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子庸（1789—1847），原名为功，字铭山，号明珊居士，是广东嘉道年间一位著名的画家、文学家。他所绘画的墨竹、墨蟹在其时已享有盛誉，时人有“温（温汝遂）郎墨竹招郎蟹”的美称。由他所创作的粤讴，不仅当时的文人骚客为之叫绝，时至今日，人们捧卷拜读依然为之倾倒。他的粤讴以及画作，是在怎样的历史时空下完成？除了他自身的艺术和文学天赋外，是怎样的历史契机使他能创作出这类新颖而富有岭南地域生活趣味的题材？鸦片战争前夕，也即是嘉庆、道光年间，是广州（乃至广东）文化最为鼎盛的一个时期。受惠于清代的“一口通商”政策，广州以全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经济飞速发展，从事中西贸易的十三行行商更一跃而成为当时的世界首富。行商伍家、潘家、叶家、卢家等均热衷收藏、鉴赏字画，支持书画创作、经传训诂、编撰出版等各类文化事业。清代广东最重要的诗人，包括“粤东三子”（黄培芳、谭敬昭、张维屏）、冯敏昌、张锦芳等；清代广东最重要的书画家，包括黎简、谢兰生、张如芝、吕翔等均活跃于嘉道年间。招子庸躬逢其盛，其颇具地域特色的文学和绘画创作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在本文，笔者将通过文献资料的整理和解读，找寻招子庸日常生活的一些零星印记，藉此了解他的创作环境之余，也可一窥19世纪初广州文人的生活。

一、 街市繁华胜苏杭：19世纪的广州城

根据考古发掘和历代文献资料，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广州城，其城市中心一直没迁移，城市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向西、东、南、北拓展的过程。位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的腹地，其城市的发展受珠江河道、濠涌的变化以及冲积形成的湿地环境的变迁影响。广州一直是以海洋、河道运输和贸易与外界联系，它是两千年来长盛不衰的重要对外贸易港口，是海上丝路的一个重要起航点。便捷的水路交通运输功能一方面促进城市的繁荣发展，另一方面也引导着城市经济活动的布局，进而影响古城的发展。靠近珠江河道的西面和南面，一直是城市拓展的两大重要片区。与此同时，由于城北是越秀山，城东是旱地，往北、东的拓展有所局限。因此，明清以来，绝大部分的商业发展都集中在城南、城西。明代中后期，原来城垣之南增筑外郭，称之为“新城”，增加八座新城门，分别是永安门、小南门、永清门、五仙门、靖海门、油栏门、竹栏门、太平门。城北则将城墙修筑至越秀山，此后就无法再往北扩展了。至此，广州古城的格局基本定型。清代最重要的城市发展均在城墙之外——西关地区（西城门以外）的开发和河南地区（一江之隔的城市南郊）的开发。两者均与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一口通商”政策有关。从事对外贸易的十三行行号设于西关，促进了这一带的商贸发展。河南地区则成为土特产的集散地（对内贸易）和十三行外销商品的加工场（对外贸易）。

19世纪初的广州，繁华更胜苏杭。有来粤游玩的士人记载：“（道光四年游粤）是时，粤省殷富甲天下，洋盐巨商及茶贾丝商资本丰厚，外籍通商者十余处，洋行十三家。夷楼海船，云集城外，由清波门至十八甫，街市繁华，十倍苏杭。终日宴集往来，古刹名园，游迹殆遍。”[1]可见西关之繁华。大量的外销艺术品，诸如广彩瓷和油画等，也有不少以呈现十三行盛况的作品，由这些作品也可见当时珠江上船只如织，岸边商馆林立的繁荣景象。

