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有的学者认为，岭南文化具有“远儒性”。此观点值得再商榷。作为岭南文化主体文化之一的广府文化中的文人思想，是唐宋以来成熟的文人思想在同源（汉文化）的广府文化区域中的又一新发展，其创新点是对传统经学、子学（儒学为主）与沿海城市经济两者的相融方式所作的思想探索；其主要思想目标是探索可以体现文人主体性的广府沿海经济社会的文人生活方式。本文拟以陈白沙学说为中心，考察广府沿海经济社会的文人生活方式的新变。

陈献章，生于明宣德三年（1428），卒于弘治十三年（1500），字公甫，号石斋，别号白沙子、石翁等。世称白沙先生。广东新会白沙里人。明代的社会思潮重视自我本真的生命感受。如，李梦阳、徐祯卿等前后七子的成员就特别重视“自然”和“真情”。从源头上看，陈白沙乃此种观点的始作俑者。其心学重视个体的主体性。陈白沙《题跋次王半山韵跋》云：“作诗须将道理就自己性情上发出来，不可作议论说去，离了诗之本体，便是宋头巾也”。陈白沙主张从生命的轻松、乐趣处生发出道理来。

其实，在陈白沙之时，以文人主体性实现的需求为动力，文人思想发展过程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情况，已经发展到了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文人田园生活方式阶段（汉末魏晋至唐中叶安史之乱前）；第二阶段是文人城市生活方式阶段（唐中叶至明中叶明武宗朱厚照正德末1521年）。当然，这些新的生活方式就与其他旧有的文人生活方式并存。而陈白沙的思想正发展成熟于第二阶段，其核心价值是“自得”。陈白沙言此“自得”之境为“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莺飞鱼跃，其机在我”。[1]

陈白沙的“自得”之境缘于现实的发展状况。唐安史之乱（755-762）后的唐中叶至明中叶明武宗朱厚照正德末（1521年），是城市经济高度发展、资本主义因素萌生的时期。这一时期，城市经济高度发达，市民阶层空前壮大，例如，开封、杭州、成都、南京、广州，人口都在百万左右。变化起自唐中叶以后。唐中叶以后，唐王朝的经济和社会格局均发生重大变化——商业成为唐政府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标志之一，为解决安史乱后财政困境，唐政府改变唐前期不实行专卖的政策，借助商人力量逐渐对盐酒等日用商品实行不完全性禁榷（榷意为专卖）；标志之二，将商税从农业税中剥离。于是，单一农业型社会被农商混合型社会所取代。由传统教化力量主导到传统教化力量和经济力量双元主导的社会转型，使市民（含文人）心态发生改变，即文化权威的世俗化消解开始出现。因为在买卖关系中买者和卖者都是权利主体（个体）。为了生存，人们会按自己本能需要去购买，而人的本能的需要是由他在社会中基本生活的来源和遭遇、向往等来决定的。故市民的自主选择本然地具有反教化和反权威胁迫的离心趋势。于是，沿海的广府文人面临从传统农业经济向着城市经济转型的社会。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

广府文人的思想变化是：在纵情中获得某种“情”与“趣”，以寻求精神解脱。这表现了文人对情感官能的精微感受替代了建功立业豪情的变化。广府文人城市生活方式的社会价值实现方式是文学商品化的初步尝试和学术独立的倾向。文学的商品化表现是：在文学运作模式上以批量制作和追求外在包装为特征；在创作方法上追求“好看”的效果，呈现类型化的倾向；在内容上以世俗生活的闲适性吸引读者。学术独立的倾向指向理学心学研究。正是因为人们贞淫观较为宽泛，才使理学家要求恢复儒家所提倡的修身制欲的人生意义。宋理宗时期，理学确立了正统地位。由此，宋代成为封建社会贞淫观从宽泛开始向严格发展的过渡时期。但只要商业社会存在，人们对平等、自由、快乐的追求不会停止只会改变策略。到元明清时期，在封建主义贞淫观逐渐得到彻底强化的同时，人们对平等、自由、快乐的追求就在戏剧、小品文等之中表现出来。个性自由与理学约束双元对峙的格局，成为整个宋元明清时期社会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此期，沿海的广府文人经学、子学研究颇有创新。如，陈献章是心学的发端，其哲学上追求的重自我适意、重自然真实的倾向与中晚明士人取径一致。

在本质上，陈白沙的生活方式新变的原理与陶渊明的新变原理是一致的，就是将生活艺术化，将艺术生活化。其区别在于，陶渊明将田园生活艺术化，将艺术田园生活化；陈白沙则将田园、城市生活艺术化，将艺术田园生活化、城市生活化。杨慎《升庵诗话》卷12《陈白沙诗》云：“白沙之诗，五言冲澹，有陶靖节遗意。徒见其七言近体，效简斋、康节之渣滓。”杨慎谈及陶渊明对白沙先生的影响。俞宪《盛明百家诗·陈白沙集》卷首云：“白沙诗从击壤中来，当另作一家看。”意谓白沙诗的哲理内涵来自于邵雍《击壤集》。

由于陈白沙将艺术生活化，因此，其诗文带有“浅易”特点。邹守益《东廓邹先生文集》卷2《训蒙诗要序》：“乃取诗经之关于伦理而易者，及晋靖节，宋周、程、张、宋及我朝文清、康斋、白沙、一峰、北泉、阳明诸君子之诗，切于身心而易晓者，属王生仰编而刻之，稗童子讽咏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〇《白沙子九卷提要》云：“……史称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颇近于禅。至今毁誉参半。其诗文偶然有合，或高妙不可思议。偶然率意，或粗野不可向迩。至今毁誉亦参半。王世贞集中有《书白沙集后》曰：‘公甫诗不入法，文不入体，又皆不入题，而其妙处有超乎法与体与题外者。’可谓兼尽其短长。盖以高明绝异之姿，而又加以静悟之力。如宗门老衲，空诸障翁，心境虚明，随处圆通。辨才无碍，有时理词鄙语，冲口而谈。有时妙义微言，应机而发。其见于文章者亦仍如其学问而已。虽未可谓之正宗，要未可谓非豪杰之士也。”《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白沙诗文“妙义微言”与“理词鄙语”共存。

综之，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发展史是一个充满反思、批判和建构意义的过程。因此，我们应结合研究对象的独特的人生体验、个性气质和知识结构等进行深入探索。

参考文献：

^[1]陈自沙：《陈白沙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本文原载纪德君、曾大兴主编《广府文化》第3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