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古称循州，秦时为赵佗辖地，名梁华，属南海郡；隋文帝开皇九年(570)设归善县，属循州管；五代南唐为祯州治；宋真宗为避嫌，改“祯”为“惠”，惠州之称始有；明洪武元年(1368)设惠州府，直到清末，惠州皆为府治中心。

惠州位于东江中下游，属于地势平坦的丘陵之地，依山面水，集山、海、江、湖、泉于一体，有着“半城山色半城湖”的美誉。全市有景区70余处，仅国家和省级风景名胜及自然保护区就有19处。在众多景观中，罗浮山与西湖自古不仅为岭南著名自然景观，也是著名的人文景观。然而，素有“岭南古都”、“粤东门户”之称的惠州，在唐宋以前却因地理位置的偏僻和自然条件的恶劣而成为贬官制度下重要的谪地之一，不少声名显赫的文人如苏轼、唐庚、陈尧佐、祖无择、刘克庄等均贬谪于此。“一自坡公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东坡寓惠使不少文人墨客慕名而来，或宦游或郊游或寓居或路过，著名的有杨万里、朱熹、陈偁、薛中理、湛若水、陈恭尹、今但等，他们来到惠州，留下了大量诗篇。惠州本土作家声名成就虽不如流寓文人，但也有不少佳作。根据清光绪年间刘溎年修、邓抡斌等编纂的《惠州府志》[i]并参考清朝李文藻编著的《岭南诗集注》[ii]、清朝温汝能纂辑的《粤东诗海》[iii]、《惠州名人》[iv]、《全粤诗》[v]、《历代名人入粤诗选》[vi]等，梳理出惠州本土文人诗作较多的有梅蟠、吴高、姚子庄、庾楼、廖贞、叶梦熊、韩壁如、孔少娥等。

一、地理景观书写差异之表现

惠州著名的自然景观有罗浮山、西湖、笔架山、飞鹅岭、浮碇冈等山岭、江海、泉瀑、林涧、湖岛；人文景观以苏轼寓惠遗迹为主线，有合江楼、嘉佑寺、白鹤峰故居、栖禅寺、朝云墓、白水山汤泉、放生池、西新桥、东新桥、罗浮道院等寺观、亭院、楼塔、桥墓，有的景观兼具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由于惠州本土与外来诗人在地域背景、生活经验、个人际遇、审美趣味等的不同，故其创作也有明显的差异性。

（一)题材之差异

首先，从自然景观书写上，本土诗人与外来诗人在选材上较为一致，多以罗浮山和西湖为重点书写对象。从罗浮山自然景观的书写来看，无论是外来文人赵翼的《罗浮纪游》、阴铿的《罗浮山》，还是本土文人李亨的《罗浮山》和叶梦熊的《忆罗浮》，都写出了罗浮山壮丽而神奇的景色。但仔细看来，它们又略有不同。如南宋杨万里的《舟中望罗浮山》“十里山光翠障开”“罗浮山高七万尺，下视日月地上流。黄金为桥接银汉，翠琳作阙横琼楼”，以虚实相合之景极力营造罗浮之神奇；清朝赵翼的《罗浮纪游》“飞云五千仞，云聚族而众。我行入迷茫，目力不得纵。蓬蓬触石出，郁勃谁能控。一东一西，如迎复如送”，极力描绘罗浮山飞云蓬勃的壮美。其他如司马退之《罗浮山》、周敦颐《罗浮山》、刘克庄《白鹤峰》等亦如此。而惠州人姚子庄的《罗浮梦梅》“欺春寒骨锁莓苔，勾去灵岩别有胎。帘外疏钟迷远寺，灯前流水近荒台。香崖月落魂如醉，雪窖人归影欲猜。昨日相思曾驻马，情深依旧伴花来”，则着意营造迷离幽美、勾魂摄魄之景，写自己对罗浮幽冷孤高的梅花的深情眷恋。博罗人李顒的“瀑布悬崖泻，松笙入夜鸣。何迟赋归去，採药养颓龄”(《游罗浮》)，写白天见瀑布飞泻、夜来闻松声入琴、闲来采撷古药的悠闲；博罗人李亨的“十二芙蓉天作开，烟霞净里翠成堆。鹿衔花向林边过，龙带云从树杪来。最爱壶中开日月，何须海上访蓬莱。翛然自觉清毛骨，直欲凌风溯上台”(《游罗浮》)，以轻快的节奏写出与野鹿、烟霞等神奇之景融为一体的游玩之乐。

