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中期，岭南社会渐趋安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乾隆年间，岭南经济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兴盛，商业繁荣，海外贸易尤为昌盛，广州是当时最主要的对外贸易中心，潮州、梅州等粤东沿海港口也是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发达的经济和对外贸易，带来大量的财富和人口，广东商贾辐辏，人烟稠密，成为清代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

经济富庶，商业兴盛，带动了广东娼妓业的兴盛。广东娼妓业利用水乡优势，依托江河，开设妓院。广州珠江、潮州韩江之上，花舫盈江，娼妓云集，狎客纷纭，成为著名的风月场所。赵翼《檐曝杂记》云：“广州珠江，蜒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禁也。”[1] 潮州韩江亦“彻夜之笙歌叠奏，拨鹍弦而惊起潜鳞。”[2]

清中期，广东文化大兴，本土文人大增，中原一带的文人亦多有至广东谋生者。在狎妓之风盛行的影响下，这些文人流连于珠江之畔，韩江之滨，寄情于花舫美妓，遂兴咏叹之情。一时间，江上风月之诗、词、曲、小说日夥。这些风月之作成为清中期广东文学极富特色的类型，珠江、韩江花舫也成为广东文学史上一个极富个性特征的文学景观。那么，珠江、韩江花舫为什么能够引发文人的创作之兴呢？文人又在这些风月之作中寄托了什么呢？

珠江、韩江花舫：一个独特的艺术空间

谈起妓院，当代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低级恶俗的场所。然而，清代珠江、韩江花舫却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成为文人心目中极富魅力的艺术之地。

珠江为广州胜景。与现今珠江两岸高楼林立栉比的景观不同，清中期的珠江美不胜收，极富诗情画意：江水波澜不惊，温柔妩媚；两岸杨柳，轻拂波面；素馨花田，香飘十里。《粤讴》中的石道人序云：“素馨为田，紫檀作屋，香海十里，珠户千家”。夜晚更有韵致，或清风明月，或星光沉沉，一派空灵清寂。韩江为潮州、嘉应胜景，具有苍茫空阔之美，《潮嘉风月记》云“烟波浩渺，无沧桑之更”；亦具有空灵之美，“空江秋夜，月印澄潭，雁横碧落，箕踞蓬窗。”珠江、韩江花舫或停棹于江边，或游弋于江心，旖旎优美的江景自然会引发文人的创作欲望，文人自然会抒写怡红快绿之词，自然会借江景抒发情怀。此时期风月诗词的风格或旖旎，或清丽，实与珠江、韩江的自然景观息息相关。

珠江、韩江花舫锦绣灿烂，雅致芬芳，能助文人雅兴，触发文人情思。刘叙堂《粤游笔记》云：“珠江花船，甲于天下”，“床帐字画，靡不精细，灯盆镜奁，无一不齐。”韩江花舫更为华美，《潮嘉风月记》云“红兰雅器，无不精备”，“不类尘寰”。有的花舫刻意去奢存朴，投合文人的审美意趣，《潮嘉风月记》云：“顷年更有解事者，屏除罗绮，卧处横施竹塌，布帷、角枕、极其朴素，榻左右各立高几，悬名人画。几上位置胆瓶彝鼎。闲倚蓬窗，焚香插花，居然有名士风味”，“非诗人雅士不延坐”。身置如此锦绣雅致之所，诗人睹物怀人、感物吟志之情便自然而生。

珠江、韩江花舫妓女容颜美好，擅长讴歌，是引发文人创作欲望的重要因素。粤中良家妇女，布衣粗服，较为朴素。花舫妓女则重视容颜、仪态和服饰，《潮嘉风月记》云：“舟中则去鬓分梳，薄如蝉翅，蛾眉约秀，淡若春山。彩袖曵风，唾花凝碧，绣鞋步月，瘦玉生香。至环珮声低，芳踪渐远，钗钿制巧，新样频翻，更有不能枚举者。”花舫妓女颇有才情，度曲谱词，调丝弄竹，浅吟低唱，最能引人情思。花舫妓女多为疍民，疍民的个性特点是追求自由独立、不喜受束缚，清初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了反映疍民民性的“粤歌”：“手捻梅花春意闹，生来不嫁随意乐。江行水宿寄此身，摇橹唱歌桨过滘。”[3]这首粤歌表现了疍民女子自由率真的生活。相比其它地区的妓女，珠江、韩江的花舫妓女具有一定的自由独立意识和较开阔的眼界，这样的女子是受文人喜爱倾慕的，易于激发文人的创作欲望。此时期风月之作较少写妓女的虚伪贪婪，反而将高洁的品格赋予妓女，并在妓女身上寄予文人的人生理想。

