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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府民俗艺术的民间审美

2015-11-03 21:57:24 来源: 点击: 作者:刘介民 刘小晨

民间文学中讲究平仄的诗词被称为“旧体诗词”,很少被列为作家。当代群众性的诗社雅集活动两头不被重视,文学研究者不屑关注它,研究群众文化者却视之为文学现象也忽略了。在民间文化审美娱乐方面,缺乏民间诗词雅集俗成、楹联凝聚民俗、诗钟寓意恢弘、灯谜竞猜成乐、书法艺术奇趣等深入性研究。

诗词雅集活动是广府民间文化娱乐习俗,当代民间诗词是民俗艺术。题刻于壁上的楹联,又称联语、联句,是古代文人的必修课。但楹联很少记入文学史,只被看作是文人的文字游戏。不过,在民间艺术中,是一个颇为被重视的民俗艺术形式。诗钟是广府所特有的,虽说它是文字游戏,它同样反映生活、书法性情、抨击丑恶、歌颂贤达。它缩龙成寸,篇幅虽小而寓意恢弘。灯谜是广府文化中在民间流行的文化游艺活动,节庆活动少不了灯谜,吸引群众高高兴兴地动脑筋、猜灯谜。中国民间文字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民间文化传统,以及民间的审美追求。它展示了中国广大百姓各个时期的生活面貌和思维方式、心理。中国文字的魅力和民间艺术,巧然天成,形成了民间美术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一、 民间汉字艺术悠久深邃

中国汉字的历史和艺术久远深邃。汉字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字之一,也是当今世界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汉字的构造和思维方式是独一无二的。从汉字的发展史中能够了解到早期汉字的确是一种图画性非常强的文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清楚地反映了汉字和图画形象的关系。汉字是表意文字,汉字的形态和它的发音以及含义是紧密关联的。文字在民间生活中内容丰富多彩,在民间经过加工提炼,大量的传说、神话、游戏以及自然界动植物成为文字和美术的创作素材。这些创作素材的形成反映出劳动人民审美的继承和发展。文字、形象与民间纯朴、直率的情感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民间文字艺术。民间的文字艺术,有字有画,字在画中,画在字里;字中有情趣,画中有意味。

传统的中国民间文字书写艺术——板书中,常有龙凤、禽鸟、花卉、蝴蝶等造型。在这些“画字”中,动植物形象与文字笔画结合,形成既保留文字的可读性,又糅合具象造型的独特艺术形式。在剪纸作品《龙》、《虎》中,龙虎两字分别结合了龙形和虎形,同时保留了两字的外观特征,可看可读,别有趣味。民间艺术具有极强的可读性和通俗的趣味性。运用在农历新年的“福”字便可见一斑。“福”字是中国民间美术中特有的带有浓郁民间文化和具有普遍社会认同的文字艺术表现内容之一。在各种“福”字创作中,都不同程度的结合具象造型。在“福”字中结合的生肖动物形象,指具体的中国农历年份。依笔画顺序,“福”字造型分别展现了:天师镇宅、麒麟送子、天官赐福、刘海撒钱、和合二仙和财神,六个民间传统吉祥图式。这六个图式集合于一个字中,浓缩了对居住、繁衍、生活、财富、婚姻几个方面的美好愿望,可谓面面俱到的道出了民间百姓对生活的追求,也明确地显示了民间朴素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此类似的有大量的祈福文字,如:“禄”、“寿”、双“喜”、“春”等。这一类型的作品,无论创作方法是剪纸还是年画或雕刻,都一致地表现为:具有祈福象征的图形结合于文字造型中。这样的作品,我们从整体看,仍能清晰辨别汉字的特征:从局部看,字的内部则是象征吉祥的图画了。

(一)朴素的祈福观念

祈福观念反映了民间追求吉祥,向往美好生活的心理,这既是最朴素的生活观念,又是最朴素的创作观念。祈福观念从根本上说,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敬畏。这来源于民间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或有限的认识自然的能力和无法解决的现实问题,由此形成了对自然景象、生命和人的生命的朴素认识。二是祈福观念表现出人们希望与自然共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韩非子》中有记载“金寿富贵之谓福”,中国民间美术的汉字艺术中大量的例子表明了这种情感。“福禄寿双喜”是最常见和最普通的祈福观念艺术创作元素之一。

