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剧是广东最大的戏曲剧种。起源于外省戏曲声腔的流入，形成于明嘉靖、万历年间。粤剧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发展道路是曲折的，经历过与外江班争夺市场的磨练，出现过戏剧史上第一个“戏子王”，遭受过官府严禁演出的困难时期，粤剧艺人经过不屈不饶的艰苦奋斗，建立了八和会馆，出现了粤剧蓬勃发展的局面。明清以来，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粤剧产生并得到发展的重要因素。几百年来，粤剧所演的剧目繁多，约有万余个。粤剧的演员众多，出现过许多优秀的大老倌。粤剧具有广采博纳的包容性，其在音乐、唱腔、剧目、舞美设计、表演程式等方面，大胆借用其它剧种的优秀艺术，并不断创新，使粤剧逐渐成为具有岭南特色的地方剧种。粤剧艺人具有开放进取的戏剧观，在戏剧史上是独树一帜的。粤剧也是传播最广的剧种之一，国内的上海、四川等省市，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皆有粤剧演出。粤剧在世界各地传播甚广，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的演出。早在一百多年前，在东南亚的新加坡、越南、泰国，在美洲大陆，在澳洲等地就有粤剧的演出。至今，粤剧除了在东南亚、美洲等地有演出外，在欧洲也出现了粤剧热。

一、 粤剧在旧上海的传播

自上海1843年开埠以来，广东人在向海外移民的同时，许多广东人跟随洋行进入上海。“1862年，在上海的广东人已超过八万，形成了三个大居民集团。”[1]他们的到来为粤剧在上海的传播，提供了最重要的前提。

早在明清时期，就有不少广东商人出现在江南的市镇，从事种种商业贸易活动，大部分商人来自潮汕，嘉庆十五年还在上海县设立了潮州会馆，此时应该还无粤剧演出。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到沪广东人的原籍也发生了变化，大批中山人随欧美洋行北上来沪，随着上海轮船、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广州周围地区部分人到沪当工人。到沪广东人原籍的这种变化，为在珠江流域诞生的粤剧传入上海提供了条件。一些时人的笔记、竹枝词记载了这方面的情况，如《上海闲话》曰：与京剧“同时并起，又有山西班、绍兴班、广东班”[2]；作者在另一处写到：“上海尚有绍兴班、广东班，亦均自成一派”[3]；葛元熙的《沪游杂记》里也有关于粤剧演出的记载等。

另外，1873年8月的《申报》曾报道了一次粤剧演出的情况，文中写道：“予去粤几及十年，珠海梨园久不寓目。昨荣高升部来沪，在大马路攀桂轩故止开圆登场演剧，粤都人士兴高采烈招予往观，予亦喜异地闻歌，羊石风流宛然复睹也。及门，觉金鼓振天，桂旗拂地。出头，粤人谓之《封相》，盖即合纵连横之苏季子游说六国，衣锦还乡也。其堂皇冠冕，光怪离陆，炫人心目；至锦织宫灯之旦角，淡妆浓抹，皓齿明眸，色非不佳，而视金丹两桂固相去甚远。锣鼓喧镇，履鸟错杂，自郐以下，吾不欲观。甚其座位之逼窄，茶汤之干涸，几若相如病渴，司马针毡”望移步以换形，勿因陋而就简……。”[4]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自1872年起，有关粤剧戏班来沪演出的资料极其琐碎，但我们可以看出，广东粤剧已开始在上海的戏院、茶馆演出。粤剧在上海最初的演出水平并不高，戏院的“座位之逼窄”、简陋，也使观众望而却步，为了吸引观众，戏院的老板采取“间演京剧”，“并在原籍聘请色艺俱全之花旦奇子来申”，以此吸引观众，这也说明当时粤剧在上海己有演出，但观众面并不大，传播也不广。