总的来说，外来诗人会抓住总体山貌来描写，在题材选取上着意于宏伟壮阔的景观，且重点突出其神秘诡异与壮美；而本土文人则似乎有意选择名气不大的景观，描写局部景观者多，描摹罗浮山概貌者少，如梅蟠的《何仙姑祠》写何仙姑祠、姚子庄的《罗浮梦梅》写梅花，且多突出景观的可亲近性和游玩之乐，刻画细致，感情细腻。

其次，在人文景观的书写上。外来诗人的书写几乎涵盖了惠州各个著名的寺观、亭院、楼塔、桥墓，题材种类及作品数量均十分丰富。如唐庚写栖禅寺(《栖禅暮归书所见》)、徐紘写《永福寺》，明朝理学家王守仁也有描写栖禅寺的诗：“绝顶深泥冒雨扳，天于佳景亦多悭。自怜久客频移棹，颇羡高僧独闭关。江草远连云梦泽，楚云长断九疑山。年来出处浑无定，惭愧沙鸥尽日闲”(《栖禅寺雨中与惟乾同登》)，以急雨泥泞中攀坡的艰难写人生的坎坷漂泊，流露思乡思归之情；唐朝胡宿写《冲虚观》；北宋陈尧佐寓惠期间筑野吏亭，亭成后赋诗《野吏亭》，又作《宋天圣间陈入参大政复寄题二章》。同题材的还有刘光第的《野吏亭》、番禺人李敏的《野吏亭谒陈文惠公》、丘逢甲的《野吏亭》等。清代文人廖鸣球写《湖心亭》；广东总督阮元曾游丰湖书院，留诗《过丰湖书院》。在人文景观的书写上，苏轼无疑是大家，其《寓居合江楼》、《江月》(写泗洲塔，也称玉塔)、《西新桥》与《东新桥》均十分有名。而与苏轼有关的自然景观在苏轼之后又转化为人文景观，成为后世文人书写的对象，如刘光第的《朝云墓》等等。相比之下，本土诗人在人文景观的描写上相见形绌，描写对象及作品均较少，较为著名的有归善人杨朝枢的《过唐子西故居》、《合江楼二首》；博罗人张萱的《白鹤峰谒苏文忠》，多借凭吊古人感怀身世，这种沧桑感在本土诗人中实属稀有。

再者，在民俗风情的书写上。外来诗人中苏轼作品最多，一一写到了惠州的“罗浮春”“万户酒”、南方自然气候、“无鸡不成宴”的食俗及客家人的热情好客，选材丰富，描写细致，从中可窥见惠州独特的民俗风情。李商隐、刘光第等人也多描写过惠州当地生活的新奇之处。相比之下，本土诗人很少书写这方面的题材，选材不丰富，题材内容多为写苛捐杂税之苦、百越古族自给自足的生活及农妇的勤劳等，如博罗人函可的《丁亥春将归罗浮酬别黄仙裳次原韵》，描写春夏之交春雨绵绵的气候，表达对命途不济的哀叹；吴高的《半径樵归》写以荷叶当头盖的妇人的辛勤劳作；李隶中的《怀民》劝慰人们耕读传家；陈运的《留书楼示儿》，描写农民百姓沉重赋税之苦。

（二)观照角度

观照角度，即观察同一事物而选取的角度。外来诗人与本土诗人在选取角度上差异较大，主要表现为：外来诗人多着眼于宏观的、大气的，并且具有震撼性、冲击性的景观，而本土诗人更善于发现琐细的、名气不大的、秀气的景观。