(二)文化和价值观念

通过文字诉求个人的价值观,通过图像体现抽象的生活理想、价值取向。“松竹梅”被称之为“岁寒三友”。作为三种植物,在自然界寒冷环境中都能够顽强生存,在中国文化借物抒怀的思维方法中,这三种植物自然发展为高尚情操和道德品质的象征。与此相同的是“梅兰竹菊”四种植物,象征了高尚品德和高贵气质,长久以来得到歌颂。广府有木棉花,为广州市市花。木棉花较大,色橙红,极为美丽。清屈大均以《南海神庙古木棉花歌》颂之。木棉树属强阳性树种,树冠高大争取阳光雨露,木棉这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及鲜艳似火的大红花,被人誉之为英雄树、英雄花。木棉花还可以做药,每逢春末采集,晒干,经拣除杂质和清理洁净后,用水煎服,可清热去湿。最早称木棉为“英雄”的是清人陈恭尹,他在《木棉花歌》中形容木棉花“浓须大面好英雄,壮气高冠何落落”[1]。汉文字不仅注重用笔结字,而且能够表现精神气质、突出个人风格

汉字艺术呈现出的独特艺术风格,不拘泥做作,语言巧妙、明快、生动,与当今设计尤其是平面艺术创作吻合。汉字艺术作品逐渐呈现出来,这些满载着乡土气息的鲜活的作品再次刺激了我们在设计工作中日渐麻木的神经,激发了久违的设计热情!面对生动鲜活的作品,我们感慨中国民间的博大,感慨民间汉字艺术的无尽魅力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诗词雅集成民间习俗

诗词是群众在生产、生活中自发创造的。群众诗词雅集活动,是民间文化娱乐习俗,在当今依然得到发展。那些散落在民间的有才气的诗人,他们也许没有头衔、没有光环,甚至只是一介普普通通的打工者。但正是这来自民间的强大力量,使中国的新诗能继承《诗经》、汉乐府民歌的精神。大量有关民间诗歌、基层诗歌的材料始于民间,反过来激励民间,有助于使中国诗歌的河流在民众的拥戴中长久流淌。特别是广府地区,文化不是装饰品,而是大众共享的大餐。在广府的诗社雅集,是文学走下殿堂融入民间文化的表现,正合广府文化大众性、兼容性的特点,也是当代民俗艺术的一朵美丽的浪花。

(一)诗词雅集的生成和发展

最早的诗词雅集,只是少数人聚头谈诗论词。后来名人组织诗社,推动诗词雅集习俗的发展。广府民间诗人结社最早见南宋名臣李昂英归隐广州后所结的《粤小记》中“吟社”[2],元、明诗人结社已成风气。明代诗人李东阳在《麓堂诗话》中曾说及:元代至明朝初,东南各省有不少诗社,多数请社会上有名望的人主持,聘请知名诗人当“考官”,年尾时出题征诗。明末广府诗人黎遂球一段佳话:他上京赴考归程时路经扬州参加雅集,以十首牡丹诗被评为第一,披锦游街炫耀,被誉为“牡丹状元”[3]。明末时广府民间青年诗人自组诗社成名。位于广府文德路的南园诗社是突出一例。1358年青年诗人孙贲(西庵)在位于河边园林建筑的“抗风轩”组织南园诗社。“狂歌放浪,剧饮淋漓”,与今天的青年在酒吧饮酒唱歌的状态相似。在《广州历代诗社考略》以及“明清广州诗人结社已成习俗,大大小小的诗社不可胜计。”[4]除南园诗社,还有越山诗社、浮丘诗社、兰湖诗社等。清代乾隆年间安徽人檀萃在《楚庭稗珠录》中已说及:“仆客粤三年,居羊城久者,见士大夫好为诗社,写之于花宫、佛院间皆满。其命题多新巧,为体多七律。”[5]在《粤东诗海》“例言”中说及民间诗词爱好者的活动:“日为校诗之会,题尚幺幺,体为律绝,六街九阳,粘题烂然。诸名士拈须叉手,屠沽贩竖亦争效之。”[6]这是典型的广府诗社雅集活动文化娱乐习俗活动。外地人(流寓之士)、卖肉的(屠沽)、小贩(贩竖)皆可参与。可见参加者的民间性、普遍性。诗的题材多为律诗、绝句,新巧的诗题贴在大街上,诗作贴在寺院等公众场所,可见这种活动的广泛性。诗社带头人都是诗学上有造诣的人,参加者都是以诗自娱的人,其中包括官员、文人、绅士、商人、僧人及市井中人。诗词娱乐还延伸为对联、诗钟活动以及饮宴时行酒令、婚礼的“题四句”等。可见广府诗词雅集是一种特有的民俗艺术活动,不是官家“殿堂”的消遣。民国以来诗社声势已大不如从前,但在广府民间的诗词爱好者很多。他们或时有与外地诗人有时唱咏,或到茶楼酒馆雅聚,相互交流评议作品,令诗词雅集得以延续。