明代后期发展起来的“新城”，也即城市南面的外城，虽然发展受制于商业贸易的西移（西关），但仍保持一定的地位。两广总督府及粤海关署均设在新城。新城的主要街道——濠畔街、清水濠街、高第街等仍积聚不少商贸场所。乾嘉年间，濠畔街西段为广州的金融中心，有阜康银号、浙号银庄、义善源等民间银行。[2]雍正年间的《粤东闻见录》记载，“广州濠水自东、西水关而入，逶迤城南，径归德门外。背城旧名西角楼，皆优伎所居。隔岸有百货之肆，宴客者多聚于此。今悉改民居，一洗奢淫之习，即濠畔街是也。”[3]根据民国黄佛颐的《广州城坊志》记载，这一带在嘉道时期也居住了不少主要文人，包括谢兰生、张维屏、李子黼、陈澧等等。这一带，既靠近江边码头，有一定的商业、交通便利，同时又与两广总督府、粤海关署等衙门为邻，社会秩序有一定的保障，确实很能吸引中等小康之家的文人学者居住。

道光版《南海县志》所载的广州地图，是第一幅有详细街道标注的广州城市地图。（附图1）透过这幅地图，结合文献资料，我们大致可以勾勒出19世纪广州文人的主要活动范围。城市的中心，也即旧城，除了有政府机构——各大衙门之外，学宫、书院、书坊均在城内。也就是说他们求学、教书的地点主要在城内。因此，文人也有选择在城东，也即学宫附近居住。城西以及西关，是最重要的商业贸易区，由于文化事业的主要赞助者——行商，其商号设立于此，因此也成为文人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甚至，谢兰生在怡和洋行还有一间可以留宿的“兴云榻”雅室。与广州城一河之隔的河南，随着十三行行商潘家、伍家族人聚居，“南墅”（潘家）和“万松馆”（伍家）兴建后，这些私家园林以及河南名刹海幢寺成为文人雅集聚会的重要地点。被这两家延请为西席的文人，更寓居其中。珠江北岸既有商馆铺面，为商业贸易之重要区域，靠近北岸的珠江上，聚集众多提供饮宴娱乐的花艇画舫。对照地图，文人学习、办公的地点多在旧城中部、东部，而日常的生活、社交和娱乐场所则在珠江两岸。

附图1：《广州地图》，载道光《南海县志》。

二、江湖常放米家船：招子庸的舟楫生活

对19世纪的广州人来说，舟艇应该是最重要的交通工具。到对岸的河南、芳村，从城东到城西或城西到城东，乃至出外，乘船都是极为方便的。招子庸的日常生活也不例外，更为甚者，他年轻时有一段时间常在船上居停。

招子庸的故乡横沙，处于现在城西“金沙洲”——广佛交界的一个小岛上。横沙村是一个有800多年历史的古村。村子北靠浔峰岗延伸，东朝珠江，呈东西走向，几个相连的池塘绕在村子民宅外围，村子的田地就在堤围与池塘之间。这一带的农田，主要是随珠江上游的沙泥冲积而成，极为平坦、肥沃。村口筑有水闸、渡口码头。直至20世纪80年代因修建广佛高速而修通桥梁以前，金沙洲一直都是靠水路与外界联系。依托繁密而便利的珠江三角洲水路系统，村子又恰处省城广州与名镇佛山之间，从事手工业、商业贸易极为便捷。招子庸正是成长于这么一个进可为官经商，退可耕读自养的古村落。

舟楫是出入横沙村的唯一交通工具。这里距离广州大约小半天水程。根据招子庸的好友谢兰生的日记（嘉庆廿五年至道光三年），招子庸不但经常往返省城与横沙之间，还常常是以舟楫为居室，在珠江上停留。《常惺惺斋日记》载录：

（嘉庆廿五年五月廿三日）楷屏来早饭，随与出城，过访铭山舟，再到耕霞溪……

（嘉庆廿五年九月初五）过花地拜送魏夫子入京，归途经仿米家船，唔春波、铭山。[4]