外来诗人书写罗浮山有以仙说、“罗浮夜半见日”，罗浮云景、罗浮山脉“四百峰”等奇特角度为切入点，多是为了渲染罗浮山的道教气氛，表现罗浮山的神秘色彩，塑造仙山的形象。如孙蕡的“四百峰峦列海图,飞云绝顶敞玄都”(《罗浮》)，四百为虚数，指罗浮山山脉庞大，飞云翔集峰顶如同仙都。而惠籍诗人虽也有切入神话传说衬托罗浮山之仙、奇，但他们大多不会选取宏大的景观为观照角度，而是描写细小的景物以塑造罗浮山的形象，如博罗人李亨的“十二芙蓉天作开，烟霞净里翠成堆。鹿衔花向林边过，龙带云从树杪来。最爱壶中开日月，何须海上访蓬莱。翛然自觉清毛骨,直欲凌风溯上台。”(《罗浮山》)，“烟霞”“鹿”“树林”“龙云”，描写出一幅干净清爽、云气飘绕的景象，烘托罗浮山看似平静实则龙飞云从，表现浓厚的仙气。与李亨的相比，孙蕡的取材角度更宏大壮阔，更注重全局的把握，描写更加独特、另类，又运用夸张的写法大胆地展现出飞云的盘踞之势，在气势上略胜一筹。

（三)风格

书写风格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照对象的特征。外来诗人往往会抓住奇特、惊异的景观，所突出的风格是神奇诡异、恢弘大气、强劲而有力。如赵翼写罗浮“飞云五千仞，云聚族而众。我行入迷茫，目力不得纵”(《罗浮纪游》)，飞云厚重浓密，不但聚集收拢而且强势突出，把轻飘飘的云写得强劲有力，表现出强劲、大胆的风格；州守陈偁描写罗浮山，“罗浮山高七万尺，不视日月地上流。黄金为桥接银汉，翠琳作阙横琼楼”，写罗浮山与日月齐高，日月自山起而落，黄金作桥梁连接银汉，美玉作楼阙横亘仙宫，表现作者大胆的想象和雄奇的风格。与之不同的是，本土诗人往往从细微处入手，写出家园的温馨感，如归善诗人姚琚写合江楼，“水绕平芜双练白，烟浮睥睨万家春。澄波自是蛟龙卧，画栋从教燕雀频”(《合江楼》)，水清如白练，绕过原野，烟波斜着眼细心地观察周边的春景，蛟龙藏于水中，燕雀多次停留在彩绘的楼阁上，一幅生机勃勃、悠然自乐的景象。本土诗人因为有归属感，常常流露出对本土风物的自然喜悦之情，表现为悠然、清新、洒脱、柔美的风格。

对惠州西湖的书写也能体现出两个诗人群体截然不同的写作风格。本土才女孔少娥的《点翠洲诗》“一段芳华描不就，月湾宛转似眉头”，写西湖俨然女子，婉转的湾头恰似女人的眉头。另一位本土诗人庾楼写“绿影侵云湿，红尘带雨欹。朝来烟景好，再许问花期” (《《西湖》》)，碧绿的湖面烟波缭绕，似能侵湿云鬓，打湿飞尘。温柔的湖水宛如柔弱的女子，诗人春心蠢动想尽诉相思之苦。在本土诗人的笔触下，惠州西湖更具女性的柔弱与善解人意，诗人的感情真挚而细腻，亲切又动人。相比之下，外来诗人更注重外在的描写，如陈恭尹的“丰湖之水曲若环，扁舟一去何时还” (《惠州西湖歌赠叶金吾犹龙》)，写湖水曲折如环扣，与孔少娥的“宛转似眉头”相比，虽然也写出了惠州西湖的曲折美，但陈恭尹意在表现丰湖的曲折环绕，扁舟不知何时才能回去，写出丰湖水势浩大，表现阔远壮大的风格，而孔少娥更注重西湖的女性美，表现出柔美、细腻的风格。

再如，同样是写水帘飞瀑，外来诗人薛侃笔下的水帘洞是“一道珠帘水，长悬苍翠间。冷风吹白日，急雨响空山。石濑林端齿，潭清镜里颜。採奇欣共赋，临发复忘还”(《水帘飞瀑》)，洞里的冷风能吹冷太阳，洞里的雨声能响彻空山，石头尖锐突兀的地方如被涂上红黑色，潭水清如镜子，展现的是水帘洞一派诡异阴凉之景。而在本土诗人吴高看来，水帘洞是“陟彼嶙峋，崖石壁立。流泉涓涓，玉虹千尺。挹泉水兮，尘缨可濯。日月其迈，云何不乐”(《水帘飞瀑》)，是石壁耸立，瀑布千尺，清泉流淌，喜乐之情油然而生。薛侃重在写水帘洞的诡异阴冷，而吴高重在描摹水帘洞的概貌和清奇；薛侃趋向雄奇大胆，吴高则是悠然洒脱。

