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城的相遇相知是一个说不尽的题目。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些关于城市的外在印象和内在感受，这些印象和感受有好有坏，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因此生成真正深刻的都市体验，更不是每个人都能说出这些感受和体验。从这一角度来说，江冰的文艺随笔集《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i]是一部满溢着睿智和温情的关涉广州的都市言说，非常值得一读。作为中国南方想象的一个重要载体，广州曾经是笔者重点考察和关注过的一个城市，这使得整本书的阅读充满了愉悦的色调。笔者认为，这种阅读其实是与作者的一次心灵相遇——去领悟他的都市体验和走近他的心灵世界，也是与文艺随笔的一次多重对话——去感知和接近这种文体的艺术特质与自由随性的精神内核。

一、诗性感悟与广州印象

关于广州印象，江冰写下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人提过的“经典”说法：“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这种对“以城化人”现象的彻悟，展现了江冰作为一个充满诗性而又热烈追寻诗意的学者型作家的特质。在他的心目中，随笔是最接近诗的一种文学形态，他的散文、他的论文、他的评论，都表现出一种他所特有的随性气质和诗性感悟。以是观之，《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不仅洋溢着作者对广州浓浓的爱意，其本身更是一部不具备诗的外形却具有诗性特质的随笔集，它凝聚着随笔式和诗式的情感、体验与对话。

江冰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转到广州工作后，出于“好奇”“不满”和“热爱”的心愿，他在主持《广州文艺》栏目《广州人，广州事》的过程中，定下了“描述广州人，透视广州事，彰显岭南文化，保存城市记忆”的宗旨，通过建构“非虚构，真心话，原生态，扣住你我他与广州这座城市的关系”的栏目特色，力图实现“让文学重新回到社会，让我们回到生活现场”的目的（《让我们回到生活现场》）。同时，也是在寻找广州的城市灵魂和挖掘“广州精神”的过程中，他写下了大量关涉广州的物、事、人、习俗和文化现象的随笔，并通过“碎片化”的观察与艺术构形，向读者喻示了其独特的关涉广州的“都市体验”。作为一个曾经的“想象之城”，广州在改革开放之后一度成为一个与北方构成对峙反差的符号——南方/北方、都市/乡村、财富/贫穷、欲望/精神、自由/束缚、新生活/老生活，但真正生活在广州，日常感受中的体验要比媒体和书面理论上的内容丰富、复杂得多（《琢磨广州》）：这是一个外地人很难说清的“地域特色之城”，一个能够代表中华文化多元中的一元的历史文化名城，一个近现代以来开风气之先、撬动历史进程和推动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桥头堡”，一个洒满烈士鲜血、开启近现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大本营，一个繁华却不妖娆、富裕却不招摇、漂亮却不浪漫的海洋文化之城，一个能够容纳平实、低调、求实、谦虚、进取者的南方都市，一个有着巨大场域和充沛地气的省会城市，一个与香港、澳门气场对接的“犹如绿萝的羊城”，一个容易生活、好过日子、易于融入、洋溢着包容情怀的智慧城市，一个不同于帝都北京、魔都上海、洋都天津、古都西安、雾都重庆的可以宽容各种文化的睿智“妖都”，一个不断吸引来自乡村、县城、中小城市的年轻人的一线城市，一个既如梦如幻又真实自然、既陌生好奇又感觉美好的移民城市，一个充满商业氛围、流动着新鲜的时尚气息的时髦都市，一个有着中国第一高塔、最多华侨、最大机场、最早五星级酒店的新生代城市，一个富有连接力量和创造特征的创新之城，一个既阴柔、平和、世俗、低调又阳刚、激越、理想、高调乃至狂放的矛盾之城，也是一个令弱者哀怨、虚无者隔膜、压抑者焦虑和浪子逃离的喧嚣之城。

作为一个城市，广州的特色形成源于广州人。在作者看来，广州人既有注重日常生活、感官享受、休闲娱乐和个体开心等安稳追求，也有敢为人先、开放兼容、热爱生活等精神品格。广州人与北京人、上海人截然不同。北京人生活在“皇城”中，天生有着敏感的政治思维；上海人崇尚西洋力挺时尚面向世界，天生有着看天下所有人都是乡下人的自我优越感。相比之下，广州人要和气包容得多，他们笑迎天下客，表面上也会向来自北方的一切文化俯首称臣，但骨子里依然自我，“有固守不变执着的一套”（《后亚运时代的广州》）。出于政治经济等原因，某些城市中人喜欢在各个城市之间一争高下，因此易于生成地域歧视、文化隔膜，而广州人不张扬，不显摆，淡定面对外省人对广州的评头论足，但这并不代表广州人不自信，“一座城有一座城的繁华，一座城有一座城的自信，只是各自有各自的表现方式”，因此广州人的淡定意味着一种自信，只是他们的表现方式与他人不同而已；广州人不喜欢争执城市的高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底线，比如对粤语的维护就是一个例证（《清明上河图：城市的繁华和自信》）。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所以，对地方语言或曰母语的维护，无疑体现了广州人对广州的热爱和对“传统”的坚守以及“顽固”的自我认同。不过，“恬然淡定”作为一种品格既是构成广州人精神内涵的重要因素，又有可能成为一种走向“冷漠”的局限。应该说，这些看法是非常有见地的，体现了作者对广州人精神品格的精准概括和辩证认知。

