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开平碉楼与村落”获称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成为中国第35处、广东首处世界文化遗产。对于它的价值认定，诚如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推荐语所说：“中西建筑艺术在这里巧妙结合，与优美的自然环境和谐共生，它直观而又集中地展现了近代中外文化在乡村交流的历史进程，不仅传递着如今遍布全球的千千万万华侨丰富的历史信息，而且记载着美洲、欧洲、大洋洲和亚洲等国家发展的历程和文化特征。”这是其价值主体。同时，“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其发展与本地稻作农业社会的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密不可分。”这也揭示了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所在。本文就碉楼的历史文化作点追溯。

碉楼原非是一个专名，甚至连权威的辞书也不立词条。[i]古代文献用它时，是汉族人指称西南羌藏蛮夷地区一种塔楼式防御性建筑——碉。如较早记载的《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馀丈，为邛笼。”唐李贤注“邛笼”曰：“按今彼土夷人呼为‘雕’也。”[ii]雕即碉，按分两种，一种是专门用于战事的碉堡，如清代羌人对付乾隆征伐大小金川的碉堡；另一种是可居可守的碉房，至今仍是羌藏地区的特色建筑。近人徐珂《清稗类钞》对后者有述介：“川边蛮房之大者名碉。式如立方体，建楼数层。最上一层即房顶，平坦如地，以石砾和黄泥面之，厚尺许，为天沟，防雨水积滞下漏。蛮民收获庄稼，往往晒晾于上。……中楼乃蛮民为经堂、厨房、小室诸处。……最下一层，为马牛羊所居，粪秽不堪。蛮民之出入必经此处，关外瘟疫时行皆由此也。墙之构造亦以石和黄泥为之，其梁之两端穿墙内，中间之节合则以柱抬之，不施钉笋，有力者能摇动之，故遇地震全部俱倾。”[iii]按现今袭用碉楼之名指称汉族建筑时，亦应有具备防卫功能和居住功能二义。从防卫功能而言，一般又称炮楼、碉堡、堡垒等；从居住功能而言，一般又称高楼、阁楼、洋楼等。总之，碉楼庶可解作具备防卫功能和栖居功能的高层或多层的土木砖石(近代用钢筋水泥)构筑。

碉楼的基本功能在于防御，而我国防御性建筑的渊源在城筑，即墨子所谓“城者，所以自守也。”[iv]考古发现，早在龙山文化的中晚期(相当于文献记载的夏代初期)已有城堡建筑，比较重要的有三处遗址：王城岗城堡遗址(位于河南省登封县告成镇)、平粮台城堡遗址(位于河南省淮阳县)和城子崖遗址(位于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v]可见我国城防设置历史悠久，工事成熟。春秋战国时代，战争十分频繁，筑城、守城成为争霸天下、维护国力的根本战术，列国纷纷修筑城池，扩张城防。如春秋时鲁国只算中等国力，却加固城池23座，新筑台邑11座，[vi]已经僭越天子之制，其他强国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战国七雄，则更大规模地修筑长城，有齐长城、楚长城、魏长城、燕长城、赵长城和秦长城等。秦始皇吞并六国后，在燕赵秦旧有长城基础上，缮筑联成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vii]

城防之功固然来自城墙的高峻厚实(十来米)，还有赖于一系列防御设施。城墙每隔60步距离构建一个向外凸出的矩形墩台，俗称马面，利于观察外敌与交叉射击；城上筑起小而高的台城，占据居高临下之势，是为碉楼的原始形态。城池的四周正面都筑有门楼或敌楼，以应付敌人正面攻袭，外围四角也筑有角楼，以应对敌人围困。城上百步一楼，每楼高广四楹，上装兵器，中储粮食，还可驻扎士兵，配备指挥员。城堡另有高出的塔式候楼，亦即望楼，立于城台之上，亦可居临御敌，接收情报。至于发现敌情，发布情报，昼则举烽，夜则举火，则由烽燧(烽火台)行驶。[viii]

