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过年有很多独特的风俗，有些为外地人熟知，并流传到全国其他地方，如迎春花市、逗利是、吃生菜、舞醒狮、拜各方神祇等等，有些则较为独特，不太为外人知悉，略举二三如下。

冬至大如年

广州人的过年实际上从冬至已经开始。笔者第一次听到“冬至大于年”之说是在20年前的一个晚上，当时值班去学生宿舍检查，学生很是惊讶：“老师，您冬至都在学校工作呀？”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在我看来，冬至不过就是农历十一月份普通的一天，或是二十四节气中普通的一个节气，因为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过冬至之说。我曾以为只是位于长江中游的我老家那小地方不过冬至，后来查阅地方志后才知道，湖南绝大多数市县都不过冬至。《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i]收录了73部湖南各地的地方志，在“岁时风俗”中只有24部方志记录了冬至节日情况，且其中有11部是否定过冬至的，所以实际上湖南只有约17%的地方过冬至。其他如安徽省多数地方也不过冬至。但广府地区不仅过冬至，而且过得很隆重。

据《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广东方志中的“岁时民俗”几乎全部写到各地过冬至，仅广府地区就有《花县志》(四卷·清光绪十六年刻本)“冬至，则士夫相庆贺。以日初长至，民俗祀祖燕客，比他节尤重，以粉团供馔，谓之‘团冬’。是日多食鱼脍，云可益人。若风寒会饮，则以杂烹环鼎而食，谓之‘打边炉’，即东坡之‘骨董羹’也”；《花县志》(十三卷·民国十三年铅印本)“冬至，县属各官于关帝庙设万寿牌朝贺”；《增城县志》(二十卷·清同治十年增刻本)：“冬至作糍，以祀祖先”；《增城县志》(三十一卷•民国十年刻本)：“冬至作糍，以祭先”；《从化县新志》(五卷·淸宣统元年刻本)：“仲冬之月冬至，家各祀祖，庆贺官司，如‘元日’故事”；《龙门县志》(二十卷·民国二十五年广州汉元楼铅印本)：“冬至，作粉果祀先，来岁之粉悉于冬至前为之，名曰‘冬前粉’。人多食脍”；《番禺县志》 (五十四卷•清同治十年刻本)：“‘冬至’‘亚岁’，食鲙为家宴‘团冬’，墓祭曰‘挂冬’”；《佛山忠义乡志》(十一卷·清乾隆十八年刻本)：“冬至祀祖。乡最重冬祭，春秋之祭间略，冬则无不举者。祀毕，与家人宴于室，曰‘团冬’”；《博罗县志》(十四卷·清乾隆二十八年刻本)：“冬至，具角子、米丸、肴核以荐祖，相交贺”；《三水县志》(十六卷•清嘉庆二十四年刻本)：“冬至，祀祖致祭”；《顺德县志》(十六卷·淸乾隆十五年刻本)：“冬至祀祖，燕宗族。风寒召客，则以鱼、肉、腊味、蚬、菜杂烹，环鼎而食，谓之‘边炉’，即东坡之骨熏(董)羹”；《香山县志》(二十二卷•清光绪五年刻本)：“冬至，以丸羹祀神”；《新会县志》(十四卷·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冬至，祭始祖以下至于祖祢。杂鱼肉之类煮之，环坐围食，谓之‘边炉’”，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广府地区的族群多数来自珠玑巷。历史上珠玑巷的移民有几次大规模的迁入，一是北宋靖康之乱，“闰十一月，开封陷落，百姓军人夺万胜门奔逃者达四万余人”[ii]，中原百姓“皆渡河南奔，州县皆 空”[iii]；二是宋朝南迁，“民从之者如归市”；三是南宋末年，元军大举入侵，临安陷落，南迁江南的中原族人又不得不再次南迁，大量涌进广东、福建等地，后两次尤其是珠玑巷移民的主要来源。而这些南迁至珠玑巷的移民中，又以江西为主，其次是河南、福建[iv]。那么，由此可见，珠江三角洲的居民与淮河以南尤其是长江流域的省份如河南、江西、浙江、福建等有较密切的血缘关系，那么广府地区的冬至也应该与这些地区有一定渊源。笔者查阅江西各市县方志发现，绝大多数地方都过冬至，但他们主要是祭祖，有的地方甚至等同于清明；河南省内多数地方也过冬至，且士大夫之家重视程度超过普通人家，“冬至，民间不以为节，官宦相拜贺”(《开封府志》(四十卷·清康熙三十四年刻本))，“亲族交相拜贺，与元旦同”(《仪封县志》(十二卷·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福建半数以上的地方都过冬至，有的还很隆重，但他们也是以祭祖为主，以糯米粉做成“团子”粘于门之左右，以祀先祖。

