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居住在这样的城市：既现代又能给人历史感的，现代为的是比较便利的生活条件，历史感为的是心灵有一个逃逸的去处。但历史的份量也不要厚重到压抑人的程度。广州正是这样现实与历史的比重配置恰好适合于我的城市。假如给我一个机会，我可以在北京、深圳和广州这三个城市之间重新作出居住地的选择，我无疑会再次选择广州。北京和深圳各有自己的优越性，但对于我，北京太巨大厚重，一进入其中，就觉得自己有被吞没的危险；而深圳则完全没有历史，仿佛过于明亮的强光，明晃晃的没个躲藏处。

从1991年来广州求学算起，一晃眼，在广州已经居住了24年，四分之一个世纪。刚来广州的时候，我几乎感觉不到广州是一个有历史的城市。或许因为我当时年轻的眼，也不怎么能看见历史。刚来的时候，我首先看见了广州的早茶晚茶、大排档，这是你瞥一眼随处可见的茶楼酒肆就能看见的。广州仿佛是一场川流不息的筵宴，从早到晚，从晚又到早。那些点心里当是包含着周作人所说的“历史的精致与颓废”的，但我也看不见，我看见的是地区差——广州人的确吃得比内地人讲究，他们花在吃上的时间和金钱也显然比内地人多得多。那时，五星级宾馆也是我们会特意跑去参观的“景点”，还带朋友亲人们去，把它们当作广州的“形象符号”介绍给他们，白天鹅宾馆里的山水景观、自动冲水的水笼头都确曾令我们惊叹。那时，广州是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前沿城市得到感受的，我们也的确亲眼看到了它与内地城市之间的“时间差”。作为一个新广州人，我当时最大的遗憾是看到了广州不那么光鲜和现代的一面，比如那些乱七八糟的“城中村”，那些挤挤密密的“握手楼”，就像猴子穿上西装后一转身会露出它的红屁股一样，广州让我们遗憾它还有那么多来不及现代化的地方。

广州的历史文化景深对于我是渐次打开的。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看事物的眼光有了变化；另一方面也是广州市政对于历史文化旧迹逐渐增强的保护意识，广州的历史文化景观在逐渐的、一点一点的得到呈现和恢复。我很感激广州在这个进程上某种从容的、不急不慢的速度，也很感激它没有在某一天突然造出一大片的假古迹来——我们在很多城市都看到迅速长出的大片仿古街区。广州古迹和旧迹的恢复是星星点点的，有根有据的，和现在居民的生活达成某种妥协的。比如民国时期的文明路可能比现在更漂亮，更有书香气息，但现在的广州市政建设也没有激进到立刻要恢复过去的老样子。我们这个民族在近百年以来总是表现出某种激进的姿态，破是大破，立是大立，恨不得一夜之间打破原样或立刻恢复到某种样子，相比之下，广州倒显出比较从容沉静的一面来。即使是文革时期，它也没有把一切旧物破掉。我忘了是在哪一本红卫兵的回忆录里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学生到广州来之后，发现广州完全是一座辛亥革命时期的历史博物馆，充满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遗物，这和别的城市的气息全然不同。当然，这种沉静只能是相对的，也是很多历史因素所造成，文革时期的广州对历史文物的破坏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对寺庙和教堂。改革开放三十年，现在回想起来，广州和所有的城市一样，也令人心疼地拆毁多少有价值的旧建筑，甚至在相当晚近的2013年的某个深夜，位于诗书路与观绿路交界处的两栋文物级建筑“金陵台”和“妙高台”也被某开发商拆毁，这是建于1946年的带有现代主义风格的西式建筑。

尽管如此，广州在近二十年来依然让我渐渐看见了它的历史文化面容，并深深地为之迷恋。最早让我感觉到这一点的竟然是1996-2001年间，我住在荔湾区的丛桂路，离恩宁路、上下九路只有数步之遥，几乎每天都会带着孩子下楼来散散步，一散步就是上下九步行街。上下九是典型的广州骑楼街，某一天，我发现它开始“穿衣戴帽”了，我对“穿衣戴帽”并不特别感兴趣，我觉得街面外墙的颜色涂得有点太粉太嫩了，但喜欢它整条街的二楼都装上了彩色玻璃，叫“满洲窗”的，我感觉它很像教堂的玻璃，但为什么叫“满洲窗”呢，很有点中西合璧的味道。后来看到百年老店“陶陶居”酒楼也在重新装修。我确实更喜欢重装后的“陶陶居”。我在之前只是知道它百年老店的名声，但完全感知不到它的古老魅力了——建国后它一度改为“东风楼”，虽然也市场经营了多年，但依然留有公私合营时期大饭店的简陋气息，我甚至不知道“陶陶居”三字还与康有为相关，尽管每天都会带孩子去它的二楼上厕所——广州的公共厕所不多，陶陶居提供了这种便利。大概在2000年左右它重装之后，我才看到一个古雅、精致，有楹联、有木栅窗格、有藏在里面的回廊假山的陶陶居，通过它的某些宣传文字，也才知道它与康有为、鲁迅、刘海粟等文化名人及粤剧名流之间还有那么一点关系，日常生活之中似乎也就渗透了那么点历史文化的气息。