（四)情感倾向

由于中原人对岭南蛮荒、瘴疠印象的根深蒂固，加上宋朝以前岭南经济政治文化的落后，入惠的文人往往带有戒备心与恐惧感，尤其贬谪文人因仕途困顿，在面对陌生的蛮荒之地时往往带有较为激烈或消沉的情绪。如苏轼《丙子重九二首》“何以侑一樽，邻翁馈蛙蛇。亦复强取醉，欢谣杂悲嗟。今年吁恶岁，僵仆如乱麻。此会我虽健，狂风卷朝霞。使我如霜月，孤光挂天涯。西湖不欲往，墓树号寒鸦”。在诗人眼中，风是狂风，它卷走了晨霞，卷走了一切希望；月如霜冻，孤冷的光照着天涯一角的惠州；流落蛮夷之乡，心中的痛苦如寒鸦在墓旁枯树上的号哭。诗歌表达的正是诗人初到惠州而感受到的孤苦，即使天性旷达如苏轼，也难免怅惘、伤悲。这也是大多数贬谪诗人共有的情感倾向和诗歌底色。如裴夷直的《将发循州社日于所居馆宴送》：“浪花如雪叠江风，社过高秋万恨中。明日便随江燕去，依依俱是故巢空”，首句写出恢弘的江风海浪之势，然后借燕飞巢空寓意远离家乡的孤苦之情和被贬之恨；唐庚的《白鹭》情感表达更强烈：“说与门前白鹭群，也宜从此断知闻。诸君有意除钩党，甲乙推求恐到君”，唐庚因受牵连而被贬惠州，满怀愤懑无处抒发，只能对白鹭诉说自己的清白。李商隐虽非为贬谪，但他滞留在惠州时也因政治失意而写下《海客》：“海客乘槎上紫氛,星娥罢织一相闻。只应不惮牵牛妒,聊用支机石赠君”，表达怀才不遇之感；又写下《思归》：“固有楼堪倚,能无酒可倾。岭云春沮洳,江月夜晴明。鱼乱书何托,猿哀梦易惊。旧居连上苑,时节正迁莺”，表达渴望返回京师成就功名的愿望。这些诗人因为仕途命运不济，情感倾向往往因被贬之恨及作客蛮夷之地而心绪不安，从而使诗作表达出复杂、悲观、低落、怨愤的情感倾向，景观描写也随之而悲壮。

除了因政治失意而造成诗人低沉、悲观、怨愤的情绪外，陌生的风物环境也会影响其情感倾向。苏轼的《十一月二十六日，松风亭下，梅花盛开》“岂知流落复相见，蛮风蜑雨愁黄昏”，蛮、蜑为惠州少数民族。蛮风蜑雨足以表明诗人对蛮夷之地新的风土人物的不适应。其他如刘克庄的“帝恐先生晚牢落，南迁尤得管西湖” (《丰湖三首》)，张萱的“不缘浪迹频迁谪，争得蛮乡入画图”(《惠州西湖歌》)，崔放之的“山高地僻月空圆” (《栖禅寺》)等等皆作如是观。“牢落”“南迁”“蛮乡”“僻”“残碑”“泪满襟”等字眼表达的是外来诗人对惠州风土人物的距离感，以及由这种空间的距离感和文化的距离感而产生的落寞伤感及对流寓地风物的歧视。

总体说来，外来诗人在惠州地理景观书写中往往表达强烈的、消极的甚至是鄙夷的情绪。而惠籍本土诗人因生于此长于此，对本土有着天然的亲近、欢喜，故其作品的情感也就温馨、明快。如吴高的《水帘洞》：“暮春之月，春服既成。睠言乐游，求其友生。陟彼嶙峋，崖石壁立，流泉涓涓，玉虹千尺。挹泉水兮，尘缨可濯。日月其迈，云何不乐。花木畅茂，生意欣欣。浴沂咏归，思昔之人，我思昔人，匪耽逸豫。优哉游哉，聊以适志。流觞泛泛，鸣鸟嘤嘤。感时怀古，千载同心。”诗中用了大量《诗经》、《论语》及兰亭聚会等典故来表达游赏水帘飞瀑之乐，并借景借典故“聊以适志”，感悟“承古之大儒，开今之理想”的人文意境，抒发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陈运的《明圣桥》：“明圣微茫报晓钟，禅栖于此证南宗。何人钓罢前溪月，长笑天南第一峰”，极力称赞明圣桥能垂钓、能观景。“长笑”流露出诗人由衷的喜悦之情。唐勋的《梅花村》：“村背梅花旧有名,肩舆随傍羽衣行。香吹短发松风落,静洗烦襟涧水声。可赋庵残花自发,师雄梦断鸟犹鸣。醒人风景忘归处,名利红尘一笑轻”。诗人流连忘返于梅花村，直觉名利红尘皆浮云，游玩之乐和旷达的名利观溢于言表。

