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爆发中英鸦片战争，以英国为首的殖民国家用尖船利炮轰开清王朝的大门，使国家主权逐渐沦丧，国内各阶层矛盾日趋激烈，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国家民族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岭南是最先受到冲击的地域，殖民者最先入侵广东，广州甚至一度沦陷，太平天国起义也从岭南发起。在这样一个巨变的历史时期，岭南产生了一大批爱国诗文作家，陈澧、黄培芳、沈世良、叶衍兰、张岳崧等，力图通过诗文来变革社会，他们在诗文中抨击殖民者的入侵、清王朝的软弱无能，注入强烈的爱国情感和忧患意识，“在他们的诗文里，还出现了在封建主义文学中从来没有的，以人民群众作为诗歌的主体来颂扬的作品，诗风也出现了新变，显示了这个时期的岭南文学已开始迈进全国文学的先进行列的变化进程。”[1]

岭南小说作家在此时期也力图通过小说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但由于思想水平的局限，这些小说作家无法认识社会和民族危亡的原因，力图以因果报应思想、劝惩善恶的方式劝人民安分守己，从而巩固清王朝的统治，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因此，此时期的小说不仅失去了清中期的批判精神和探索精神，而且充斥着大量的因果报应内容和陈腐说教。《阴阳显报鬼神全传》、《昙花偶见传》不遗余力地宣扬因果报应思想，《扫荡粤逆演义》将太平军视为盗匪、叛逆予以批判。更突出的是，此时期岭南出现了大量专门宣讲最高统治者政治教化思想的圣谕宣讲小说，这类小说通过因果报应故事宣讲圣谕十六条，从而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有一批专门从事此类小说创作的作家，如邵彬儒、叶永言、冯智庵，出现了《俗话倾谈》、《吉祥花》、《谏果回甘》、《宣讲余言》、《宣讲博闻录》、《圣谕十六条宣讲集粹》等一批作品，圣论谕宣讲小说在其它地区均有出现，但没有一个地区像岭南这样兴盛，这表明岭南小说在面对国家和民族危亡时，选择了退缩和封闭，而不是积极地直面社会现实。

清中期岭南小说作家多为受到良好教育的文人士大夫，而晚清岭南作家则大多来自于民间，这使他们的小说缺乏对社会问题的深层思考，但由于这些民间作家熟悉下层人民的社会生活，因此，他们的小说客观地、广泛地反映了晚清时期岭南下层人民的社会生活，《俗话倾谈》、《谏果回甘》、《宣讲博闻录》反映了岭南乡村、市井的生活百态，极具时代特征。这些民间作家不注重小说文体规范，《俗话倾谈》、《谏果回甘》在小说文体上有融合通俗小说和文言小说文体的趋势。

总体来说，晚清时期岭南小说在思想上落后，在艺术上粗糙，相比于清中期是明显退步了，戊戌变法之后，岭南作家对小说创作重新思考，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的理论，才使岭南小说进入到近代时期。

第一节 岭南地方故事集《越台杂记》

《越台杂记》，4卷，清颜嵩年撰。颜嵩年（1815—1865），原名寿增，字庆川，号海屋，斋名晋砖室，广东南海人，出身于广东著名的颜氏家族。颜氏家族早期承充洋商，其祖叔父颜时瑞、颜时瑛在乾隆年间经营洋行泰和行，富甲广州，后颜氏家族破产，不再经营洋行。颜氏家族子弟向有读书传统，有读书入仕者，有潜心著书者，是广东有名的文化世家。

颜嵩年年轻时受到了较好的文化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道光十七年（1837）考取宗人府供事，曾任玉牒馆供事官，参与修撰《玉牒全书》，书成议叙从九品，清道光二十年（1842），因撤防保举军营有功，加赏六品职衔随带加一级，例授承德郎，晚年生活窘迫。工诗文，著有《晋砖室诗钞》《延斋诗话》。

颜氏家族有创作笔记的传统，颜嵩年的父亲著有《雨窗漫笔》、《国朝语林》两部笔记，但因颜嵩年尚幼，不知保护，“并诗汇呈陈丈仲卿学博诠次，讵料邝斋遭回禄，竟厄于火……求诸遗稿手迹，杳然无存。”颜嵩年颇觉有愧于先人，乃“追忆平昔见闻所及者，笔之于书，以资谭柄。”[2]遂作《越台杂记》。

《越台杂记》成书于同治二年（1863），越台，即越王台，汉时南越王赵佗建，遗址在今广州越秀山。《越台杂记》今有林子雄先生的点校本，收录在《清代广东笔记五种》中。全书共有172则，其中小说有110余则，原书并无目录。

与罗天尺、欧苏、陈昙、黄芝等人“备识乡邦轶事”的创作目的大略相同，颜嵩年创作《越台杂记》亦以备识粤地遗闻轶事为目的，所记皆“关我越者”，且“多叙家事”[3]，主要记载他所熟悉的亲朋故友的遗闻轶事，由于颜嵩年的亲朋故友多为文人，因此小说集中反映了当时文人的精神风貌，这使得《越台杂记》内容相对集中，但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大为减弱，更不具有《五山志林》、《霭楼逸志》、《邝斋杂记》等对社会黑暗暴露与批判的精神。