招子庸拥有一艘船，其友人雅称之为“仿米家船”。由这两段日记可见，这艘好友口中的“书画舫”常在城外的珠江上，招子庸就在船上居停。招子庸的朋友，顺德龙山温汝遂也有一艘船。他也如子庸一样，以这艘船来往顺德、广州之间。招子庸的船应该是有比较固定的停泊点，以便他的朋友在珠江上找到他。根据谢兰生的日记，他常常一早就到谢家吃早饭。谢兰生家住在新城素波巷，距离珠江也不远。所以估计子庸的船，如果到广州，大概是停靠新城对开的附近江面，晚上在船上过夜。这艘船还是招子庸往来广州与横沙的交通工具。谢兰生的日记写到：

（嘉庆年廿五年七月十七日）下午至铭山仿米家船，会同云樵、荻江往横沙为铭山尊人点主。在（邻）船上会温九兄、颜（？）（？）云有清湘画册甚佳，在麦君观（？）光处傍晚与铭山到春雨楼寻瑶山不见，又寻温碧峰……月出与云樵、荻江、榕村入容安小室少谈而还。

嘉庆廿五年，其父招茂章过世后，招子庸邀请谢兰生、熊景星等人参加其父亲神主牌位的点主仪式。为招茂章的神主牌位点主的，估计是谢兰生。招子庸也是用他的船搭载众位朋友入横沙村。“容安小室”是这艘船的其中一个厢间。子庸的“仿米家船”，不仅是交通工具，还是他在广州居停、会客、作画之所。

招子庸善制粤讴，他与演唱者的关系必然紧密，其船上常有歌姬。比如：

（嘉庆廿五年七月初一）到叶氏祠堂查阅图书集成……春帆、张墨池雇小船东还，经铭山书画舫，被采兄招呼上船，盘桓至下午。风雨雷电大作，望鹅潭浪如白马，一步不（？）（？）铭山已备素饭，欲留……

（嘉庆廿五年七月廿三日）铭山来，下午过自在航，晤文园，随到仿米家船与铭山同访细兄，发声嘹亮，果是能品。其余各家俱靡不中听。采兄屡寄声问好，两访之皆不遇。晚过邹君花船，与文园、澹如、子羽诸公饮。又过周君船，犹未上席已更后矣。即还观妙楼。

此处的细兄、采兄均为擅唱粤讴的歌姬。

居住在珠江边，且以舟楫为居，招子庸的水性是极佳的。很有趣的是，他还能在龙船会景时充当旗鼓手、指挥龙船前进。他的同学徐荣曾有诗云，“端午吊三闾，倾国事游衍。万人竟高标，五彩装巨艑。君簪石榴花，船头立袒跣。左旗右擂鼓，一擂旗一展。阳侯愕而避，风浪不敢转。”[5]端午龙舟竞渡是珠江三角洲庆祝端午的重要节目。在端午节前后的数日内，各村的龙舟队会上“兄弟村”（同姓）和“老表村”（不同性）探亲，龙船“会景”——龙舟竞渡是“探亲”的其中一个重要环节。根据现今乡村龙舟节的观察，一条龙舟常有六类人，包括桡手（扒船者）、艄手（在船尾控制方向）、旗手（站船头指挥前进速度及给暗示鼓手者）、鼓手（看旗手指挥而鸣鼓暗示桡手划桨的力度或速度）、炮手（专门放鞭炮者）、陪神（在神楼旁，搧葵扇者）。[6]旗手、鼓手是两个人。旗手是全船的灵魂人物，由他根据水文情况决定前进速度是快是慢，并且往往为吸引观众，还会妆扮特别，随船上下起伏的节奏而作“跳头”表演，成为龙船会景中的有趣一景。冼玉清先生将徐荣的诗理解为：招子庸簪花袒胸跣足立于船头，“左手执旗，右手擂鼓”。[7]而年代稍近、由居廉（1828—1904）所画的《端阳龙舟竞渡图》（1858年，附图2），也基本如今日龙舟节所见一致，旗手在船头，而船中央放一鼓，两人打鼓。既“立于船头”，子庸应是指挥擂鼓的旗手，可见其身体强壮，身手灵活。徐荣笔下的子庸，性格极为豪爽，丝毫无酸腐文人的扭捏气。同时，由此也可印证他“能挽强弓”，考中“武举人”也是实至名归的。

