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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曾大兴教授访谈录

2015-09-23 08:56:17 来源: 点击: 作者:

[编者按] 曾大兴教授,1958年生,湖北赤壁人,文学博士。现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文学地理学会负责人,中国词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词学与文学地理学研究,代表作有《柳永和他的词》、《20世纪词学名家研究》、《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文学地理学研究》等。曾教授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最早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早先从事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倡导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发起成立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主持召开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一、二届年会,主编《文学地理学》年刊第一、二辑。本刊特委托文学地理学学者、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李仲凡副教授就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对曾教授进行专访,整理出此篇访谈录,以飨读者。

[关键词] 文学地理 学科定位 知识体系 顶层设计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为什么要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

李仲凡:曾教授您好!您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最早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学者之一,我读过您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和《文学地理学研究》这两本专著,还读过您发表在国内一些重要报刊上的多篇文学地理学论文。据我所知,在2011年以前,您的成果基本上属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研究与文学作品的地域性研究,也就是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2011年4月19日,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建设与文学史学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一文,此后又陆续在该报和《江西社会科学》、《学术月刊》、《文学地理学》等刊物上发表多篇相关文章,倡导建立文学地理学学科。从您这两年来的成果来看,您已经开始由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转向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方面的理论探讨。请问您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为什么要倡导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曾大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说起。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我国,实际上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后期就开始了。《诗三百》中“十五国风”的采集和按地域分类,可以说是最早的文学地理学实践。《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国公子季札观周乐时对“国风”的评价,可以说是最早的文学地理学言论。季札是春秋后期人,比孔子大25岁。季札之后,这一类的言论可谓不绝如缕。例如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唐代魏征的《隋书•文学传序》、宋代朱熹的《诗集传》、明代胡应麟的《诗薮•外编》和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序例》等等,都有很精彩的文学地理学言论。文学地理学的实践也在继续。例如历代文人对各地民歌、竹枝词、地方戏等的收集和整理,大量的以地域命名的诗、文、词总集的编纂,等等,都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的实践。20世纪初期,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奠基人梁启超最早在《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一文里提出“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在他的另一篇重要文章《地理与文明之关系》(1902)里,则用了不少篇幅讲文学地理。从此以后,我国学者关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开始由片断的言论发展为较有条理的论文,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1905)、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1908)、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1934),可以说是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上最早的三篇较有条理的论文。1949年以后,由于受前苏联学术的影响,以及国内“左”的思潮的影响,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被中断。20世纪80年以后,由于学术文化环境的逐渐宽松,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得到恢复,并逐渐成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热门。我做过一个统计,从1905年到1980年这75间,在中国大陆发表的文学地理学论文只有26篇;从1981年到2011年这30年间,这方面的论文达到1100篇。1981年以前,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三地出版的与文学地理学有关的著作只有3种;从1981年到2011年,这方面的著作达到245种。首都师范大学的陶礼天教授讲,1992年以后,“中国文学地理学已渐成显学”。这个说法是有依据的。

李仲凡:我从《文学地理学》年刊第一辑里,看到了您和您的弟子辑录整理的《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从这份《索引》来看,近30年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很丰硕的。我也读过其中的不少论著。我的印象是,绝大多数成果属于实证研究,少数属于印象式的评论,真正的理论研究成果非常少见。

曾大兴:确实如此。由于实证研究的成果占了绝大多数,实证研究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例如,“地域文学”应该如何界定?“地域文学”的作者除了本地作者,是否还包括流寓本地的外地作者?地理环境如何影响作家的创作?是否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样直接?国家分裂时期的文学具有地域性,这是大家公认的,那么国家统一之后的文学为什么还具有地域性?等等,这些问题都必须从理论上予以回答。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学者们开始倡导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并且就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学地理学的研究范围、研究路径、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探索。可以说,正是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对理论研究形成了某种“倒逼”之势,促使长期处于滞后状态的理论研究不得不开始回答实证研究中提出的诸多问题。

李仲凡:但是在我看来,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还是很零碎、很初步的,既缺乏系统性,也缺乏应有的学术视野和理论高度,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或者较好地解决文学地理学的实证研究中所提出的有关问题。