由此可见，虽然同是过冬至，但内容却不完全相同。江西和福建等地的冬至更加偏重祭祀，河南地区多是有身份和地位的人才过冬至。而广府地区的冬至无论是在重视程度还是冬至的内容，亦或食物结构，乃至冬至的意义等方面都有别于上述各相关省份：它是在综合以上各省份传统的基础上强化了其地方性，体现出广府移民社会的文化特点：综合性、多元性、包容性和地方性。如：广府地区对冬至的重视及普遍程度远胜北方相关省份，从士大夫之家到普通之家都视其为大如年；其形式及内容以团圆(“团冬”)为主，一家人团圆围炉打边炉；其食物结构和饮食方式亦明显有异：“冬至……风寒召客，则以鱼、肉、腊味、蚬、菜杂烹，环鼎而食，谓之‘边炉’”(《顺德县志》(十六卷·淸乾隆十五年刻本)，食物以鱼脍为主，兼有其他肉菜，而且打边炉(即火锅)。尤其是食物结构及饮食方式更是鲜明地体现了广府的地域特色。广府地区河海环绕，水产丰富，故其食物结构体现大海大河地区物产之特色；加上广府地区气候变化不明显，春夏天气湿热，秋冬温暖，民众一年四季辛苦劳作，常常感觉不到岁月的交替，也许只有冬至日的到来才让民众猛然惊觉到季节的更换，四出劳作的人们纷纷回家团聚，庆贺年成；饮食方式也一变惯常的以清热为主的蒸煮模式而为“打边炉”，开启了难得的冬补时机。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水土养育了一方风俗。

以女性为主体的节日

中国男权社会的特征决定了节日祭祀多由男性来主持，但也有例外，正如佛教中的观音由男性转变为女性一样，目的是为了满足广大女性信众的心理需要。广州的天穿节、采青就是以女性为主体的节日。

所谓天穿节，即补天穿，清人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一一“天穿节”条记载：“明杨慎《词品》引之，云：‘宋以前正月二十三日为天穿日，言女娲氏以是日补天，俗以煎饼置屋上，名曰补天穿。’今其俗废久矣。”[v]“今其俗废久矣”似乎不确。俞正燮，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人，生于清高宗乾隆四十年，卒于宣宗道光二十年，《癸巳类稿》约著于其晚年。查阅《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可知，长江流域绝大多数地方没有天穿节，因而，“今其俗废久矣”应该指的是包括俞正燮家乡在内的长江流域。事实上，河南、陕西、山西以及广东各地普遍有天穿节。就广府地区而言，早于俞正燮《癸巳类稿》前刊刻的《新安县志》(二十四卷•清嘉庆二十四年刻本)、《顺德县志》(十六卷•淸乾隆十五年刻本)都有天穿节的记载，刊刻于他之后的广府各志更是俯拾皆是：“(十九、二十)烙糯粉为大圆块，加针线其上，谓之‘补天穿’。李太白诗云：‘一枚煎饼补天穿。’其由来旧矣。” (《花县志》(十三卷•民国十三年铅印本))。“十九、二十两日，名‘天机癞(籁)败’，挂蒜以辟恶。又作馎饦祷神，曰‘补天穿’”(《增城县志》(二十卷•清同治十年增刻本))。此外，《从化县新志》(五卷•淸宣统元年刻本)、《龙门县志》(二十卷•民国二十五年广州汉元楼铅印本)等等皆有类似记载。可见，广府地区过天穿节的习俗相当普遍。所谓天穿节，据说源于女娲补天，从时间上来看，该节日前后多雨水，故民间妇女以绳穿饼祷于神，实有期盼风调雨顺之意。“考‘天穿’日即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日，一般在每年阳历二月十九日，阴历正月十九至二十三日左右，是日‘天一生水’，多半有雨，故谓之‘天穿’。这是古代科学不发达对气象的一种解释。”[vi]天穿节也是在广府地区年俗中唯一一个由女性来主祭的节日。