附图2 居廉：《端阳龙舟竞渡图》及其局部，1858年，绢本设色，扇面，26.5×24.5厘米，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他身边的朋友，都爱看龙船竞渡。谢兰生的日记就有提到，招子庸也约他们一同前往横沙对岸、南海黄岐看龙船。根据招暄先生的《横沙往事拾零》，横沙龙船“（五月）初一龙船起，初二龙船忌，初三、初四游花地，初五、初六赛本地，初七、初八去黄岐……”[8]也就是说横沙村的龙船队会在这几天到花地、黄岐“会景”拜访。谢兰生还特别提到这几天内，他们分别到好几个地方看龙船：

（嘉庆廿五年五月初四日）平湖招集诸君至赤岗塔下看龙船。

（嘉庆年五年五月初五日）中午与楷屏同候铭山，约同往黄竹岐看龙船，游舫甚盛。晚邀铭山，过船饮极畅，更后还观妙楼。”

（嘉庆廿五年五月初六日）平湖着人邀往黄沙看龙船……

根据谢兰生的日记，招子庸年轻时的生活颇为潇洒自得。常年住在书画舫，来往横沙和广州城之间，或参加朋友雅聚，或与众歌姬一起度曲作乐，并未见有何固定的营生。再者，从他现存的画作多用素绢，以及他多次上京考试、路费不菲来看，他的经济状况应在小康。那么他有什么经济来源呢？招子庸现存有年款的画作，其时间多为中晚年，早年有否卖画难以判断。其父茂章，无功名，但通诗文，善堪舆之术，家居能输己恤人。[9]家中应略有良田家产，极可能是祖上曾一度较为富裕。据现今父老所说，横沙招氏全盛时有祠堂五十余座，其中一处即为茂章之祖父所建，可见也有一定的祖尝帮补。以谢兰生有书画名，且有稳定职业——书院山长，也常感慨不敷支出，尚需兼职帮补家用，招子庸的情况只会更为拮据。[10]如此看来，即便有些许祖尝、家产，年轻时期的招子庸，并无固定职业，大略只在小康。其父茂章过世后，招子庸作为长子需负担家庭支出，生活用度恐怕越发紧张。

谢兰生的日记还记录了一段关于招子庸参与投资田产的资料：

（嘉庆廿五年九月十一日）铭山来早饭，顺艇与铭山到小东线香街候陈罗山，订本月廿六日仝往高明县看荔支塱。罗山又言东莞县有大岭山，其地可耕，尝亲临看过，不用钱买，只要开垦工本及起造之费耳。

（嘉庆廿五年九月廿八日）五鼓过小船，黎明泊松柏山下。登岸约八九里，已到塱中。两面高山，中一径纡曲而入，所惜地势不高峻，若路与山齐，则更妙耳。入塱后土地平旷，别一洞天。土地旧荒，今耕种渐熟，尤宜种芏，有上馆，有下馆，有鱼塘甚阔。诸峰不甚秀，中藏九乡，约有千余丁，极南有一口名金洲窦，是一塱出水处。窦处近南岸围，与麦岗相对，中为西江水，是高要县管下，若由西江入此窦，不过数里，即可到塱，较之由三洲而来便易多矣。管事人老朱甚俗，与诸子约览塱内形势，早饭后即循旧路还船已。

这两段日记提到，招子庸约同谢兰生投资高明县的一处荔枝塱。这位“陈罗山”应该是一位土地买卖经纪。几人约同一起亲身到实地进行考察。可惜日记并无细说参股和实际成交的情况。谢兰生九月看过实地后，一直迟迟未有决定，因此第二年的元月，有这么一段记载，“（道光元年正月十八日）铭山兄弟暨罗山仝来，极道荔塱佳处”，劝其入股。[11]由这段材料也可证，招子庸并非一味地追求风花雪月，也善于实务经营。不过，其《粤讴》的印行，再不济也无需家中支持。当时欣赏粤讴的文人、富商也为数不少，换而言之其艺术赞助人也是极容易寻得。