曾大兴:确实是这样。所以我认为,必须站在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高度,从整体上规划和设计文学地理学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应用研究。必须下力气做好文学地理学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具有顶层决定性、整体关联性和实际可操作性特征。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我国虽然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是这种研究多是自发的、零碎的,不成系统,缺乏整体关联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顶层设计。当然,在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也缺乏一个较好的顶层设计,多是摸着石头过河,想到哪说到哪,甚至自说自话,自相矛盾,或者众说纷纭,聚讼不已,缺乏整体关联性。文学地理学不能这样。如何做好文学地理学的顶层设计?就是要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整体规划它、设计它,明确它的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使它成为一个有自己的学科定位、学科规范、知识体系,理论色彩与实践功能并重的新兴学科。这应该是我们倡导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根本原因。

二、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

李仲凡:我认为,文学地理学的顶层设计,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定位问题。文学地理学究竟是什么?这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形象就不明晰。希望能够听听您的观点。

曾大兴:这个问题问得好。在正式说明我的观点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下学术界的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学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文化地理学界的学者普遍持有这一观点,文学地理学界也有学者持这一观点。例如陶礼天就在《北“风”与南“骚”》(1997)一书中说:“从文学与地理学的关系看,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子学科即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是美学的分支即艺术社会学的一个支脉,因而文学地理学实质是一门边缘学科。”

第二种观点认为,文学地理学是一种学术方法。这个观点以杨义为代表。杨义在《文学地理学会通》(2012)“前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文学地理学的学术方法,如今已经逐渐成为古今文学研究的当家重头戏之一。”在这本书第一章的结尾部分,他又强调:“文学地理学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的文学研究的重要视野和方法。”杨义的这本书是一本论文集,事实上,在这本论文集出版之前,他已经在有关文章和演讲中讲过多次了。

第三种观点,是把文学地理研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或者“补救”。这个观点以梅新林为代表。梅新林在《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2006)一书的“导论”中说,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其发展方向是成长为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初看起来,他对文学地理学有三个定位:新兴交叉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相对独立的综合性学科。但是他又强调,文学地理学的最后目的,是“超越当前文学史研究的局限而重新构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而“当前中国文学史研究现状的明显缺失”,就是忽视了“文学空间”,因此必须进行“反思与补救”。文学地理学的三个定位最后变成了一个:即对文学史的明显缺失进行“补救”,使之成为“一种时空并置交融的新型文学史”。

李仲凡:很显然,梅新林教授所强调的是文学地理学对于推进中国文学史创新的作用,而不是它对于整个文学学科格局调整的意义。

曾大兴:最后说到我的观点,也可以说是第四种观点吧,就是明确主张把文学地理学建设成为一个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独立学科,也就是隶属于文学这个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文学地理学不仅仅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也不应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我在2011年4月19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首次提出这个观点,后来又在《江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文学地理学研究》这本书的第一章,以及在《文学地理学》年刊第一辑,多次阐述了这个观点。

李仲凡: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名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属性》,对您的观点表示赞同,同时我也就您刚才所介绍的第一种观点提出过不同意见。我认为,在学科属性上,文学地理学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不应该把它看作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从文学与地理学各自学科的发展史来看,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思想和批评实践在中外文学地理与批评史上可谓源远流长,而相关的论述在中外地理学思想史上却极为罕见。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地理学视角会给文学研究和批评带来某种程度上的解放与突变,而文学视角的引入却不会给地理科学带来革命性的变化。也就是说,从文学的角度研究地理,或研究地理学中与文学相关的内容,对于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开拓性贡献十分有限。因而,我觉得不宜把文学地理学作为人文地理学或者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看待。

曾大兴:我完全同意你的这个意见。文学地理学虽然要借鉴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而不是地理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学。文学地理学必须以文学为本位。既然以文学为本位,那它就是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不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李仲凡:还有两个问题要问您,为什么文学地理学不仅仅是文学史的一个补充?为什么不应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

