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中原人口大量迁入岭南，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使岭南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岭南文化的发展，宋仁宗时州学、县学、书院相继创立，促进了中原文化在岭南的传播。两宋时期有影响的人物相继进入岭南，苏轼、苏辙、吕大防、范纯仁等士大夫因党争被贬谪岭南，李纲、胡铨、李光、陆秀夫等南宋抗元名臣相继入岭南，这使中原文化在岭南进一步传播，对岭南的文化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此时期岭南没有培育出自己的本土小说作家，小说作家均来自于中原，洪迈、朱彧、蔡絛、周去非等皆为寓居或仕宦于岭南的中原人，岭南小说只有借中原之英华而得以继续，这使岭南小说走向了一条畸形发展之路，由于中原作家仍对岭南志怪抱有浓厚兴趣，因此小说文体仍以志怪为主，轶事小说十分凋零，传奇小说则不见踪迹，小说文体的发展极不平衡。

较之汉唐，此时期的志怪小说有了一定的进步，内容渐趋丰富，不仅有地理博物体内容，还有鬼神和仙释内容，艺术表现能力增强，洪迈《夷坚志》中的岭南志怪小说情节曲折，语言优美，带有唐传奇风格，蔡絛《铁围山丛谈》中的岭南志怪小说构思新颖独特，语言清新优美，诗意浓郁，但岭南小说要获得良性的、全面的发展，本土作家的产生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节 《夷坚志》中的岭南小说

洪迈（1123年—1202），字景庐，号容斋，别号野处，江西鄱阳人。一生经历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四朝。绍兴十五年（1145）登博学宏词科进士。因父洪皓忤秦桧，连累洪迈，出为福州教授。后累迁起居舍人、中书舍人、同修国史、翰林学士等职。曾出使金国，几乎被扣留。历知泉州、吉州、赣州、建宁、婺州、太平、绍兴诸州府。嘉泰二年（1202），以端明殿学士致仕，年80卒，赠光禄大夫，谥文敏。洪迈是南宋文坛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尤以博洽受知孝宗，谓其文备众体。迈考阅典故，渔猎经史，极鬼神事物之变。”[1]著述甚丰，著作除《夷坚志》、《容斋随笔》外，还有《左传法语》、《史记法语》、《西汉法语》、《南朝史精语》等，此外还主持编纂了《四朝国史》、《钦宗实录》。

《夷坚志》是洪迈倾60余年心血编纂而成的，是宋代最重要的志怪小说集。原书420卷，约五六千篇。分为初志、支志、三志、四志，每志又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10集。是书散佚严重，1981年中华书局重新点校涵芬楼本《新校补夷坚志》，新增佚文26则，共二百七卷，仅为原书一半。是书所记，多为神仙异人、狐鬼精怪、忠孝节义等故事，故以夷坚为名。

《夷坚志》涉及地域非常广泛，包括江西、浙江、江苏、福建、岭南、巴蜀等区域，甚至包括当时的金统治区，这与洪迈仕宦于各地有密切关系，“游宦四方，采摭众事，集成此编。”[2]《夷坚志》中的小说也因之具有了地域风格。

洪迈曾在岭南仕宦和居住。据凌郁之的《洪迈年谱》[3]：绍兴十七年（1147），迈25岁，父亲洪皓被贬为濠州团练副使，英州（今广东英德）安置，迈侍父居英州，期间，置田百亩，与僧希赐交游，游英州北金山寺，谒朱翌于韶州；绍兴二十四年（1154），迈32岁，任职岭南，尝与黄公度游番禺药州，作《素馨赋》；绍兴二十五年（1155），迈33岁，在广州、南海居住，游清远县之峡山寺，作《重修广州都监仓记》、《广州三清殿碑》，洪皓病重，迈侍父自岭南徙宜春，十月，父皓卒于南雄途次。

洪迈离开岭南之后，仍与岭南保持着密切联系，据《洪迈年谱》：乾道八年（1172），迈50岁，为重建的南雄州种玉亭作记；绍熙三年（1192），迈70岁，迈仲子签书峡州判官；庆元元年（1195），迈73岁，朱子渊为桂帅，赠石屏于迈，迈作《高州石屏记》。

