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演义》是黄世仲有意配合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在从事的种族革命斗争而创作的一部历史小说。对此，研究者早有认识。早在20世纪30年代，阿英就指出，世仲后期著作“颇富于革命思想，《洪秀全演义》尤为特出之作”[1]。而后1943年，冯自由首次披露了黄世仲的革命者身份和经历，并指出其“倾心民族主义”[2]。随着黄世仲生平研究的深入，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鼓吹手和从事者的身份进一步被披露，人们对他鼓吹种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创作意旨也有了更清晰的认识。1961年，宋平首次将《演义》归入“革命历史小说”的范畴，说明它不仅有历史演义的特征，更有鼓吹和宣传种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自觉追求[3]。自此，革命历史小说便成为近代小说的一个新类别。而《演义》实为此类小说的一个艺术性与革命性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不过，学界虽然对黄世仲借《演义》鼓吹种族革命的创作意图有所申述，但由于缺乏具体的论证而失之于肤泛。笔者认为，要想较准确、深入地把握世仲的创作意图，至少须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为什么黄世仲会有这样的创作意图；第二，此种创作意图在小说的情节内容上有何体现；第三，此种创作意图实现的效果如何。

一、创作意图探因

显然，了解《演义》创作前后的时局背景如何，以及作者在此时局背景下的思想状态和社会活动，对于探明《演义》的创作意图是很有必要的。

黄世仲生于1872年，其时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刚过去不到十年，革命对广东地区震动之余波尚在。而世仲恰好出生在番禺，与洪秀全的家乡花县毗邻。其父祖辈对洪秀全的事迹与传闻，自然耳熟能详，世仲即自谓“童时与高曾祖、父老谭论洪朝”，且“每有所闻，辄笔记之”[4]。这或有夸张、不实之处，然其少年时因反复闻说太平军事，以至于对太平天国将领心向往之，并潜生为其作文立传的欲望，自是顺理成章之事，这对他后来创作《演义》无疑起到了情绪酝酿和心理准备的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相继侵入中国。广州作为中国沿海的极重要门户，首当其冲，成为帝国主义侵害最惨烈的地区之一；同时广东又历来是清王朝横征暴敛的重要地区，每次战败后的赔款，都以广东摊派最多。在帝国主义与满清政府的双重压迫下，广东民众生活之艰难苦痛，较其他省份更剧烈，从而对清廷之失望，较中国其他地区也更为决绝。与之相应，广东地区汉民族民气也在积弱中崛起，成为反帝、反清的旗帜性阵地。如三元里人民抗英运动、洪秀全起义、陈开起义，及后来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斗争，或抗侮图存，或反满自立，一时主导了近代中国革命的潮流。与这种历史潮流相呼应，洪秀全在广东民间的形象，绝非恣行邪教的“发逆”或“乱匪”，而是伸张种族大义的汉民族英雄。无疑，这种对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领袖的英雄式的认同，是黄世仲以太平天国革命为题材进行创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大体说来，广东汉民族民气的强悍，仅作为一种熏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仲的成长。至于世仲种族革命思想的逐渐成形与挥发，则并非在广州，而是在南洋和香港。

1893年，世仲二十一岁，因家境窘困，与兄长黄伯耀同往南洋谋生。他“初至吉隆坡，充某赌馆书记”，靠笔耕为生，并开始与各工界团体往来，“华侨各工界团体以其能文，多礼重之”[5]，如此者数年。吉隆坡为清廷势力所不及，西人及华人学生较多，言论与思想上较自由，因而对开阔世仲之眼界、开明其思想有较大影响。这一时期的文字锻炼，及其与工界团体的接触，对世仲以后的新闻工作和文学创作等，无疑都起到了未雨绸缪的作用。此外，不可忽视的是，此时的新加坡，正是中国国内革命派与保皇派争夺海外支持的一个重要阵地，这与世仲思想的转变与成熟有着重大关系。

1896年，戊戌变法失败，光绪被幽禁，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于美洲、南洋等地致力于“勤王保皇”宣传与筹备活动，得到海外许多爱国商人的支持，时居新加坡的侨商邱菽园便是其中之一。1898年，邱菽园创办《天南新报》，以之为舆论利器，声援康派保皇思想；同时在新加坡成立保皇会，自任会长，捐款资助康氏的“勤王保皇”活动。《天南新报》创办前一年，世仲便已自吉隆坡前来新加坡谋生，作为一个关心时事的知识分子，他对《天南新报》及保皇党的活动，当有所接触。但世仲内心于保皇实无好感，故对此报纸及保皇派的活动，并未投入多少关注。

