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地方历史文化传承和新兴时代文化发展互相融合而成的，因而，它们具有“务实性”、“兼容性”、“开放性”。移民城市的文化尤其如此。而文化的这种“务实性”、“兼容性”、“开放性”最鲜明的体现是语言。以广东方言为例，它充分体现了新岭南文化尤其是深圳移民文化的务实、兼容、开放等特色。

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怀特曾经在《文化科学》一书中指出：“所有的文化都基本上依赖符号，尤其是依赖发音清晰的语言而产生并永存”，“因此，文化是依靠超体质语境的符号表达出来的事物和事件。”可以这样说，语言以最典型的形式在自身中表现了文化活动，是文化的表达符号。

本报的文化专版曾发表过不少谈论“岭南文化”或曰“珠江文化”的文章，但若根据以上的说法，则可以推断：研究“岭南文化”而不涉及或较少涉及广东乃至港台、海南等地的方言，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那是很不容易的。

“岭南文化”的特质是什么？有人说是“兼容性、务实性、得风气之先、人才辈出”；有人说“岭南文化”属热带亚热带类型文化，也有人说“岭南文化”已发展成为时代先进文化，以广州为中心的文化，可用多元、兼容、开放、变通、热带海洋文化来概括。谈到深圳文化，则有人说它既有岭南文化的传承，又有海派文化的品性，是移民文化。但也有人认为，以上概括对中国其他一些地方的文化来说同样适合。我们认为，研究同属中国文化的各地文化有时应该“从散不从聚”，因为中国文化的许多特质（如“务实性、兼容性、开放性”等）在各地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各地文化的不同，多数体现在“特色”上，是同一棵“大树”中“枝叶”的不同。那些经过抽象概括了的概念性的“特质”很容易形成交叉，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显得似是而非。而方言，则是各地文化独特之处的最明显、最直观的表现。要研究岭南文化的特色，就必须研究当地方言。而在移民城市深圳，则还要兼顾其他方言。

“岭南”的定义，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指的是“五岭以南的地区，就是广东广西一带”，有点偏窄。一些文化学者以“珠江文化”与“黄河文化”等相对应，并将其中的“珠江”定义为不仅指“珠江流域”、还包括了海南岛和“韩江流域”。我们所认为的“岭南”包括五岭以南的中国全部地区———两广、福建南部乃至港澳台、海南等地。与之相对应，所涉及的方言也不仅包括粤语，还包括了客家、潮汕以及海南、港澳台等地的方言。

语言是记录文化的符号系统，语言和文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有的学者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制度文化层次。我们认为，如果把文化看作是立体的系统，并进而揭示其结构层次，具体地考察它的表层、中层和里层———物质层次、风俗制度层次和心理层次，就会发现，文化的各个层面都在语言中留下了自己的身影，显现出自己的结构。而岭南文化则在粤、客、潮汕等方言中体现得非常具体、可感。

一、清代学者李光庭说：“言语不同，系乎水土，亦由习俗……”每一种语言的地域性变体———方言，都与一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这里所说的文化背景，包括地理环境、地方习俗、传统观念等。

“地理环境”所造成的差别可以用“雪”为例：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但燕山确实有雪花，因此是可以接受的。但如果说“广州雪花大如席”，那就会闹笑话了，因为广州终年不见雪，这一夸张没有“真实”做基础。可是，在广州、香港等地人们的口中，我们却经常能听到“雪”字。而且，他们不但用雪，还吃“雪”：不信？请看：雪柜、雪条、雪糕、雪藏汽水、雪屐、雪珠、雪种、雪猪、雪住先、雪水……真的是雪吗？非也。“雪柜”者，冰箱也；“雪糕”者，冰淇淋也；“雪屐”者，溜冰鞋也……滑雪，也大多指的是“溜冰”。香港有“雪厂街”，因为以前这里是制冰厂的所在地；“真雪溜冰场”也非既有冰又有雪，而只是相对于溜旱冰的场地而言，那里的地板铺的是真正的“雪（冰）”而不是水泥。

为什么会“冰雪不分”呢？《广东新语》说：“粤无冰，其民罕知有南风合水、东风解冻之说，即或有微冰，辄以为雪；或有微雪，又以为冰。人至白首，有冰雪不能辨者。”气候环境与北方明显不同的这一文化背景，使粤语中的“雪”系词语的含义与北方的许多方言产生了差异。客家话的“雪枝”、潮州和雷州等地方言的“雪条”也是如此。