二、精神探寻与诗意言说

透过江冰的回忆，读者可以知道《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主要写在21世纪或曰一个后现代文化语境里。在广州，他强烈感受到了时代的变幻、文化的杂糅、城市的崛起和都市人的焦虑。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关注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精神焦虑是一种责任和品格，也是一种本份和本能。广州不仅有霓虹灯火、繁花似锦，也有藏污纳垢、贫穷痛苦，但不管怎么样，那些外来者依然愿意在广州“揾食”，这是为什么？难道仅仅因为在广州容易求生活吗？除了发达的经济、时髦的文化之外，广州强大的虹吸能力到底来自什么？沿着这些追问，在很多人只看到了广州浮躁和嬗变的文化气场中，江冰却开始了对广州精神内层的寻找。就这样，在温暖、钦佩的心情与平和静默的状态中，他进入了将广州与其他都市相对照和剖析的另一世界。

由于有了在诸多城市生活和调研的经历，所以江冰能够很自然地将广州与深圳、香港、澳门、北京、上海、福州、郑州、西安、开封、纽约、芝加哥、悉尼等中外城市进行比较。这种比较让他“发现”了广州四季如春的自然景观，也“发现”了很多独特的人文景观：城隍庙、陈家祠、大佛寺、宝墨园、黄埔军校遗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陵园、西汉南越王博物馆、广州塔等。值得称道的是，他的比较不仅包含着城市风貌，更指向了城市精神。于是，在对广州精神的“虚与实”的认同中，他再次彰显了自己诗性表达背后的诗意情怀。这种情怀在《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中可以找到解答的线索。比如他引用了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中的一段话：“一个伟大城市所依靠的城市居民对他们的城市有别于其他地方的独特感情，最终必须通过一种共同享有的认同意识将全体城市居民凝聚在一起。”延着这种思路，他认为每个城市都有其精神、风貌和认同意识，它们主流支流、抽象具象地凝结在一起，构成了城市精神的“虚与实”，而西关大屋和东山洋楼之于广州，就如同石库门之于上海一样，是关于广州城市精神虚与实的重要参照物（《城市精神的虚与实》）。表面上，这是对乔尔·科特金观点的延展和生发，实际上体现了他对城市书写情感维度的看重。从艺术的角度来看，这种写法一方面体现了他对诗性随笔的认同，另一方面这种形式选择也传递了他用诗的方法来抒写随笔的努力和野心。而这些努力源于他相信广州是一个值得用引人遐思的动人笔触去建构深远意境的美丽城市。古人云“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广州能够得到江冰发自肺腑的赞美又何尝不是它的幸运呢！

值得注意的是，比较视域和诗意情怀不仅是作者言说广州世相时所运用的艺术视角和基调，也是他进入广州另一世界的经验方式和体验维度。在观看和比较中，作者的文化感受变得异常敏锐，他感慨广州新中轴线与原有中轴线联系的中断，慨叹“岭南文化的特色在新比旧好的简单思维中被淡化乃至被抛弃”的可惜，失望于广州在“文化积累”上不如北京又在“文化设计”上落后于上海的情状，惊讶于广州在文化连接意识和文化自恋热爱上之于上海、北京的差距（《城市文化的积累与设计》）。这种个体的感受和体验显然大于那些浮夸理论或概念，更具真实性和感染力。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大政方针和社会背景下，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文化产业的时代趋势下，很多人将文化仅仅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和工具，对于这种观点作者毫不客气地批评为是对文化“最大的认识误区”。他相信，文化是城市整体规划和发展的一种视角、态度和价值立场，它不仅决定一座城市的风格和风貌，还决定一座城市的发展水平。也正是这种清醒的文化视角，令他产生了独到的关涉广州的都市文化体悟：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广州从来没有成为全国的中心或首都，这一特点与西安、杭州、北京、南京、开封、洛阳等历史文化名城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广州文化的这种地域性特点从建城之初就已经奠定，但这种情况在鸦片战争之后发生了根本改变，从此广州开始立于潮头地位，形成了开风气之先的近现代城市和文化特质，今天的广州文化不但能够包含更多的先进的外来文化，而且更加注重现实性和实践性，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全球视野且“落脚于当下的现实生活、指导服务于生活的、鲜活的、流动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成了可以引领中国社会转型、现代文明方向的自信满满的广州公民文化（《广州公民的崛起》）。当作者写下这些“自信满满”的文字时，笔者相信他正领受着激情和热切，领受着广州的“文化北伐”（《文学的地域特色也是文化竞争力》）所带来的奔放、激荡和自豪感。他明白这是广州的城市特色，更是广州人的骄傲。在这种思绪中，他想起了以往年代中那些从广州出发的“先行者”和“开拓者”，此时他不仅与他们心境相似，更与他们心灵相通。