清末民初，粤剧在上海的演出逐渐增多，演出的剧目思想性较强，既有鼓吹革命、排满的《温生才刺浮琦》、《还我河山》、《炸凤山》、《安重根刺伊藤》等政治剧，也有诙谐、讽刺剧，如《招郎入舍》、《盲公问米》、《扮女侦探》、《贼仔升官》等作品。演员表演的水平也相当高超，如花旦郑君可“身材苗条，妙曼绝伦，有活卫价之目”；丑角姜云侠“天分极高，俯拾即是，所演各剧，均异流俗”；梁侠侬“描摹悍妇神气，最为妙肖”等，这一新剧演出活动影响相当大，以至有人把它和春柳社相比，甚至认为活动的组织者丝毫不亚于欧阳予倩、汪优游、顾无为、马二诸人。[5]

二、粤剧在港澳的传播

香港、澳门与广州毗邻，其粤剧盛衰与广州有着及其密切的联系。

1、香港

香港原属宝安县，在1842年开埠之前很是荒凉，居民极少，但在附近宝安县则经常有演出。开埠后人口直线上升，1848年人口超过二万五千。[6]1851年(清咸丰元年)宝安县私塾使用的应用文犊《应声集》中有“邀人看戏”等内容的记载，说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香港地区已有了戏剧演出。[7]1854年因伶人李文茂和陈开先后在广州附近起义，港府颁布“递解出境条例”，递解一百多名党人出境，其中有些是伶人。[8]

英国割占香港后，为了所谓的“治安”需要，实行了长达50多年的宵禁。直至1897年，正逢维多利亚女皇登基钻禧(60周年)大典，这一在香港实行了50多年的宵禁制度至此才彻底废除。[9]

1897年，香港为了盛大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的钻禧大典，为了达到“普天同庆”的目的，取消了携手灯和带夜行证的制度。庆祝活动由6月19日开始，至6月23日止，一连五天。1897年的钻禧大典十分热闹。据刘镌屏著的《香港蘸会联珠》，载有当年庆祝钻禧大典写出了除会景巡游之外，还有演戏庆贺，联云：公仔得咁新，想必世界好捞，近来棚场真机会。佬馆总要大，莫话风流易散，尚有笙歌点太平。[10]

这种长时期的宵禁，也影响了粤剧在香港的传播。梁沛锦在《香港粤剧艺术的成长》一文中说：“按一般说法，香港开埠五十年才有条件经常上演粤剧，慢慢由街上临时系棚改在新建的剧院演出。”[11]尽管如此人们必要的娱乐生活，尤其是英军及富绅们为了娱乐或经营，先后建立了一批剧院。

关于粤剧在香港的演出，香港的报纸也有报道，仅以《六国大封相》在香港演出的情况为例。香港《华字日报》报道云：《苏秦不第》属于“出头戏”，香港高升戏院于民国二年(1913)曾由优界模范班演出此剧。《苏秦相六国》亦属“出头戏”，祝康年第一班曾于1907年12月5日在香港重庆戏院演出，剧情大要对苏秦故事作全面交代。[12]《苏秦说六国》一剧，曾做出头戏及正本戏演出。省港各班多演此剧，如祝康年第一班于1906年9月15日在香港重庆戏院及同年10月26日在香港太平戏院上演此剧，又名班咏太平正第一班，亦于1919年7月26日、9月22日，1920年1月7日、3月15日、6月12日在香港演出此剧。[13]

清末由于地利关系，香港容易进行编演内容新潮、反帝反封建、讽刺时弊的文明戏粤剧，由香港推动属于志士班的话剧内涵的粤剧，影响广东内粤剧不少。[14]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在戏院建立以前，港澳的粤剧演出主要是草台班子，至今还存有香港地区1880年搭棚演粤剧的照片。[15]辛亥革命以前，粤剧在香港、澳门处于兴起阶段，到香港演出的戏班是从广州聘请来的，后来才出现专门在省、港、澳三地演出的省港班，以及以香港为基地的戏班。