然而在1901年后，《天南新报》的保皇色彩开始淡化。原因是邱菽园与康有为因起义策略、经费使用等意见相左而渐生嫌隙，加上清政府又以逮捕邱氏家乡族人相要挟，邱氏遂于1901年10月22日在《天南新报》上发表《论康有为》一文，公开与康有为绝交，一个月以后，更辞去报社总理一职[6]。自此，《天南新报》逐渐走出康氏保皇派的拘囿，世仲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关注《天南新报》，并在报上投稿的。

1902年7月18日，世仲在《天南新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政论《作气论》。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政论与时评。其政论所展现的酣畅笔风和淋漓才气，立即引起该报的注意。7月29日，在发表初篇政论短短十日后，世仲即正式进入《天南新报》社，担任该报主笔。而其时正是康有为保皇派和孙中山革命派，为争夺海外华人势力支持而展开激烈论争的时期，世仲革命思想的确立，正是在两派论战交锋的过程中完成的。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流亡日本。孙中山闻此消息，极力争取康有为、梁启超，欲借重其影响，共同完成反清革命之大业。1898年10月26日，康、梁抵日本未十日，孙中山便请宫崎寅藏代为致意，向康有为表示欲赴东京亲见慰问，并商榷以后合作问题，“然康得清帝之眷顾，以帝师自居，目革命党为大逆不道，深恐为所牵累”[7]，故托事不见。此后，孙中山等又多次努力，试图说服康有为，然康终不愿负光绪帝的知遇之恩，坚持勤王保皇的立场，合作之门由此关闭。两派既不能和衷共济，则必因宗旨之不同，而水火难容。随之而来的是，两派为各自之发展壮大，争夺海内外舆论与财力支持的斗争被提上日程，并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内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其时，新加坡作为华裔云集之地，自然成为两派争夺的焦点之一。

世仲在新加坡与革命派的接触，当在入主《天南新报》之前几个月。约在1901年底至1902年上半年间，孙中山密友、革命派的重要领袖尤列，便在新加坡等地创立了兴中会的外围组织中和堂，并添设各种革命书报，以“开通民智”，向农工人士“发挥反清复明之宗旨”[8]。其中，兴中会于1900年在香港创办的机关报《中国日报》，亦在发行之列。世仲当即在此时接触到中和堂和《中国日报》。未几即与尤列结识，随即于入主《天南新报》之前后，加入中和堂，开始“倾心民族主义，尤喜读香港《中国日报》，恒不去手”[9]，并“益好读欧美新思想论著、稗史小说、《中国日报》，关注中山先生言论、革命运动取向……促使其视野为之一变，笔锋脱颖而出，政论旨趣渐弃维新，而与中山思想若诸音符之协耳”[10]。如世仲发表于《天南新报》的一些政论即表现出明显的种族革命思想。他于1902年9月15日发表的《拟清之汉臣张广泗、柴大纪合传说》，评张、柴二人之死，乃因“二子不明满汉之界所分，而欲以功业毅然自立”；1902年9月20日发表的《国债危言》指出，国债过重，首罹其害者是汉人，因还债全凭“剥尽汉人”来实现，“实无伤满人分毫也”。1902年9月23、26日，他在《天南新报》接连发表的《国民说》，则直接呼吁国民“举义旗”以攘大敌：

夫满人之于中原，犹外府耳，任取舍死生于其手，今又重之以行抽，益之以外息，则十八省之州县，不为齑粉，四百兆之人类，不为刍狗者几何也。彼波兰、埃及、波亚、菲律宾之近史，岂未之闻耶？夫波兰、埃及、波亚、菲律宾之国民，何尝不举义旗以抗大敌哉？然事卒无济者，直以不能慎图于始，而徒为竭蹶于终耳。前事不忘，后事可鉴。此亦中国后来之问题，而国民目前之炯镜也。噫，二百余年，昔既被灭于他人，今复强凌于外国，有国民之责者，幸知重焉!