曾见一非粤籍著名漫画家所画的漫画，名曰《粤人出游》。画中人均手提一桶排队上车。提桶干啥？“冲凉”去也。北方人多天不洗之后才进澡堂“搓澡”的习惯是广东人所无法接受甚至觉得“核突（恶心）”的。广东地处亚热带，夏天非经常用水“冲”身体就不会“凉”，但这在别人眼里却成了用以表现南北文化差异的漫画题材。可见，南北文化的差异通过“冲凉”和“搓澡”这两个词体现得颇为可感。看很有文化品位的电影《洗澡》，岭南人的感受与北方人肯定是不同的。

粤语的“骑楼”、潮州话的“五脚砌”，也是因应炎热多雨的自然环境体现粤闽及东南亚等地建筑文化特色的词语。“骑楼”即过街楼（楼底下是人行道或街道，有柱，或曰街廊），这种既能躲雨避晒又不妨碍逛街的建筑是体现当地人民文化智慧的结晶。可惜的是，在同样是炎热多雨的深圳，这类建筑并没有被“发扬光大”。如果设计者们懂一些粤语，是否能使深圳的建筑因蕴涵较多的岭南文化特色而更为实用呢？我们需要“地王”之类的建筑以体现深圳文化的“先锋性”，但在“步行街”这些更应该体现“实用性、平民性”的地方，其建筑也少见“骑楼”或“骑楼底”，街廊偏窄且不相连，因而使得行人在烈日当头的夏季或雨季里少了一些有如广州等地市民逛街时的从容和悠闲，从建筑风格上看也没有什么统一的特点，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有学者指出，深圳西部的“海上田园”的穴居、树居等景点虽不乏人文内涵，但却因与本土的客粤文化毫不沾边而显得牵强，形成了“硬伤”，其理同上。而说“岭南文化”属“热带亚热带类型文化”，以常用词语为例，也许更佳。

二、提起中华历史文化的沉积，有不少人认为岭南的许多地区比不上北京、西安等历史文化名城丰厚，岭南或珠江文化在继承中华正统文化方面似乎没有黄河文化、长江文化那么直接。但实际上透过岭南方言有时却更有助于加深对我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了解。

例如，古典诗词曲文的突出特点就是讲究音韵与格律。但是，若只懂北方方言，对其中的一些奥妙之处就难于完全理解，就算在音韵理论方面搞清楚了，也很难谈得上有比较感性的认识。而会说南方方言的人一经点拨，就很容易接受。例如：

“醉花阴”、“忆秦娥”、“菩萨蛮”、“念奴娇”、“满江红”等词牌一般均要求押“入声”韵（“菩萨蛮”下半阕转平）。怎么“押”？只会说普通话者很难填好有这种要求的词，因为在普通话中只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没有入声。而多数岭南方言却保留了古代汉语入声的读法，只要稍加注意，就能辨别何为入声字。如在广州话中“一、六、十”等字发音不能无限拉长，三字分别读yad、lug、sab，末尾分别有用以“顿”住韵母、发d、g、b音（但不爆破）的动作，使得该音显得短促，这就是“入声”字（“十”字在广东几大方言中的发音末尾双唇均须闭合，有发b音的动作）。在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一词中，用广东的几大方言来读，很容易发现“千古风流人物”、“一时多少豪杰”、“雄姿英发”中的“物、杰、发”以及同样是做韵脚的“灭、月”等字均不能无限拉长发音（有d尾），是入声字，符合词牌要求该处须为仄声且是入声字的要求。而在只会说普通话的人读来，“杰”为阳平字，“发”为阴平字，都不是“仄”，更不是“入”。

现代某著名诗人所填《满江红》词有以下词句：远山落日；图画将逝；归桑梓；年如矢；寻双翅；破天惊石；无由见古钟新寺；拼一试。

以“平仄”的要求观之，是合格的。但以“须押入声韵”的要求观之，则只有“日、石”是入声。试比较：岳飞的“潇潇雨歇、空悲切、贺兰山缺、匈奴血”，毛泽东的“飞鸣镝、只争朝夕、五洲震荡风雷激、全无敌”，用广东方言读之，后一字均较短促，是入声字。

