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曾大兴、邹建军等学者的带领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迅速发展，建立并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文学景观就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曾大兴先生在《文学地理学概论》认为：文学景观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却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一层文学的色彩，多一份文学的内涵。简言之，文学景观就是具有文学属性的自然或人文景观。此外，文学景观可分为虚拟性文学景观和实体性文学景观。其中，实体性文学景观是指文学家在现实生活中留下的景观，包括他们光临题咏过的山、水、石、泉、亭、台、楼、阁，他们的故居，后人为他们修的墓地、纪念馆等等……总之，大凡能够让现实中人看得见、摸得着，与文学家的生活、学习、工作、写作、文学活动密切相关，且具有一定观赏价值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都可以称为实体性文学景观[i]。

岭南[ii]地处五岭以南，大部分地区夏长冬短，终年不见霜雪，季候不明显，可谓是“四时常花、三冬不雪”。岭南有众多具有地域特色和独特人文内涵的文学景观，如木棉，它首先是一种自然景观，但经过文学家吟咏、书写、被赋予了人文的意义之后，它便成为一种文学景观。从文学景观的分类来看，它既是自然类文学景观，也是实体性文学景观。

一、木棉及其传说

木棉是木棉科木棉属的一种落叶大乔木，叶互生，掌状复叶，枝条轮生，树高干直，树姿巍峨，花大而美，是南国特有的地域植物。关于木棉，除了被人熟知的木绵、红棉(红绵)、攀枝花等叫法，还有一些相关的典故与传说。《西京杂记》记载“积草池中有珊瑚树，高一丈二尺，一木三柯，上有四百六十二条，是南越王赵佗所限献，号为烽火树，至夜，光景常欲燃。”[iii]珊瑚树指的就是木棉，南越指的是如今的岭南地区。因木棉花朵红艳硕大，在汉王宫夜晚的灯火照耀下，如同将要燃起的烽火，也因此，木棉有了“烽火树”之名。

此外，木棉又名吉贝。相传五指山(今属海南，旧时归广东)有位黎族老英雄名叫吉贝，常带领人民击退异族的侵犯。后因一次叛徒告密，老英雄被捕，敌人将他绑在木棉树上严刑拷打，老英雄威武不屈，最后被残忍杀害。后来老英雄化作一株株木棉树，所以木棉树也可叫“吉贝”。

前人关于木棉的解释，似乎都不及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记载详尽：

木棉，高十余丈，大数抱，枝柯一一对出，排空攫挐，势如龙奋。正月发蕾，似辛夷而厚，作深红、金红二色，蕊纯黄、六瓣，望之如亿万华灯，烧空尽赤。花绝大，可为鸟窠，尝有红翠、桐花凤之属藏其中……树易生，倒插亦茂，枝长每至偃地，人可手攀，故曰攀枝。其曰斑枝者，则以枝上多苔文成鳞甲也。南海祠前，有十余株最古，岁二月，祝融生朝，是花盛发。观者至数千人，光气熊熊，映颜面如赭。花时无叶，叶在花落之后，叶必七，如单叶茶。未叶时，真如十丈珊瑚，尉佗所谓烽火树也。

舟自牂牁江而上至端州，自南津、清岐二口而上至四会，夹岸多是木棉，身长十余丈，直穿古榕而出，千枝万条，如珊瑚琅玕丛生。花垂至地，其落而随流者，又如水灯出没，染波欲红。自春仲至孟夏，连村接野，无处不开，诚天下之丽景也……[iv]

从屈大均的解释中，印证了赵佗进献的烽火树就是木棉，同时也说明木棉在岭南的数量之多、历史之久，以及木棉花开于仲春时之壮观。因此，木棉可说是岭南颇具代表性的植物，能体现南国风物之美，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过往岭南的文人常常会选木棉进行吟咏、书写了。

二、文学中的木棉

自然界中秀丽的山水风光向来是文人骚客笔下吟咏不衰的对象，歌颂山水之作更是层出不穷。文人从景中生悟，找寻创作的灵感，再寄情于山水寓情于景，以自然景观寄托人生理想，抒发情思。木棉从岭南的自然景观到成为文学景观，离不开过往的文人对其的歌咏。

岭南本籍文人生于此，长于此，自幼感受着岭南风物的秀美；而外来文人多因仕宦、贬谪、流放，或是自身游学、途经等原因到达岭南，在此留下了大量的吟咏山水之作。笔者以《木棉诗辑》《岭南历代诗选》《历代名人入粤诗选》共三本古代诗选为例，统计书写木棉的相关诗作有96人187首，数量可观，其中不乏大家名篇，而诗名中直接提及“木棉”二字的就有139首。部分诗人有多首关于木棉的作品流传于世，如本籍诗人中，张维屏11首、黄乔松10首、屈大均8首；外籍诗人中，杨赓笙9首、杭世骏4首、杨万里3首等。从他们对同一植物木棉的多番描写，可看出这些诗人对木棉有独特的情怀，抑或是木棉对这些诗人的影响也较大。