曾大兴:文学地理学之所以不仅仅是文学史的一个补充,是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思维特点。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文学的地理分布与地域特点;文学史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文学的历史演变与时代特征;文学地理学的思维主要是空间思维,文学史的思维主要是时间思维。当然,地理和时代、空间和时间是有联系的,文学地理学和文学史也是有联系的。一个地域的文学是由不同时代的文学所累积的,一个时代的文学是由不同地域的文学所组成的。在考察一个地域的文学时不能没有时代的眼光,在考察一个时代的文学时也不能没有地域的眼光。因此,文学史可以作为文学地理学的一个补充,文学地理学也可以作为文学史的一个补充。但是,文学地理学不能仅仅作为文学史的一个补充,它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一如文学史也不能仅仅作为文学地理学的一个补充,它也有自己的独立性。如果文学地理学仅仅是文学史的一个补充,那么它就不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存在,它只是为了文学史而存在,这样它的发展就会受到文学史的思维惯性与研究模式的诸多限制,它就不可能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学科。

文学地理学也不应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通常大家所说的文学地理学方法,其实就是借用地理学的方法,其中主要是人文地理学的方法,真正的文学地理学方法迄今并未形成。如上所述,用地理学的或者人文地理学的方法来研究文学,实际上古已有之,并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有的。如果从周人编辑《诗三百》中的“十五国风”及《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季札对“国风”的评价算起,这样的方法在中国,至少也用了2500年。2500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文学,并没少用地理学或者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可是文学地理的研究迄今并没有达到成熟之境,原因之一,就是大家所使用的,只是地理学或者人文地理学的方法,而不是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

文学地理学的方法迄今没有形成。为什么没有形成?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内涵、品质和规范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做支撑,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学科还没有建成。学术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一种学术研究方法的形成,有待于它所属的那个学科的建成。例如我们今天研究文学,通常要使用文艺美学的方法、文艺心理学的方法,或者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等等,试问这些方法背后,哪一个没有一个已经建成的学科在做支撑呢?

文学地理学学科还没有建成,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和目标等等还不明确,学科规范也没有建立,因此它的研究方法也就没法形成,只能是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一个学科在没有真正建成之前,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总是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更不能满足于只是借用别的学科的方法。文学地理学终究要有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方法的形成,有待于文学地理学学科的顶层设计与整体建设。所以我说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因为有关学者所说的方法,其实并不是文学地理学自己的方法。我们应该花大力气从事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文学地理学学科建成了,文学地理学才会有自己的方法。

李仲凡:我参加过分别在南昌和广州召开的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的两届年会,这两届年会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讨论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问题。有学者认为,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有它成立的理由,但能不能与文学史双峰并峙,则是一个问题。如果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双峰并峙,平分秋色,那么文学这个一级学科下面的其他二级学科,例如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等,又是一个什么地位呢?

曾大兴:这个问题并不复杂。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考察文学的横向分布与特点;文学史研究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考察文学的纵向发展与演变。一个是空间维度,一个是时间维度。只有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才有可能双峰并峙,但不是平分秋色。虽然文学地理学在今天还只是一个新兴学科,还没有真正建成,还比较矮小,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它就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比肩而立了。文学批评的对象是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批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它就成了文学史的批评;如果从地理的角度批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它就成了文学地理学的批评。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也不是具体的文学史或文学地理,而是在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地理学的基础之上,抽象出某些理论、原理或者规律。如果它抽象出来的理论、原理或者规律,属于文学批评方面的,那就是文学批评的理论;属于文学史方面的,那就是文学史的理论;属于文学地理学方面的,那就是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文学批评是一个最基础的二级学科,文学史和文学地理学是两个并列的较高级的二级学科,文学理论是一个最高级的二级学科。图示如下:

文学学科结构简图

文学(一级学科)

文学理论(二级学科)

文学史(二级学科)、文学地理学(二级学科)

文学批评(二级学科)