竹枝词是最贴近大众的诗词形式,属于俗文学一类。自唐代刘禹锡创竹枝词后,这种吟咏风土人情为主的艺术形式便受到诗词爱好者的欢迎。广府便有专题竹枝词吟咏雅集。广府的征集竹枝词活动,是诗词雅集习俗的典型反映。光绪元年广府人李慕周征集诗词活动后,刻印广府第一部《羊城竹枝词》,有139名作者,473首诗。晚清诗坛大家王士祯在《带经堂诗话》中云:“竹枝咏风土,琐细诙谐皆可人,大抵以风趣为主,与绝句迥别。”[7] 从晚清到民初,广府的竹枝词被认为是岭南竹枝词的代表。写广府竹枝词其作者有两大类,一类是外地诗人来广州所作。一类是广府本地土人。本土人因熟悉地情,所作的竹枝词地方特色浓郁,更有存史价值,是研究历史、风俗、任务的参考资料。广府不少作者写下反映民间风情的竹枝词。题名或以地名、事名,如“羊城竹枝词”、“广州竹枝词”、“珠江竹枝词”、“七夕竹枝词”等。屈大均的“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段好,银钱堆满十三行。”[8]清代反映广府七夕乞巧风情的“竹枝词”,如清代何梦瑶的“七夕竹枝词”:“看月谁人得月多,湾船齐唱浪花歌,花田一片光如雪,照见卖花人过河。”[9]描写广府珠江花田夜景。晚清梁芳田的“羊城竹枝词”:飞凫一鼓去如风,夫婿家家亦自雄,我愿即君自舞剑,占鲸直出虎门东。[10] 广府荔湾泮塘地区,曾水网纵横,盛产荔枝、马蹄(荸荠)、茭笋(茭白)、菱角、桃、梅、荔等。《舆地纪胜》记:“在郡治六里,名泮塘,有桃、梅、莲、菱之属。”[11]泮塘村人当以此为生,泮塘题四句是泮塘人民的口头创作,即景就事,因事带情,咏诵了四句歌谣。清同治举人黄其表手书对联:“门接水源朝北极,路迎佳气盛西方”。民间诗词活动中还有结婚时的“题四句”。结婚前男家挂喜幛题的“四句”,是寓意吉祥的顺口溜。结婚当晚“玩新抱(戏弄新娘)题的四句,多是搞笑的游戏诗。如“筷子有一双,插实在中央。明年生贵子,请我食酸姜。”目的是要弄到新娘不好意思,被难倒,愿意受罚。题四句还把教育寓于娱乐之中的。题四句虽然艺术水平不高,艺术成就不大,但句式通俗易懂,内中引用的典故、传说、故事不少,涉及的古籍有《诗经》、《四书》以及古典小说等。