《越台杂记》中的轶事小说约60余则。颜氏家族与著名的伍氏家族、潘氏家族世代联姻，关系密切，因此《越台杂记》记载了颜氏、伍氏、潘氏家族的遗闻轶事，如颜嵩年的先父、祖母、表兄潘正亨、表弟黄霭如、从兄颜广文、颜茂才等。颜氏家族与广东文坛耆硕交往密切，因此《越台杂记》还记载当时广东文人，如黄培芳、曾宾谷、陈仲卿、吴兰修、许叔文、冯成修等人的遗闻轶事。

这些轶事小说有的记科举考试的传奇经历，“先孝廉赴试遇异人”写其父赴京兆试时遇一异人的故事，“博罗黄侍御”写黄大名赴廷试时梦见“拔乎其萃”命题而中试的故事，“星士陈知明”、“番禺李名奇”、“从兄茂才”写因改名而中试的故事，“黄梦榆孝廉”写黄梦榆靠扶乩而中试的故事，这些小说反映了当时文人对科举考试的热衷和对中试的艳羡，以及对科举考试的严重依附和缺乏独立人格的现象。

也有的小说写当时文人落拓不第的悲哀，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兄潘正亨”写潘正亨工诗，擅书法，性豪侠，但“屡应南北试皆荐而不售”，“年五十七尚踏省闱”，晚年只能“醉卧胡床”[4]以自遣，表现了封建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悲哀。有的则歌颂了那些不受科举束缚、保持立人格、具有独特个性的文人，“从兄广文”写颜广文“嗜饮，善诙谐”，“性恬淡，懒逢迎，不乐仕进。”病笃，索纸笔疾书“归去来兮”，[5]掷笔而逝。《顺德苏古侪》更为突出：

顺德苏古侪孝廉珥，“惠门八子”之一，性简易，不习威仪。每入市，遇果饵必买纳袖中。冬寒辄隐一手于怀，捻果饵从领间出，沿途而啖，且行且诵，旁若无人。所为文光怪陆离，书法自成一家，求其文而得并书者，夸为双绝。然不轻作，意不足，虽金帛盈前，弗许。或累累千百言，挥毫立就，己亦不知其然也。城西易珠饼店，求书不得，探知癖嗜地羊，预先堆盘于食案，瞰其来，故作引满下箸态以挑之。窥其馋动，邀入同座，据案大嚼，醉后为书招牌两面，至今犹存。[6]

小说通过苏古侪的独特行为表现了文人的个性和独立人格，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鸦片战争期间，外夷入侵中国，广东首当其冲成为外夷的侵略对象，但广东人民不畏强敌，英勇抗击入侵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敌斗争。首次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就是《越台杂记》中的 “陈联陞抗英”、“水师提督关天培” 、“武生沈志谅”，这些小说记载了广东军民反抗外敌入侵的英勇斗争，开启了以鸦片战争为题材的小说创作序幕。“陈联陞抗英”写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吉利夷目义律攻虎门，沙角炮台将领陈联陞亲自上阵，然火药不足，“公察势不能支，仰天叹曰：‘大事去矣，吾当一死以报国！’”“公死，身无完肤。公子在旁，挺戈大呼，手刃数贼，力竭，亦遇害。”[7]“水师提督关天培”写得更为惨烈，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关天培守虎门，亲自督战，“忽一炮子飞入，洞贯公胸。”“俄而，逆跃入，见公提刀屹立，骇仆不敢近，继至者迫视，盖气已绝矣。众夷免冠，惊叹而去。”[8]这两则写得冽冽有声气，展现了岭南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武生沈志谅”则写了普通百姓反抗外敌的斗争：

澳门一夷目，忘其名，并忘其为何国人，折左臂，咸以“跛手鬼”呼之。性奸险，逞强肆虐，好驰马，日晡纵辔遨游，虽廛市肩摩，扬鞭弗恤，猝避不及，辄遭蹂躏，恒隐忍而莫可如何。辟马道一区，延袤十余里，中多骸墓，悉平毁而火其骨焉。由是人皆切齿，不共戴天。有邑武生沈志谅者，痛祖坟之惨灭，慨幽愤之难伸，志切复仇，誓锄非种。其中表某甘棠闻而壮之，请副其行，遂各怀利刃伏道左，相机而图。棠思射人先射马，会驰骋，暗以堶飞中其蹄，马颠蹶，坠鬼于地，合力杀之，人心大块。越日，夷酋鸣诸大吏，立索交凶。时甫收复舟山，叙防夷功，督徐广缙，抚叶名琛晋子男世职，惧生变，阳寝其事而阴许之。适奉褒谕有“广东士民深明大义，难得十万之众，志不夺而势不摇”等语，即引以为饵，察知鲍逸卿太史俊为沈葭莩亲，因向称美不置，诡谓：“复仇雪恨，除暴安良，侠士贤孙，自当如是。奚忍使慷慨激昂之士壅于上闻。矧事关 夷务，正圣心嘉悦之时，诚千古难逢机会，亟当原情肆赦，破格乞恩，盍令其投首呈明，俾得据以入告，慎毋自弃。”鲍深然之，竟不虞其绐己也，趋往访商，备述督意。沈曰：“该夷罪恶贯盈，祸由自召，予初心本无别念，所幸上复祖仇，下纾公愤而已。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安肯以颅头作孤注哉？善为我辞，斯幸矣。”鲍见其坚执不从，转说诸其母，力保无虞，誓藏祸心，矢诸天日。母深信，以促其行。沈性孝，曲承亲命，随鲍晋省，无一毫儿女态。抵署，徐督称病谢客，独留志谅研鞫，直认不讳。方志谅之晋省也，甘棠料其中计，追沮不及，即驾舟径达省垣，投案自首。对簿时，直斥沈曰：“杀人抵命，律有明条，君母老丁单，尸饔谁属？况主谋在我，宜让我一人抵罪也。”互争不已，并下于狱。诘旦，以志谅抵死正法，城市伤之。时鲍寓芳草街，闻而惊动，曰：“吾负志谅矣。何以见厥母耶？”拊膺痛哭，至夜梦沈索命，得暴疾死。甘棠羁禁，不知所终。[9]

