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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德君:那些被人叫滥的官名(读稗琐话三)

2016-11-06 16:55:12 来源:古代小说网 点击: 作者:纪德君

曾经看到一幅漫画,一人在一幢大楼下喊:“经理,李经理!”结果楼窗里伸出数十颗脑袋,可见经理多到什么程度。现在人们觉得叫“经理”不上档次了,改称“总裁”或“董事长”,一见面不是叫“×总”就是喊“×董”,或者拽个洋文叫什么“CEO”,听起来多少有点滑稽。这也说明市场经济时代有钱的生意人多呗。

要说对生意人、富人等冠以各种敬称,这事可谓由来已久,并且古人的称呼还更滑稽、有趣些。比如说宋代吧,对富商、财主往往叫“员外”。员外,本来是员外郎的简称,官阶六七品。这个官是可以花钱买的,而能买得起的,又是有钱人。所以,逐渐的,员外也就成了富人的代名词。宋人方回在《续古今考》中说:“南渡前,开封富人皆称员外。”我们读宋代的小说,经常能读到“东京有某员外,某员外家里有某小姐……”这一类的开场白。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开头:“这富家姓张名实,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开质库,有名唤做张员外。”外地富人亦可僭称员外。如《山亭儿》开头:“这襄阳府城中,一个员外,姓万,人叫做万员外。”元、明时期,富人仍被敬称为员外。如李潜夫的《灰阑记》第二折上说:“俺们这里有几贯钱的人,都称他做员外,无过是个士财主,没品职的。”《醒世恒言》卷二十中也说:“原来姓王名宪,积祖豪富,……人见他有钱,都称做王员外。”

那时,财主、富人除了可称员外,还常被敬称为“朝奉”(即朝奉大夫)、“防御(使)”或“将仕”(将仕郎)等。如《水浒传》中写祝家庄的庄主就被人尊称为“祝朝奉”。《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中说:“直隶徽州府有一个富人姓程。他那边土俗,但是有资财的,就呼为‘朝奉’,盖宋时有‘朝奉大夫’,就象称呼富人为‘员外’一般,总是尊他。”《古今小说》卷三还写宋朝临安府有个富户,被人称作“吴防御”。《水浒传》第二回写东京城里金梁桥下一个开药铺的,被人称为“董将仕”。

饶有意味的是,那时就连市井中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也喜欢僭用各种官名来相互称呼。比如,宋朝时南方习惯称江湖医生为“郎中”,北方则称之为“大夫”。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就绘有汴京“某某大夫”行医售药的药铺。吴自牧的《梦梁录•雇觅人力》也说某药铺需雇一个“当铺郎中”。宋以后,人们就习惯叫医生为“郎中”或“大夫”了。如元代白朴《东墙记》第四折:“小子李郎中是也,别无买卖营生,专靠我这药上盘费。”关汉卿《拜月亭》第二折:“这大夫好调理,的是诊候的强。”另外,医生或开药铺的,有时也被称为“防御(使)”。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潘楼东街巷中有“仇防御”药铺,卷三还记马行街北有“班防御”药铺、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有“盖防御”药铺等。

让人好笑的是,一些市井卖艺的也可称郎中、大夫或防御。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就记有演史艺人李郎中、覆射艺人女郎中、说药艺人杨郎中、徐郎中等。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则称一位唱嘌耍令的艺人为“吕大夫”,一位玩悬线傀儡的艺人为“金线卢大夫”,一位“诸史俱通”、学问渊博的讲史艺人为“王六大夫”。《武林旧事》卷六又记有鼓板艺人段防御、唱耍令艺人赵防御等;并且还记有讲史艺人“陈进士”、“张解元”、“许贡士”、“林宣教”、“徐宣教”等。这些都不过是敬辞。实际上,他们多半“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不大可能中过什么“进士”、“解元”,更未曾任过“郎中”、“防御”之类的官职。