烽燧在汉代是边防关塞的军事编制，设置所在大者曰城，其次曰障、曰塞，其次曰亭、曰燧，最小曰烽、曰候。因为亭是内地固有的地区行政编制，官署所在，移置边塞，故有亭障、亭塞、亭燧、亭候等之称。塞上之亭，既管邮传、旅宿之事，也主管警备候望之事，故谓亭候。亭障较亭传、亭候、亭燧为大，有城垣，又称障城或候城，是所辖防线候官屯驻的城堡，堡内有屋舍仓库和军事设施。亭燧则是烽火台周边设置的墙垣据点，驻兵防守，因此必筑营坞，即具备门墙房屋望楼烽台的坞堡(坞壁)。[ix]近代以来，在这些西北边塞城堡出土的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都大量记录了这些关防生活。

坞壁原是军事组织形态，遭逢昏乱时世，遂成豪强世族维护自身利益的军备化社会组织形态。两汉之际，时政昏暗，豪强世族加紧兼并土地，积极聚敛财富，网罗流民宾客，组织私人武装，建起坞壁庄园。像汉光武帝刘秀的外祖樊重，在南阳“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蠃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富拟封君。”其子樊宏亦“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x]东汉这类“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xi]的坞壁庄园普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豪强世族拥有家兵部曲，他们既是护卫家园的武装，又是侵害社会的力量，有时甚至直接干预国家政治，如光武“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在所害。”[xii]最为人所知者无过于汉末弄权一时的董卓所建郿坞，“高厚七丈，号曰‘万岁坞’。积谷为三十年储。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董氏被诛后，他的部曲即参与了李傕、郭氾之乱政。[xiii]

庄园坞壁业已荡然无存，所幸大量出土的汉代明器形象地再现了它的实况。在陶制明器中，就平面布局和结构形态看，细者井亭、灶厨、畜圈、厕所等，中者民居、仓廪、院廊、墙垣等，大者望楼、仓楼、台榭、坞壁等，甚至屋顶、斗拱、脊饰、门窗等细节，无不全景再现当时坞壁的生态状况和生活场面。陶坞壁一般为墙垣围闭的方形城堡，城墙高峻，前后开门，门上有楼，堡体四隅亦有楼橹。城内有轴线布局的院落宅屋，陶院呈四合院形式，楼体高大，门楼角楼都有战备设施。城堡中轴线上往往有高层望楼，三到五层，楼顶望台设棚顶，设旗鼓，每层常见武士俑，或作弓射样子，见证豪族私家武装之史实。陶楼、陶城堡的出土从北方中原到南方岭南都有，形态略似，反映出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中原移民迁徙岭南，促进本地汉化进程，汉越文化融合。

坞壁既是豪强世族(坞主)统领宗族乡里(堡民，其中有避役流民加入)为逃避战乱或赋役而建立的小型社会组织，在战乱动荡的时世里多少也给民众带来些生活安定。当无人不道东晋陶潜所构“桃花源”这片天地是个乌托邦时，史学家陈寅恪敏锐察觉它就是当时坞壁的真实缩影。他指出，“西晋末年戎狄盗贼并起，当时中原避难之人民，其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者，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坞壁，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并举晋人庾袞、苏峻、祖逖、郗鉴为证，证明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xiv]而另外两位史学家吕思勉和唐长孺则认为同样存在于南方，当时土著越蛮与流寓华族相杂，为了逃避赋役，依据险阻山川，建立坞壁以自存。[xv]事实上，当时广州地区也是如此，《南齐书》载：“广州镇南海。滨际海隅，委输交部，虽民户不多，而俚獠猥杂，皆楼居山险，不肯宾服。”[xvi]所谓“楼居”者，坞壁碉楼也。“不肯宾服”者，其武装足御官兵也。南朝刘宋时，史学家范晔与孔熙先谋反，事先联络“广州人周灵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万钱与之，使于广州合兵。”[xvii]广州地区建坞壁、拥家兵的情况一直存在，在元末大动乱时，东莞何真，南海区禹民、关敏、张仲贤、梁曾甫等率皆屯聚保境，收留流逋，兴举“义兵”，平定“贼众”，[xviii]略可窥见广州地区保聚之盛。

