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是受政府之命全权处理对外贸易，是一个既有官方背景又有行会色彩的双重性质社会团体。关于十三行的研究汗牛充栋，或是从其经营失败原因、在经济贸易中的作用以及与西方的洋商关系来论述或是考察其贸易特点、贸易制度和行商性质抑或是与日本的长崎会所进行比较研究。论述角度不一，见解各异。笔者在已有的档案和论作的基础之上，对十三行的相关资料略加整理，在对十三行的来龙去脉、兴衰过程有一个整体认识的基础上，单从十三行的由来做一番简单阐述。希望通过笔者的泛泛而谈，让大家对十三行由来有一个更为全面清晰的了解。

热闹的街市

十三行是在康熙帝时期创立的，“十三行”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及其中引用的《广州竹枝词》：“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 银钱堆满十三行。”以上这些都是没有疑议和异议的，可是至于它是在康熙哪一年创建以及为什么叫做“十三行”历来有争议,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答案。

由于缺乏详细记载的史料证据，我们很难能确定十三行是在哪一年成立的。所以对于把十三行的成立时间果断地确定在一个具体的年份甚至精确到月份，我个人认为这是极其不科学的。如英国摩斯、美国亨德等西方学者主张把康熙五十九年(1720)广州洋货商人组织公行的一年，认为是广东十三行起始建立的年代；《广东十三行考》的主张：“粤海设关之年(康熙二十四年)可确定已有十三行”；白寿彝教授主编的《中国通史》把十三行的创始时间定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等。日本学者稻叶岩古郎认为在乾隆二十五年以后，“十三行”作为公行的代名词出现。很显然，这是经不起推敲的。相对而言，彭泽益和吴晗的观点还是比较合理的，暂且先不论究竟谁对谁错。彭泽益先生将十三行始起的时间定为康熙二十六年（1687）左右或稍后。吴晗根据昭涟《啸亭杂录》中的“奏通商舶，立十三行”认为这是吴兴祚始任两广总督到粤海设关之年任内时期的事，因而断定说：“十三行之立，当为康熙二一至二四年(1682—1685)四年间事”。

丝绸小作坊

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式开放海禁（1684年开始放松海禁），这一点是争议不大的。以此作为参照物，争论的焦点就变成了十三行是成立于之前还是之后或者说就是在这一年。目前，大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十三行成立于开放海禁之后即1685年之后。这主要是他们认为十三行是在粤海关设立之后才分离出来的作为征收外贸行税的一类商行。为什么他们会那么认呢？“以往认为十三行和公行均出现于设立粤海关之后的‘定论’, 实有重新商榷的必要。”

应该说，在“十三行”具体是指什么还不清楚的情况下，谈它出现的时间更是毫无头绪、无从谈起，所以笔者很是“佩服”那些绕过“十三行”名称由来及其含义而直接对其兴起时间展开讨论的无头苍蝇式学者。“十三行”这个名字包括“十三”和“行”，关于“行”没有讨论的必要。“十三”这个数字很重要，它是实指还是虚指？是单独的称呼还是总称？史料记载多尔乱，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有两点清楚的是：其一是“十三”即使就是指十三家商行，但是那只是命名初期的数额，后来远不只这个数；其二是十三行的经营范围是有所变化的。

茶叶装箱外运

假设“十三”是实指，那么这十三个商行肯定是最有实力最出名的，也就是说因为这十三个最具有代表性所以命名“十三行”。这就像天涯海角成了三亚的符号、黄山成为安徽的标志符号、长城是中国的象征一样，因为最具有代表性所以可以“以偏概全”。按照阎宗临在《中西交通史》上的说法，这“十三行”分别是：1、伍秉鉴的怡和行，商名浩官；2、卢继光的广利行，商名茂官；3、潘绍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4、谢有仁的东兴行，商名鳌官；5、梁亟禧的天宝行，商名经官；6、严启昌的兴泰行，商名孙青；7、潘文涛的中和行，商名明官；8、马佐良的顺泰行，商名秀官；9、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10、吴天垣的同顺行，商名爽官；11、易元昌的学泰行，商名昆官；12、罗福泰的东昌行，商名林官；13、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达官。这种观点得到很多国内外学者的支持，如日本根岸信在其《广东十三洋行》中就表达了这种观点。然而，如果论实力和代表性为什么恰恰是这十三家？为什么恰恰要取十三家为代表？这里面有太多的疑惑需要推敲。我并不赞成这一观点，我认为很大程度上这“十三”应该是虚指，是一个概数。观察中国古代的词语可以发现有很多关于“三”的字词是形容很多的意思，这些字词或就是“三”，或是“三”的倍数或是含“三”的数。如老聃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又如“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再如九牛二虎之力等等。我觉得“十三行”的“十三也是有这个意味，也许是形容当时这类商行很多，又或许是期待这类商行多的美好愿望。反正不论如何，“十三”表示具体的十三家商行未免有点牵强。据广东布政使官达在雍正五年(1727)调查洋行贸易情况的报告中说：查广东旧有洋货行，名曰十三行，其实有四五十家。而且，据统计自康熙五十九年至道光十九年这百多年间，只有嘉庆十八年及道光十七年两年洋行之数恰为十三家（还不包括非法或者漏统计的），其他各年一般在十三家以下，而乾隆二十二年却多至二十六家。

过去盛行十三行“沿明之习”的说法，近来有学者指出那是从《粤海关志》抄袭篡改《澳门纪略》的杜撰之词，属讹传。查看《粤海关志》原文: “国朝(清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即使按照此说，可是据查看明朝的史料可知：在明代广东经营商业的行商只有“三十六行”，并无“十三行”的叫法。如此该怎么解释“沿明之习”？难道明朝时期是恰恰有三十六家命名“三十六行”？这些我们不得而知。最起码，说“沿明之习”还没有使人完全信服的理由，只是某些学者的猜测臆断而已。诚然，吴晗在《广东十三行考》书评所提出的广东洋货行“也许恰好是前明所留三十六行中之十三个行，因即称之为‘十三行’”的推断，还是值得参考的。

有争论的问题无法达到共识，所以导致一些达成共识的问题也显得站不住脚了。以上这些暂且不论，十三行的创立首先要归功于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这三个人。他们在粤海关建立之后（笔者暂且认同十三行出现在粤海关之后，其实这是有很大争议的），由于粤商经营华洋贸易不分，所以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即十三行。从此，洋货十三行便成为经营外贸的专业商行。经营进口洋货和出口土货(包括广货、琼货)的中介贸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货十三行经营的贸易对象，实际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内容。同时，这也说明十三行开始也是华洋贸易不分的，不是在粤海关之后独立出来的，所以这也产生了自相矛盾，意思就是说吴兴祚、李士祯和宜尔格图这三个人为了解决华洋贸易不分而创建洋货十三行，可是到头来十三行还是华洋贸易不分，这好像不太合乎情理。这些疑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讨论。

广州十三行在其存在的时期对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广州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这里拥有通往世界各主要港口的环球贸易航线。虽然是一口通商，但是造就了晚清著名的中西贸易中心和广州历史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广州十三行的辉煌背后是其神秘的出身，对于十三行由来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