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小说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创作实践中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而导致这一变革的始作俑者与关键人物，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他是晚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对中国小说近代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一、在理论上倡导“小说界革命”，二、通过创办报刊、译介外国小说、创作新小说，全面推进“小说界革命”。通过这两方面的努力，他有力地开辟了中国小说发展的新道路与新天地。

一．梁启超与“小说界革命”

早在戊戌运动之前，康有为、梁启超等就在比较中外社会思想文化中意识到了小说的重要功用，并开始将小说作为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手段。如康有为在其编著的《日本书目志》卷十中谈到“幼学小说”时即说：“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饮乐读，莫小说若也。”并在卷十四中慨叹：“泰西尤隆小说学哉!”“今日急务，其小说乎!……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今中国识字人寡，深通文学之人尤寡，经义史故，亟宜译小说而讲通之。”[①]这种认识随即得到了梁启超认同与发扬。梁启超在《变法通议·论幼学·说部书》[②]中即认为小说可以阐扬孔教，杂述史事，激发国耻，了解外国情况，改变恶劣的社会风气，因此主张把小说列入幼学教科书。1897年，他在为《蒙学报》、《演义报》作序时，又指出“西国教科之书最盛，而出以游戏小说者尤夥。故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③]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受到了外来思潮的濡染，深感国人若不觉悟，“变法”、“新政”，就难以推行，因此他认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而要“新民”，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利用报刊、小说来进行舆论宣传[④]。于是，他便通过创办报刊，译介欧美、日本小说，从理论上输入新观念，于实践中注入新血液，在小说界大张旗鼓地发动了一场革新运动。

1898年，梁启超在日本和上海创办了《清议报》，专门开设了“政治小说”栏目，先后连载了他本人翻译的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及其所撰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以期从政治小说入手，改变小说家的创作意识和小说创作的内容。1902年春，他又创办了《新民丛报》，发表了《劫灰梦传奇》、《新罗马传奇》两剧，表达了创作小说戏曲的目的，务在“振国民精神”，“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醒。”该报第十四号，还登载了《中国唯一之文学报< 新小说>》即将问世的广告。1902年11月，《新小说》在日本横滨出刊，在创刊号上，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新中国未来记>绪言》，《< 新小说>第一号》等文章，明确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鼓吹“小说为国民之魂”，极力强调小说的政治教化功用，在当时造成了很大影响。

综观他发表的这些论文，可见看出其所谓的“小说界革命”，主要包括小说的社会教育功能与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两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关于小说的社会教育功能。梁启超是根据政治维新的需要，从“新民”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小说的社会作用的。他一方面通过小说与其他文学体裁的比较，认识到小说“浅而易解”、“乐而多趣”，“易入人”、“易感人”，“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⑤]，故其读者面最广，最适合充当开启民智的利器；另一方面，又从域外对小说的高度重视尤其是从日本明治维新后新派人士喜以小说宣传政治观念的做法中深受启发，认为完全可以利用小说来为政治改良服务。

他说：“于日本维新之运有大功者，小说亦其一端也。”[⑥]而在各类题材的小说中政治小说的功效又最为突出。所以，他又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⑦]为此，他不仅翻译了日本政治小说《佳人奇遇》、《经国美谈》，以之作为中国“小说界革命”的范本，还亲自创作了《新中国未来记》，“专欲发表区区政见”[⑧]。

既然小说可以用来发表政见，为政治改良服务，由此推演开来，小说自然也可用来传播新道德、新宗教、新风俗、新学艺，并最终发挥其革新人心、人格的作用。所以，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他又畅言：“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并在文章结尾呼吁：“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从而将小说的社会功能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至于为什么非要对小说进行革新呢？在梁启超看来，这是因为旧小说存在严重问题，不能承担“新民”的使命。早在《变法通议》中，他就指出，旧小说“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或知”[⑨]。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又再次抨击旧小说“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到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他更把旧小说视为“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这显然是矫枉过正的不实之论。但是，不破不立，只有片面地夸大旧小说恶劣的社会作用，才能为其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张本。后来，他本人就这样说：“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此种卤莽疏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⑩]