然而最能打动文人的恐怕是花舫妓女的身世之悲。珠江、韩江花舫妓女以疍民为主，疍民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到歧视和压迫，“粤民视疍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疍民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跼蹐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深可悯恻。”[4]疍民女孩的命运更加悲惨，幼习丝竹，及长，多被父兄卖为妓，一生操此业，很难解脱从良，感情常被欺骗，老年多落魄。这种身世之悲无疑会引起文人的共鸣，尤其是流寓或落拓的文人的共鸣。这些文人从妓女的身上感受到了生活的悲苦、情感的失落、人生的无常、世事的沧桑，发而为音为文，莫不感动人心。

《粤讴》石道人序中，明珊居士（招子庸）道出了《粤讴》产生的原因：“三星在天，万籁如水，华妆已解，乡泽微闻，抚冉冉之流年，惜厌厌之长夜，事往追昔，情来感今，乃复舒彼南音，写伊孤绪，引吭按节，欲往仍回，幽咽含怨，将断复续，时则海月欲堕，江云不流，辄唤奈何？”由此序可知，凄清寂寥的江上，花舫妓女吟唱感怀身世的南音，引起明珊居士浓重的愁绪，这种愁绪发而为词为歌，词便婉而挚，歌便悲以柔，于是，就有了《吊秋喜》这样的千古绝唱。

珠江、韩江花舫集合多种美的景观——旖旎优美的江景、华美雅致的花舫、美好善讴、身世飘零的妓女，共同构筑了独特而富有魅力的艺术空间，这一空间充分切合了古代文人的审美，能够触发文人的内在情感，引发共鸣，从而激发文人的创作欲望和创作才情，于是，珠江、韩江花舫成为文人歌咏、摹写、借以抒怀明志的对象，并最终成为广东文学史上极富个性特征的文学景观。

歌咏、摹写珠江、韩江花舫的文人甚多。诗词作家有何梦瑶、黎简、吕坚、谭敬昭、冯询、黄德峻、倪济远、梁廷枬、居仁等；小说作家有俞蛟、缪艮、刘瀛等；粤讴有招子庸；南音有叶瑞伯、何惠群。这些文人或为广东本土文人，或为流寓广东的文人。有的文人品性高洁，如何梦瑶、招子庸、冯询为官廉洁，勤政爱民；有的为官坎坷，如倪济远因性情忼直而不得升迁，招子庸因热心国事而被罢官，何惠群因不善阿谀奉承、欺压百姓而辞官；有的科举失意，仕途乖蹇，四处飘零，如黎简、吕坚、俞蛟、缪艮等一生均不得意。珠江、韩江花舫成为这些文人精神的栖息地，江水胜景，花舫妓女，成为他们作品的表现对象。

他们创作的风月诗词优美蕴藉，典雅绮丽；粤讴、南音清丽婉转；小说感情真挚绵缈，寄托颇深。这些风月之作呈现出情感真挚，典雅绮丽，意存寄托的总体风格，而清中期广东诗风雄直沉郁，质朴刚劲；小说风格朴拙平实。由此可见，在珠江、韩江花舫这一独特艺术空间中熏陶出来的作品，与广东其它的文学作品的风格有所不同。

二、清中期广东文人的风月之情

广东本土文人和流寓广东的文人借风月之作，抒发内心的情感。这些情感既有欢欣、热爱、赞美之情，亦有悲伤、愁苦、压抑之情；既有勉励之意，亦有关怀之情；既有个人身世之悲，亦有世事沧桑之慨。无论何种情感，皆真挚、深沉、绵缈，大有风人之遗。