2、澳门

澳门原属香山县的一个小渔村，人口不多，自从葡萄牙人入居该地以后，逐渐成为重要的贸易港口，人口的增长也十分迅速，增长最快的是中国人。到1860年，澳门总人口己达85477人，其中中华人为8万。[16]嘉庆十年《重修澳门永福古寺碑记》记载：“乙丑年(1810)演戏尚剩银尾银七两二钱四分八厘”，反映在19世纪初澳门寺院的庙会活动中即有演戏的活动。永福古寺为广东人的寺庙，故可推知，此为澳门文献中见到的澳门华人较早的粤剧演出记录。澳门开埠后，由于华人的增加，广东戏曲也很快传入澳门，并且深受广大群众所喜爱。

法国旅行家、画家奥古斯特·博尔杰(Auguste Borget)于1839年1月至6月在澳门逗留，1839年5月2日他记下了澳门各阶层人民争睹戏剧演出的情景：

如果说庙前空地上挤满了各行各业的人群以及看热闹的人们的话，那么庙里却是无人问津。……人们都被戏吸引了……我靠着护墙，观看在我面前拥挤的人群：社会各阶层的人混杂在那里，有乞丐，有瞎子，有海员，大游客，甚至还有穿着豪华的阔佬。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大家熙熙攘攘挤成一团……关于戏我无法对您描述，因为我一点也不懂……他们看戏时是如此地投入，如果不是从那看不到演员的戏场外传来嘈杂声的话，连苍蝇的嗡嗡叫声都能听清。中国人太喜欢看戏了，有的人找不到座位，就爬上了戏台的竹棚上，后面来的人则要那些已经爬在竹棚上的人再爬高一点，这样竹架上像戏院里的包厢一样挤满了人。尽管他们需要使尽全力才能使自己停留在那危险地方，他们还是全神贯注地看戏，竹子的坚固令我惊叹。……[17]

澳门华人如此争睹戏剧的场面，足以说明广东戏剧和广东音乐在澳门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关于澳门早期的戏曲演出活动，众多报刊上也有记载，不仅记载了来澳门演出戏班的规模、不同档次演员的收入，也介绍了各类庙会的时间、演出场次、来澳门演出的戏班、班名及演员等。

如《镜海丛报》记载了名班“国丰年”班于光绪二十年十月初三日(1894年10月31日)在澳门演出的情况：

集款酬神：现在澳中商店，议集巨资酬神演酸，约需五六千金。雇召名班，金龙彩色，各处巡行，务极一时之耀。定于本月十二举行。演戏酬恩：连日蓬峰庙雇有国丰年名班开演，籍以酬答神恩。计订戏四本，戏金一千四百元，所收回各费约千元云。又和声鸣盛：澳地前因各家迁徒，不独生意冷淡，即清平戏院亦久僵旗息鼓，几聚广陵散不复奏问人间矣。本月疫氛已靖，省客多来。曾于十三日重奏霓裳之曲，该班名国丰年，亦取从此丰享之兆。连夜望观者，毅击肩磨，络绎不绝，座中人山人海，利市三倍……[18]

《华字日报》报道了“国中兴班”为镜湖医院演戏筹款之事，文中写道：

“澳门镜湖医院资籍微薄，用度浩繁，故每届总理均有仰屋之叹然至近年百物腾贵，俞不可支。因见香港有演戏筹款之举，随踵而效之。闻清平戏院之何普楼愿不取院租，且以廉价代雇国中兴班于本月在院中演戏。”[19]

从各报刊对广东戏曲在澳门的演出情况来看，其演出场所也不少，从《中国丛报》的记载来看，澳门许多地方是戏曲的演出场所，如莲花庙（亦称莲峰庙）、妈阁庙、河泊署(即粤海关署)、土地庙等；从《镜海丛报》、《华字日报》看有四孟街、清平戏院等。粤剧在香港、澳门演出的剧目，除了传统剧目如《罗成写书》、《黄飞虎》、《仕林祭塔》、《王彦章撑渡》等外，还有新编剧目如《熊飞起义》、《好义士捐躯救国》、《火烧大沙头》、《戒洋烟》、《文明戒淫赌》等。