由此可知，洪迈居住岭南期间活动非常活跃，英州、韶州、番禺、清远、广州、南海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结交了僧希赐、朱翌、黄公度等友人，为岭南名胜古迹作记，广泛接触了岭南社会和文化，为创作以岭南为表现对象的小说奠定了基础。

洪迈是以审实的原则创作《夷坚志》的，即客观地记述他人异闻或亲身见闻，不加以主观评述。《夷坚志》中约有60则岭南小说，记录了流传在岭南的志怪故事。这些故事主要来自洪迈在岭南的亲戚和朋友，僧人希赐为其讲“鼠灾”和“草药不可服”故事，潮人陈安国为其叙“开源宫主”故事，临桂丞张寅为其说“万寿宫印”故事，任静江府帅的外舅张渊道为其说“海中红旗”和“桂林库沟”故事。有的故事来自于洪迈的亲身见闻，如“广州女”是洪迈在南海亲闻的一则故事。有的来自于岭南人所做的传记，《峡山松》本于曲江人胡愈所作的《松梦记》，《罗浮仙人》本于英州人郑总所作的传。这种审实的创作原则使这些小说保留了岭南传说的原貌。

一、动植物志怪

用夸张的笔法写动物的形体特征，以追求奇异之美，这是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一个传统，早在东汉时期，杨孚的《异物志》中就有“声为雷，气为风，涎津为雾”[4] 的大鱼，《夷坚志》中的岭南动物志怪小说延续了这一传统，如《海中红旗》着意突出动物形体之巨大，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

赵丞相居朱崖时，桂林帅遣使臣往致酒米之馈，自雷州浮海而南。越三日，方张帆早行，风力甚劲，顾见洪涛间红旗靡靡，相逐而下，极目不断，远望不可审，疑为海寇或外国兵甲，呼问舟人。舟人摇手令勿语，愁怖之色可掬。急入舟，被发持刀，出篷背立，割其舌，出血滴水中，戒使臣者，使闭目坐船内。凡经两时顷，闻舟人相呼曰：“更生，更生。”乃言曰：“朝来所见，盖巨鳅也，平生未尝睹。所谓红旗者，鳞鬣耳。世所传吞舟鱼何足道！使是鳅与吾舟相值在十数里之间，身一展转，则已沦溺于鲸波中矣。吁！可畏哉！”是时舟南去而鳅北上，相望两时，彼此各行数百里。计其身，当千里有余，庄子鲲鹏之说，非寓言也。时外舅张渊道为帅云。[5]

描写异常的动物，并将其与祸福预兆联系起来是岭南汉唐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又一传统，这在《夷坚志》中也有体现。如关于鼠灾，东汉杨孚《异物志》云：“水田有灾，有，即鼠母起也。”[6]《夷坚志》中的《鼠报》亦将鼠灾和自然灾害联系在一起：

绍兴丙寅夏秋间，岭南州县多不雨。广之清远，韶之翁源，英之贞阳，三邑苦鼠害，虽鱼鸟蛇，皆化为鼠，数十成群，禾稼为之一空。贞阳报恩寺耕夫获一鼠，臆犹蛇纹。渔父有夜设网，旦得数百鳞者，取而视之，悉成鼠矣。逾数月始息，以是米价翔贵，次年秋始平。僧希赐说。[7]

《夷坚志》中的另外一部分岭南动物志怪反映动物和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动物与人类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斗争，动物和人类的爱情等，并且动物开始人格化，如《潮州象》写动物和人类为了各自的生存而进行斗争：

乾道七年，缙云陈由义自闽入广省其父，提舶过潮阳，见土人言：“比岁惠州太守挈家从福州赴官，道出于此。此地多野象，数百为群。方秋成之际，乡民畏其蹂食禾稻，张设陷穽于田间，使不可犯。象不得食，甚忿怒，遂举群合围惠守于中，阅半日不解。惠之迓卒一二百人，相视无所施力。太守家人窘惧，至有惊死者。保伍悟象意，亟率众负稻谷积于四旁，象望见，犹不顾。俟所积满欲，始解围往食之，其祸乃脱。”[8]

宋代岭南人口迅速增加，为了生存，必然会侵犯动物的生活环境，人类和动物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此则小说人类伤害动物，动物报复人类，正是这一矛盾冲突的反映。

动物对人的生存产生危胁，人自然会对动物产生恐惧心理，于是在《道人符诛蟒精》中便有了妖魔化的蟒精。人和动物也有依存关系，甚至人和动物还产生了恋情，如《钱炎书生》写人与蛇相恋的故事：

