引进海外的先进文化,岭南在这一方面的优势就不再突出,甚至会逐渐丧失,那么文化的自主创新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但是如果文化本身不厚重,就缺乏文化创新的后劲。所以在今天的岭南,文化创新当然很重要,但是增强文化的厚重感尤其重要。如果不增强文化的厚重感,不注重文化的积累,不培养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后劲的文化人才,那么今后的文化创新就堪忧,岭南文化在全国的先进地位就很难保住。

(曾大兴,广府文化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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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罗香林《百越源流与文化》,国立编译馆1978年版。

[2]司马迁《史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44页。

[3]班固《汉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页。

[4]参见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册,第182页。

[5]郝玉麟《广东通志》卷26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

[7]刘庆华《广东贬谪文人的时空考察》,《学术研究》2009年第5期。

[8]郝玉麟《广东通志》卷3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郝玉麟《广东通志》卷3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参见麦英豪、王文建《岭南之光——南越王墓考古大发现》,浙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75—77页。

[11]司马迁《史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84页。

[12]班固《汉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577页。

[13]徐俊忠《重要的是唤起广州人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徐俊忠主编《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探索》,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14] 按:曾国藩办洋务,同时得益于另一岭南人(广东香山人)容闳(1828—1912)。容氏毕业于耶鲁大学并获荣誉博士学位,为获美国名校学位的第一位中国人。曾入曾国藩幕,赴美选购机器,筹建江南制造局,为中国培养第一批工程技术人员。从1872年开始,前后组织四批共120名幼童赴美国留学,开创中国官费留学之先河。著有《西学东渐记》,为西学东渐第一人。

[15] 胡适《五十年中国文学的变迁大势》,《论中国近世文学》,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16] 易中天《读城记·广州市》,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321页。

[17] 关山月《试论岭南画派和中国画的创新》,黄树森主编《广东九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217页。

[18]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册,第206—207页。

[19] 《岭南文化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20] 同上,第281页。

[21] 同上,第237页。

[22] 同上,第437页。

[23] 同上,第599页。

[2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9页。

[25]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6] 简朝亮《清朱九江先生次琦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

[27]徐俊忠《重要的是唤起广州人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徐俊忠主编《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探索》,广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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