1902年9月30日发表的《说群》，竟以“若群”之称呼，不点名地对革命派群体提出了期望和建议：

吾所以殷殷然为若群告者，独以种族危亡，间不容发，其责望于若群甚非浅鲜耳。安得大英雄大豪杰，起而提倡之、表率之，使若群之精神性质既合，而若群之势力自膨胀而益坚。自兹而往，吾深望若群之百折不磨也。自兹而往，吾又恐若群之一蹶不振也。翘首望之，尤不禁抚膺惜之。

1902年10月24日发表的《论平满汉之难》再次指明，满汉不可能平等，汉人欲求解放，唯有推翻满清政权而取代之：

故国计愈亟者，民智愈开，莫不思二百年桎梏之余生，受压制于他族千斤铜闸之下，为之气冲天、足顿地，而翻然悔恨者。夫悔恨之心生，即愤激之心亦由是而生，举从前界限之严，压力之重，必谋有以撼之、摧之以求底于平。

由上述几篇政论可见，从1902年7月入主保皇派报纸《天南新报》始，至同年的9、10月止，短短两三个月内，世仲便已成长为宣扬种族革命的斗士。尤列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即于1902年冬，迫不及待地推荐世仲出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

1903年4月，世仲离开新加坡前往香港，正式开始在《中国日报》工作，从此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舆论制造的主力战将。他甫至香港，便与《岭南报》主笔胡衍鹗就1月28日洪全福起义因走漏消息而失败之事，展开激烈论战。胡衍鹗对起义失败冷嘲热讽，攻击革命排满为大逆不道。世仲著论斥之，持矛刺盾，异常透辟，“双方笔战逾月，粤垣志士纷纷投稿为《中国日报》声援，而革命书报在粤销场为之大增”[11]，“于民族主义阐发，收效非鲜”[12]。未几，世仲又在《中国日报》发表长篇政论文《辨康有为政见书》，对康有为此前抛出的“只可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论断，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驳。该文犀利激越，驳论有力，读者反响强烈，于宣传种族革命道理有很大的鼓动作用，故《中国日报》旋即发行此文之单行本。此单行本之出版，在章炳麟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之前，因此其分量和影响，堪与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颉颃。

世仲进入《中国日报》后所发起的这两场气势如虹的论战，标志其资产阶级种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思想的成熟。

如果说保皇派与革命派的激烈论战，让世仲产生以文字鼓吹革命之使命感的话，那么他创作《洪秀全演义》的直接机缘，则来自刘成禺的历史著作《太平天国战史》。而《太平天国战史》的撰写，又源自孙中山的授意。孙中山之所以授意撰史，与保皇、革命两派争夺海外阵地的斗争直接相关。

在争夺海外支持者的竞争中，保皇派走的是“勤王”路线，将拯救光绪帝这一万乘之主的崇高感，赋予海内外支持者，故一时支持者甚众。孙中山反击的方式是，强调种族界限，指出保皇派所勤之王为异族夷种，而非汉家正脉，故海内外华人当行之事不在勤王，而在“驱逐鞑虏”、“反清复明”，恢复汉家天下。因海外华人多为汉族，故孙中山此论的提出，亦颇合海外华人的内心诉求。两派主张各有千秋，决定胜负手的关键，在于海外华人帮会组织的政治思想倾向。

海外华人帮会组织，最初源自清初反清复明的各种帮会组织，如三点会、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彼此间难以细分，而皆以“反清复明”，恢复“洪武”朱氏汉室为宗旨，故一般统称“洪门”会党组织。后因清政府严酷镇压，在国内无生存、发展的空间，遂有一部分洪门人士流亡海外，吸纳侨众，从而在海外得以发展壮大。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一部分太平军将士逃往海外，并加入此组织，致使洪门会党进一步壮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达到鼎盛。单就北美洲而言，洪门会党组织便有几十个山堂，美洲“华侨列籍堂内者占十之八九”[13]，会众20余万。

正因为北美洲洪门会党组织的庞大规模与势力，两派都清醒地认识到，能否借重此种力量，足以决定两派的前途。事实上保皇派已先行一步，在洪门领袖中培植了部分亲保皇派分子。迫于情势，孙中山于1903年10月亲赴檀香山，竭力与洪门各山堂领袖接触沟通，以扭转劣势。1903年11月24日，在檀香山洪门山堂“致公堂”领袖钟水养的帮助和主持下，孙中山正式加入洪门，并得以镇封为“洪棍”之职(洪门职位在海外分为三级：元帅称“洪棍”，军师称“白纸扇”，将官称“草鞋”)[14]。保皇派闻讯大惊，急忙作祟刁难，然终无济于事。自此孙中山开始一步步改造洪门的组织与章程，吸纳革命党人入会，使之逐渐褪去保皇的成色，而向种族革命靠拢，而保皇派遂江河日下。