钱炎者，广州书生也。居城南荐福寺，好学苦志，每夜分始就寝。一夕，有美女绛裙翠袖，自外秉烛而入，笑揖曰：“我本生于贵戚，不幸流落风尘中，慕君久矣，故作意相就。”炎穷单独处，乍睹佳丽，以为天授神与，即留共宿，且有伉俪之约。迨旦乃去，不敢从以出，莫能知其所如。女雅善讴歌，娱悦性灵，惟日不足，自是炎宿业殆废，若病心。失惑。然岁月颇久，女怀孕。郡日者周子中，与炎善，过门见之，讶其疲羸，问所以，炎语之故。子中曰：“以理度之，必妖祟耳。正一宫法师刘守真，奉行太上天心五雷正法，扶危济厄，功验彰著，吾挟子往谒求符水，以全此生，不然，死在朝夕，将不可悔。”炎悚然，不暇复坐，亟诣刘室。刘急索盆水，施符术照之，一巨蟒盘旋于内，似若畏缩者。刘研朱书符付炎曰：“俟其物至则示之。”炎归，至二更方睡，而女来情态如初。炎曰：“汝原是蛇精，我知之矣。”示以符，女默默不语，俄化为二蛇，一甚大，一尚小，逡巡而出。炎惶怖，俟晓走白刘，仍卜寓徙舍，怪亦绝迹。[9]

小说中的蛇已经人格化，不仅具有了人的特征，“绛裙翠袖”，“雅善讴歌，娱悦性灵”，而且具有了人的情感，当被钱生拆穿身份时，她颇为哀伤，“默默不语”，“逡巡而出”，这一人格化的形象超越了以往岭南志怪小说中的简单的动物形象。

岭南植物志怪在汉唐间就比较少，多记关于植物来历的传说，虽涉及植物与动物间的相互变化，如“化竹为雉”、“化竹为蛇”等，但没有出现人格化的植物。《夷坚志》中的植物志怪仅有《峡山松》一则，但其中的植物已人格化，小说写清远峡山寺内的老松被人取膏，老松变为一个老叟，“鬓须皤然”，且“面有愁色”，他诚恳地请求钱吉老为他疗伤：“吾居此三百年，不幸值公之宗人不能戢从者，至斧吾膝以代烛，使我至今血流。公能为白方丈老师，出毫发力补治，庶几盲风发作，无动摇之患，得终天年，为赐大矣。”并曰：“吾非圆首方足，乃植物中含灵性者。”[10]塑造了一个具有人的特征和情感的老松形象。

二、鬼神类志怪

岭南鬼神类志怪产生于魏晋，但数量甚少，现仅存一则，见于晋刘欣期的《交州记》：“刺史陶璜，昼卧，觉有一女子枕其臂，始欲投之，以爪椁其手，痛不可忍，放之，遂飞去。”[11]此则情节甚为简略，艺术性不高，这种状况一直到《夷坚志》才有所改观。《夷坚志》中岭南鬼神类志怪颇多，有《开源宫主》、《芭蕉上鬼》、《陈王猷子妇》、《郝氏魅》、《万寿宫印》、《赵士藻》、《王敦仁》、《肇庆土偶》、《忠孝节义判官》、《广州女》、《张敦梦医》、《陈通判女》、《海外怪洋》、《鬼国母》、《贾廉访》、《英州太守》、《黄惠州》等，它们大多富有想象力，内容也较新颖独特，如《海外怪洋》反映了濒海的岭南人对海上神鬼世界的想象：