当代广府的民俗诗社活动,可见炎黄文化传统诗词艺术在民间仍有生命力。珠三角地区有很多诗社。每逢春节、诗人节(端午)、国庆(中秋)都有些大型雅集。诗社雅集促进了诗词的创作和评论,令这朵文学艺术之花永存于广府大地之上。

(二)底层打工群体的民俗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打工潮,这种历史性的人员大流动以广府珠江三角洲沿海地区最为明显。打工文学'是指反映‘打工’这一群体生活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指由下层打工者自己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创作范围主要是在南中国沿海开放城市。”[12]深圳打工者林坚创作的工题材小说《深夜,海边有一个人》、罗德远的诗歌《打工生涯》等是来自民间底层创作的记载和反映一代人精神状态和漂泊史的打工文字。打工题材小说、打工诗歌作为新民俗的一个生长点,却早已暗香浮动。它从民间的边缘化状态到进入主流文坛;从遭受歧视到备受青睐;从诞生到壮大;经历了一个艰难而曲折的历史过程。“打工文学”的出现也为新民俗文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广府民风历来比较淳朴,诗风纯正,往往从个人生活的真实感受出发,写爱情、亲情、乡情,以新民俗及新的人生百态,关注社会现实,讴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新风貌。作为地方文学,表现本土地域风情与民族特色是区别于其它地区文学的重要标志。珠三角山清水秀,风景优美,温馨荡漾的珠江水、云雾缭绕的白云山等,都是被诗人描写歌咏的对象。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往往是一个诗人成功的标记。唐德亮的作品,有的境界高远、时空阔大、气势磅礴、想象瑰丽、意象奔驰飞动,具有粗犷豪放的风格;有的诗却细致深入、委婉含蓄、清新优美、空灵隽永,具有细腻婉约的风格;有的诗将两种风格融为一体,兼具豪放与婉约之美。作为新民俗打工文学的代表,郑小琼的诗歌创作再现了后工业时代原生态的底层生活画面,呈现了城乡二元对立的时代背景下,农民工进城的艰辛历程,这是生存前沿真实的诗性记录。“生活表现得赤裸裸到令人害羞的程度,把全部可怕的丑恶和全部庄严的美一起揭发出来,好像用解剖刀切开一样……我们要求的不是生活的理想,而是生活本身,像它原来那样。因此也就是真实的,而在有真实的地方,也就有了诗。”[13] 郑小琼的打工诗歌记录了打工者的生存现实,语言平淡而有力,具有极强的新民俗现实性和情感的真挚性。她的诗歌,大多糅合了多种底层元素、民俗元素,它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因素下的产物。她笔下的底层生活,既保留了中国传统乡村遗韵,又笼罩在工业文明的包围之中,真实地再现了打工者们的血泪生活。郑小琼的诗歌,充满着嘶哑和锋利的痛楚,又赤裸裸地写出民间的、底层人们生活的无奈和无可抗拒。事实上,真正深入人心的作品,往往正是因为作者用他们独特的视角,观察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然后,告诉人们,这世界在他们眼里的真实。

从美学的角度讲,打工诗歌一如概念中的“丑”,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关注,不是因为它有多丑,而是因为这种“丑”已俨然一种来自下层民众最真实的美。对生命最本真的探讨和对底层生活最彻骨的描述,使打工诗歌以其原生态的特点,触及了读者的内心,或许这已经是诗歌深沉表达的另一种样式。

三、楹联诗钟凝聚民俗成趣

楹联作为最广泛、最普遍、最富有文化内涵,最富有民族特色的一种民俗文化,是任何其他形式所不可替代的。汉字对联这种民间艺术形式是中国文化“特产”。古代庙宇、牌坊、城隍等多有对联炫耀于世,这是民间艺术产生民族凝聚力的见证。楹联文化在广府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广府狮岭镇“中国楹联之乡”和塱头村“楹联文化名村”的美名是花都文化软实力的象征,更是花都打造全国文化先进区的丰硕成果。广府人满腔热情地支持楹联文化产业发展,楹联创作者们激情满怀地创作具有地方特征、符合时代特征佳联,深浅皆成趣,雅俗均可赏。