孙中山授意刘成禺撰写《太平天国战史》，便在孙中山加入洪门的前一年，其时孙中山急于接近洪门，于是便采取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即由革命党人来撰写《太平天国战史》，一改清廷为洪秀全等太平军将士所定的“发逆”、“乱匪”之罪名，而赋以英雄之光华，以期赢得洪门会党中太平天国遗裔及其他会众的好感与支持。因此，孙中山结识刘成禺不久，即于1902年某月某日，约刘前来商讨撰写《太平天国战史》之事，并郑重嘱托道：

太平天国一朝，为吾国民族大革命之辉煌史，只有清廷官书，难征文献。曾根先生所著《满清纪事》，专载太平战事，且多目击。吾欲子搜罗遗闻，撰著成书，以《满清纪事》为基本，再参以欧美人所著史籍，发扬先烈，用昭信史，为今日吾党宣传排满好资料，此亦犬养先生意也。吾子深明汉学，能著此书，吾党目下尚无他人，故以授子。此吾党不朽之盛业。[15]

刘成禺深知此事关系重大，旋即根据孙中山、曾根俊虎及犬养毅提供的书籍，参考英日各书、中国野史及官书等，进行编撰，于1903年写成《太平天国战史》，全书共十六卷。其时孙中山刚入洪门，亟需该书统正洪门会众之思想，加强其种族革命之信念，遂迫不及待地在东京祖国出版社印行前六卷，并亲自为之作序，序云：

满清窃国二百余年，明逸老之流风遗韵，荡然无存。士大夫又久处异族笼络压抑之下，习与相忘，廉耻道丧，莫此为甚。虽以罗、曾、左、郭号称学者，终不明春秋大义，日陷于以汉攻汉之策，太平天国遂底于亡。岂天未厌胡运欤？汉子孙不肖应使然欤？抑当时战略失宜有以致之欤？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一代典章伟绩概付焚如，即洪门子弟亦不详其事实，是可忧也。汉公搜辑东西太平遗书，钞译成册，中土秘本考证者不下数十种，虽当年遗老所见所闻异辞，文献足征大备，史料官书可据者录之，题曰《太平天国战史》，洵洪朝十三年一代信史也。太平一朝，与战相终始，其他文艺官制诸典不能蔚然成帙；又近时官书伪本流行，关于太平战绩，每多隐讳。汉公是编，可谓扬皇汉之武功，举从前秽史一澄清其奸，俾读者识太平朝之所以异于朱明，汉家谋恢复者不可谓无人。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编。亦足征高曾矩镬之遗，当世守其志而勿替也。予亦有光荣焉。[16]

序中所言“洪门诸君子手此一篇，亦足征高曾炬镬之遗，当世守其志而勿替也”，很明白地道出《太平天国战史》撰写之目的在于争取洪门会众的支持。事实上，该书也的确在洪门中起到了积极的宣传效果。孙中山对此书甚为满意，因此他在檀香山加入洪门后不久，即招刘成禺前来，入主《大同日报》笔政。

《大同日报》本保皇派领袖康有为弟子欧榘甲所创，为檀香山洪门会党——致公党之机关报，其言论带有明显的保皇色彩。孙中山加入洪门后，即着手改组此报。于是欧榘甲被赶走，刘成禺应命而来，“自是大倡革命排满，放言无忌，美洲华侨革命思潮之激荡，刘之力为多焉。”[17]未几，刘成禺亦被封为“洪棍”，可见《太平天国战史》作为宣传种族革命理念的史书，具有为洪门修史的性质，在洪门会党中有笼络人心的重大作用。

了解了海外洪门会党的支持对于孙中山革命派的重要性，及《太平天国战史》对于鼓动和改造洪门会众的意义后，再来看《洪秀全演义》的创作意图，便有了更准确、清晰的视角。我们完全可以推想，黄世仲于1905年开始创作《演义》，其意也在于对洪门弟子乃至天下汉人进行种族革命理念的宣传，甚或其创作还得到了孙中山的授意。即便未曾授意，世仲出于对满清政治的失望、种族革命的向往，也势必将种族革命的理念融于其创作中。因此，《演义》的发表和出版，不仅相当程度上取材于《太平天国战史》，而且在宣传效果上，与后者异曲同工或更甚之。正如章炳麟在《演义》序言中所指出的，《太平天国战史》虽“文辞骏骤，庶足以发潜德之幽光，然非里巷细人所识”，而《洪秀全演义》则有文辞“适俗”的好处。言下之意，《洪秀全演义》于宣传种族革命，在效果上较《太平天国战史》更具有平民的普及性，从而影响更广更深。