事实上，梁启超的这种做法，在当时“闭塞委靡”的思想界，也的确产生了振聋发聩的社会效果。在他的大力倡导下，小说所具有的巨大社会作用，小说界革命的必要性，由此被多数人所认识，小说的社会地位因而大大提高，由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道、末技，一跃而为“文学之最上乘”。

如果从当时开启民智以变法图强的社会局势来看，如此强调小说的政治功利性，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完全必要的；这对于扭转几千年来普遍鄙视小说的传统看法，增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使之以严肃的态度从事小说创作，更加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也是颇有积极意义的。但是，过分夸大小说的社会功能，也容易使小说沦为政治的附庸和宣传的工具，导致小说文体独立性的丧失和艺术感染力的削弱，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其改良社会政治的作用了。例如，梁启超本人创作的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就是以政治性取代艺术性，致使小说丧失了艺术感染力的一个典型的例证（详下文所述）。

其二，关于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梁启超虽然一再强调小说要为社会政治的改良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小说的艺术性没有体认。实际上，他之所以选中小说作为改良社会政治的利器，也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指出小说之受欢迎是因为“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谐谑”。后来，经过深入思考，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进一步指出，单从“以其浅而易解故，以其乐而多趣故”来解释人们“嗜小说”的问题，是“有所未尽”的。于是他便从剖析读者的接受心理入手，揭示其奥秘，认为：“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现境界而自满足者也。”“人之恒情，于其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习矣不察者；无论为哀为乐，为怨为怒，为恋为骇，为忧为惭，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写其情状，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笔不能自传。”而小说恰恰能弥补读者的这两种缺憾。“小说者，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者也”；小说又可以把人们习焉未察、难以言喻的情境，“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也即小说既能表现人们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又能满足人们认识生活与再现生活的需要，故而为人喜闻乐见。在此基础上，他将小说划分为“理想派小说”与“写实派小说”两大类。

不管是“理想派”小说，还是“写实派”小说，之所以能得到读者喜爱，也是因其多少具有“支配人道”的四种艺术感染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即小说能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与熏陶；二曰“浸”，“浸也者，入而与之俱化者也”，即小说能使读者身历其境，感同身受；三曰“刺”，即“刺激之义也”，“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骤觉”，“能使人于一刹那顷，忽起异感而不能自制”；四曰“提”，“提之力自内而脱之使出”，即读者进入忘我之境，以主人翁自拟，产生思想情感的升华。

梁启超对小说艺术感染力的具体阐释，虽未必精确，却是发前人所未发，在一定程度上揭开了小说所以感人的部分奥秘，在当时便大受重视。而利用小说的艺术感化力，以收移易人心、改造社会之效，才是梁启超的最终目的。经过他的鼓吹，这也成为不少新小说家自觉的创作追求。

二．梁启超的小说创作

梁启超不仅在理论上大力倡导“小说界革命”，还率先垂范，创作了一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11]。在《中国唯一之文学报< 新小说>》中，他指出所谓“政治小说”，就是“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12]这实际上是对《新中国未来记》创作旨趣的阐发。并且，他还对《新中国未来记》的情节梗概，预先广而告之：

其结构，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通商修好。数年之后，各省皆应之，群起独立为共和政府者四五。复以诸豪杰之尽瘁，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东三省亦改为一立宪君主国，未几亦加入联邦。举国国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寻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用外交手段联结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复有民间志士，以私人资格暗助俄罗斯虚无党，覆其专制政府。最后因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黄人问题，几酿成人种战争，欧美各国合纵以谋我，黄种诸国连横以应之。中国为主盟，协同日本、非律宾等国，互整军备。战端将破裂，匈加利人出而调停，其事乃解。卒在中国京师开一万国平和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两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而此书亦以结局焉。