保聚之盛的另一重要原因，乃为南迁移民的驻扎定居。现今粤中珠三角各家族谱、官私方志，异口同声其祖先是从南雄珠玑巷南迁来的。《台山县乡土志》云：“五(吾)邑民族先祖，先后移徙安徽、西(？)、由(宋)理宗而至度宗之时，长江不守又移入广东南雄，以为在五岭之南，可以安全无忧，故一致住在珠玑巷。”《开平县志》卷二云：“广东南部其民族多迁自南雄珠玑巷。广州志谓中原衣冠，北宋时避金人之寇徙居南雄。广州士族多发源于此。今参查开平族姓各谱，其由珠玑巷来者，有自五季时已南徙广州，凡三迁而后至于本境。”《新会县乡土志》云：“新会县全境分三大区：曰邑城、曰东北、曰西南。乡村无虑七百余。男口逾万者十余族，千口以上者，偻指不胜数矣，综查各谱，其始迁本境之祖，皆唐以后人。至宋度宗咸淳九年，由南雄珠玑巷迁至者，约占全邑氏族之六七焉。”[xix]珠玑巷移民名声最著者为宋代居民罗贵南迁事件。《开平乡志》叙曰：“狮子罗村，其先世宝兆，随宋太祖渡江讨叛，至广东南雄始兴县，遂家居焉。七代贵翁(即罗贵)，绍兴元年(1131)从南雄迁蓢底，即今新会良溪也。贵次子利用分居开平狮子罗村，男女人数约七千余。”[xx]据各族谱载，宋度宗时，宫中苏妃被打入冷宫，乃潜逃漂泊，遇南雄府始兴郡保昌县牛田坊富民黄贮万收留，带回乡里。皇上敕命兵部行文各省缉访，经年不得。后黄氏家人走漏消息，兵部乃围剿牛田坊，时坊中珠玑村贡生罗贵，已居此地有七代之久，主导与其他58村97户商议迁徙他乡，“素闻南方烟瘴地面(即今珠三角)，田多人少，堪辟住址，”(《赴始兴县告亲迁徙词》)遂率领33姓97家人南迁，并获得官府批准，“准迁移安插广州、冈州、大良都等处，方可准案曾立图甲，以定户籍，现辟处以结庐，辟地以种食，合应赋税办役差粮毋违。”(《冈州知县李丛芳批词》)终于落脚蓢底，今新会棠下良溪村。[xxi]而良溪随后又成为各族姓移民向外迁徙的“后珠玑巷”了。如今，跨越千年的良溪村周边高地还有明代夯筑的护堡土墙，在密集村舍制高处矗立着民国初年重建的护村碉楼镇北楼，隐约可见当年移民坞堡之遗制。

粤地保聚之盛的又一重要原因，乃在乡土寇盗匪患之剧炽。粤地本来生产生活资源困窘荒废，无论官府与民众、土著蛮族与开发生民、原住民与外来民、本土与客家，无时无地不处争夺之势，复杂的社会矛盾必然导致剧烈的社会暴力，故而世人早有“百粤之民，善于为盗，见利如羶，杀人如饴，其天性也”之见，[xxii]又有“粤人性质既刚，其流而为盗贼者，则更进而为犷悍。粤盗之盛甲全国”之说，造成“外郡土客，仇杀未已，且不受官劝。乡村族居，多建炮台”之局面。[xxiii]粤中边海局面尤为险恶，清人谢兰生有曰：“粤俗滨海，匪民滋多，始尚易缉，久则难薙。况溪峝阻深，港汊错交，潜踪混迹，耳目弗同，逮乎啸聚，不可为理。……至于新宁(今台山)一邑，自海口巡防以逮猺民、蛋民、会匪、洋匪，……”云云。[xxiv]由此，台山、开平等地碉楼遍地之故，不言自明。