颇有意味的是，1905年6月4日起，世仲在《有所谓报》上连载《洪秀全演义》后不久，即于是年10月中旬，经孙中山批准，加入了刚成立的同盟会香港分会，成为香港第一批会员。孙中山还于乘船赴越南西贡的匆忙行程中，在香港做短暂停留，亲自在轮船上为世仲等主持入会宣誓仪式。未几，世仲便当选为同盟会香港分会之交际员，进入革命派领导层。显然，世仲对孙中山的提携是知恩图报的，甫加入同盟会香港分会，就于10下旬陆续发表了《康有为》、《明夷》、《呆人》、《傎人》、《北海南海》、《为，母猴也》、《先生，牛也》、《爱亲恶罗》、《康庄大道》、《长素》、《伪革党》、《保太子》等一系列谐文，支持孙中山，讽刺和批判康有为。孙、黄之间的这种示好与回报，正好发生于《洪秀全演义》开始连载之同年，《演义》的连载发表，适逢其时地契合了孙中山种族革命的主张及其以各种形式宣讲种族革命的迫切需要。

《演义》在革命派中的反响，亦证实了上述观点。1906年，章炳麟在日本与孙中山亲密合作，共举种族革命大旗，并在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之时，欣然为尚未成书的《演义》作序，而《民报》亦刊登了《演义》的广告[18]，由此可见革命派对《演义》的重视。在1907年香港同盟会机关报《中国日报》发行《演义》的单行本后，该书于南洋、美洲、港澳产生了巨大反响。据冯自由回忆，是书“出版后风行海内外，南洋美洲各地华侨几于家喻户晓。且有编作戏剧者，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深且巨”[19]。冯秋雪亦说：“在我个人回忆之，《洪秀全演义》一书发表之后，省港澳门风行一时，几于家喻户晓，在鼓吹民族革命作用上，可与甲辰年间东京出版之《太平天国战史》，后先辉映。”[20]这都说明《演义》及时顺应了种族革命的时代潮流，对种族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以上对1905年开始《演义》创作前后，世仲的思想发展状态、社会活动以及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等做了简单的梳理。据此，可以肯定，世仲在创作《演义》时，必然会将反清种族革命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蕴含于笔端，糅合于其情节设置与人物塑造之中。而这种创作意图，在作品中也确乎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创作意图之体现

此处须先对种族革命与民主革命两个概念做一界定。本文所指之种族革命，即汉民族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本文所指的民主革命，指为平民求得自由、平等权利的革命。因中国的平民，以汉族为绝大多数，因此民主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种族革命，故本文以种族革命一以概之，并不将二者截然分开。

种族革命的创作意图，在《演义》中表现为明暗两方面：明的一面，即在小说中，或以叙事人口吻，或借书中人物之口吻，直接阐明其种族革命的主张和道理；暗的一面，则表现在战役选择、情节设置、人物刻画的褒贬、详略诸方面。

关于《演义》的创作意图，世仲在自序及正文中，有多处阐发。如他在《演义》自序中就力批成王败寇之说，为洪秀全正名：

昔贬洪王曰“匪”曰“逆”者，皆戕同媚异、忘国颂仇之辈，又狃于成王败寇之说，故颠倒其是非，此皆媚上之文章，而非史笔之传记也。

他指出此书之创作，在于“传汉族之光荣”，使“吾同胞观之，当知虽无老成，尚有典型，祖宗文物，犹未泯也”。在《演义·例言》中，他又一次申述，此书之撰写，“全从种族着想”，故“与《通鉴》不同”；此书之主人公洪秀全，“则实力从国家种族思想下手者”，故与宋江之仅“图作寨主”不同。在书中第一回，他则有意借冯云山之口，说明“种族之界不辨，非丈夫也!”而在叙事过程中，他还直接采用各类史料中所载太平军檄文，来揭批满清政府的腐朽与罪恶。如在第九回借胡以晃讨清檄文，历数满清之罪：

窃以朝上奸臣，甚于盗贼；衙门酷吏，无异豺狼。皆由利己殃民，剥闾阎以充囊橐；卖官鬻爵，进谄佞以抑贤才。以至上下交征，生民涂炭；富贵者稔恶不究，贫穷者含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发指！即以钱漕一事而论，近加数倍，三十年之税，免而复征，重财失信。加以官吏如虎之伥，衙役凭官作势，罗雀掘鼠，挖肉敲脂，民之财尽矣！强盗四起，嗷鸿走鹿，置若罔闻；外敌交攻，割地赔钱，视为闲事，民之苦亟矣！朝廷恒舞酣歌，粉乱世而作太平之宴；官吏残良害善，讳涂炭而陈人寿之书。萑苻布满江湖，荆棘遍于行路。火热水深，而捐抽不息；天呼地吁，而充耳不闻。