由此段介绍不难窥见该小说规模之庞大、气势之恢弘。遗憾的是，作者后来仅完成了小说的前五回，先后刊发在《新小说》第1、2、3、7号的“政治小说”栏中。这五回写1962年中国维新成功，举行五十年大祝典，孔子旁支裔孙、教育会长孔觉民，在上海博览会上，以演讲的方式，追叙自1902年以来中国六十年的发展史。但是，只讲到维新志士黄克强、李去病游学欧洲归来，围绕革命与改良展开辩论，联络同道中人，便再无下文。

尽管有此缺憾，但《新中国未来记》“在中国小说史上毕竟是空前之作，是‘新小说’的首批产品。在它身上，既反映了新小说的种种不成熟和弊病，也反映了新小说作者自觉的求新意识与探索勇气”[13]。

先看作者对于中国政治变革走向所做的探索。在该小说《绪言》中，作者宣称：“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那么，他在小说中发表了什么样的政见呢？让我们从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说起。

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有两个，一个名叫黄克强，另一个名叫李去病，前者主张君主立宪，后者提倡法兰西式革命，由此产生了激烈的论辩。实际上，这两个人物分别代表了当时国内两种不同的改革动向和梁启超思想中同时并存的两个方面。梁本人在戊戌政变后，于其固有的改良思想之外，萌生了暴力革命的倾向，因此李黄之间的论争，不过是其内心思想斗争的外化。黄主张改良，认为中国的改革只能取法英国和日本，采用君主立宪，循序渐进地推行；而李则倡导革命，强调“破坏”是进化的必经阶段，并以黄最羡慕的英国和日本为例，说明所谓“无血革命”，“其实那里是无血，不过比法国少流几滴罢了”。争论到最后，李承认黄说得有理，但也未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认为“今日做革命或者不能，讲革命也是必要的”。因此，究竟是革命抑或改良，仍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不过，从跟本上讲，梁启超所谓的“革命”，与当时孙中山等革命派提倡的，还是不能混为一谈。如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冯自由在评论《新中国未来记》时，即一针见血地指出：“任公虽假托小说中人物宣泄其政见，然既称为急激派议论，而仍声声歌颂光绪圣明(亦假托李去病语)，可谓自相矛盾，吾人不可被其瞒过。”[14]也就是说，梁所谓的“革命”，并未超出改良派的立场。

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改良也好，革命也罢，李、黄都痛感中国自古缺乏自治习惯与国家观念，急需改造民性与民德，不然永无希望可言。而这一点，对于后来新文化运动提出的改造国民性，无疑也是有启发的。

在小说文体的革新上，梁启超自然也做了一定的尝试。在该小说的《绪言》中，他说：“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则其体自不能不与寻常说部稍殊。”那么，“殊”在什么地方呢？他明确指出：“编中往往多载法律、章程、演说、论文等，连编累牍”，由于在小说中载入了太多不合小说体例的东西了，结果搞得“似说部非说部，似榷史非榷史，似论著非论著，不知成何种文体”。如小说第二回即将宪政党党章及治事条略背诵一通，第三回则把黄克强与李去病的长篇辩论辞详细记录下来，第四回又将美国旧金山的《益三文拿》报上登载的《满洲归客谈》一文全部译出，第五回还干脆把一大篇同志名单开列出来。如此这般，他便以诸体混杂的形式，打破了小说自成一体的格局。