在赋役与逃避、保聚与迁徙、盗贼与防御的巨大张力下，粤地碉楼成为几百年来广东的地标景观，它实际既营构了粤地的建筑，更改变着粤民的生活。试引明清人所见所闻以概之。明人王士性谓：“南中造屋，两山墙常高起梁栋上五尺余，如城垛然，其内近墙处不盖瓦，惟以砖甃成路，亦如梯状，余问其故，云近海多盗，此夜登之以瞭望守御也。”[xxv]明人叶权则谓：“自南雄至广州可八九百里，大抵秃山怪石，人烟稀少，群蛮出没。韶州、英德近水次，舟过稍安妥，余皆荒落。有人家处，必据高山重险，筑堡壁。蛮至，驱牛羊妇女老弱居之，以毒弩自守，蛮亦不敢犯。但仓猝不能保堡则殆。”[xxvi]清人屈大均谓：“广州诸大县，其村落多筑高楼以居。凡富者必作高楼，或于水中央为之。楼多则为名乡。遥望木棉榕树之间，矗立烟波，方正大小，一一相似，势如山岳之峙，皆高楼也。楼基以坚石，其崇一丈七八尺；墙以砖或牡蛎壳，其崇五六丈。楼或单或复，复者前后两楼，盘回相接。雨水从露井四注，名曰回字楼。罩以铁网铜罛，隐隐通天。楼内分为三重，每重开三四小牖以瞭望。顶为战棚，积兵器炮石其上，以为御敌之具。寇至则一乡妇女，相率登楼；男子从楼下力斗。斗或不胜，则寇以秋千架巨木撞楼，或声大铳击之，或以烟火焚熏，楼中人不能自固，争从楼窗自堕，以求缓须臾之死，惨不可言。是楼虽壮观瞻，亦寇盗之招，此乡落之莫可如何者也。”[xxvii]清人罗天尺亦谓：“顺德，割南海三都膏腴，人民富庶，水乡为多，聚族以处，烟火稠集，楼房高至五六丈，遥望之如浮阁，高出林表，参差不一。最富豪者，有回字楼，高倍之，四檐落水，内阁三层，中有八柱，厅下有井有窖，积柴米其上，虽有寇盗，可数十日守，俨若一城墉焉。”[xxviii]

回眸开平，古碉楼有三：1、迓龙楼，现存，位于赤坎区芦阳乡三门里，建于明嘉靖年。它背北向南，楼分三层，高约10米，壁厚近93厘米，占地面积152平方米强。全用大型红砖结砌，碉楼四角突出，每层四角均有枪眼，底层正面开有一圆顶门，门的两边各开一个四方形的小窗。每层均分中厅和东西耳房，楼顶为中国传统建筑硬山顶。2、瑞云楼，已毁，原位于赤坎区井头里，建于明末崇祯17年(1644)。一有贼寇扰乱，村人亦到楼躲避。3、奉父楼，已毁，建于清初。“清初盗炽，许龙所妻某氏被虏，子益将备金议赎。某氏语使人曰：‘母不必赎，但将此金归筑高楼以奉尔父足矣。’是夜投崖而死。益将遵命筑楼奉父。”(民国二十一年《开平县志》卷44页3)至于清代开平碉楼的情况已是文献不足，更无实物可考。“自建县以来离水火而登袵席，释干戈修礼让，曩日之荒屯废堡悉为耕牧之场矣。”(民国二十一年《开平县志》卷20前事页30)[xxix]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有了海外华侨及其侨汇，有了外来技术及其材料，侨乡碉楼也就雨后春笋地遍地开花了。