以上例子可以说明，从“继承和发扬文化遗产”的角度看，岭南诸方言在某些方面也有其历史文化沉积的厚重感，而且这一感觉相对来说还显得更为直观一些。这种“直观”还可以从粤、潮、客语“口语中保留了较多的古汉语词语（义）”等特点中体现出来：“鼎（锅）、镬（锅）、箸（筷子）、着（穿）、衫（上衣）、除（脱）、卒之（终于）、屙（拉）、企（站）、渠（他）、睇（看）、畀（给）、翼（翅膀）、行（走）、走（跑）、面（脸）、饮（喝）、食（吃）、伊（他）、晏（晚）、索（绳子）、目（眼睛）……甚至连“于是乎、姑勿论、终须、皆因”这些不常出现在普通话口语中的词语，在粤语中也都是口语常用词语。就算是在香港这一非常“洋化”的地方，也还是保留了许多比普通话更能体现古代中华文化特色（或曰更“土”）的词语，如“提堂、布政司、呈堂证供、堂费、按察司、出更、差饷、出粮、收银处”等。相比之下，内地一些地方把“收银处”当作“时髦”而非“古董”加以吸收的做法，却有点可笑。将住宅区称为“屯（加‘阝’旁）”也是香港人喜“存中华之古”的表现。而以建设现代化城市为目标的深圳，也当作时髦而引进并写为“村”字，于是，除了原有的“蔡屋围”、“田贝（背）”等客家味地名外，又因盲目“港化”而新增了许多“城市里的村庄”如“益田村、莲花村”等，这却显得乡土文化意味十足，极不协调，毫无必要。

三、粤语特别是香港粤语“外来词多”这一“洋化”特点，是一般的外地人都比较容易感觉得到的。但这些词究竟有多少？则并非人人知道。例如，下列词语就经常出现在一般市民的口语和报刊中：

波（Ball球）、?巴（number号码）、厘士（lace针织花边）、骚（show表演，台湾译为“秀”）、鶹士（size尺寸）、士巴拿（spanner扳手）、士多（store小商店）、士多啤梨（straw berry草莓）、贴士（tips小费、提示）、多士（toast烤面包片）、杯葛（boycott抵制）、落柯打（order下定单）、读U（university读大学）、安哥（encore再来一次）、沙士（SARS“非典”）、忌廉（cream奶油）、artist（演员）、ball场（舞场）、bowl呔（领结）、concert（音乐会）、去court（上法庭）、cutting（剪裁）、玩line（打电话交友）、mood（心情）、part－time（兼职）、玩rock（玩摇滚乐）、打个round（兜一个圈）、cancel（撤消）、enjoy（享受）、keep住（保留着）、mind（介意）、full晒（满了）、full－time（全职）、好high（飘飘然、痛快）、see－though装（透视装）、bra－top（乳罩装）。还有奶昔（milk shake）、班戟（pancake）、布菲（buffet）、打吡（derby）、好Man、生cancer、好cheap、cheak下、好Q……再看传媒上的这些词句：99潮流IN＆OUT；三个男人一个Show；TeenTeen一百Fun；李玟cyberlooks骚低胸；五场冷Q有好介绍；最新promote狂野之城rave；party装；华丽bra－top艳光四射……能全部看懂吗？不一定能。可这也是岭南文化的一部分呀。除了“的士、巴士”等少数常见而且已被普通话吸收的英语借词外，粤语借词还有那么多，有谁敢说已经十分了解了呢？听见香港人口中经常会很自然、毫不做作地“蹦”出以上词语，自认为对岭南文化非常了解的你，对自己的“文化水平”是否会有所怀疑？

当年，港英政府对香港与内地的来往进行的限制早就开始，文革期间北京发生火烧英代办事件后两地的来往更是基本上陷于停顿。七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语言也发生了变化：原来兼容于香港多元社会中的非主流方言如吴语、闽语等的功能萎缩，经济向第三产业倾斜、国际性大都市逐步形成的氛围以及英人的管辖使得粤语中英语借词大量增加。多起与民生有关的事件的发生又使港英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变政策，把市民的心理意识和生活习惯引向挣钱自由、享受自由的轨道上。于是，香港粤语在洋化的同时又俗化了。于是形成了所谓的“三及第文化（英、粤口语、汉语书面语混用）”。这种具有历史上形成的文化背景的依托、属于群体意义上的社会行为是很难模仿的。内地“小资”们喜欢在口语中加进几个英语词语的做法与此相比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因为后者的“摆谱”和“有意为之”与操粤语者的“脱口而出”（文化水平低者甚至不知道自己说的是英语借词），其文化心理是完全不同的。