大观中，广南有海贾使帆，风逆，飘至一所。舟中一客，老于海道，起，四顾变色，语众曰：“此海外怪洋，我昔年飘泛至此，百怪出没，几丧厥生。今不幸再来，性命未可知也！”至日没，天水皆黄浊，有独山峙水中央，山巅大石崩，巨声振厉，激水高丈余，黑云亘山，横起云中，两朱塔，隐隐然有光。老者趣移舟，曰：“是龙怪也。”令众持弓矢满引，鸣钲鼓，叫噪而行。巨人长丈余，出水面，持金刚杵，稍逼舟次。众齐声诵观音救苦经文，乃没。老者曰：“此不宜夜泊，盍入怪港。”指示篙师，水迅急，转盼即到。夜深，矴泊港心，风止月明，老者令抟饭数百块，以待需索。或问之，曰：“第为备，勿问也。”二更时，有大舟峨然来，欲相并，亟掷饭与之，且唾且骂。彼人争夺而食。顷刻舟益多，或出或没，掷饭如前时。约四更，始散去。老者曰：“是皆覆舟鬼也，视舟行月中无影。若无以充其饥，害吾人必矣。”天将晓，张帆盲进，水气腥秽，大蟒千百，出没波间。又漂至一高岸，隆然如山，多荆棘。少壮三数人登岸问途，行四五里，见长城横亘，不知艺极，高可百尺。到一门，两巨人坐门下，各以一手持众髻，挂于大木杪，入门携火盆出，取一人投火中，炙至焦黑，分食之。既携盆复入，众悉畏骇，共议曰：“若再来，吾属无噍类矣。”断发沿水疾驰至舟中，急解维，虽老者亦不知为何处。幸风便，犹数月到家。[12]

对海洋世界的想象一直是岭南志怪小说的一个传统，早在唐代刘恂的《六国》中就虚构了狗国、大人国、小人国等海外世界。《海外怪洋》的想象力更进一步，写了一个令人恐怖的海外鬼怪世界，有龙怪，有覆舟鬼，有巨人，诡奇异常。此小说艺术性较高，情节紧张曲折，注重通过环境描写来渲染氛围，当遇到龙怪时，山崩石裂，天水皆浊；当进入鬼域时，反倒风止月明，令人压抑；当遇到巨人时，则又长城横亘，多荆棘。

三、仙释类志怪

仙释类志怪是以道教和佛教人物为反映对象的小说。岭南道教发达，关于道教仙人的传说十分兴盛，现存最早的为南朝沈怀远的《南越志》中写道家仙人鲍靓的故事，“鲍靓，为南海太守，尝夕飞往罗浮山，晓还。有小吏晨洒，忽见两鹊飞入，小吏帚掷之坠于地，视乃靓之履也。”[13]《夷坚志》中的岭南仙释类志怪有5则，包括《何同叔游罗浮》、《潘仙人丹》、《雷州病道士》、《安昌期》、《罗浮仙人》，均为道家仙人故事，主要写道家仙人的成仙经历和奇能异术，这些小说清新自然，颇有风致，其中艺术质量较高的是《罗浮仙人》：

蓝乔，字子升，循州龙川人。母陈氏无子，祷罗浮山而孕。及期，梦仙鹤集其居，是夕生乔，室有异光，年十二已能为诗文。有相者谓陈曰：“尔子有奇骨，仕官当至将相，学道必为神仙。”乔曰：“将相不足为，乃所愿则轻举耳。”自是求道书读之，患独学无师友，因辞母，之江淮，抵京师。七年而归，语母曰：“儿本漂然江湖，所以复反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馈焉。曰：“服之可长年无疾。”留岁余，复有所往，以黄金数斤遗母曰：“是真气嘘冶所成。母宝用之，儿不归矣。”潮人吴子野遇之于京师，方大暑，同登汴桥买瓜。乔曰：“尘埃污吾瓜，当于水中啖耳。”自掷于河。吴注目以视，时时有瓜皮浮出水面，龁亦俨然。至夜不出。吴往候其邸，则已酣寝。鼻间气如雷。徐开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吴始知乔已得道，再拜愧谢，遂与执爨。后游洛阳，布衣百结，每入酒肆，辄饮数斗，常置纸百番于足下，令人片片拽之，无一破者，盖身轻乃尔。语人曰：“吾罗浮仙人也，由此升天矣。”一日，货药郊外，复置纸足底，令观者取之。纸尽足浮，风云翛翛，蹑而上征。仙鹤成群，自南来迎，望之隐然。历历闻空中笙箫音，犹长吟李太白诗云：“下窥夫子不可及，矫首相思空断肠。”母寿九十七而终，葬之日，樵枚者闻墟墓间哭声，识者知其来归云。英州人郑总作传。[14]