这样做，自然是为了把他对于政治变革的新见解、新知识等灌输到读者中去。但其效果呢？连他本人也清楚，这样写“毫无趣味，知无以餍读者之望矣”；“其有不喜政谈者乎，则以兹覆瓶焉可也”[15]。也就是说，他这部小说主要是写给“喜政谈者”看的。可这样一来，小说在开通民智方面所起的作用也就有限了。他本人曾说：“小说之作，以感人为主。若用著书演说窠臼，则虽有精理名言，使人厌厌欲睡，曾何足贵？”[16]可惜他还是明知故犯了。而当时受其影响而创作的一批政治小说，也多蹈袭此弊。1904年，余佩兰在《女狱花·叙》中即说：“近时之小说，思想可谓有进步矣，然议论多而事实少，不合小说体裁，文人学士鄙之夷之。”[17]这也是以小说作为政治宣传工具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梁启超不仅在小说文体上有所突破，在小说叙述方法上也有革新。《新中国未来记》写的是“未来”，然而是站在假定的“未来”，回叙中国自1902年以来六十年的发展史。这种开篇倒叙的手法，不见于旧小说，主要是受日本小说《雪中梅》等的启发。《雪中梅》开头即写日本举行国会150周年庆典，两位老者极口称颂日本国力之强盛，然后才抚今思昔，引出对日本历史的回顾。当然，梁启超之所以采用倒叙，主要是考虑：“盖从今日讲起，景况易涉颓丧，不足以提掣全书也。此回乃作为以六十年以后之人，追讲六十年间事。起手便叙进化全国之中国，虽寥寥不过千言，而其气象万千，已有凌驾欧美数倍之观。”也就是说，采用倒叙，先展示新中国无比强盛、万国朝贺的气象，可以振奋人心，“提掣全书”。读者看了这个开头，自然会想：一个旧中国是如何变得如此强盛的呢？这样就产生了一窥究竟的阅读欲望。而从现实层面着想，这样写也可以用未来的美好图景，激励更多的人们投身维新改革的事业。因此，《新中国未来记》所采用的倒叙结构，不仅是对新叙事方式的尝试，弥补了中国传统叙事方法的不足，而且也产生了较好的叙事效果，具有不可忽视的审美价值与现实意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按作者的构思，《新中国未来记》所写内容，以广东为主。在《绪言》中，作者就特意说明：“此编于广东特详者，非有所私于广东也。……顾尔尔者，吾本粤人，知粤事较悉，言其条理，可以讹谬较少，故凡语及地方自治等事，悉偏趋此点。因此之故，故书中人物亦不免多派以粤籍，相因之势使然也。”如小说中主要人物黄克强、李去病等就是广东人。作者拟从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写到广东独立自治，然后再写各省皆起而效之，到1912年国会开设，实现共和制，国名叫“大中华民主国”。其预言之准确，真令人匪夷所思！书中的重要人物“黄克强”本为取“炎黄子孙能自强”之意，不料也恰中后来辛亥功臣黄兴的字，黄的字就是“克强”。后来，梁本人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今事实竟多相应，乃至与革命伟人姓字暗合，若符谶然，岂不异哉！”[18]实际上，其预想得到应验的还不止这些，如小说开头浓墨重彩渲染的“上海世博会”，百年以后就梦想成真了。而这也使《新中国未来记》带上了浓厚的时代气息和地域政治文化色彩，体现了非同寻常的想象力与预见力。

综上所述，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及其从事的小说创作实践，使其在中国小说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道夫先路的重要作用，他不仅是晚清小说革新运动的倡导者、小说理论的奠基者，而且也是晚清新小说的开拓者，其在中国近现代小说史上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诚如吴趼人所说：“吾感夫饮冰子《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之说出，提倡改良小说，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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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4页。

②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③ 梁启超：《< 蒙学报>、< 演义报>合叙》，《饮冰室文集点校》，第161页。

④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文集点校》，第547页。

⑤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3页。

⑥ 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一则）》，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3页。

⑦梁启超：《译印政治小说序》，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22页。

⑧ 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绪言》，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7页。

⑨ 梁启超：《变法通议·论幼学》，《饮冰室文集点校》，第53页。

⑩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11]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饮冰室文集点校》第六集，第3867-3910页。

[12]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44页。

[13] 夏晓虹：《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42页。

[14] 冯自由：《未入国民党前之胡汉民》，《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6页。

[15] 梁启超：《< 新中国未来记>绪言》，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8页。

[16] 梁启超：《< 新小说>第一号》，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39页。

[17] 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21页。

[18] 梁启超：《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饮冰室文集点校》，第2761页。

[19] 吴趼人：《< 月月小说>序》，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