在上下九开始做复旧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可看到东山署前路、寺贝通津一带也在同步进行。相对来说，东山一带的旧建筑保存得更好，面积更大。这样我们就看见了大面积的广州历史正从尘封的岁月中走上前台，或者说它只要稍加妆容，抹去尘灰，就显得比那些浮薄的新建筑耐看一百倍。当然内里的现代化改造，以使它适合今天的居住依然是必要的，记得我曾经对住在恩宁路附近那些摇摇欲坠的老民居里的街坊深表同情，那些晦暗和拥挤的老房子，住在里面怎么会舒服呢？但广州的街坊似乎是惜旧爱旧的，宁可不舒服，也绝不允许政府或开发商简单粗暴地拆迁，广州民间的这种文化保护力量绝不应低估。久已不去恩宁路，不知现在的恩宁路是何面目了？从网上得知，詹天佑纪念馆已经落成开放，是一栋青砖建筑的、有“趟栊”门的比较简朴的“西关大屋”，而从前我家楼下的那座麻雀小学“十二甫西小学”也已更名为“詹天佑小学”，而我确乎在当时，在我住詹天佑故居的隔壁的时候我是并不知道詹天佑是我的老邻居的。

大约在十年以前，我们看到了北京路的“宋元明清民”时期的几层路面，罩在玻璃里供展览，昭示着北京路“千年古道”和永久的城市中轴线身份；再后来又看到了千年古寺大佛寺的重见天日；再后来竟然又看到中山四路赫然出现个城隍庙，又看到其毗邻的南越王宫博物馆。某一天，去惠福路的省人民医院看病，看到旁边出现很大一个伍仙观广场。这种感觉是什么呢？跟从前广州给人的感觉似乎有点反方向。从前是什么呢？一段时间不经过哪里，你会突然看到一些地方拆了，新的高楼拔地而起，让你感叹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永久的，正所谓“世界上所有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在的感觉是，一段时间不经过哪里，你竟然可能在寸土寸金的地方看到一个新的广场，一栋半新半旧的低层建筑，其建筑风格或西或古，总之，你过去不曾注意的广州的某个历史表情突然比较醒目地出现在你的眼前，使你不能不为之驻足或想：下次有时间一定来看看。

我喜欢目前的广州给我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它在变成一座越来越沉静和有内涵的城市，或者说它慢慢地唤醒了居住在其中的人的一种历史感。想起来，我应该很早就接触到广州历史文化的一面的。比如我所求学的中山大学，就是一座很有历史意味的大学，很好地保存着岭南大学时期的建筑群。每次路过中大校医院，看到“护养院”三个字，都觉得它很有人情味。看到“荣光堂”，当时的感觉也是很有基督教的味道，后来才知道是为纪念岭大校长钟荣光而建。特别喜欢小礼堂和树木掩映中中西合璧风格的别墅群。但当时很少将中大的历史与广州的历史联系起来，仿佛中大是中大，跟广州的整体形象不挂钩的。也曾去参观过六榕寺、光孝寺、镇海楼等，是并不入心的参观：每个城市不都有那么几处名胜古迹嘛，有什么了不起的呢。直到近年我才能慢慢地把它们安插到广州城市文化的整体结构中去理解和想象。广州城市历史和文化的一面也才慢慢地像南越王宫博物馆里的“地层柱”一样，一层一层地呈现在你的眼前。在越来越多的历史实物让你觉得广州城的历史可感可触之后，我发现我看广州的眼光有时越来越虚了。比如看到北京路，我可能会想起它曾经叫过“双门底”，在一座牌坊的双门下面的意思。它在民国以后叫过“永汉路”，在清朝叫做“永清路”，“北京路”是在文革时期才改叫的，地名中的文化政治就让你生无限感慨。而在北京路不远处，大小马站之间，是清代的书院一条街，目前还剩下几座摇摇晃晃的，作着艰难的修复工作，而越秀山下的学海堂却是再也没有踪影了。常常有另一个广州，某个历史时期的广州，在现实的景观上面若有若无地浮现，令我进入到某种多重时空的恍惚状态。

广州的历史虽然漫长并且延续，但由于没有大的王朝在这里建都，它留下的历史文化景观从规模上来说都不算巨大，以各种原因毁去，因各种因缘存留，它们像一些星星点点的密语，像历史遗落的珠子，在说着各个时期的故事。我喜欢这样的广州，它有历史但并不压人，正好满足于我某个出神的瞬间。它也时常能给我发现的惊喜。由于它的足够悠久和丰富，还有一些我所知道的“遗珠”至今没有去拜访，但有时会撞见，比如某一天无意中走到已变成少儿图书馆的孙中山文献馆，在一侧的小山包上看到广州旧城标志的“番山亭”。我喜欢这座会有不期然的“撞见”、会有小小发现惊喜的城市，喜欢这座只要你喜欢，你还可以去做无尽发现和想象重构的城市，这些渐次呈现或依然尘埋的历史文化景观，是亚热带阳光下的文化荫凉，带给你心灵的小憩，也不期然地拓展着你的生命体验的景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