此则情节曲折，描写细腻，堪称岭南志怪小说中的佳作。此小说对后世影响颇大，明清以来的岭南笔记多此事，《历世真仙通鉴》卷五一“蓝乔”亦采此篇。《夷坚志》仙释类志怪中还有一则“崔媪”，不见于中华书局版的《夷坚志》，而见于清道光年间广东鹤山人吴英逵编撰的《岭南荔枝谱》，小说简短，但笔法精炼，且富有岭南生活气息：

崔倅仕广州，家有乳妪，善为小伎嬉戏。一日抱婴儿戏门前，见有提福荔过前，儿欲之不得，媪曰：“我别有计。”乃取小盒子置几上，旋发视之，则满盒皆荔。崔倅闻而骇异，欲穷其术，媪笑曰：“此乃神术，官人试观之。”拉诣其家酒坊，时酒坊用大釜煮酒，媪跳入其中，遂不见矣。[15]

总体来看，《夷坚志》中的岭南志怪小说丰富了岭南小说的内容，开拓了岭南小说的表现领域，提高了岭南小说的艺术水平，为岭南小说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轶事小说

岭南汉唐间轶事小说向不发达，至宋代亦如此，数量甚少，《夷坚志》中有4则，包括《桂林库沟》、《盗敬东坡》、《林宝慈》、《桂林走卒》，这4则小说均写宋代岭南的奇闻逸事，反映了宋代岭南的社会生活。《桂林库沟》写桂林盗贼偷盗府库的故事，《盗敬东坡》写盗寇敬重东坡的故事。《林宝慈》写海南黎民聚兵救守令林宝慈于厄难的故事，赞扬了黎民的侠义行为，小说在结尾议论道：“议者常谓蛮蜒无信义，观此一事，报德排难之节，可侔古人，中州有所不如也。”[16]《桂林走卒》则是岭南轶事小说中的优秀之作：

吕愿忠帅桂林，遣走卒王超入都，与之约，某日当还。过期三日乃至，吕怒，命斩之。一府莫敢言。汪圣锡通判府事，持不可，往见之曰：“超罪不至死，若加极刑，它日使人或愆期，必亡命不返，脱有急切奏请，将不得闻之，其害大矣。”吕矍然悟谢曰：“业已尔，难遽改，明日姑引疾，君自为之地。”明日，吕不出，汪呼超至，但杖而释之。超感再生恩，誓以死报。录事参军周生者，与时相秦益公有学校之旧，倚借声势，跌宕同僚中。尝于国忌日命妓侑酒，汪素恶其人，将纠其事，既而中止。然周衔恨不置，遣一狱典持书。与秦超疑之曰：“录曹通太师书，必以吾恩公之故。”乃往狱典家访所以。典愀然曰：“我平生未尝远出，况于适京师乎！且吾属受差，非若州兵，可以贷俸，今行赍索然，方举室忧之，未知所出。”超曰：“吾力能为汝办万钱，宜少待。”时吕令问摄阳朔令，超尝为之役，即往谒，得钱，持与典。典喜，买酒共饮，示以书。典先醉卧，超急就火溶书蜡，密启观，果谮汪者。复缄之，典不觉也。后二日，超复往，谓之曰：“吾忽被命如临安，行甚遽，汝果惮此役，当以书并钱授我，我代为持去，汝但伏藏勿出可也。”典大喜，如其言。越三月，超归，以秦府报帖与典，汪既受代还玉山。明年，超诣其居，出周生书示：“汪常遣信过海，饷遗赵元镇丞相、李泰发参政。”是时秦方开告讦之路，数兴大狱，使此谤得行，汪必不免。[17]

此则小说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展开，情节曲折紧张，先是吕愿忠要杀王超，幸得汪圣锡解救，王超才保住性命，接下来周生衔恨汪圣锡，欲置其于死地，幸得王超机智地传假信，救了汪圣锡的性命。小说通过尖锐的矛盾冲突塑造了一个知恩图报、富有智慧和勇气的下层士卒形象，汪超虽是下层士卒，却敢于和倚权弄势的恶吏、权倾朝野的奸相进行斗争，是一个颇有光彩的人物形象。其它的人物形象亦鲜明，如吕愿忠狠戾，汪圣锡宽缓仁厚，周生阴险卑鄙，狱典愚蠢笨拙。此则小说对后世小说产生了影响，侯会的《< 夷坚志>中的水浒传素材》一文认为《水浒传》第三十九回的戴宗传假信即取材于《桂林走卒》。