小说中的督徐广缙乃历史真实人物，于1848年至1852年任两广总督，此时期广州正在进行反外夷入城的斗争，小说以反入城斗争为社会背景，通过曲折紧密的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歌颂了沈志谅和甘棠为“复祖仇”、“纾公愤”而英勇杀敌的豪迈气概及爱国主义精神，批判了以徐广缙、叶名琛为代表的统治者“惧生变” 的软弱及“阳寝而阴许”的卑劣伎俩，此则小说是岭南文言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颜嵩年在《越台杂记》前言中说他是本着“实事求是，无假寓言”[10]的原则进行创作的，将那些“荒诞无稽者”“汰之”[11]，但他的小说创作却违背了其创作原则，《越台杂记》中约一半作品为荒诞无稽的志怪小说。

这些志怪小说多写神鬼狐怪故事，“黄香石子”、“黄澹如馆六榕”、“漳州宋某”、“刘渠波”、“某太史”、“崇安吴一斋”、“前明宫符召天将”、“会馆火灾”、“刁阿顺”、“黄妪”、“御祭西庙”、“小北萨阿寺僵尸”、“孙提督”、“猎德林某女”等，或写人与神鬼狐怪的爱情故事，或写鬼怪害人的故事。

由于颜嵩年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因此，这些志怪小说的艺术水平较高。有的情节曲折离奇，如“刁阿顺”写贫穷的刁阿顺采薪时遇一妇，与妇结为夫妇，妇勤于劳作，阿顺得以不匮，逾年，生一子，两足均缺小指，遂以“八指”呼之，过三年，有游僧见八指，谓阿顺其妇为鬼也，并赠阿顺桃杙，妇与阿顺携子归宁，及门，阿顺拒入门，以桃杙插妇，妇灭，遂抱八指归。

有的善于以景物描写渲染气氛，如“小北萨阿寺僵尸”通过凄凉萧索的环境描写来衬托僵尸的可怖，“时淡月朦胧，蓬蒿满目，婆娑老树，影战秋风。树下一棺，其盖隆隆然移动不止。”“一艳妆女子突从棺起，步跃如雀，窬垣不知所往。”[12]

有的语言优美清新，富有情感，如“黄香石子”：

香山黄香石培芳次子月山照文，读书光孝寺。秋日，登镇海楼归，夜有丽人姗姗而来，自称楼中仙子，香溢棕簟。由是往来月余，习以为常，渐为同侣所觉，香石招归，踪迹始绝。无何病羸弱，医治罔效，忽告所亲曰：“小姬以鹤驾相迎，儿当仙去。”赋诗一章云：“上帝征书召，丹成拜使还。即今乘鹤去，何日到人间？淡荡无凝滞，尘劳有几间。烟波江上别，缥缈入蓬山。”吟毕而逝。[13]

黄芝的《粤小记》卷4中的志怪小说“从侄照文”亦记此事，写照文夜遇妖物，有美人相就，照文拒之，后照文得疾病逝，故事性并不强。而颜嵩年将原来松散不相关的情节紧密连接起来，并加入了浓厚的情感，写照文与楼中仙子的爱情故事，情感真挚，十分感人。

有的志怪小说承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余绪，记地理博物方面的传说，如“大鹏城怪”、“新会秃尾龙”、“外零丁洋”、“怪鱼”、“藻圣王庙”、“龙”、“灯笼洲”等，内容无甚新意。

[1]钟培贤，汪松涛主编：《广东近代文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

[2]（清）颜嵩年：《越台杂记·前言》，见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63页。

[3]（清）颜嵩年：《越台杂记·前言》，见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63页。

[4]（清）颜嵩年：《越台杂记》，见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73页。

[5]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92页。

[6]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511页。

[7]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507页。

[8]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508页。

[9]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91—492页。

[10]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

[11]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63页。

[12]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89页。

[13]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