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幅结构简图里没有列出所有的文学二级学科,例如民间文学、儿童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比较文学等等,我不过是举一反三,借以说明文学地理学在文学学科中的地位而已。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学科,是在文学这个一级学科现有的其他二级学科不能解答文学与地理环境之关系这个问题的情况下产生的。它的产生,一方面解决了别的二级学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刷新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增进了人们对文学的多样性与丰富性的了解,增添了人们对文学的兴趣;一方面又丰富和完善了文学这个一级学科,推动了这个一级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可以对文学理论这个二级学科形成某种“倒逼”之势,促使它正视并吸收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从而丰富自己的理论内涵,提升自己的实践品质,用杨义教授的话来讲,就是使文学研究接上“地气”。文学地理学既不是可有可无的,也没有“侵占”别的二级学科的地盘,更没有取代或囊括别的二级学科。因此,希望所有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其他相关学科的学者,都能满腔热情地关心和支持文学地理学的建立和发展。

三、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

李仲凡:任何一门为人们所广泛认可的学科,都有自己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这个学科是有自己的丰富内容的,不是一个空架子。那么在您看来,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主要有哪些内容呢?

曾大兴:我认为,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主要有五大板块:一是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二是文学地理学原理,三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四是文学地理学批评,五是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

第一个板块,文学地理学学术史。这是本学科的文献根基与思想根基。没有学术史的学科是根基肤浅的学科。文学地理学虽然是一个新兴学科,但是它的根基是深厚的,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的任务,就是要对21世纪以前中国和外国的各种文学文献、地理学文献以及其他文献中的文学地理学资源,进行全面的搜集、挖掘和整理,哪怕是只言片语也不要遗漏。包括辑录有关资料,编辑有关目录,整理、校勘、笺注和翻译有关著作,然后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入的研究,最后形成系统的、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学学术史》。这是一项繁重的历史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工作,需要学术界同仁的长期努力。我和我的研究生李伟煌前后花了三年时间,辑录整理了一份《文学地理学论著目录索引(1905—2011)》,收录在《文学地理学》年刊第一辑里。这份《目录索引》给学术界同仁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资源,应该说是很受欢迎的。但是这份《目录索引》的收录时间和收录范围都有限,只能说是为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料的整理开了一个头,更多的工作还要靠大家。

第二个板块,文学地理学原理。这是本学科的知识主体,包括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与目标,文学地理学的价值与意义,文学地理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文学地理学的定位与学科属性,文学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地理环境影响文学的途径,文学反作用于地理环境的表现;文学家,文学家族,文学活动中心,地域性文学流派,地域性文学社团,地域性文学群体,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文学家的地理基因与童年记忆,本籍文化与客籍文化;地域文学,文学的地域性,文学与方言,文学与民俗,文学作品的地理空间与地理景观;虚拟文学景观与实体文学景观,文学空间,文学的地域分异,文学版图,文学传播的空间与路径,文学接受与文学批评的地域性等等。

需要强调的是,文学地理学原理的首要任务,是明确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一个学科能不能成立,关键在于有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具体言之,就是三句话: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点与地域差异,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家、文学作品和文学接受者,地理环境则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文学地理学原理的中心任务,就是通过文学家(包括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活动中心等)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构成的影响;还要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活动中心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实体文学景观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文学地理学原理必须对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并予以合理的解释。

第三个板块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这是本学科的工具系列。广义的研究方法包括两类,一类是指导和规定学术研究应该如何开展的规则和程序,一类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技术方法。仅就技术方法来讲,文学地理学的方法又包括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凡是文学的其他二级学科能使用的方法,文学地理学都可以使用。这类方法属于一般方法。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是文学地理学自己的方法,也就是特殊方法。如上所述,文学地理学至今还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它所用的还是地理学的方法,其中主要是人文地理学的方法。在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还没有真正建成之前,借用地理学或者人文地理学的方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这些方法主要有文献逻辑推证法、统计计量法、数理模型法等等,但是每一种方法都有其长处和短处,文学地理学学者应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用其所长而避其所短。

我要强调的是,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与文学史的研究是有明显不同的。文学史的研究可以关在书房里利用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除了使用文献资料,还必须走出书房,对文学家的出生成长地、流动迁徙地、文学作品的产生地,以及文学作品本身所描写的自然、人文景观与地理空间等等进行实地考察,所以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特别值得借鉴。

李仲凡:另外还有台湾学者简锦松教授的“现地研究法”,是否也可以借鉴?