(一)对联奇趣一朵奇葩

民间对联何时兴起说法不一。一般认为在唐五代,古籍记载最早的一付对联是五代时蜀主孟昶所挂的“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律诗发展,讲究对仗为对联单独出现坚定基础。《渔隐丛话》《全唐诗话》等古籍记唐人的文字游戏,也酷似对联的对句。宋代时,对联逐渐推广,亦出现寿联、挽联。到了明代,因明太祖朱元璋的酷爱,使对联艺术得到大发展。“春联”一词据说是朱元璋提出来的。他亲自为阉猪人家题写门联:“双手劈开生死地,一刀割断是非根。”清代不少文人、高官写对联。连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冯云山、石达开等农民领袖也大力提倡。如石达开的“忍令上国衣冠,论诸异域;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清代对联发展鼎盛,也出了不少有关对联的书籍,如康熙钦定的《分类字锦》、乾隆的《联经》、嘉庆的《吴下谚联》、道光的《楹联丛话》、光绪的《楹联集锦》等。民国对联内容有更新,出现了对对子故事的著作,如《颐和园联话》、《对联话》、《西湖联话》等。[14]广府的一些酒楼,曾以征联活动轰动广州,如陶陶居,吸引了不少对联好手参加。陶陶居”,还有专门为那个名楼所配的脍炙人口的对联。那时,店主为了扩大影响,招揽生意,用“陶”字分别为上联和下联的开端,出重金征茶联一副。终于作成茶联一副。联曰:“陶潜喜饮,易牙喜烹,饮烹有度;陶侃惜分,夏禹惜寸,分寸无遗。”这里用了四个人名,即陶潜、易牙、陶侃和夏禹;又用了四个典故,即陶潜喜饮,易牙喜烹,陶侃惜分和夏禹惜寸,不但把“陶陶”两字分别嵌于每句之首,使人看起来自然、流畅,而且还巧妙地把茶楼饮茶技艺和经营特色,恰如其分地表露出来,理所当然地受到店主和茶人的欢迎和传诵。

广府文学中清代名诗人,流传于民间的名联不少。嘉庆年间广府私塾先生何淡如诗与书法皆知名,尤其是对联脍炙人口。他有不少妙联流传于市井之中,也受到有心文人的注意。清末广府知名小说家梁纪佩收集何淡如的对联作品,编成《何淡如先生妙联》,由广州崇德堂印行。民间流传何淡如对对联的故事不少。何淡如在饮宴时曾作如下对联:“狗子煨哝,(粤语意为焦)巧笑倩兮穿黑服;虾公蒸熟,鞠躬如也着红袍。”上联说的是广州人烹狗前先用禾草烧狗以增香气,下联说的是虾上席时的形状。狗被烧得龇牙露齿用“巧笑倩兮”形容,熟吓弯身以“鞠躬如也”描绘,令人叹服。

对联的特点是两句字数相同,分上下,彼此对仗,平仄对立,语意连贯,强弱相称。对联可分为春联、喜联、寿联、挽联、厉志联、叙事联、抒情联、状景联等。对联的艺术技巧主要分为用字的技巧、遣词的技巧,组句的技巧。如广州文化公园“汉城”联:“杨柳舞临邛,宝髻当垆,听琴人解相如渴;旌旗蔽江汉,短歌横槊,对酒何来魏武忧。”隐切指欲说偏藏。如“有客如擒虎,无钱请退之。”把意识相反的词放在一起,突出趣味性。还如为广州中顺纸业集团“洁柔”牌产品题联:“中天日朗宏开 顺景;洁质德馨长见柔情。”广府镇海楼坐落在越秀山小蟠龙冈上。该楼又名“望海楼”,因当时珠海河道甚宽,故将“望江”变为“望楼”。镇海楼气宇非凡,清末的楹联“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另联“五岭北来珠海最宜明月夜,层楼晚眺白云犹是汉时秋”。古今曾以“镇海层楼”、“越秀远眺”和“越秀层楼”先后列为“羊城八景”之一。