有的歌咏珠江、韩江花舫胜景，抒发对花舫胜景的热爱之情，以竹枝词为最多。何梦瑶、黎简、吕坚、谭敬昭、梁廷枬、谭莹、居仁等均有不少作品。这些作品描写江上杨柳春花，晓风明月，潮起潮落，晚棹轻歌，红罗佳人，极富色彩和动感，表达了诗人对花舫胜景的喜爱。如谭莹的《岭南荔枝词》：“柳波涌外柳毵毵，十里香风送去帆。盈盈两岸色相妒，画舫人穿红汗衫。”亦有词歌咏花舫胜景，如黄德峻《菩萨蛮》：“阿侬生长珠江侧，春风未许闲人识。一树绿梅花，花边侬住家。 问年娇不语，暗把铮弦数。那管惹相思，低抛红豆嬉。”此词写江边梅花环绕，小妓美丽善琴，人景辉映，极为旖旎绮丽。

有的通过珠江、韩江花舫胜景，抒发离愁别绪以及人生无常的感慨。梁廷枬的《齐天乐·夜游珠江》先描写珠江之华美，“星灯倒映珠波活，何人野航恰受？”接下来写妓女宛转的歌声，“蝶拍腔匀，莺喉声脆”，再写妓女高洁的才情，“明霞才调，不胫声名飞走”，最后抒发“闲愁如旧”的寂寞和“人同绪柳”的身世感慨。居仁的《庆春宫·珠江感旧》写珠江两岸的繁华，抒发人到中年的落寞和世事沧桑变幻的感慨，“眼底沧桑，意中风月，只今闲话鱼樵。海山依旧，但添得、悲风怒潮。鼓鼙残夜，丝竹中年，怎不魂消？”

有的歌颂妓女的高洁品质，表达作者的人生理想。以俞蛟的小说《潮嘉风月记》和缪艮的小说《珠江名花小传》为代表。在俞蛟和缪艮的笔下，妓女不再是身份卑微、地位低下的女性，而是具有美好品性的女性。俞蛟一生不得意，寄情于韩江花舫，与妓女有着很深的共鸣。俞蛟赞美那些轻财轻色、重情重才的女子。《濮小姑》写小姑“遇少年服饰炫丽、举止浮荡者，厌薄之”，而“名士骚客”则“侍坐终日不倦”，“虽有力者，啗以金帛，挟以威势，亦不顾也”；[5]《郭十娘》写十娘早有艳名，“一时名流争妍取媚”而“十娘蔑如也”[6]，反而钟情于意气豪迈、科举不第的文人柳生；《琳娘》写琳娘“凡贾人与达官门吏等，虽挟重赀求见，概不纳”[7]，独钟情于老文人程介夫；《宝娘》写宝娘“平日遇富商贵介，结束济楚，媚态百出者，都无所属意”[8]，独倾心于白发苍苍的老文人宗君。俞蛟还赞美了对爱情的忠贞不渝的女性。濮小姑与吴殿撰定情后，假母逼之，小姑拒绝复理故业，后吴君逝世，小姑数日不食而卒；十娘与柳生定情后因思念柳生而亡；琳娘等候程介夫，逾年无信，泪痕满面。俞蛟在这些妓女形象上寄托了他对美好人性的追求和坚守理想的信念。