三、粤剧在东南亚的传播

一直以来，关于粤剧在海外的情况都流传着这样的几句话：“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粤剧”，“凡有海水流到之处，即有操广州话的华侨，即有一粤剧的演唱”。在我国近三千万的华侨中，操广州话的华侨有相当大部分，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大洲，在那里的“唐人街”或“华埠”，广州话通行无阻，成为沟通华侨华人思想感情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初期出国的粤剧艺人，大部分是被骗被掠，“被迫出海渡洋，到邻近的东南亚和远赴美洲。”罪恶的“华工贸易”使大量的华人被当着猪仔贩卖到世界各地。“从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国华工约有一千万人，几乎遍布世界各地”。[20]华工出国之初多是受人诱骗拐贩，出国途中又遭受惨无人道的虐待，而贩卖华工这一贸易活动一直持续了几个世纪。

这些被贩往世界各地的苦力，包括农民、小商贩、读书人、手工匠，樵夫、渔民、医生甚至妇女、幼孩，这些不幸的人群也包括演戏的艺人和看戏的观众，他们无论流落何处，始终挚爱戏曲，始终不肯丢弃那把为戏曲伴奏的心爱的乐器。法国人克洛迪娜·苏尔梦在《华人对东南亚发展的贡献——新的评价》一文中讲到海外华人的文化生活时说：“移民似乎很喜欢戏剧，并且很早就传进中国的戏剧”。杜冯·克拉夫·科比特著的《1847一1947年古巴华工研究》第六章“华工在古巴的生活”中有这样一段话：“他们的宿舍也整齐干净，每人床上的枕头被褥都干干净净，室内用具也都整整齐齐。室内到处摆着中国人习惯用的希奇古怪的东西——各种中国乐器和麻将牌。”[21]这些来自故乡的乐器，就是他们心灵寂寞时的自娱消遣工具。

那漂洋过海带来的乐器，伴和着华工们唱戏、唱歌，他们借此安抚离乡别井的痛苦和寄托对遥远故乡的思念"这种活动，无形中便孕育了戏曲在海外传播的根底和基础。广东戏曲在东南亚各国传演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清初。其传演过程，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各具时代特征，发生过不同的作用，产生过不同的社会影响。粤剧究竟何时传入东南亚各国，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一时难于准确断定，但是，十九世纪中叶己有粤剧戏班和艺人在海外演出，则是肯定的。

在东南亚各国中，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居住的广东籍的华人较多，前往这些地方的粤剧戏班和艺人也比较多，粤剧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传演的历史也比较悠久，故有“粤剧的第二故乡”之称。新加坡太平绅士、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黄胡桂卿女士说：

粤剧在新加坡已有百余年历史，这是有史可查的。一八五七年(清咸丰七年)粤剧艺人在“豆腐街”成立了自己的行业组织“梨园堂”。由此可以证明十九世纪中，粤剧在新加坡已相当兴旺。1890年，“梨园堂”改名为“八和会馆”。[22]

1890年以后，新加坡还建立了固定演出粤剧的室内剧场。“1890年间在以前的华中央街(即现在的余东旋街)建立了‘庆维新’及‘庆升平’两间戏院(即目前的珍珠大厦)”。1897年在牛车水区士敏街三十六号建立了梨春园戏院，“因此士敏街也被称为戏院街，而环绕着戏院街的街道也被称为‘戏院横街’及‘戏院后街’”。[23]