曾大兴:当然可以。简锦松为了考察唐代诗人“写作的场域”,以及诗中的某些地理景观,例如瞿唐峡、乐游原、枫桥、鹳雀楼等等,不仅多次进行实地考察,甚至连一些现代测量仪器如GPS卫星定位仪都用上了。他的“现地研究法”值得我们注意。他在《唐诗现地研究》(2006)一书的“自序”中介绍说:“现地研究法,简单说来,就是把本来只在书房里做学问的方法,移一步,到古人写作的现地去,文献资料在这里考核,诗句内容在这里印证,从而得到更接近作者真实的诠释。” 简氏解释说,他所谓的“现地”有三:“一是真实的山川大地”;“二是曾经亲历其地者所记录的世界:传世的诗文、碑志、专书等等,都是写于当时人之手,如果从记录当代的眼光来处理这些文献,便可以得到现地资料的效果”;“三是古人生活的客观条件。了解古人的生活越多,便越容易接近古人写作的场域,而这些资讯往往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可直接作为证物,如五更昼夜的算法、桥梁道路的网络、律令民生的规范、车马人行的程数、官职升迁的常变,乃至于煎茶与点灯等细微之处,不胜指数”。可见简氏的现地研究法的内涵比单纯的田野调查法要丰富,它实际上是“文献解读与现地测量”相结合。

需要指出的是,简氏的现地研究法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地重现”作者“写作的场域”,但是它仍然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简氏总结说:“现地研究,并不只是历史地理的探讨,它是立足在文学研究上,尽一切可能向原作者时代收集物证,并以严谨的论证过程和现代仪器程式进行检验的鉴识科学。”我们知道,地理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是有差别的,地理学的真实与文学地理学的真实也是有差别的。简氏的“鉴识科学”最多只能实地重现作者的生活环境与写作环境(写作的场域),而很难实地重现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由于文学的形象思维的作用,作品中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与现实中的地理空间和地理景观已经有了出入,或是移位,或是变形,或是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例如王之涣《登鹳雀楼》所写“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这两句诗中的“山”和“海”这两个地理景观,站在鹳雀楼上是根本看不到的。简氏也承认,“句中之山,并不是具体实存、目力可及的山脉”,因为“在鹳雀楼上朝落日的方向看,根本就没有山” 。至于“海”就更不用说了,鹳雀楼在今山西省永济县蒲州镇老城的东关城上,如何能够看到海? 又如莫言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与现实生活中的高密东北乡也是有差异的。我们可以通过现地研究法来实地重现莫言的生活环境与写作环境(写作的场域),但是不可能实地重现他在作品中所着力营建的那个“高密东北乡”。作品中的“高密东北乡”包含了太多的内容,它并不是生活中的那个高密东北乡的简单复制。

文学地理主要有三种样态,一是作家地理,一是作品地理,一是作品传播地理。作家地理与作品地理是有差异的。简锦松的现地研究法可以实地重现作家地理,即作家的生活环境与写作环境(写作的场域),也可以重现作品传播地理,但很难实地重现作品地理,即作品中的地理环境和地理景观。要想实地重现作品地理,除了需要考察作家“写作的场域”,还要考察作家的“地理基因”和“童年记忆”,考察他的 先结构对写作的场域所起的作用。地理环境对文学作品的影响决不像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样简单和直接,它必须以作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等等为中介。因此文学作品的地理呈现与客观地理是有差异的。同时,文学地理学也不是简锦松所谓的一种“鉴识科学”,它是以形象思维为主、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相结合的一个人文学科。因此,简锦松的现地研究法也是有局限的。但是,他的这个方法可以实地重现作家地理和作品传播地理,它离我们所期待的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已经不远了。如果有志者能够在这个方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提升和完善,那么就有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文学地理学的方法。

李仲凡:请您接着谈第四个板块和第五个板块吧。

曾大兴:第四个板块,文学地理学批评。这是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在批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文学地理学批评的范围是很广的,所有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地理现象,包括大大小小的实体性文学景观,如黄鹤楼文学景观、西湖文学景观、敬亭山文学景观等等,都属于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对象。文学地理学批评至少有两个目的,一是解读、评价具体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地理现象,解读、评价有关的文学地理景观,二是为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的写作积累个案材料。