二、空间距离对景观书写差异之影响

由上可见，外来文人与本土文人对岭南风物人情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和感受，从而出现景观书写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固然复杂，但距离感是主要的原因。所谓距离感一是指实际的空间距离，二是指心理上的空间距离，三是指文化上的空间距离。实际的空间距离是心理和文化上的空间距离的根本，而心理和文化上的空间距离又强化了实际空间距离的不可逾越性。三者相互为用。

距离产生美，是美学的一个著名命题，出自著名现代诗人黄颖，说的是人们在欣赏自然美、社会美和艺术美等等的审美过程中，必须保持特定的、适当的距离，如时间距离、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否则就会影响和削弱审美主体的审美效果。然而，距离也产生陌生化。“陌生化”原本是一个著名的文学理论，由俄国形式主义评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是西方“陌生化”诗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西方“陌生化”诗学的成熟标志。“陌生化”理论强调的是在内容与形式上违反人们习见的常情、常理、常事，同时在艺术上超越常境。陌生化又称为“奇特化”、“反常化”，是指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通过陌生或反常的方式去变化熟悉的人、事、物。本文借用“陌生化”的概念，从狭义上来说，是指由于距离感，文人对不熟悉的、崭新的景观怀有另类的、奇特的、不同往常的感觉，也即陌生感。这种陌生感既可能写出风物人情的新奇之处，也可能因为长期存在的心理和文化上的空间距离而使诗人不认同当地的风物人情，加上个人的遭际而采用极大限度夸张化的描写，使事物本身的形象远远偏离现实甚而出现妖魔化。

岭南由于远离政治中心，在中原人的心目中，至少在明清之前一直是个瘴疫、荒芜、野蛮、人烟稀少的不毛之地，交通不便，环境恶劣，民风野蛮。这种既定的形象往往会给外来诗人的创作带来“先入为主”的影响。检视惠州外来文人的作品，“瘴气”“瘴疫”“南荒”等词语频繁出现在外来诗人的诗篇里。如苏轼《丙子重九二首》的“瘴海”、江苏宜兴人郭子直《西湖》的“南荒”、江苏常熟魏浣初《西湖》的“炎荒”、晋江青阳庄际昌《白鹤峰》的“炎荒”、祖无择《罗浮山》的“瘴海”、寓居江苏的晚唐诗人许浑《送黄隐君归罗浮》的“瘴雾”、江西朱熹《次韵》中的“蛮烟”等等。而这些带有歧视性的语词却极少出现在本地诗人的诗篇中，笔者只找到博罗人张萱在《白鹤峰》中凭吊苏轼写到“魔蝎谁怜留瘴海”，然而这也只是感慨苏轼等外来诗人的感慨而已。这种既定的带有歧视性的原始印象，使外来诗人在描写惠州地理景观时不可避免地带上有色眼镜。如苏轼著名的《荔枝叹》：“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诗歌意在批评统治者劳师兴众如“兵火催”地将岭南的荔枝送到京城以供妃子一笑的荒淫贪欲，但叙事的角度却是借距离之遥远。在诗人的印象中，岭南与中央朝廷的距离犹如“飞车跨山鹘横海”，像飞车跨过千山，如鸿鹄鹘鸟越过大海般辽远。