还有马真街的怡园等四家戏院，这四家戏院主要上演粤剧，有时也演出其它剧种的戏剧。“当时在新加坡演出的最著名的粤剧戏班有普长春、永寿年、新佳祥等”。[24]各班均有一些著名的演员，艺术特色也十分鲜明。如普长春班有武生声架南、公爷创，男花旦京仔恩、淡水元、余秋耀、勾魂容，女花旦扎脚三、七星灯，丑生姜魂侠等，后来参加该班的著名演员有白驹荣、白珊瑚、新苏苏等人。

四、粤剧在美洲的传播

粤剧在美洲大陆传演的历史源远流长，大约己有150多年的历史。

1872年，查尔士·诺道夫说：“每一个访问旧金山的游客，都必须亲临中国戏院观赏戏剧，才不虚此行”。[25]1983年8月24日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刊登了裘德·普林宾写的《对美国华人的研究》，文中称，1975年，华裔艺术家利伟·王在旧金山萨直曼多街的一处工地上发现了700多张粤剧演出的剧照，后经留居美国的漫画家、记者、作家克杰·陈领导的一个小组鉴定，认为早在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矿藏时，粤剧戏班就抵达美国演出了。1983年三藩市出版的《时代报》也根据这些粤剧照片认为，第一个粤剧戏班“鸿福堂”(音译)早在1852年的美国淘金热高潮中，已经到美国演出了。加拿大圣云仙大学的奥尼尔博士也根据其发现和掌握的史料认为，粤剧戏班早在1870年就到过加拿大演出，当时有一个由8人组成的VON S00 FOGN戏班，还有由21人组成的黄龙剧团，也到加拿大演出。[26]美国华人历史学会担任粤剧研究工作的负责人陈依范先生还收集了大量有关粤剧的图片，曾于1989年在广州展览。

粤剧在美洲演出的历史悠久，粤剧的音乐、服装、化妆、剧本内容等不仅美洲广东籍华侨喜欢，而且也深得美洲人们的喜爱，也加深了粤剧界和戏曲爱好者对粤剧在美洲传播的认识。

随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形式的发展变化和华人赴美的人数增减，粤剧在美洲几度兴衰。

在向海外移民中，海员、广东籍居民所占比重较大，在美国开发大金矿和修筑中央大铁路期间，也有一些粤剧艺人随华工赴美参与了美国西部金矿的开采和铁路的修建，这时是粤剧在美国传演的初期。

光绪中叶时，有些中下层演员，看到海员收入较高，受雇到大洋船上做工。他们除做工外，还在船上作业余演出娱客。当船到达美国的三藩市或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埠，他们便利用停船补给几天的机会，上岸作临时演出。有些演员上岸后即留下长期演出。随着“契约劳工”在美洲的增多，尤其是大量操广州话劳工的拥入，为粤剧的传演提供了市场，于是一些经纪人就利用侨工渴望看到粤剧的要求，廉价聘请国内粤剧艺人前往美国旧金山演出，从中获利。这种形式丰富了当地华人的文化生活，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华人的单调寂寞和思乡之情。

那时，在国内知名度较大的演员一般不愿渡洋去卖艺，但辛亥革命前后，由于国内的经济不景气，戏班生存日益艰难，才有一些大老信应聘赴旧金山（三藩市）。在戏班的组织形式方面，美洲的粤剧戏班与东南亚粤剧戏班有很大的区别，在美洲除了少数著名戏班有自己的班名外，大多数戏班没有固定的班名，而在东南亚各国的戏班都有相对固定的班名，其主要原因是美洲的粤剧戏班里除了主演比较有名气外，其基本班底是当地的演员，或是从国内招聘来的普通演员充当手下。

总体来说，在美洲演出的粤剧戏班，与国内戏班演出艺术风格并无二致。但是在其它方面，由于美洲华侨社会生活方式和习惯等有别于国内社会，因此观众的欣赏情趣、审美取向、戏班组织等，也与国内有别。