第二节 其它笔记中的岭南小说

宋代仕宦或流寓岭南的作家所著笔记，如朱彧的《萍洲可谈》、蔡絛的《铁围山丛谈》、周去非的《岭外代答》等，多记岭南山川物产、风土习俗、市井人情，其中夹杂记载奇闻逸事的小说，这些小说数量并不多，且多为志怪，但不乏内容和艺术都臻上乘的优秀之作。

一、《萍州可谈》

朱彧，字无惑，乌程(今浙江吴兴)人。父朱服，曾为广州帅。《萍州可谈》卷二记载“余在广州尝因犒设蕃人”，“余在广州购得白鹦鹉”，“广右英州清远峡小龙祠，余尝谒之”[18]， 可知朱彧曾随父居广州。《萍洲可谈》共三卷，卷二记广州蕃坊市舶之事，有志怪小说1则：

广州医助教王士良，元佑元年死，三年而苏。自言被追至冥府，有衣浅绛衣如仙官者，据殿引问：士良尝为人行药杀妻。士良不服。有吏唱言是熙宁四年始，即取籍阅，良久云并无。仙官拊案曰：“本是黄州，误做广州。”令放士良还。既出，又令引至庑下，有揭示云：“明年广南疫，宜用此药方。”士良读之，乃《博济方》中钩藤散也。本方治疫。士良读之，乃窃询左右：“此何所也？”或言太司真人，治天下医工。时蔡元度守五羊，闻之，召士良审问，令幕客作记。及春，疫疠大作，以钩藤散治之，辄愈。士良又云：幼习医，至熙宁四年方用药治病，冥冥中已记录。可不慎哉。[19]

二、《铁围山丛谈》

蔡絛，蔡京季子，字约之，自号百衲居士，别号无为子，兴化仙游（在今福建）人，官至徽猷阁待制，与父京恣为奸利，窃弄权柄。宋朝南渡后，蔡絛被流放到白州（今广西博白），后卒于白州。《铁围山丛谈》乃蔡絛流放白州时所著，白州境内有铁围山（在今广西郁林西），古称铁城，蔡絛尝游息于此。

《铁围山丛谈》六卷，多记岭南风土习俗，亦杂有小说，共5则，为《灵顺庙》、《柳州柳侯祠》、《庞摄官舍》、《桂林韩生》、《福清县人家》。和洪迈《夷坚志》一样，此5则小说的故事亦来源于岭南父老，如《灵顺庙》乃作者“得是事于其父老云”[20]，《柳州柳侯祠》乃作者“访诸柳人”得到“父老递传”的故事。此5则皆为志怪小说，其中《桂林韩生》为仙释类志怪，写道士韩生的奇异道术：

铁城有寓士成君相如，酷喜道家流事。吾问之：“子有所睹子？何迷而不复乎？”成君曰：“有也，我以少年时未识好恶，顷在桂林与一韩生者游。韩生嗜酒，自云有道术，初不大听重之也。一日相别，有自桂过昭平，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之伽蓝。而韩生亦来，夜不睡，自抱一篮，持匏杓出就庭下。众共往视之，即见以杓酌取月光，作倾泻入篮状。争戏之曰：‘子何为乎？’韩生曰：‘今夕月色难得，我惧他夕风雨，徜夜黑，留此待缓急尔。’众笑焉。明日取视之，则空篮弊杓如故，众益哂其妄。及舟行至昭平，共坐江亭上，各命仆厮办治肴膳，多市酒期醉。适会天大风，俄日暮，风益急，灯烛不得张，坐上墨黑，不辨眉目矣。众大闷，一客忽念前夕事，戏嬲韩生者：‘子所贮月光今安在？宁可用乎？’韩生为抚掌而对曰：‘我几忘之。微子不克发我意。’即狼狈走，从舟中取篮杓而一挥，则月光瞭焉，见于梁栋间。如是连数十挥，一坐遂尽如秋天夜晴，月色潋滟，则秋毫皆得睹，众乃大呼，痛饮达四鼓。韩生者又杓取而收之篮，夜乃黑如故。始知韩生果异人也。”[21]

蔡絛虽助父为奸，劣迹昭著，但艺术修养却相当高，“以篮贮月”构思新颖独特，极富艺术想象力，语言清新优美，诗意浓郁，实为岭南志怪小说中难得的佳作，无怪乎后人称《铁围山丛谈》为说部中之佳本。清代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劳山道士》有道士剪月照明的情节，“师乃剪纸如镜，粘壁间。俄顷，月明辉室，光鉴毫芒。”[22]此情节可能受到《桂林韩生》的影响。