(二)各式灯谜竞猜成乐

粤语文化益智好玩,广州灯谜学会的灯谜大师量身订造了灯谜,内容包括了广州俗语、茶楼用语、广州文化地标名称等,如“粤语口头禅”、“‘打戏’本土剧”、“新派粤语讲古”等,去推广美好迷人的本土文化。让读者深入了解粤语灯谜的制作和猜解方法,从中更多地了解广州历史和粤语文化。文化传承要通过一些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灯谜竞猜就是其中的一种。参与者潜移默化地对广州故事和文化产生认知,继而喜爱,成为自觉的保育者。

广府的灯谜活动古籍中亦有记载。明代,广府已有灯谜爱好者(俗称谜人)明末清初广府著名文士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亦有提及:广州上元节灯市的街上悬赏猜谜,称为“灯信”。[15]晚清时,广府有些名师宿儒设灯谜馆,在门外贴上“文武候教”,邀请知音进馆猜谜。民国初年,每逢上元节,双门底(今北京路)、下九甫(今下九路)都设有谜坛,吸引众多爱好者围观猜谜。上层人家喜开谜会邀请亲友参加。学校私塾大馆的老师亦设谜会让文友、学生竞猜。广府各界都有灯谜爱好者。由于灯谜活动有群众基础,后来娱乐场所也设起谜坛襄助。广府民间谜语参与者多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是一种广泛的民俗艺术活动。后来刘万章在收集广州谜语的基础上,编辑一本《广州谜语》。民俗学家顾颉刚在序言中说:“谜语是民众们最精练的写生手段,它能在两三句话中把一件东西的特别性质指出,而又有以隐语的方式表现之,使说穿了不值什么的话竟费了对方的大力去猜。这是民众的聪敏、民众的狡猾、民众的狡狯!”[16]

广府最早成立的灯谜社叫《嘤鸣灯谜社》,取自《诗经》的“嘤其鸣矣,求其友声:颇有书卷味。灯谜社主要人物都是饱读诗书者,如老诗人梁嘉江等崇尚古典,以《文心雕龙》之“谜者,回互其辞,使昏迷也。”[17] 古典类包括《四书》、《唐诗三百首》、《古文评注》等。灯谜社吸收一些民间流行的谜语风格,增加了雅俗共赏的作品。灯谜更偏重文化和艺术味道,谜面多是取材自中国古典文学,如“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打一外交名词为“备忘录”;如果不是《三国演义》有深厚积累,一般人很难破解谜底。嘤鸣社培养了一批谜坛积极分子,为广府普及灯谜活动作出了贡献。现代的谜语所涉及的内容,不像旧时只以物和字为主,而是越来越广泛,各行各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实中和网络上都无所不包。为了更好地猜谜和制谜,要看很多的书,许多典故都了熟于胸。

(三)民间诗钟寓意恢弘

诗钟是诗钟,灯谜是灯谜,应该是风牛马不相干的两件事。但从有些方面来说,二者却有其相似之处:是令人乐此不倦的文字游戏,极富闲趣;是容人驰骋才情的好场所,足以寄怀。故好此者一进入即不能自拔,单好者有之,皆好者亦有之。渐渐地有一些“两栖”爱好者,企图和在实践中把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诗钟谜这一体裁。这些风雅隽永的诗钟,极大地丰富了楹联的写作手法,为广府楹联的成熟增添了催化剂。

诗钟始于何时很难考证。请代训诂盛行,文人为炫耀自己读书多,诗钟的要求正适应这种风气。在广府地区诗钟盛行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清末民初诗钟爱好者组建诗钟活动的《惜余吟社》,到后来的《广州诗钟社》。虽经种种磨难和战乱,诗钟爱好者仍坚持创作。最著名的诗钟好手是诗人、学者邬庆时,他的作品常在诗钟爱好者中传阅。昔人敲钟,规律极严,拈题时,缀钱于缕,焚香寸许,承以铜盘,香焚缕断,钱落盘鸣,以为构思之限,故名“诗钟”,即刻烛击钵之遗意也。钟虽小品,惊天地,泣鬼神,征夫怨妇之思,怀乡忧国之感,均可流露于寥寥十四字中,变化无穷,奥妙莫测,固属雕虫小技,亦洋洋乎大观,或谓此中兴味,胜诗十倍,经验之语也。[18]诗钟固重对仗,尤重立意,无意义之诗钟,谓之“哑钟”,敲之不响,唱之无味。盖以白粉墙对黑漆板之类,决难引人入胜,粤派之弱点,即在于此。故正宗之诗钟,须有诗之声调风格,置之于诗中,则为名诗,置之于钟中,则为名钟。或谓诗钟,须有起承转合之势,未免言之过甚,盖诗钟为七律诗之一联,古人名联,或对描事物,或直舒怀抱,绝少于一联中,备有起承或转合之势也。