粤剧除在东南亚和美洲各国传演外，晚清时亦曾传入澳洲。1851年，澳洲墨尔本附近发现并开采金矿，当时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侨纷纷越洋渡海前往开矿，澳洲的资本家也前来我国广东等省招募了不少劳工前往开矿。1982年9月，在澳大利亚英格兰地区的戈亭，发掘出一批中国文物，其中有一个厚实的刻有花纹的木制紫坛，六个精雕细刻花边的木匾字牌，上面刻有“列圣宫”、“水月宫”、“肃静回避”等字样。香港著名粤剧演员林家声认为这些文物，有的是粤剧舞台上的道具。

五、粤剧传播的影响及其文化意义

粤剧是世界上传播最广的戏剧剧种之一。国内的上海、四川、天津、台湾等地，早在清同治年间就有粤剧演出。各地的广东会馆，每年有粤剧演出。粤剧在港澳演出也非常频繁。粤剧很早就被传到国外，如东南亚的新加坡、越南、泰国、马来西亚等地，新加坡还被誉为粤剧的第二故乡。在美洲的美国、加拿大，澳洲的澳大利亚等地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粤剧演出。今天粤剧也在欧洲找到了市场，欧洲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届欧洲国际粤剧节。

粤剧的广泛传播有着重要的文化意义。在国内，它搭建了文化交流的桥梁，在传播中不断创新发展。在海外传播的过程中，它也为中国近现代的民主事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起到了宣传民主精神、进步思想，联系海外华人感情的作用。除此之外，粤剧作为最早传播海外的戏曲剧种之一，架起了中外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扮演了重要的文化角色。

（余勇，广州粤剧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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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文全、梁威主编《粤剧春秋》广东文史资料第四十二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发行，P17。

[2] 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P29。

[3]姚公鹤《上海闲话》（上海滩与上海人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5月出版，P122。

[4] 1873年8月初1日《申报》，缩印本（3），P286。

[5] 1925年3月5日《申报》，缩印本（210），P83。

[6]王赓武主编《香港史新编》（下册），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年7月版，P651。

[7] 《广东戏曲七十年叙略》，“邀人看戏”，见吴锡荣《乐善家塾》藏版，P204。

[8] 《香港史新编》（下册），P651

[9] 《香港建造业百年史》，工商业汇报，1958年版，另见汤开建等主编《香港6000年》，香港麒麟书业有限公司1998年出版，P268、269。

[10] 鲁言等著《香港掌故》第六集，广角镜出版有限公司1988年11月再版，P16、17。

[11] 《香港史新编》（下册），P652。

[12] 香港《华字日报》1907年12月6日报道。

[13] 见香港《华字日报》当日广告。

[14] 《香港史新编》（下册），P650。

[15] 赖伯疆《广东戏曲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P438。

[16] （葡）施白蒂著，姚京明译《澳门编年史（19世纪）》P144，澳门基金会，1998年。

[17] （法）博尔杰著，益友译《1839年的澳门——博克杰的记叙和绘画》，载《文化杂志》中文版第10期，1992年。

[18] 《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20卷,1851年2月，P89、90。

[19] 《华字日报》，1911年6月13日。

[20] 参见谢彬筹《粤剧传播海外的途径和特点》（第四届羊城国际粤剧节论文稿）。

[21] 科比特·杜冯著《1847-1947年古巴华工研究》第六章“华工在古巴的生活”。

[22] （新加坡）黄胡桂卿《粤剧在新加坡的发展》，收录在《民族音乐研究》第四辑《粤剧研讨会论文集》，刘靖之、冼玉义主编，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5年。

[23] 《粤剧在新加坡的发展》。

[24] 赖伯疆《“南国红豆”香飘海外》，载于《粤剧研究》1991年第1期。

[25] 查尔士•诺道夫（Charles Norahoff），《加利福尼亚》，柏克莱，1973年（1873年版重印）。

[26] 参见《粤剧史》，P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