三、《岭外代答》

周去非，字直夫，温州永嘉人，曾两次任职岭南，做过钦州教授和静江府属县县尉。《岭外代答》十卷，为地理博物著作。周去非因岭外“多荒忽诞漫之俗，瑰诡谲怪之产”，“亲故相劳苦问以绝域事，骤莫知所对者”[23]，于是在任期内笔记400余条，用以代答，故名其书《岭外代答》。

《岭外代答》记岭南山川地理、物产风俗，内容多平实客观，但亦有少量小说，包括《蛇珠》、《辟尘犀》、《琥珀》、《古富洲》、《挑生》、《罔两》、《转智大王》、《新圣》、《柳州蜈蚣》、《桂林妖猴》等，这些小说承汉唐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余绪，多为关于岭南动植物和奇珍异宝的故事，但已不再重复记录汉唐间久远的传说，而是注重记载宋代社会流传的故事，增强了小说的时代感，如《蛇珠》：

乾道初，钦州村落妇人黄氏，晒禾棚屋上。忽一物飞鸣而来，坠其髻上，复坠禾中 ，光曜夺目，盘旋不已。就取，乃一大珠。是夜，光怪满室，邻里异之。里正访知而索焉不得，闻之县官，其家惧，取蒸熟，光遂隐。后钦有士人姓宁，得与赴省，以万钱赊买往都下。贾胡叹曰：“此蛇珠也，惜哉！”宁以不售，携归还黄。今其珠故在，置之盘中，犹有微晕映盘。[24]

宝珠从天而降砸中妇人，里正勒索，妇人煮之，情节颇离奇新颖，对社会黑暗有一定批判。此外，还有轶事小说2则，其中《转智大王》较有批判性：

钦州陈承制，名永泰。熙宁八年，交阯破钦，死于兵。先是，交人谓钦人曰：“吾国且袭取尔州。”以告永泰，弗信。交舟入境迅甚，永泰方张钦，又报抵城，复弗顾。交兵入城，遂擒承制以下官属于行衙曰：“不杀汝，徒取金帛尔。”既大惊，则尽杀之。钦人塑其像于城隍庙，祀之，号曰“转智大王”。凡嘲人不慧，必曰“陈承制”云。[25]

小说反映了北宋时期岭南地区的兵燹之灾，批判了岭南官员的愚腐无能，较有社会意义。

[1]（元）脱脱：《宋史》（卷三七三），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574页。

[2]沈天佑：《夷坚志诸家序跋》，见《夷坚志》，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3页。

[3]凌郁之：《洪迈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4]骆伟，骆廷辑注：《岭南古代方志辑佚》，第16页。

[5]（宋）洪迈：《夷坚志》，第318页。

[6]骆伟，骆廷辑注：《岭南古代方志辑佚》，第13页。

[7]（宋）洪迈：《夷坚志》，第30页。

[8]（宋）洪迈：《夷坚志》，第624页。

[9]（宋）洪迈：《夷坚志》，第1755页。

[10]（宋）洪迈：《夷坚志》，第154页。

[11]骆伟，骆廷辑注：《岭南古代方志辑佚》，第67页。

[12]（宋）洪迈：《夷坚志》，第1744页。

[13]骆伟，骆廷辑注：《岭南古代方志辑佚》，第156页。

[14]（宋）洪迈：《夷坚志》，第133页。

[15]杨伟群点校：《南越五主传及其它七种》，第92页。

[16]（宋）洪迈：《夷坚志》，第1158页。

[17]（宋）洪迈：《夷坚志》，第1776页。

[18]（宋）朱彧：《萍州可谈》，见《宋代笔记小说》，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页。

[19]（宋）朱彧：《萍州可谈》，第347页。

[20]（宋）蔡絛：《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5页。

[21]（宋）蔡絛《铁围山丛谈》，第93-94页。

[22]（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23]（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序》，见《笔记小说大观》第七册，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10页。

[24]（宋）周去非：《岭外代答》，见《笔记小说大观》第七册，第337页。

[25]《岭外代答》，见《笔记小说大观》第七册，第3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