三、珠江儿女善歌乐：粤讴与歌妓、花艇之流行

粤讴的产生是以清代广州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为背景的。广州城外的珠江江面是清代广州的烟花繁华之地。明代主要集中在东濠附近的外城及对出的江面一带。而清代则西移至沙面一带，毗邻城市的商贸中心十三行。沈复曾在1793年南游广东，在其《浮生六记》感慨地写道：“一轮明月，水阔天空。纵横如乱叶浮水者，酒船也；闪烁如繁星列天者，酒船之灯也；更有小艇疏织往来，笙歌弦索之声杂以长潮之沸，令人情为之移。余曰，少不入广，当在斯也！”[12]由此可见清代广州夜生活之丰富多彩！少不入广，以其销魂耳。他所见的沙面，有如此描述，“先至沙面，妓船名“花艇“，皆对头分排，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来。每帮约一二十号，横木绑定，以防海风。两船之间钉以木桩，套以藤圈，以便随潮长落。”[13]稍晚一个世纪的《粤屑》，其对沙面花艇的记载更为详细，更显其繁华奢靡：

沙面妓船鳞集以千数，有第一行第二行第三行之目。其船用板排钉，连环成路如平地，对面排列，中成小港，层拆穿通。其第一行珠娘之上品者居之。桥而梯上之，有寮焉，名寮屋，尤品者居之。架木成版屋，为廊为房，为厅为堂，高阁台榭毕具，又若亭若馆若宛不一名，金碧迷离，皆用洋锦氈毹铺垫，不知其在水涘也。孔翠篷离，玻璃棂牗，各逞淫侈，无雷同者，又有花船横楼，摆列成行，灯彩辉煌，照耀波间。[14]

根据沈复的记载，珠江上有三种不同籍贯的歌姬，一为粤帮歌姬，一为作吴妆的扬帮歌姬，一为潮帮歌姬。粤帮歌姬，讲粤语，善琵琶。[15]扬帮歌姬多以箫笛为乐器，唱苏曲。而粤籍歌姬多善琵琶，唱的应主要是南音、粤讴等粤语小曲，两者大有不同。谢兰生的日记显示，谢兰生及其友人，两种歌姬都要唤来小曲，苏曲粤调都喜爱。不过，粤讴显然是谢兰生、招子庸等人的最爱。李若晴先生根据谢兰生的日记，考证他曾一度迷恋某位粤讴歌姬。[16]他的日记也常提到，他与招子庸相约去找粤讴歌姬听曲。

冼玉清先生认为，粤讴并非子庸所首创。粤讴出现以前，即有“摸鱼歌”、“盲词”，其调长者为“解心”，即“摸鱼歌”之变调。冯询以“摸鱼歌”歌词太过粗鄙，于是变其调为讴。与冯询同游花海、纵情狎游的招子庸等人遂竞相效仿，竟为新唱以相夸。[17]但冯询无作品存世，而子庸则有《粤讴》刊行。虽然粤讴不一定为其首创，但招子庸无疑是粤讴风行的重要推手。根据简又文先生的介绍，粤讴以粤白话清唱，多有檀板、琵琶、三弦、二胡及扬琴等乐器拍和。一句唱完下句未唱之前，有短短的乐声以调合旋律的进展。[18]估计琵琶伴奏居多，稍晚始用扬琴等其他乐器伴奏。