诚如学者曾大兴所说，有的自然景观最初并没有人类活动的印痕，最初并没有人文意义，它的人文意义是文学家首先赋予的。[v]张维屏的《木棉》就写道：“攀枝一树艳东风，日在珊瑚顶上红。春到岭南花不少，众芳丛里识英雄。”[vi]直言木棉艳如珊瑚，纵使岭南的春天花的种类数不胜数，木棉也是其中最为独特的。明人谭湘的《木棉花》：“佗罗千万臂，伸屈欲摩空。天地二三月，江山一半红……”[vii]这就与前文中屈大均提及南海神庙的木棉盛开时，“观者至数千人，光气熊熊，映颜面如赭”相呼应，展现木棉的高大伟岸，枝干繁密，花开时漫天红火的壮观场景。最初，文人只是感叹木棉盛开的美景，但在文人反复吟咏后，木棉这一文学景观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意义。木棉的文化内涵在被文人反复吟咏后，也有了历时性的累积。

木棉本就是极具观赏价值的自然景观，是一种实体的景观。通过历代文人的观察、吟咏、描写，木棉便寄予了抽象的含义，也就成了虚拟的景观，使木棉成为一种文学影像。所谓文学本体的地理影像，是指文学作品里存在的自然山水对象，以及在具有象征性与抒情性的作品中，由作家所生活其中的特定自然山水与自然环境转化而来的种种意象，包括作家在特定自然环境里产生的情感与想象[viii]。

首先，最为熟知的是认为木棉是英雄的化身。这以岭南本籍诗人的描写尤为突出，最早直称木棉为“英雄”的是诗人陈恭尹。他爱国忧民，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明朝灭亡后还写了不少控诉清朝统治者残酷压迫之作。他在诗作《木棉花歌》中既写了木棉花动人的形色，又体现了木棉花内在的精神品格：

粤江二月三月来，千树万树朱华开。有如尧射十日出沧海，更似魏宫万炬环高台。覆之如铃仰如爵，赤瓣熊熊星有角。浓须大面好英雄，壮气高冠何落落。后出棠榴枉有名，同时桃杏惭轻薄。祝融炎帝司南土，此花无乃群芳主。巢鸟须生丹凤雏，落花拟化珊瑚树。岁岁年年五岭间，北人无路望朱颜。愿为飞絮衣天下，不道边风朔雪寒。[ix]

诗歌描述了岭南木棉在初春时节绽放的盛状，称木棉“浓须大面”“壮气高冠”，如同将军的雄姿；更以“好英雄”“何落落”的惊叹来直接表现自己对木棉花的赞赏和欣羡。以枉有芳名和自惭轻薄的棠榴桃杏之花与木棉花相对比，显示出木棉花的磊落不凡，同时将木棉誉为群芳之主，赞美木棉的磅礴大气，尤其是年年岁岁的初春时节，五岭之间木棉的胜景让人惊赞。他的《南海神祠古木棉花歌》写得更加直白：

祝融帝子天人杰，凡材不敢宫前列。挺生奇树号木棉，特立南州持绛节。

拔地孤根自攫拿，排空直干无旋折。生气长资渤澥宽，老鳞不受冰霜裂。

青春二月当艳阳，观者千人皆叹绝。繁英贯日下无阴，丽色烧天炙能热。

堂堂正正势莫当，密密疏疏随所设。落瓣全铺细草青，飞须欲满游丝缬。

似闻昨日铜鼓鸣，海神黼黻朝天阙。玉女三千笑口开，电光一夜枝头挈。

受命扶桑捧日车，旌旗片片裁霓虹。六龙战胜各归来，髭髯尽化玄黄血。

不尔花开何太烈，君不见四照之枝不可寻。赤松邈矣火井深，为君岁岁呈丹心。[x]

这首诗以南海神祠的木棉为出发点，点明木棉是岭南特有的奇树，高大挺拔，生命力强，不畏严寒，尤其是花在艳阳高照时盛开，让人赞叹不已。陈恭尹在两首诗作中，借对岭南木棉热情洋溢的歌颂抒发自己心中报国无门与壮志难酬的压抑心境与惆怅之情，并以木棉为寄托，表明自己对明王朝的拳拳忠心与深切怀念以及对南明王朝的希望。全诗奔放有力、雄直硬朗，没有国之将亡的哀怨感伤。

相似的还有屈大均。屈大均是明末清初爱国遗民诗人，始终坚守高洁不仕的人生气节，一生为祖国、民族的兴亡鞠躬尽瘁。在为民族兴亡四处奔走之际，他也无时无刻不思念故乡的木棉，并多次通过诗歌歌颂木棉，以木棉花盛开之浓烈、壮美来比喻自己的壮志豪情，抒发故国之思，如《南海神庙古木棉花歌》：