更有趣的是“博士”一职的滥用。博士,本来时指博古通今、专精一艺的学官,因职掌有别,博士名目也不相同,如汉有五经博士,晋有国子博士,唐有算学博士、律学博士、医学博士等。但是宋元市井人却借用“博士”一词来称呼那些在酒店、茶坊中打杂的侍应人员。如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说:“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小说《山亭儿》写万员外“家里一个茶博士,姓陶,小名叫做铁僧。”《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一个名叫周胜仙的“女孩儿迤逦走到樊楼酒店,见酒博士在门前招呼。”此外,尚有“花博士”,不过却是指媒婆,非指卖花的。无名氏《百花亭》第一折中写道:“只索央及你撮合山花博士,休使俺没乱煞做了鬼随邪。”当时,就连“磨工”也可称“博士”。《西游记》第四十九回,妖邪道:“你这个模样,象一个磨博士出身。”

至于“官人”之称就更泛滥了。那时,一个人不管实际身份如何,如果去听说书、看戏,就会被称为“看官”;如果去下馆子、住店,就被尊称为“客官”;如果卖艺、做生意,也会被称为“某官人”。如翟灏在《通俗编•称谓》中就说:“唐时惟有官者方得称官人,宋乃不然;若周密《武林旧事》所载金四官人以棋著,李大官人以书会著,陈三官人以演史著,乔七官人以说药著,邓四官人以唱赚著,戴官人以捕蛇著;吴自牧《梦梁录》又有徐官人幞头铺、崔官人扇面铺、张官人文籍铺、傅官人刷牙铺,当时殆无不官人者矣。”

还有“待诏”一词,用得也很滥。本来,“待诏”是一种官称,指有才艺之人待帝王征召,即备员待命之意。宋元时市井人则借以尊称各色手工艺人。小说《碾玉观音》就写了一个姓璩的裱褙匠被人称为“璩待诏”,一个碾玉匠被称为“崔待诏”。《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写一个做扇子的被称为“刘待诏”。《花灯轿莲女成佛记》写一个以“做花为生”的人被称为“张待诏”。《史弘肇龙虎风云会》写一个开笛匠叫“阎待诏”。《水浒传》第四回写鲁智深对铁匠说:“兀那待诏,有好钢铁吗?”《醒世恒言》卷十五还称一个木匠为“蒯待诏”,同书卷二十三又称一位专门替人篦头绞面的妇人为“待诏”。如今我们家乡仍然称剃头匠为“待诏”。

更叫人吃惊的是,就连相公、太保、仆射、司徒、观察使等这样的显贵官称,也被滥用到了三教九流身上。宋人王暐在《道山清话》中说:“岭南之人见逐客,不问官高卑,皆呼为相公。”翟灏《通俗编•仕进》也说:“今凡衣冠中人,皆称相公,或亦缀以行次,曰大相公、二相公。”戏剧小说中,秀才通常也被称为相公。贾仲明《玉壶春》第二折:“相公,你不思进取功名,只要上花台做子弟,有甚好处?”《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店家道:‘原来是一位相公,一发不难了。’”至于为何称秀才为相公,清人玉应奎在《柳南随笔》卷二中解释说:“古称秀才曰措大,谓能措大事也,而天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为相公。”此外,妻子有时也称丈夫为相公。无名氏《举案齐眉》第四折:“梁鸿云:‘夫人请穿上者。’正旦云:‘相公,我不敢穿。’”而太保则被用来称呼术士。如《元典章新集•刑部》记载:“江淮迤南,风俗酷祀淫祠,其庙祝师巫之徒,或呼太保,或呼总管,妄自尊大。”《水浒传》中写戴宗因“有道术,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唤他做‘神行太保’。”《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写商人程元玉被打劫,于是躬身作揖道:“所有财物,但凭太保取去。”此处“太保”则指强盗。甚至就连仆役、轿夫也会被人尊称为太保。《古今小说》卷三:“官人吃几杯酒,睡在楼上,二位太保宽坐等一等,不要催促。”不少艺人还被称为“仆射“,如吴自牧《梦粱录•百戏伎艺》记有杖头傀儡艺人“刘小仆射”;《武林旧事》卷六载有杖头傀儡艺人“张小仆射”、水傀儡“刘小仆射”。至于司徒、观察使,则被用来敬称缉捕差吏。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就写了一个捕快“马司徒”。小说《勘皮靴》写了一个捕快“王观察”。《水浒传》第十八回写了一个“济州府缉捕使臣何观察”。清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历代官名制之异同》中说:“仆则曰:‘观察者,捕役之别名也。’众皆不解,则持《水浒传》缉捕使臣何观察为证。虽群嗤其妄,然元明之际,称捕役为观察亦实有此名矣。”