第五个板块,就是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如果按地域来分,最大规模的文学地理是世界文学地理,其次是洲别文学地理,如亚洲文学地理、欧洲文学地理等等;再其次是国别文学地理,如中国文学地理,法国文学地理等等;再往下分,则有各个国家的分省文学地理,如陕西文学地理,湖北文学地理等等。如果按文化区来划分,则可以有基督教文化区文学地理,伊斯兰教文化区文学地理,佛教文化区文学地理等等,或闽台文学地理、吴越文学地理、燕赵文学地理等等。当然还可以按语言分为大大小小的文学地理,如英语文学地理,法语文学地理,葡语文学地理,华文文学地理,或者吴语文学地理,粤语文学地理等等。也可以按文体分为小说地理、诗歌地理、戏剧地理等等。另外还有文学传播地理,也可以有多种层次。总之,可以有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

李仲凡:关于文学地理学学科的知识体系,我也有过一个初步的设计,就是四大块,即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文学地理学原理,文学地理学批评,文学地理学方法论。我称之为文学地理学的四大支柱。您的这个设计与我稍有不同,您增加了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这个板块,一共是五大板块。我想请教您,为什么要增加这一个板块?还有,您设计的这五大板块之间有没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

曾大兴:各种各样的文学地理,包括各种类型、各个层面的文学地理,不仅仅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或重要内容,而且是文学地理学研究成果的最终呈现,就像各式各样的文学史,是文学史研究成果的最终呈现一样。为了写作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我们需要从事文学地理学学术史的研究,以便从中汲取有关材料和思想;我们需要从事文学地理学基本原理的研究,需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和一套概念;我们需要从事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实验,需要有自己的方法;我们还需要针对大量的作家、作品和文学地理现象进行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需要积累大量的素材。我们既然做了这么多的前期工作,那么人们就有理由问我们:我们的最终成果是什么?很显然,我们的最终成果,就是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因此在我的设计方案中,就有了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这一个板块。

这五个板块之间是有一种内在的逻辑关系的。文学地理学学术史是这门学科的学术根基,文学地理学原理是这门学科的基础理论,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是这门学科的学术规范与操作方法,文学地理学批评是这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各式各样的文学地理是这门学科的终端成果。五个板块相互匹配,有机衔接,由此构成了文学地理学学科知识体系的“整体关联性”。

需要说明的是,文学地理学作为一个新兴的可持续发展的学科,可以不断地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可以不断地容纳新的知识,它的知识体系是开放的。今天我们所设计的这个知识体系,只是就我们今天所能想到的而言,并且只能言其大概。相信今后会有人来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它。

四、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建成之可能

李仲凡:据我所知,国外也有文学地理研究,并不只是中国才有。有学者讲,文学地理学的故乡在中国。您认为这话有依据吗?

曾大兴:国外确实有文学地理研究。例如在法国19世纪批评家史达尔夫人的《论文学》(1800)、《论德国》(1813)里,在丹纳的《英国文学史》(1869)和《艺术哲学》(1869)里,就有文学地理学方面的言论。这几本书都有中译本。又据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1958)一书介绍,法国学者 A•迪布依出版过《法国文学地理学》(1942)一书;另一名法国学者安德烈•费雷出版过《文学地理学》(1946)一书。这两本书都没有中译本。另外在英国、美国也有文学地理研究。例如在英国当代学者迈克•克朗所著《文化地理学》一书里,就有《文学地理景观》这一章。他讲文学地理景观是以地理为本位,不是以文学为本位。他的这本书也有中译本。

需要说明的是,国外虽有文学地理研究,但是起步比中国晚得多。国外的文学地理研究,以法国为最早,但是同中国相比,要晚2300多年。中国最早讲文学地理的人是春秋时期的吴国公子季札(公元前576—前484),法国最早讲文学地理的人是史达尔夫人(1766—1817)。中国最早使用“文学地理”这个概念的人是梁启超,见其《中国地理大势论》(1902);法国最早使用“文学地理”这个概念的人应该是A•迪布依,见其《法国文学地理学》(1942)。从学术起源的角度来讲,文学地理学的故乡在中国这句话,不是没有依据的。

李仲凡:那么,文学地理学学科有可能在中国建成吗?