十丈珊瑚是木棉，花开红比朝霞鲜。天南树树皆烽火，不及攀枝花可怜。

南海祠前十余树，祝融旌节花中驻。烛龙衔出似金盘，火凤巢来成绛羽。

收香一一立花须，吐绶纷纷饮花乳。参天古干争盘拿，花时无叶何粉葩。

白缀枝枝蝴蝶茧，红烧朵朵芙蓉砂。受命炎洲丽无匹，太阳烈气成嘉实。

扶桑久已摧为薪，独有此花擎日出。高高交映波罗东，雨露曾分扶荔宫。

扶持赤帝南溟上，吐纳丹心大火中。二月花开三月叶，半天飞落人争接。

东风乱剪猩红绒，儿女拾来柔可折。正及春祠百谷王，神灵不使马蹄蹀。

还怜飞絮白如霜，织为绁布作衣裳。银钗叩罢双铜鼓，岁岁看花水殿旁。[xi]

诗中写的就是如今位于在广州黄埔区南海神祠前多株参天的千岁木棉树，现仍留有两株。“天南树树皆烽火”，点名木棉在岭南地区数量之多。诗人在诗作中描写木棉的美态如“金盘、绛羽”，又似“蝴蝶茧、芙蓉砂”，在对木棉进行观赏的基础上表达自己拳拳的爱国之心与英雄的气节。自此，木棉也就成为英雄的象征，被赋予了坚强意志与坚韧品格，后人也多取木棉有英雄之意。

其次，木棉还是思念的象征。文人将对故乡、对他人的思念寄托在木棉身上，赋予木棉的另一种人文意蕴。这样的作品多见于外籍文人的诗作中。如齐白石，他在年逾不惑时三到岭南，路途中见木棉盛开，恰逢杜鹃鸣啼，便留有《木棉花》一首：“看山曾作天涯客，记得归家二月期。游遍鼎湖山下路，木棉十里子规啼。”[xii]鼎湖山现属于广东肇庆，诗人在游玩的途中听见子规啼鸣，将自己的思乡之情寄予于盛开在岭南初春时节的十里木棉中。近代文人于右任也有歌咏木棉的诗作，如《粤秀山前看木棉》：“粤秀山前花乱飞，岁寒南下念将归。参天无数英雄树，万井啼寒未有衣。”[xiii]战乱年代，诗人从北方来到广州，看到木棉花盛开之后随风飘落，想起初春尚寒不禁为久征未归的将士感到担忧。

第三，木棉可说是温暖的代表。木棉除了观赏价值，还有经济价值。木棉的花芯产棉，古人常将其制衣、织被用以御寒。因岭南地区并没有生长棉花的气候条件，所以古时候木棉在岭南人民的生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木棉的棉絮在我国已经有非常悠久的使用历史了。古书中多处记载，木棉均属于岭南特有物种，并多被南人用于日常生活之中。早在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就有木棉的相关记载。据《文选》卷五中，刘渊林注晋左思《吴都赋》，引《异物志》曰：“木棉，树高大，其实如酒杯，皮薄，中有如丝绵者，色正白，破一实，得数斤。广州、日南、交趾、合浦皆有之。”[xiv]《罗浮山记》中也有记载：“木棉，正月则花，大如芙蓉，花落结子方生绵与叶耳，子内有棉甚白，蠶成则熟，南人以为缊絮。”[xv]《广东新语》对此也有记录：“子大如槟榔，五六月熟，角裂，中有绵飞空如雪。然脆不坚韧，可絮而不可织，絮以褥以蔽膝，佳于江淮芦花。或以为布，曰緤，亦曰毛布，可以御雨，北人多尚之。绵中有子如梧子，随绵飘泊，著地又复成树。”[xvi]

无论是本籍诗人，还是外来的文人，都在诗作中对木棉的这一实用价值予以肯定。如陈恭尹在诗中言“愿为飞絮衣天下，不道边风朔雪寒。”[xvii]清代的索绰络·德保南下为官时留有《木棉花歌》一首，也谈及用木棉的花絮制衣：“……我闻东南种棉多草木，夏耘秋熟掇其英。琴操弹鼓霏白雪，纺车轧轧篝青灯。芦花柳絮补不足，老人曝背依南楹。何如天生嘉树比吉贝，取之不禁功亦同。缣缯愿移此树遍环瀛，坐令无民卒岁无复号寒声。”[xviii]