在第十四回所拟石达开讨清檄文中，他再次罗列清廷对汉人的钳制与迫害：

自昔皇汉不幸，胡虏纷张，本夜郎自大之心，东方入寇；窃天子乃文之号，南面称尊。阳借靖乱之名，阴售并吞之计。而乃蛮夷大长，既窃帝号以自娱；种族相仇，复杀民生以示武：扬州十日，飞毒雨而漫天；嘉定三屠，匝腥风于遍地。两王入粤，三将封藩，屠万姓于沟壑之中，屈贰臣于宫阙之下，若宋度欷歔于南浙，故秦泥不封于西函。呜呼！明祚从此亡矣！国民宁不哀乎？逮其守成之世，筹永保之方，牢笼汉人，荣以官爵，伈伣之辈，雍、乾以还，入仕途而锐气消，颂恩泽而仇心泯。罹于万劫，经又百年。然试问张广泗何以见诛？柴大纪何以被杀？非我族类，视为仇雠；稍开嫌隙之端，即召死亡之祸。若夫狱兴文字，以严刑惨杀儒林；法重捐抽，藉虚衔网罗商贾。关税营私以奉上，漕粮变本以欺民。斯为甚矣，尚忍言哉！

在第二十回中，他还通过钱江的《兴王策》，进一步说明满人之倒行逆施，尽毁汉族典制，以致礼仪风俗崩坏：

自汉迄明，天下之变故多矣！分合代兴，原无定局。晋乱于胡，宋亡于元，类皆恃彼强横，赚盟中夏；然种类虽异，好恶相同，亦不数十年，奔还旧部，从未有毁灭礼义之冠裳，削弃父母之毛血。仪制甚匪，官人类畜，中土何辜，久遭涂辱，至如斯之甚者也！帝王自有真，天意果谁属？大任奋兴，能不勖诸！……方今天下以利为治，上下交征，风俗之坏，斯已极矣；亡国为奴，惨受桎梏，人心之愤，亦已久矣；纳贿损民，靦然民上，缙绅之途，亦已污矣。磅礴郁积之气，久而必伸。

其余涉及种族之痛的文字，或多或少，在小说中尚有十数处。于是在种族创痛的反复阐说中，反清之理不言自明。然世仲深知，批判满清的同时，还得证明太平天国革命本身的正义性，所以在小说中，他又从多个方面对此进行了阐发。

首先，他在小说中竭力将太平军描绘成仁义之师。洪秀全等因“睹狼枭之满地，作牛马于他人”，“令上国衣冠，沦于夷狄”（第九回），方才祭起义旗，兴义师，以救民于水火。兴师之际则先发檄文以告四方，以安民心：

凡我百姓兄弟，不必惊惶，商贾农工，各安生业。富贵助粮备饷，多寡数目，亲自报明，给回债券，以凭日后清偿。如有勇力智谋，自宜协力同心，共襄义举，俟太平之日，各予荣封。现在各府、州、县官员，顺吾者生，逆吾者死；其余虎狼差役，概行剿灭，以快人心。恐有流贼土匪，借端滋事，准尔等指名投禀，俾加惩治。倘有愚民助桀为虐，及破坏教堂，滋扰商务，天兵所到，必予诛夷！（第九回）

其军队纪律，则“号令严明，赏罚不苟，若或扰乱商场，破坏法纪，轻置鞭笞之典，重贻斧钺之诛”（第十四回），故“所过秋毫无犯。乡民纷纷助饷，从军声势愈大”（第九回）。太平军攻破城池后，必“安置难民”，“发帑赈济”，帮助百姓重建家园。总之，世仲在小说中，将太平军塑造成了当之无愧的仁义之师。

其次，世仲在小说中，对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进行了热情的褒赞和美化，将太平天国政权描绘成一个颇具资产阶级民主色彩的政权。他在该书《例言》中即说：

是书有数大段足见洪朝人物之真为豪杰者：君臣以兄弟相称，则举国皆同胞，而上下皆平等也；奉教传道，有崇拜宗教之感情；开录女科，有男女平权之体段；遣使通商，有中外交通之思想；行政必行会议，有立宪议院之体裁。此等眼光，固非清国诸臣所及，亦不在欧美诸政治家及外交家之下。