广府地区年俗中与女性有关的另一个节日是“采青”。采青也叫“走百病”，北方各大省份都有。正月十六日，妇女们穿着节日盛装，成群结队走出家门，走桥渡危，登城，摸钉求子，直到夜半始归。但广府地区的走百病与北方稍有不同。据《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十六之夕，妇女出游采青，谓之‘走百病’” (《花县志》(十三卷•民国十三年铅印本))。有意思的是《新会县志》(十四卷.•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载：“十六夜，小民妇女多镜听。有出游者，谓之‘走百病’，大家无之”。差别在于一是时间上：北方多是在白天，但广府地区是在傍晚和晚上出游；二是在活动内容上：北方是走桥登城，但广府地区往往走完桥后要去人家菜地采摘一把青菜(生菜)；三是在活动主体上：北方地区是妇孺结队而走，但广府地区的新会等地只有家境不好的女性才走百病，大户人家没有该习俗。习俗的差异往往折射的是自然和人文气候与环境的差异。岭南卑湿，易致病瘴。古代医疗条件较差，人生病后多求助巫医。妇女是易感人群，其地位尤其低下，故通过走百病来祛病，也许是最为经济也实属无奈的方法。况且文献中明确记到富人家无此俗，可见，小民生活之艰难，冀望通过走百病以获得安康幸福。至于采青，其心理同样如此，“青”，东汉·许慎《说文》解为“东方色也。木生火，从生、丹”，因而青意味着生机。考广府地区的采青之“青”主要采人家园子中之青菜，尤以生菜为主，而粤语中“菜”与“财”谐音，故走百病不仅是人们希望借此活动祛除病痛，更兼有生财发家之意。