诗钟的规则比较严格。一卷诗钟有两比,每比七个字,乍看如七言对联。因其声韵排列形式一如七言律诗的颔联(三四句)或颈联(五六句),故又称折枝词。但诗钟与对联不同,对联、诗联两比必同一主题,诗钟的两比一般为不同主题。对联、诗联可以宽对、拗对,诗钟一般力求对仗工整、气势均衡。诗钟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限时吟诗文字游戏,限一炷香功夫吟成一联或多联,香尽鸣钟,所以叫做“诗钟”。诗钟吟成,再作为核心联句各补缀成一首律诗,游戏结束。诗钟多半限定内容(诗题)或文字,比如诗钟分咏,限“来、去”,即上联必须有“来”,对下联的“去”字。诗钟比一般对仗要求更高,更含蓄,甚至类似谜语才好。如果限“来、去,七联”,则必须吟成七字对联七幅,“来、去”分别位于句中的七个不同位置。诗钟因为规定要用两句,故开始时有“偶句”之称,并分为分曹偶句和嵌字偶句。“分曹”是分组之意,即指分开各咏一事物,也就是分咏格诗钟。唐·李商隐有诗曰:“分曹射覆蜡灯红”,可见分曹亦早已用于射覆,所以分咏格诗钟和灯谜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二者结合在一起也是理所应该的事。

四、书法艺术风雅情调浓郁

书法、诗词、绘画被古代士大夫视之为高雅艺术,当然不会列入“通俗”的民间艺术。尤其是书法,更被认为是“官方艺术”。然而,文人毕竟当官的少,书法艺术实质上是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的艺术。

(一)广府书法的历史渊源

中国书法艺术历史悠久,以不同的风貌反映出时代的精神。书法就是汉字的书写艺术,是一门既古老而又现代的中国特色艺术。书法是“汉字文化圈”中人用来表达自己心灵情感和东方审美的一种独特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瑰宝。从甲骨文、金文演变而为大篆、小篆、隶书,至定型于东汉、魏、晋的草书、楷书、行书诸体,书法一直散发着东方艺术的独特魅力。神览历代书法,“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19]。追寻三千年书法发展史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书法的发展总是与中国社会发展同步发展,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强烈地反映着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

明末清初是广府地区书坛大放异彩的时期。崇祯年间东莞的王应华,书风独特,于雄肆之中,极抑扬顿措之致,是明代岭南书坛一大家。南海邝露书风遒丽奇雅,能楷、行、篆、隶各体书法,传世珍品较多。清代广州著名的书法名家有苏珥、黎简、宋湘、吴荣光等。苏珥的书风简朴旷达,尤擅榜书;黎简有诗、书、画、印四绝之称,行草 秀宕逸、超脱而无尘俗之气;宋湘的书法气势豪雄,其行草笔力老到,无尘俗之气。他还以蔗渣、竹叶作书,亦为世人所重视;吴荣光年青时学习苏东坡书法,离披特甚,人称“烂苏”,晚年运碑人帖,自成一家,笔力尤为奇肆。近代以来广府地区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广府书法风格也出现了新的面貌。岭南书法家努力探索、开创出新的路子。当时比较著名的书法家有“苏氏三杰”,即苏引寿、苏仁山、苏六朋以及朱次琦、陈澧、李文田、康有为等。苏引寿善于行草,纵逸不群;苏仁山书法独具一格,篆、隶、楷、行、草五体皆精,行书笔法古劲,意态奇伟。苏六朋善于创作擘窠大字,隶书亦佳。朱次琦和陈澧是岭南一代大儒。朱次琦的书法源于颜真卿,吸取欧阳询、虞世南的长处,意到笔到,力透纸背,雄浑苍秀。陈澧的行书源于米芾而辅之以李邕,法体紧劲,沉雄骏快。朱、陈的书法既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又有浓郁的风雅情调。