在小说第二十一回中，钱江向洪秀全所上的《兴王策》更全面地从政治、经济、外交、人权、取仕等方面，勾勒出太平天国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式的治国蓝图。小说第二十五回，还对南京太平天国政权进行了多方面的描绘。如在男女平权方面，“遂设立女官，以洪宣娇、萧三娘皆为指挥使，更立制度”；在民生方面，考虑“江南连年苦于兵役”，而“传旨发帑，赈济人民，并减免两年粮税”，同时“禁绝人民吸食鸦片，订立市政制度……愿者从军，不愿者营业；男女街行，各有一路，不得混杂；百工商贾，凡累重货物，准用车运，不得肩挑背负，以省人力；官兵不得私入民居，违者立斩；工商士庶七日一休息，凡无业游民，俱罚令挑筑营垒；夜行不能过三鼓，惟街上有巡更者，身悬小灯，手执小旗；有事夜出者，须巡更人保其行往”；于议政则“议事时，诸臣皆有坐位，扫去一人独尊的习气。其有请见论事者，一体官民，皆免拜跪”；于外交则遣使美国，共通和好，如此等等。

最后，世仲还写了民众及西人对太平天国政权的态度和反应，以反观太平天国政权之民主与进步。如第三十二回写胡林翼收复武昌城后，“那些居民多年沐洪氏和平政体，一旦又遭如此专制，自多怨言。竟有些人民思念洪家的，相聚数百人，在东门外放起火来，欲乘火往武昌请谭绍洸为外应”。而第二十五回则写洪军于金陵定鼎后改订制度，焕然一新，以至于连美国也深感太平天国政权“深合文明政体”，而“不胜惊异”了。显然，设置这种“反馈”式的情节，可使读者对太平天国政治文明，有更多的认同。

观世仲在小说中所描绘的太平天国治国策略，其大部分出于他本人理想化的政治设计，具有明显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色彩，并非太平天国军队及政体的真实反映。关于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已屡有论析，此不赘述。需要明了的是，这种带理想色彩的美化，反映了20世纪的头几年内，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种族革命诉求。小说创作的意旨，不在于还原历史，也不单在于文学，而更在于宣传种族革命，统一党众（尤其是洪门会众）之思想。因此《演义》不单是小说，同时是革命宣传的一部分，即欲借小说来化育人心，使民众的心灵，滋生反清排满的革命信念。

以上是种族革命之创作意图在小说中的直接的、明确的体现。除此之外，如前文所说，这种创作意图在小说中还有间接的、隐含的体现，主要包括战役选择、情节设置、人物刻画等方面的褒贬和详略不同的描写。概言之，世仲创作时，始终抱有“传汉族之光荣”的信念，从而在行文中浸透着褒“洪”贬“清”的爱憎之情，并在战役整体态势与进程得到基本反映的情况下，尽量选取和设置那些壮洪方士气而堕清方军威，显洪方英明仁义而现清方昏怯残暴的战役及情节。如此一来，势必使小说带有很强的倾向性，甚至于脱离史实，作纯臆想的虚构，这种虚构在小说中极为多见。

三、创作意图之效果评价

准确地说，这种效果包括两方面：其一，该创作意图在受众中是否获得了作者所期待的效应。由《演义》在海外热烈传播与改编的状况，可见它已获得预期效果，故此处不再展开阐述。其二，指创作意图植入作品的效果，即创作意图是否成功地与作品情节内容融合在一起，达到良好的艺术效果。笔者认为，世仲以充沛的才情，将创作意图完美地融合在作品情节、结构与人物塑造之中，从而使作品在艺术上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首先，在人物塑造上，正因为作者将种族革命的信念植入洪军将领的形象之中，从而使其将领脱离了原有的小农狭隘主义倾向，而获得了种族革命志士的崇高感；摆脱了事实上较浓的宗教崇拜的盲动，而蒙上纯粹的救国救民信仰的光辉。尤其洪军将领在个人生死关头，更显示出这种因崇高信仰而滋生的直面死亡的英雄本色。如第十二回写冯云山重伤弥留之际，犹念念不忘种族革命大业：

大丈夫提三尺剑，凭三寸舌，纵横天下，事之成败，不必计也！某本欲与诸君共饮胡虏之血，以复国安民。今所志未遂，已是如此，亦复何说。今天幸有了时机，望此后诸君努力前途，共成大事，某死亦瞑目矣……所志未逮，能不痛哉！但吾死后，切勿举哀，恐向荣以我三军慌乱，乘机图我也！