当然，在“英占”时期，香港粤语夹杂外来词语有“赋予说话人从属于某一群体的社会标记”的作用，体现了某种深层的文化心理。这种夹英夹中的粤语有高层和低层之分。高层粤语可运用于正式或较正式的场合，其用词造句与共同语的书面语形式接近，说话人可以温文尔雅地从中插入标准的英语词语甚至语段。例如：“关于申报利益一事，我想再emphasis（强调）一下thefollow ingpoints（如下几点）……”———内地及深圳的“小资”们所学的，大概就是这种话语方式，可惜的是没法像那些从小接受中英文教育的上流社会人士说的那么自然、流利，而且所用以“炫耀”的单词一般较简单，如说“给我一张paper”等，很是做作，这种貌似很“现代”的“精英文化”是不宜提倡的。

四、通俗的说法是，识字即有文化，不识字就是没有文化。那么，如果看不懂岭南几大方言的方言字，是否可以说对岭南文化的了解还有所欠缺呢？

以下是一些广东方言字：鷉（睡觉）、鶪（舌头）、盶（交谈）、畀（给）、繴（驼背）、?（母）、乜（什么）、?（蕾）、鷃（宰）、叻（精明）、稴（吸）、稰（说）、稫（这样）、?（了）、咩（吗）、?（们）、唔（不）、聄、鶥（吧）、?（罢了）、鶤（刚好）、鶣（一点）、郁（动）、?（是）、嗌（叫）、?（的）、鶼（东西）、鶹（浪费）、豼（这么）、噍（嚼）、?（说）、?（来）、囝（儿子）、礯（藏）、礷（瘦小）、鸃（祖母）、嬲（生气）、鉘（最后）、胊（站立）、悭（节省）、挜（折），还有捋、脁、?、?、?、揿、、?、鱶、焗、甩、?、跣、?、髀、睇、姣、衒、驚、?、吖、孖、?、?、?、呃、啖、?、鮓、?、饫、硑……

认得的有多少呢？恐怕不多。有认得的，如“焗”，已被普通话吸收了。但“甩”是“脱落、掉了”的意思，“姣”是“风骚”的意思，“呃”是“欺骗”的意思，与普通话中这些字的释义并不一致。更难以掌握的是，同一个字在岭南各大方言中有时意义也是有区别的。例如，“嬲”在粤语中是“生气”的意思，据“一女被两男夹在中间必生气”会意；在客家话中是“玩”的意思，据“两男一女一块儿玩”会意；在潮州话中是“奇怪”的意思，据“二男配一女乃怪事一桩”会意。而“硑”在粤语中是“没有”的意思，在潮、客语中却是“不实”的意思。“车”＋“立”是什么字？读lib，是由英语lift音译后造的形声字，意为“电梯”。

上面我们只是就粤、潮、客几大方言与地理环境、古汉语成分的保留、外语借词、文字等几个方面的关系浅述了它们所蕴涵的岭南文化内涵，我们还可以从方言与饮食、性别、人名、地名、心理、广告、风俗、文娱、交际等方面的关系再深入予以讨论。我们可以据此提炼出“开放性、兼容性”等总结性词语来，但却没有这样做，因为意义不大。我们所要强调的是，想全面细致而不只是概括、提纲性地探讨岭南文化的特色，并进而搞好文化建设，方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因为语言（或方言）是人类文化的一种记录符号，几百万年来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大都保存在人类语言（或方言）之中。语言（或方言）并不只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它还是社团对内认同的标记和维系的纽带。掌握社团语言或方言，就拥有了可能成为该社团成员的一种重要资格，研究其文化才有了扎实的基础和起点。新兴城市怎样才能加快文化积累、提高文化品位？深圳应如何发展现代都市文化并为经济服务？这些问题的研究都不能完全绕过对广东几大方言特别是粤语的研究，否则就谈不上文化的平衡发展。因为现代都市文化不能只靠创新求异或只强调其“移民”特色，还应包括当地历史的沉淀。即使已经决定将深圳文化定位为“不是传统的而是现代的”，也不能拔离粤客文化这块土地而自足，更何况语言对社会文化的变化最为敏感，再现代化的事物也须靠语言来表达。例如，研究方言特别是处在资讯前沿的粤港地区人们口中的新词产生的机制，也许就算是部分地抓住社会变化的脉搏了。建设文化大省、文化立市要体现其现代性是大战略，但真正落实靠的仍然是细节。而毗邻现代大都市香港以及省会广州的深圳市，若是对最能体现粤客文化特色的当地方言视而不见，那是很难为自身的文化坐标准确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