招子庸嘉庆廿一年（1816）已中武举人，其《粤讴》刊行于道光八年（1828），这几年间应是招子庸最为意气风发的时期。粤讴创作也是这个时期完成。子庸精晓音律，善琵琶。其《粤讴》一书，即有“琵琶引过场板眼”及“解心唱引”的琵琶工尺谱。也就说他能度曲填词而创制粤讴。谢兰生的日记记有：“（嘉庆廿五年六月廿四日）铭山度新制一曲，甚佳。”他也能唱粤讴，但应不经常唱，以致谢兰生在日记里特别提到“（道光八年八月十七日）铭山发兴唱粤讴，亦不易几回闻也。”[19]

从为《粤讴》写序言者众多（共12个序言），其中包括黄培芳、谭莹、熊景星等人，皆一时之才俊。大概粤讴这种为歌姬所吟唱的口头文学，属科举正途以外的玩意，因此作序者均以其雅号落款，所以除极个别外，其他均无从判断是何人。谢兰生应是极爱粤讴的，与歌女也极为熟络，他常赠画歌姬，且在日记中留有这样一首诗，“（嘉庆廿五年七月二十日）一女居然博士称，谈言玉屑比轻清。枇杷花里关门坐，胜似焚香拥百城。越讴不是巴人曲，啭出珠喉雪样清。更看临风斜举，芙药一朵照人明。”他们对歌姬为极为尊重，以“某兄”称之。这些歌姬也颇为自重，并非可以随意指使。谢兰生的日记就提到，“（嘉庆廿五年八月初十日）……铭山已先在座，采兄气尤未平，为初七日平湖（伍秉鉴）为德不本也。折柬招凤石（钟启韶）、荻江（熊景星），俱允而水涸不能即来，暂留听南音。采、藕二兄居然挽凤，颇自矜宠。有来请者，拂然拒却，亦有志也。”即便是大行商伍秉鉴也不能肆意妄为，否则歌女一样不给面子。倒是招子庸与这位“采兄”的歌姬关系极好，采兄常留其书画舫。谢兰生（1760—1831）年长子庸几近一辈，嘉庆七年（1802）已中进士。功名、画名、辈分均在子庸之上。以其日记中可见“铭山”之记录如此丰富，想见二人交往甚相得。兰生极赏识招子庸的才华，尤其是在粤讴和书画方面的才华。

招来歌姬吟唱粤讴、南音等小曲，对于时人来说不仅仅是风流韵事，还是文人社交应酬活动的一种。文人雅聚，即席挥毫之后，酒酣耳热之际，正好听曲。谢兰生日记提到的不少宴会都有歌姬演唱助兴，比如：

（嘉庆廿五年七月廿八日）下午到高第吴宅一行，又回候南山，即到友多闻斋与文园、芸甫、曾君赴潘交甫宴。交甫之兄红圃乃粤秀掌院，时通家也。酉山、凤石、铭山俱到。今年宴会以此席诸客为最雅，诸小姬善奏曲，皆一时之妙选，果然各擅长技。有余艮兄，风雅士也，发言不多，善解人意……

（嘉庆廿五年六月初二 ）早到河南与平湖送寿。到观妙楼与楷屏过铭山舟中，会赤岗梁榕村月川昆玉。再至花船为月川主人写绢素四幅。采兄来度曲方完，邻舫静澜表弟暨张君来邀至彼舟听曲。即邀入席数爵而后返。申刻月川布筵席，未及度曲而张君来，予与楷屏即起，驾小舟同赴研北之宴。时已张灯，笛声嘹亮，诸姬已唱数阙矣（笔者按，以笛伴奏应为苏曲）。饮至更后，还宿观妙楼。”

（嘉庆年廿五年七月初十日）下午过自在航，与叶、曹、邹诸君仝赴洹楼。经龙山温氏花船，遇铭山，又容斋兄在船上，求写纨扇，并听小唱。（？）（？）雷电大作，疑有大风雨，及上楼入席，仅雨数点，风息而月出矣。座上（？）（？）能唱而于粤讴却不工。二鼓还，宿兴云卧榻。