文人从木棉的经济价值出发，以诗作的形式记录木棉对百姓的贡献，木棉也因此被赋予了温暖的含义。

此外，木棉还可作为药材使用。木棉花味甘性凉，有清热利湿、消暑、止血等功效。岭南地区处亚热带，气候炎热潮湿，人们多食鱼、肉，因而极易患肠胃湿热的疾病，如食欲不振、食滞、腹泻以及下痢等。晒干后的木棉花使用方便，功效甚佳，所以岭南人常用之。而且民间认为木棉花还能解鸦片的毒。清人丘逢甲在《拜大忠祠回詠木棉花》中写道：“枯木寒鸦吊大忠，力回阳九气熊熊。化身待挽芙蓉劫，晒血疑开杜宇宫。铜鼓哀歌春庙古，铁锥奸魄满菴红。扫除冰雪持炎运，合率群花拜祝融。”[xix]诗中的“芙蓉”指鸦片，诗人在自注中解释，木棉对鸦片有解毒之功。文人史澄在《木棉》中也说：“自是参天拔地材，无人赏识委蒿莱。岂知救世饶功用，慢作寻常草木栽。”[xx]写的也是木棉能救鸦片毒，有起死之功，因此木棉也是济世的符号。

同样是描写木棉这一自然景观，从不同角度对木棉进行观察、吟咏，无论是赞赏、思念的视角，还是对其经济价值和药用价值的肯定，都是因作者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遭遇以及观景的感受不同造成的。由此可见，文学景观的意义是因不同作家和读者在不同的时间所赋予、所累积的，就如迈克·克朗指出：我们不能把地理景观仅仅看作物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作可解读的“文本”，它们能告诉居民及读者有关某个民族的故事，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xxi]因此，对同是木棉这一自然景观进行颂赞，因寄托不同也就赋予木棉不同的人文意义，从而让木棉具有了多重文学景观之意义。

三、木棉的文学景观价值

《文心雕龙·物色篇》云：“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xxii]说明了自然景物在文学创作活动中的重要作用。钟嵘《诗品序》：“若乃春风春鸟，秋风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祈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xxiii]更是对自然景观在文学活动中的重要意义的高度评价。

木棉之所以作为南国特色被写入作品，成为岭南诗歌中特有的文学地理意象，是因为它具有独特的地域性与标志性的意义。笔者选取的三本诗选中，提及与木棉相关的岭南地点众多，如越秀山(亦称粤秀山、越王山)的有8首、南海神庙7首、越王台12首，而书写岭南其他地方的木棉的诗作更是不计其数。英国当代地理学家迈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学》一书在讲到“文学地理景观”时也指出：“文学作品不能被视为地理景观的简单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xxiv]

木棉本是岭南的特色自然景观，在岭南也不乏有以它命名的地点。如清代广州就有以木棉胜景著名的风景区，即位于河南(今广州海珠区)瑶溪(今海珠涌一带)的“瑶溪二十四景之一”——“十丈红棉道”。诗人潘飞声有一首同名诗作《十丈红棉道》：“一声山鹧鸪，唤我寻春去。满地红珊瑚，仿佛越台路。”[xxv]一个著名的自然景观，以及由自然景观演化而来的人文景观，其价值往往是很丰富的，有地理的价值，有历史的价值……但是这些价值都不及文学的价值。如果没有文学的价值，景观往往无由彰显。[xxvi]

（本文原载纪德君、曾大兴主编《广府文化》（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i]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33、234页。

^[ii]本文中指的岭南是在文学地理范围中，主要指广东、海南及部分广西地区。

^[iii](西汉)刘歆撰，(东晋)葛洪集，向新阳、刘克任校注：《西京杂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4页。

^[iv]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5页。

^[v]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38页。

^[vi]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编：《木棉诗辑》，渔歌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vii]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编：《木棉诗辑》，渔歌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

^[viii]邹建军：《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理论术语》，《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ix]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编：《木棉诗辑》，渔歌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x]同上。

^[xi]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编：《木棉诗辑》，渔歌出版社2010年版，第30页。

^[xii]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编：《木棉诗辑》，渔歌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xiii]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编：《木棉诗辑》，渔歌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页。

^[xiv]杨孚：《异物志》，载梁廷楠、杨孚等著，杨伟群校点：《〈南越五主传〉及其他七种》，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3页。

^[xv]李昉：《太平御览·卷九六〇·木部九》，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4261页。

^[xvi]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15页。

^[xvii]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编：《木棉诗辑》，渔歌出版社2010年版，第33页。

^[xviii]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编：《木棉诗辑》，渔歌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页。

^[xix]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编：《木棉诗辑》，渔歌出版社2010年版，第93页。

^[xx]中国民主促进会广州市委员会编：《木棉诗辑》，渔歌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

^[xxi]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xxii]王运熙、周锋撰：《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页。

^[xxiii]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0页。

^[xxiv]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xxv]孙卫明：《千年花事》，羊城晚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xxvi]曾大兴：《文学地理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