此外,宋元时占卜、星相等术士,有时还被称为巡官或保义。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记载,临安就有一个西蜀费先生的外甥寇保义的卦肆;该书卷二又说:“今北人谓卜相之士为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谓以其巡游卖术,故有此称。”元王伯成《春从天上来•闺怨》曲云:“巡官算我,道我命运乖,教我镇日无精彩。”

诸如此类的称呼,可谓五花八门,令人忍俊不禁。明人陆容在《菽容杂记》卷二中曾发出这样的慨叹:“吏人称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台省官,故僭拟以尊人。医人称郎中,镊工称待诏,磨工称博士,师巫称太保,茶酒称院使,皆然。此前朝俗语相沿之旧习也。”但是,这种滥称官名的风习为何会形成并且沿袭下来呢?

一般来说,尊称他人为某某官,无非是为了抬举别人。这样做,或是羡慕别人富有,如员外、朝奉之称;或是尊称对方多才多艺,如宣教、大夫、教授、贡士、进士之称;或是取悦于人,好做买卖,如客官、官人、郎中、大夫、博士、待诏之称;或是期待丈夫、子女能够为官作宰,如解元、相公之称;或是畏吏惧盗,受制或有求于人,如观察、太保、太仆、司徒之称。这些各异其趣的称呼,或多或少与被称呼者的职业、身份等有些相似或相近之处。如酒店、茶坊的服务员,通常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故有“博士”之称;私塾先生与学官教授,职业类近,故有“教授”之称;而学识渊博的说话艺人在市民眼里,其文化水平就可与“进士”、“贡士”等媲美,故自然借之以尊称对方;至于随时待人传唤、为人提供某项技术服务的工匠、艺人,也便有了“待诏”、“承务”之称。

但是,不管怎样,这些官称都是虚幻不实的,只能给被称呼者以一种假想的、替代性的满足;而称呼者之所以乐意借虚幻的官名称呼别人,被称呼者又对此感到悦耳、满足,究其原因乃在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认知和追求,即认为“做官”光彩 E 很浓厚的“官本位”思想。这种思想的产生,当然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因为在君主专制社会,管理国家靠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只有官才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官位遂成为一个人地位高低、价值大小的尺度;并且官位与权力、财富又是紧密相连的,财富的获取往往取决于官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所以,“当官发财,望子(或望夫)成龙”等,也就成为人们的普遍的价值观念,很少有人能不受此影响。

不过,为什么宋代以前这种僭用官名以尊称他人的习气尚未普遍出现,而到了宋代以后就蔚然成风了呢?看来,这种风习的出现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考察唐末、五代的政治现状,可知那时政局急遽动荡,朝政混乱不堪,买官鬻爵之风盛行,所以社会上便出现了“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和“漫天司空、遍地太保”的一大奇观。及至宋代,冗滥授官的现象也很普遍,特别是宋徽宗朝,几乎是有钱就可以买个一官半职,故而京师流传这样的谣言:“三百贯,曰通判;五百索,直秘阁。”元代呢,据《元史•选举志序》记载,“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赀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明朝中后期,皇帝老倌也想多捞点钱,于是便半遮半掩地卖官,以至于“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等官。这大概就是宋元以来官名被滥用的现实根源吧。

当然,官名滥称,也与宋元以来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有关。新兴的市民阶层在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最迫切希望的莫过于改变其卑微的政治处境,梦想能够一朝发迹变泰,跻身于官僚阶层。而“员外”、“朝奉”、“大夫”、“郎中”、“司徒”、“观察”之类的称呼,就正好投合了他们的这种心理梦想。

从实际的传播效果上讲,官名滥称自然也是对官的一种俗化。试想,一个端茶倒酒的,都可被称为“博士”,那么“博士”还值钱吗?所以,现在若有人称我为“某博士”,我马上就笑道:“你还是别这么叫,宋代连端茶倒酒的都叫‘博士’呢。现在博士也泛滥,没听说‘博士多如狗,教授满街走’吗?”对方于是呼哈大笑。

今天,已很少有人滥用官名来敬称没做官的人了。人们习惯于滥用的是“老板”、“×总”或“×董”等。大学里的硕导、博导,也被学生叫成“老板”。靠唱歌或售艺出名的,也被人敬称为“×董”,如“周董”周杰伦等。这也是时代风气使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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