缪艮和俞蛟相似，身世飘零，抑郁不得志，同样在妓女身上倾注人生理想。他视妓女为知音，正如作者在《李顺娘》中云：“已而各叙沦落之况，益依依弗能舍。”[9]他歌颂妓女的美好品质，将她们塑造为虽沦落风尘，却不甘沉沦，具有高洁美好品格的女性。《文采》写文采本良家女，“因贫不能给，遂流落风尘”，但却“性简默”，“对客无诙谐语”[10]；《凤彩》写凤彩“少失怙，母贫不能给。女仅周岁，假母收养之”，但却“儇薄贵介，千金挑之，弗为动也。”然为假母所逼，遂“恒怏怏不得志，怨恨形于眉睫”[11]；《李顺娘》写顺娘“少孤贫，母老弟幼，无以存活，鬻为妓”，却“颇自矜重，过客稍忤其意，恒引疾避去，故罔得当路欢。”[12]缪艮还塑造了一个完美的妓女形象——新娇，新娇是一位有胆识、有智慧、有深情的侠义妓女，与黎生相爱，黎生因事被牵连，欲遁，新娇止之，黎生入狱，新娇早晚馈送食物，代为周旋，事遂得白，新娇心力俱瘁，同伴不解，新娇曰：“人之贵得一知己，没世无恨者，亦以患难相扶持耳。使漠然坐视，以何贵乎？予非诌也，此所以报知己云尔。”[13]作者将见识、智慧、深情等美好的品格都赋予了新娇，使她成为广东小说中极具光彩的人物。

有的反映妓女的悲惨命运，批判现实的残酷，并寄予作者深切的同情。何惠群的南音《叹五更》通过珠江妓女的反复悲叹，抒发了妓女被抛弃后的痛苦，批判了狎客的冷酷无情，“三更明月桂花香飘，记得买舟同过个道漱珠桥。君抱琵琶奴唱小调，或郎谱曲我吹箫。两家誓言同欢笑，都话个个忘恩天地不饶。近日我郎心改了，万种愁怀恨未消。心事许多郎你未晓，敢就收妹你桃花薄命一条。”招子庸的《粤讴》也描写妓女孤苦、寂寞的生活，“况且青楼女子，又试断梗无根。好极繁华，不过系陪酒个阵。等到客散灯寒，又试自己断魂。有客就叫做姑娘，无客就下等。一时冷淡，把我作贱三分。”《粤讴》还抒发了妓女情感的悲伤、痛苦、无奈，句句悲苦，句句断肠，哀切感人。《粤讴》也寄托了作者对妓女深切的关怀和同情，因此其中多开导劝诫之语。

刘瀛的文言小说《珠江奇遇记》则通过叙述妓女绣琴的悲惨遭遇，反映下层社会女子的悲惨命运，通过“始乱之，终弃之”的钟阿叔，犀利地批判上层社会男子的虚伪与冷酷。小说写余与南海人钟阿叔、大阮三人游珠江，饮于妓船，妓女绣琴，见阿叔辄掩面而走，叔惊呼奇遇，召绣琴出，弗从，鸨惧，挞之始出，绣琴遍酌同席，不酌叔，并倾酒于地，语曰：“如此薄情人，当奠九泉下！”原来绣琴少时乃叔家中婢女，叔屡诱之，与叔私通，后叔娶妻，绣琴流落烟花。

总体来说，珠江、韩江花舫作为富有独特个性的艺术空间，为清中期文人提供了精神栖息地，激发他们的创作欲望和创作才情。这些文人以卓越的才情、真挚的情感歌咏珠江花舫，从而创作出了极富艺术魅力的作品。珠江、韩江花舫也因之成为富个性特征的文学景观。

（耿淑艳，广州大学副教授，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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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乃斌点校，虫天子著：《中国香艳丛书》，110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

[2]董乃斌点校，虫天子著：《中国香艳丛书》，99页。

[3]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36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4] 《清世宗实录》卷81；见道光《广东通志·训典》卷1。

[5]董乃斌点校，虫天子著：《中国香艳丛书》，102页。

[6]董乃斌点校，虫天子著：《中国香艳丛书》，103-104页。

[7]董乃斌点校，虫天子著：《中国香艳丛书》，105页。

[8]董乃斌点校，虫天子著：《中国香艳丛书》，106页。

[9]董乃斌点校，虫天子著：《中国香艳丛书》，1603页。

[10]董乃斌点校，虫天子著：《中国香艳丛书》，1597页。

[11]董乃斌点校，虫天子著：《中国香艳丛书》，11598页。

[12]董乃斌点校，虫天子著：《中国香艳丛书》，1602页。

[13]董乃斌点校，虫天子著：《中国香艳丛书》，15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