时至19世纪末，珠江风月依然，而文人泛舟听曲的雅兴依然不减。来自十三行行商潘家的潘飞声不仅邀友到珠江听曲雅聚，还邀请友人为其作画、题诗，集成《珠江顾曲图》一册。来自行商伍家的伍德彝为之所绘的《珠江顾曲图》（1881年）中，一叶小舟放于江中，伴随起伏的潮声，歌女手抱琵琶轻弹浅唱，几位士人围而坐之。古代文人在珠江上的风流放逸，是一脉相承的。

附图3 伍德彝：《珠江顾曲图》及其局部，纸本设色，1881年，36×30厘米，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四、风流豪爽交游广：招子庸的交游

招子庸的交游，皆是活跃于广州城的文人。其老师及同学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招子庸的父亲招茂章，通文墨，著有《橘天园诗钞》、《杂文》、《家训随得录》。他对取得功名、光宗耀祖之事颇为在意，因而为子庸延聘名师。子庸的启蒙老师是其从兄招健升（字丽扬，号香圃）。健升与子庸同曾祖父，属五服之内的兄弟。健升并无功名，著有《自怡堂诗集》，年纪估计与茂章相近，与其叔茂章多有诗文唱酬。稍后，茂章又为子庸延请澳门名士赵允箐。赵允箐是乾隆六年举人。子庸成年后，改入张维屏门下，张维屏嘉庆九年（1804）中举，道光二年（1822）中进士，有家学，且年少时已有诗名，为“粤东三子”之一。徐荣（铁孙）、冯询（子良）、李长荣（子黼）即为同在张维屏门下的同学。与张维屏齐名“粤东三子”的黄培芳、谭敬昭（谭莹之父）均与子庸有交往。熊景星（笛江），则与招子庸是同一年（嘉庆廿一年，1816）的武举人。

除了老师、同学，透过他所参加的雅集、宴聚等社交活动，大略也可知其交游。从《常惺惺斋日记》中，找到以下几个游局：

（嘉庆廿五年六月十三日）午间与墨池仝赴招香圃之请。先到铭山小舟，仝入容安画室听曲，甚佳。又到细雨小窗，遍听诸家所奏，俱不甚佳。上媚川楼写团扇数柄，（客？）为集饮至月出。听诸姬小唱，潮未长，暂留赏月。正拟分手，叶文园在花船上，着人来请，与楷屏过船入席，又邀铭山来再度数曲，已二鼓潮长矣。同划小舟还船上，诸客犹未散也。

（嘉庆廿五年九月初二）铭山来早饭。午后与铭山仝入长寿寺，赴南洲、楷屏斋席。

（道光三年八月初六日）铭山与廖君来，谭玉生来，还斋即出城到怡和会平湖、南洲、三弟到凌波榭饮，中席往觅铭山，过船听致子度曲，二鼓仝还万松山馆。

（道光三年八月二十日）伍南洲请凌波榭晚席。先过河南会铭山同行，并听杨君弹琵琶，甚佳。二鼓散席。再到湍江，诸子犹未上席。即还怡和宿兴云榻。

（道光三年八月廿七日）沙坑周孝廉（元英）请画会。东坪发兴，属铭山来，邀同往，是日东坪寿辰，不可却也。

（道光三年九月十三日）午后过河，觅铭山、伯临不遇，闻先到蜃楼为予代东候客矣。傍晚客集畅叙至九点钟。与铭山仝还万松山馆。是日之客乃叶蓉塘、健亭、东坪、笛江、季彤共七人，侍者凡十人，亦一时之盛。

（道光三年九月十七日）即过河入伍祠道喜，随到南墅与铭山、伯临谈。”

以上所列的几个游局参加者，有行商伍家、潘家的子弟，如伍秉鉴（平湖）、伍秉镛（东坪）、伍秉鉁（南洲）、潘正亨（伯临）、潘正炜（季彤），有退休小官、谢兰生的好友黎楷屏、士人熊景星、谭莹等等。潘、伍等洋商，经商赚钱之余，不仅喜好风雅，热衷书画鉴藏，对广州的文化事业也颇多资助，文人、士子自然也乐于与他们多有交往。