(二)广府书法的地方特色

书法艺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绝门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辉煌灿烂之花。广府书法源远流长,它吸收了中原深厚的书法艺术,又凸现岭南地方的特色,涌现出“白沙书派”、“竹本派”、“康(有为)体”等岭南书艺的流派和一批功底深厚的著名书法家。广府知名书法家以宋代的崔与之、李昴英为最早。他们都曾当过官,他们的墨迹也得以流传。当时的民间的哲人、诗人以余事为书,把书法作为一种个人修养的手段,并以之表现自己的精神世界,其作品的书卷气为后世书法家所推崇。名带,广府地区大学问家陈献章及其弟子湛若水等,书法皆知名。明末清初,广府书法界大放异彩。邝露各体书法皆精,书风遒丽奇雅,却生性不羁。明代移民书法家以屈大均、彭恭尹等成就最大。屈的书法清建超逸,彭的书法草书狂放而劲健,时人誉为“草圣”。明清之际广府一批书法家不受官方流行书风的影响,崇尚晋、唐书法,显示了广府文化的个性。广府西关的李文田不但是大学问家,而且书法卓然成一代大家,创独具特色的碑派书法。光绪年间康有为写了中国书法史上有名的理论著作《广艺舟双楫》。他在书法创作上用“圆笔”笔法作碑体,形成有突出个人特色的“康体”字。他的弟子梁启超,不但是大学问家,书法亦自成一格,神气内敛、意态闲雅,其书法理论也颇有见地。

广府书风的重要人物李文田,精熟唐碑博采汉、魏碑刻,参以邓石如、赵之谦的笔法,融篆隶楷于一炉,笔力酣畅饱满,意态厚重雍容,卓然成一代大家。广府硬派的领袖应推康有为。光绪十五年(1889年)写成中国书学史上的名著《广艺舟双楫》[20]。书中提出“尊碑”之说,推崇汉魏六朝之碑。此书对中国、日本书坛影响极大。康有为在书法创作上,采用以“圆笔”作牌体的特殊方法,形成独具个性的“康体”,博采众长,自成一家。康氏书法的风格,雄强朴茂,飞逸浑穆,充分展示出阳刚之美。康氏门下子弟甚多,最著名的有梁启超、崔斯哲、江孔殷、张柏桢等。其中成就最大的应数梁启超。梁氏的书法,用笔精严,神气内敛、意态闲雅,达到很高的境界。民国时期岭南书坛上还有隶书名家胡汉民、林直勉等。胡氏隶书笔意谨严,神采焕发,秀美清逸,行书用笔如飞而精紧遒劲。林氏则遍习汉代名碑,取其精华;融会贯通,自成体貌,用笔遒劲朴茂,笔力沉雄,达到很高水平。

东方美学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重含蕴而不重直露,重神似而不重形似,重情韵而不重理性。这一切美学原则,在广府的文字艺术、诗词雅集、楹联诗钟书法艺术中都得到了最完美的展现。几千年来,中国民俗艺术不但是文人墨客抒情寄兴的最好方式,同时也在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空前的欢迎,一直对国人培养良好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品德修养起着举足轻重的积极作用。广府民俗艺术最典型地体现了东方艺术的独特美学特征和东方文化无可替代之优秀,是我们民族永远值得自豪的艺术至宝。它具有世界上任何艺术都无与伦比的深厚群众基础和独特艺术特征。民俗艺术有其博大精深的文化艺术魅力,能使学习者在承转起合、飘逸灵动的线条世界里,感知生命的律动轨迹,寻找灵魂的存在价值,实现自我的发现和提升。

(刘介民,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刘小晨,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外语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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