再如林启荣修德爱民，精勤固守九江军事重镇，数年屡挫清军，力挽危城于既倒。清廷视九江为眼中痛疽，终召集各路精兵良将，令曾国藩、胡林翼率大军围攻之，经数月而不下。在城内军士死伤惨重、粮草即将耗尽之际，曾国藩以攻城艰难，将包围撤开一面，欲启荣将士弃城撤走。然启荣深知九江对于太平军反清事业之战略重要性，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坚持至最后一刻，以待援军解围，终于弹尽粮绝，城破后慨然尽节。而城内军民，则奋起肉搏死战，竟无一愿降服者，以至于清将胡林翼见此情状，“亦不禁下泪，乃谓左右曰：‘不意林先生结得人心一至如此，古所未闻也。’”

凡此种种为反清事业舍生取义之情节内容，在小说中不胜枚举。它所体现的洪军将士慷慨义烈的人格情操和矢志不移的反清信念，每每令人怆然动容。这种将种族革命的使命感赋予小说人物，从而树立起人物崇高形象的方法，乃是以往历史演义小说常采用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个人功利化的图王霸业式人物塑造，所不能具备的。

其次，种族革命信念的植入，使作品在结构上获得了赖以凝聚与通贯的精神“内核”。全书的情节因这个“内核”而拧结融汇为一体，从而气脉顺畅，绝无散漫之感。《演义》既然以洪方将士作为主要反映和讴歌的对象，那么就必须赋予他们一种正义的信念。这种信念，于清方是“忠君尽节”，其于国人之心理，有数千年的积淀。那么，怎样才能为洪方将士树立起足够抗衡和压制这种“忠君尽节”思想的信念呢？在革命思潮兴起的晚清时期，种族革命是唯一可能与“忠君尽节”相抗衡的信念。这种种族革命信念正是《演义》故事情节得以凝聚的精神内核和通贯的经脉。正是这个内核或经脉，才将小说通篇统摄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于是我们发现，起义之筹备长达八回而不显冗长，战势连绵反复至数十回而不显芜杂，它将两方拉锯式的攻守鏖战，最终归结为两种信仰的冲突，从而实现了对双方战争的重构和独特解读，为小说赢得了读者的心理认同。

最后，这种以救民众于水火、拯国家于危难的种族革命激情与信仰的植入，在作品整体上酝酿出一种庄严神圣、悲壮激越的氛围，具有激动人心的艺术感染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不由自主地被作品浓重的、庄穆的、纯粹的种族革命氛围所笼罩，从而内心受到震撼和感染，对太平天国革命产生深刻的同情。

综上所述，《演义》是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特定的具鼓吹种族和民主革命意图的作品。其先入为主的创作意图，固然使作品与史实出现了较大的出入，然而从艺术角度来看，这种创作意图对于作品的人物塑造、情节构架及整体氛围的营造，却发挥了主导性的正面作用。也就是说，这种创作意图，有弊于史的纪实，却有助于作品艺术上的成功，故从历史小说的本体性来看，是可称许的。

（作者纪德君，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广府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1]阿英：《晚清小说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6页。

[2]冯自由：《<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1页。

[3]宋平：《黄世仲的几种革命历史小说》，载《羊城晚报》1960年11月6日。

[4]黄世仲：《洪秀全演义&middot;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5]冯自由：《<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1页。

[6]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台北：台湾世界书局，1954年，第41页。

[7]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台北：台湾世界书局，1954年，第41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组编辑：《华侨与辛亥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56页。

[9]冯自由：《<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1页。

[10]罗香林：《乙堂劄记》，转引自郭天祥《黄世仲年谱长编》，第43页。

[11]冯自由：《陈少白时代之中国日报》，《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68页。

[12]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组编辑：《华侨与辛亥革命》，第162页。

[13]冯自由：《美洲致公党与大同报》，《革命逸史》初集，第137页。

[14]任贵祥：《孙中山与华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3页。

[15]孙中山：《与刘成禺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17页。

[16]孙中山：《太平天国战史序》，《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58~259页。

[17]冯自由：《美洲革命党报述略》，《革命逸史》第四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43年，第130~131页。

[18]参见王政《<民报>政论家之太平天国观剖析》，载《近代中国》专题研究丛刊。

[19]冯自由：《<洪秀全演义>作者黄世仲》，《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46页。

[20]冯秋雪：《辛亥前后同盟会在港穗新闻界活动杂忆》，见《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