游局少不免或吟诗作画，或度曲听曲，或展读收藏。与招子庸相交之叶梦麟（文园，盐商叶廷勋之子，清代广东著名鉴藏家叶梦龙之兄）、顺德温汝遂（遂之，喜画竹、富收藏、也好为珠江游）均为当时广东之重要鉴藏家。而谢兰生、张如芝（墨池）、鲍俊、黄培芳、熊景星、仪克中等均为当时广东书画界之名家。子庸书、画风格的形成，与其交游不无联系。其墨竹，深受元、明文人墨竹之影响，可证此联系。他的“墨蟹”是长于咸淡水交界之广东海蟹。这种以本地物产入画的风格，与黎简以红棉入画应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与专用粤语吟唱的粤讴，均可视为嘉道年间广东文化兴起之表征。

结语

冼玉清先生对招子庸评价极高：“读子庸之诗之画，及观其作宰？之政绩，可知子庸为天才，为奇才。亦富于情感，率真而有侠气之人。且得贤师之教，故宅心光明忠厚。虽不修边幅，跌宕不羁，其小疵耳。”[20]本文并未就子庸之诗之画作深入展开，但从其日常生活的一些细节，尤其是其交游，可见他交游广阔，无论是卖唱为生的歌姬，抑或富可敌国的红顶商人，无论是不甚闻名的乡村读书人，抑或学富五车、功名加身的著名学者，均有交往。确实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率真、侠气之人。以一叶扁舟纵游于珠江花海，横溢之文采寄放于粤语小曲，招子庸青年时代的生活颇为潇洒自得。当然，这段好时光恰恰也是清代广州最繁华安定的时期。他创作的粤讴能风行一时，离不开歌姬、士人、富商的支持，离不开清代丰富多彩的广州城市夜生活。

(黎丽明，广州艺术博物院中级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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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赵光编：《赵文恪（光）年谱》，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转引自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州市文化局编：《广州文化遗产文献辑要卷》，北京：文物出版，2008年，页269。

[2] 曾新：《明清广州城及方志城图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页107。

[3] （清）张渠：《粤东闻见录》，卷上“城濠”，转引自曾新：《明清广州城及方志城图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页107。

[4] 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5] 徐荣：《怀古田舍诗节钞》，卷五，页七十六，转引自冼玉清：《招子庸研究》，载《冼玉清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120。

[6] 曾应枫、陆穗岗：《赛龙夺锦——广州龙舟节》，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页44。.

[7] “左手执旗，右手擂鼓”的解读，见冼玉清：《招子庸研究》，载《冼玉清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120。

[8] 招暄：《横沙往事拾零》，广州，页108。

[9] 冼玉清：《招子庸研究》，载《冼玉清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页122。

[10] 关于谢兰生的研究，可见李若晴：《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研究》，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页84—111。

[11] 转引自李若晴《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研究》，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页91。

[12] 沈复：《浮生六记》，卷四“浪游记快”，转引自广州文史研究馆编：《羊城风华录——历代中外名人笔下的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页95。

[13] 同上注，页93。

[14] 刘世馨编，许联陞：《粤屑》，上海申报馆，1877年，转引自李若晴：《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研究》，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页93。

[15] 同注12，页93—94。

[16] 李若晴：《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研究》，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页96、97。

[17] 冼玉清：《招子庸研究》，载《冼玉清文集》，广州：中山大学，1995年，页208。

[18] 简又文：《广东的民间文学》，载《广东文献》，第一卷第三期，1972年，页21。

[19] 转引自李若晴：《谢兰生＜常惺惺斋日记＞研究》，载《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页95。

[20] 冼玉清：《招子庸研究》，载《冼玉清文集》，广州：中山大学，1995年，页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