偏居一隅的岭南与北方不仅距离遥远，而且政治地位悬殊。岭南长久以来不在中央核心管治范围内，因而政治上处于非正统的地位，被视为“蛮夷之地”“流放之地”；其文化也多遭受歧视，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各个方面均与中原存在多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贬谪文人群体感受最深。贬谪文人大多为朝廷命官，不是曾经权倾朝野之人就是满怀抱负之人，一旦被贬，其因实际空间距离而产生的心理上和文化上的距离也就愈发强烈。如北宋的陈尧佐曾贵为宰相，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因上书指摘时弊，言他人所不敢言，触怒真宗而被贬为潮州通判，权知惠州。他在惠州建野吏亭，赋《野吏亭新成作》，感慨“他年重回首，牢落愧甘棠”，于蛮荒之地为政难以有所作为。其实，在潮州期间，陈尧佐新修孔庙，并“选潮民秀者劝以学”，发展潮州教育事业，还是很有作为的，但由于北方文人对中原正统地位深刻的认同感和认知感，一旦被贬到或流寓到蛮荒的岭南，各种负面情绪也就随之而来。

此外，外来文人随着空间距离的遥远而带来的地理与文化差异的陌生感也更为强烈。这种陌生感使他们往往比本土诗人更具敏锐性，情感也更为强烈，更能抓住景观宏阔、奇异、大气的特点，创作出雄奇诡异的风格。如苏轼的《舟行至清远，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时，只是乘船到清远，人还没踏入惠州，便写到“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江云漠漠桂花湿，海雨翛翛荔子然。闻道黄柑常抵鹊，不容朱橘更论钱。恰从神武来弘景，便向罗浮觅稚”，把素未谋面的惠州描绘成神仙栖息之地。然而，他到惠州后写的《到惠州谢表》却称惠州为“瘴疠之地，魑魅为邻”。两首诗对惠州的描写相差甚远，前者实寄寓他对惠州的美好幻想，以此来安慰自己遭贬的身世；后者写“瘴疠”、“魑魅”，将惠州妖魔化，表现出不安的情绪。苏轼不熟悉惠州时因距离产生陌生感，将惠州幻想成神来之地；而到达寓所后因文化心理上的距离感，对惠州的负面情绪逐渐加强，故而对惠州进行妖魔化的处理。

不仅贬谪文人的创作如此，其他外来文人也有这些特点。曾任广东新会知县、广东巡按的王命璿，籍贯福建，宦游至惠州孤忠祠，写下“才出西郊紫气氲，长桥断岸见晴云。浓花鱼鸟招游客，息浪鲸鲵静戍军。万壑海烟宫柳绿，一壶村酒野梅芬。于今不改江山色,祠下馨香草木曛。”(《孤忠祠》)。西郊有“紫气”，长桥延伸像是截断了岸；浓郁繁多的花鸟鱼儿招呼客人，庞大的鲸鲵排列如军队。由于距离产生陌生感，对不熟悉的孤忠祠，王命璿以大胆的想象甚至脱离现实地写这里的“紫气”“断岸”“戍军”“万壑”“海烟”，夸张地描写孤忠祠一派威严肃穆却又生机勃勃的景象。

而本土诗人由于对惠州风物的熟知，故其作品更注重细微处，更加写实，更加平实。如同写罗浮仙迹，东莞人刘存业写“石壁篆书皆妙墨，铁桥遗履有灵踪”(《游罗浮》)，从罗浮山的铁桥联想到仙人的踪迹，想象更加新奇大胆；而惠州博罗人李亨却“高吟只恐惊银汉，扶醉还能度铁桥”(《罗浮山》)，只写过铁桥时有恐高感，哪怕醉了也还能扶着度过，自然平实，没有外来文人尤其是贬谪文人惯有的悲酸、悲壮与大气。

三、结语

无论是从写作题材、创作风格和观察角度，我们都可以看出惠州外来和本土两大诗人群体在地理景观书写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对于外来诗人，惠州是客；对于本土诗人，惠州是家。这种由空间距离而来的文化和心理距离感，使外来文人在诗歌创作中善于抓住宏伟壮阔的景观来描写，用词大胆，情绪激昂，表现出雄伟诡异的风格；而惠州本土诗人对家乡有着天然的亲切感，故其作品善于描写细微处，自然平实，乡情浓烈。

^[i](清)刘溎年修、邓抡斌等纂：《惠州府志》，光绪五年刻本。

^[ii](清)李文藻著，栾绪夫注：《岭南诗集注》，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iii](清)朝温汝能纂辑：《粤东诗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iv]祝基棠 黄松森主编：《惠州名人》，文心出版社1999年版。

^[v]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编：《全粤诗》，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2019年版。

^[vi]黄雨选注：《历代名人入粤诗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本文所选诗篇均出自上述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