开平碉楼按其功能，略可划分若干类型：1、堡楼。原型乃古代坞堡敌楼，用以抗御寇侵保卫村庄。一般处于村中心脏地带，如宗祠背后，或制高点，高出村舍之上，便于瞭望与御敌。碉楼四角突出角堡枪眼(燕子窝)，内存武器。楼中可贮粮食，可栖守卒。若赤坎三门里迓龙楼，塘口安荣村强亚楼，塘口潭溪村宝树楼等是。2、望楼。因其用于更守，又称更楼；楼上燃灯传递情报，又称灯楼。原型乃古代坞堡望楼，用以预探敌情狙击入侵。一般处于村口开阔地带，或制高点，村民尽可见处，便于瞭望与预警。碉楼高窄，每层只开小窗，四面布满枪眼，楼顶平台出挑，放置更鼓、灯火、旌旗等。若赤坎腾蛟村南楼，塘口方氏灯楼，蚬冈南兴里边筹筑楼等是。3、门楼。原型乃古代坞堡门楼，用以门禁盘查防止入侵。一般处于村口要塞，便于截查。楼多两层，或有多层，首层门户狭窄，有的两侧设置小堡垒；二层以上前后有望孔，四面有枪眼，四角有燕子窝。若塘口朝阳里门楼，蚬冈联登村门楼，大沙大塘村迎龙楼等是。4、宅楼。即屈大均所谓“高楼”者，原本粤中珠三角富豪之住宅，在开平称为“庐”，即今所谓别墅。一般有三四层，选址多是村边坦阔之处，单独建造，若赤坎蓝兴村彬庐，塘口黄金村永益居庐等是；个别以组群出现，若赤坎永安北村庐群，百合均和村庐群等是。庐层平面以传统的三间两廊为基本格局，但房间四面尽开窗户；或吸收西式别墅形式，室内间隔亦有所变化，室外或呈八角形和凸出处。宅式碉楼乃将碉楼元素融入庐中，楼身保存庐的格局，上层出挑挑台，做成柱廊形式，外围栏杆或女墙，四角凸出“铳斗”(燕子窝)。楼顶设计则充满西式建筑元素，有仿欧洲教堂式，仿伊斯兰寺院穹顶式，仿意大利穹顶式，仿罗马敞廊式，仿英国塞堡式，不一而足，亦有传统式或折中式者。若被誉为“开平第一楼”的蚬冈锦江里瑞石楼，赤坎草湾里吉祥楼，塘口自力村云幻楼等是。还有碉楼元素与庐宅元素融合的“裙式碉楼”，即在碉楼前部加建一座平房或两层住宅，格局多为传统的三间两廊，方便日常生活，减少动辄上楼之劳。若塘口自力村铭石楼，百合松兴村姊妹楼等是，这类碉楼却不多。

（本文原载纪德君、曾大兴主编《广府文化》（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

^[i]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建筑园林城市规划》，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ii](刘宋)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58页。

^[iii](清)徐珂：《清稗类钞·第宅类·蛮房》，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版，第70页。

^[iv]吴毓江：《墨子校注》卷1《七患》，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6页。

^[v]参见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vi]参见(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38《春秋城筑表》，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146页。

^[vii]参见王国良：《中国长城沿革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viii]并参见《墨子》卷14《备城门》、《备临高》，卷15《号令》、《襍守》诸篇。

^[ix]参见贺昌群：《烽燧考》，《贺昌群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4页。

^[x]分见(刘宋)范晔：《后汉书》卷32《樊宏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119页。(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29《比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93页。

^[xi](刘宋)范晔：《后汉书》卷49《仲长统列传》所载仲氏《昌言》语，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48页。

^[xii](刘宋)范晔：《后汉书》卷77《酷吏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492页。

^[xiii](刘宋)范晔：《后汉书》卷72《董卓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319页。

^[xiv]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68页。

^[xv]分见吕思勉：《山越》，《燕石札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9页。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3页。

^[xvi](梁)萧子显：《南齐书·州郡志》，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62页。

^[xvii](梁)沈约：《宋书》卷69《范晔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013页。

^[xviii]参见(明)黄佐《广州人物传》卷11何真传、区禹民传；卷17关敏传、张仲贤传、梁曾甫传。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426页。

^[xix]均见《南雄珠玑巷南迁氏族谱·志选集》，非营利性出版物，1994年4月，第151页、170页、221页。

^[xx]同上注，第157页。

^[xxi]并见黄慈博：《珠玑巷民族南迁记》，《南雄珠玑巷人南迁史话》，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页。曾昭璇等：《珠玑巷宋代居民罗贵南迁事件》，《珠玑巷人迁移路线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版，第171页。

^[xxii](明)王临亨：《粤剑编》卷2《志土风》，中华书局1987年8月版，第74页。

^[xxiii]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广东》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368页。

^[xxiv](清)谢兰生：《谢稼轩明府宦游集后序》，李若晴等整理：《常惺惺斋日记(外四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版，第353页。

^[xxv](明)王士性：《广志绎》卷4《江南诸省》，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3页。

^[xxvi](明)叶权：《贤博编·游岭南记》，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2页。

^[xxvii](清)屈大钧：《广东新语》卷17《高楼》，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69页。

^[xxviii](清)罗天尺：《五山志林》卷6《回字楼》，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二版，第135页。

^[xxix]以上见开平县华侨博物馆编：《开平县文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