曾大兴:国外有文学地理研究,但是没有文学地理学学科。人们对文学地理研究的热情与重视程度远不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例如法国学者罗贝尔•埃斯卡皮就在《文学社会学》(1958)一书中这样说:“几年来,流行着文学地理学。也许不应该提出过高的要求:强调地理学,会迅速滑向地方主义,而从地方主义,又会滑向种族主义。”这说明文学地理研究在当时的法国是不受重视的。五十多年以后,仍然不受重视。2009年10月20日,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的歇乐•科洛教授应邀来北京师范大学演讲,演讲的题目就是“文学地理学”。据他介绍:“文学地理学在法国,还只是文学史的一个补充,现在文学史在法国仍然是统治性的学科。”国外的文学地理研究成果,稍微多一点的就是法国,而法国的文学地理研究还只是文学史的一个补充,不是一个学科,其他国家的文学地理研究就更不可能是一个学科了。

我认为,文学地理学学科是有可能在中国建成的,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建学科犹如海上行船,首先必须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定位不准确,就不可能到达我们所希望的彼岸。如果我们把文学地理学定位为一个与文学史双峰并峙的独立学科,而不仅仅是文学史的一个补充,不仅仅停留在一个方法的层面,更不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那么它就有了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们根据这个定位,做好它的顶层设计,然后根据顶层设计的要求,一步一步地去做,一步一步地努力前行,那么这个学科在中国建成,就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其二,我国是一个疆域广大的国家,国土面积在世界上居第三位。我国的地理环境又非常复杂而多样。可以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我国这样具有如此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正是在这块疆域广大而地理环境复杂多样的国土上,产生了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有文字记载的文学。我国文学的历史之长远,内容之丰富与形式之多样,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个背景告诉我们,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在中国建成,早就具备了地理的条件和文学的条件。

其三,文学地理学在中国,有一个博大深邃的思想背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讲过这样几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讲做学问要考究天人关系,要阐明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有广阔的空间意识。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讲做学问要贯通古今,要把握历史的变化规律,要有深邃的时间意识。只有达到天人合一、时空交融、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境界,这个学问才有可能“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这几句话的思想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易经》,它的经典性一直为人们所认同。所以中国的学问或者学科,一般都有时、空两个维度。文学地理学学科意识的产生,就是为了从空间这个维度来研究文学,从而与从时间这个维度来研究文学的文学史相对映,进而使文学这个学科真正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境界。这就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在中国建成的思想背景。这种思想背景不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拥有的。

其四,中国学术既追求一种天人合一、时空交融的境界,又具有一种强烈的实践理性精神,讲求经世致用。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与文学的其他二级学科相比,其实践品质更为突出。文学地理学研究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文学的地域性,不仅可以刷新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增添人们对文学的兴趣,还可以作用于人们所生活的环境。例如,研究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可以恢复人们对于大自然的记忆,帮助重建人们与大自然的联系,培养人们对于大自然的亲和感,进而达到保护大自然的目的;研究文学与人文环境的关系,可以启发人们对于现实人文环境的思考,唤起人们改善现实人文环境、优化现实人文环境的热情;研究文学地理景观,则可以为文化资源、旅游资源的开发等等提供重要的参考。文学地理学的这一实践品质,使得它受到社会的广泛欢迎。这是这个学科可以在中国建成的社会基础。

其五,在中国,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在从事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有老一辈学者,有中年学者,更有大量的青年学者。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产生的文学地理学论文中,硕士、博士论文占三分之一。青年学者在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所表现出的高度热情与实干精神,显示了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在中国的光明前景。这是文学地理学学科可以在中国建成的人才优势。

李仲凡:感谢您一连回答了我这么多的问题!您的回答不仅让我大受裨益,相信对所有关心文学地理学的人士都会有重要启发。再次感谢曾教授!

(曾大兴,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文学地理学研究中心主任;李仲凡,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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