添丁上灯

上灯，也叫升灯、添灯。《辞海》解释“丁”：人口，男称丁，女称口。在粤语中，“丁”与“灯”谐音。上灯即上丁、添灯即添丁。因而，在广府地区习俗中，“灯”被赋予了丰富的内涵：是光明的发扬；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是借助“灯”的形式来表达人丁兴旺的喜悦及希望；是对生命的敬畏与歌颂。2013年5月21日，从化添丁“上灯”习俗成功入选广州市第四批市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然而，考《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vii]发现，广府地区不只是从化有上灯习俗，其他很多市县都有。如《花县志》(十三卷•民国十三年铅印本)“元夕，坊市张灯，在前生子送花灯于袓堂。或初五至初十挂灯，十六晚散灯，各邀亲朋聚饮，谓之‘饮灯酒’”；《龙门县志》(二十卷•民国二十五年广州汉元楼铅印本)“上元张灯，或为花草、虫鱼、龙马之像，或为人物故事，运机能动，有绝妙逼真者。箫鼓喧阗，自夜达旦。生子者是夕盛为酒馔，延族属燕饮于祠，以齿序，曰‘饮灯’。越夕，族属合酬生子者，曰‘酬灯’”；《佛山忠义乡志》(十一卷•清乾隆十八年刻本)“上元，开灯宴。普君墟为灯市。灯之名状不一，其最多者曰‘茶灯’，以极白纸为之，剔镂玲珑，光泄于外，生子者以酬各庙及社，兼献 茶素，因名‘茶灯’”；《新安县志》(二十四卷•清嘉庆二十四年刻本)“元宵，张灯作乐，凡先年生男者以是晚庆灯”；《龙山县志》(十五卷•民国十九年刻本)“元夕张灯，烧起火，放花筒，笙歌欢饮。自初八、九以后，庙社开灯，人家亦然，恒以蔗酒享神，曰‘庆灯’，或设宴延客，曰‘灯酌’。凡前一岁生儿及娶妇之家，以姜酒、鸡蛋往祭庙社，谓之‘灯头’……亦有鸣锣击鼓，送灯与人，以为生男之兆者”，“正、二月，各庙社烧花爆，男女往观，拾得爆者来岁须还，以鼓吹送至家，谓为添丁之兆”(据《采访册》修)；《香山县志》(二十二卷•清光绪五年刻本)：“正月灯节，添丁者挂花灯于祠，以酒脯祀其先，曰‘开灯’，亦曰‘挂灯’，约俟‘清明’则焚之，曰‘结灯’”(《采访册》)，等等等等。可以说，上灯习俗几乎遍布广府地区。“上灯”时间一般是从正月初七开始，具体的时间不同，正月初十到正月十四上灯的人较多，正月十五、十六开始“落灯”、“取灯”。上灯仪式隆重而讲究，包括放灯绳、选灯、接灯、上灯、暖灯、化灯(也称圆灯)六个环节，其间还有客家锣鼓、舞狮、祭祖、饮灯酒和掷彩门等活动。男孩只有举行了上灯仪式，才能成为宗族社会里的正式成员。

与广东相邻的广西，多数地方也有上灯习俗，如《龙州县志》(二十卷·民国十六年修纂)：“初十兴灯，每于土地祠设有花灯，至十五日即(酿左璩右)金会宴。宴后拈灯，拈得者值事将灯送其家，来年如期奉还。相传与嗣续者，拈得之必有添丁之望云”；《苍梧县志》(十八卷·清同治十三年续修刻本)：“人家生子，张灯于社，称曰‘灯棚’”；《郁林县志》(二十卷·清光绪二十年刻本)：“初十日，生子家买纸灯挂于祖祠、神庙以为庆。古时有上元节盗富家灯盏置床下，令人有子，今颇沿此风，但所盗系社庙新挂之纸彩灯耳”。有意思的是，两广周边的其他省份如湖南、江西却没有一部方志中记载上灯习俗；福建除了个别方志中有记载外，99%的方志中均没有；河南个别方志中虽有“上灯”习俗，但其内容与两广完全不同，如《新郑县志》(五十一卷·清乾隆四十一年刻本)：“(正月十九日)女归宁者是日必返夫家，谓之‘添丁’”，女人从娘家回到夫家叫添丁，与广府地区的添丁习俗名同实异。可见，两广地区的添丁上灯习俗一致，且属于为北方所稀见的独有的年俗。该习俗应该与古代粤地偏僻蛮荒、生存环境恶劣、人口繁衍艰难、对人口尤其是男丁的需求有关。而且，我们注意到，从化、龙门的上灯习俗以客家人为主，更证明了以客家人为主体的族群在筚路蓝缕的迁徙过程中对男丁的渴望，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对家族繁衍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祈福。

（本文原载纪德君、曾大兴主编《广府文化》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i]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文中引用地方志均出于此。

[ii](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8页。

[iii](元)脱脱：《宋史》卷二三，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30页。

[iv]参见曾祥伟 曾汉祥主编：《南雄珠玑巷移民的历史与文化》，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v](清)俞正燮《癸巳类稿》，清道光十三年求日益斋刻本。

[vi]叶春声：《广州岁时节令通考》，《岭南文史》1984年第2期。

[vii]丁世界良 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