比较视域源于思想行走，在行走的思绪中，作者领受着广州的靓丽并与他人同行，在有限的空间里作着无限的遐想，并梳理出了近现代以来广州文化的飞扬之路。19世纪后半叶，广州文化并非仅仅由文化人所缔造，这其中还包含着广州商人的巨大贡献，他们与洋商交往引进西风，引领社会时尚，扩大和传播广州文化的影响力（《广州的商人》）。20世纪初叶，起源于广州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引领着中国的革命文化发展进程，也成就了“广州城的骄傲”（《黄埔军校：广州城的骄傲》）。20世纪80、90年代，一种来自广州日常基于世俗的生活态度和文化品味，由于吻合了民众心理，暗合了一种在内地别开生面的普遍情绪，成就了一场伟大且意义深远的“文化北伐”：“粤语、粤菜、流行歌曲、商业观念，加之‘小女人散文’、张欣张梅的都市小说，一道北上，惠及全国。”21世纪初，广州之所以容易引进内地人才原因有三，“一是经济宽裕，工资高，生活好，重休闲；二是人际关系相对宽松，不上家做客，不议论隐私，一般不道德评价他人；三是价值多元，观念包容”（《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而文化的包容又吸引了更多的外省人来广州生活、就业和创业，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当下，“时尚与文化”是广州的“方所”（《羊城，幸好还有古琴大师的造访》），“美食”则是广州的名片和招牌（《广州空城过大年》《风味小吃：也是城市的招牌》）。未来，广东本土文化要走出去，需要努力传达自己的“童年记忆”部分，把其美提升以至进入“他者”可以接受的传播渠道，需要努力开掘“普适性的美”，将其发扬光大，使得更多的人接受并享用其美丽，乃至使其进入主流，“成为美丽魅力的标杆之一”（《似曾相识的濑粉与童年记忆》）。这种“梳理”体现了作者理性探寻与艺术表现的心智状态，也体现了他思索历史和热爱广州的精神理路。

在“热爱”的状态下，作者扬弃了“北佬”的身份认同，以一个新广州人的视域不断进行着向广州精神内层的探寻，但这并不意味着无限的向“内”。时代境况、比较视域和理性之维都不允许他向“内”的幅度和深度失控，即对“本土意识”和“地域特色”的盲目认同。于是一系列关涉广州的问题产生了：“文雅，何时成为城市的风气？”“广州城可有自己的青春文化？”“民俗节庆的魂在哪里？”“谁是当代英雄？”“那是今晚广州的中秋月吗？”“广东：这块神奇的土地到底给作家提供了什么？”“我们如何进入城市？”“21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怎样的乡土作家，他们又需要怎样的本土性坚守？”“中国作家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社会？”面对诸多的社会和文化问题，作者超越现实局囿直指心灵深处：“也许，肉身何处还不是关键，灵魂皈依才是最最要紧处。”（《地域文学的“本土性”》）换言之，对于一个喜欢思索的作家而言，仅仅关注现实是远远不够的，他们还要探寻那些能够超越现实的审美世界和心灵世界。于是，当作者感同身受去怀想那些原本平凡琐碎的乡村记忆和城市感觉后，当他去认同他人对广州的喜爱和迷恋时，他不仅感受到了广州的风貌、风格、感觉与感受——“既有疏枝横斜，也有暗香浮动，既有满城美食，又有少年怀想”，还感受到了自己“灵魂皈依”后的安宁和欢喜（《2013，新年的广州》）。延此，作者看到了中国当代文艺创作中的诸多“缺失”：喜欢对抗性主题，美学趣味单一，文艺价值观单调、排他；宽恕文化在文艺作品中踪迹难寻。而这两种通病恰恰是属于岭南、广东、广州气质的文艺作品可以有所纠偏和弥补的，如广州作家黄爱东西的作品中就有难得的人性宽容仁慈、“非对抗”的因素。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不仅意图关怀生者的此在世界，还通过鼓励文化界挖掘广州“下南洋”移民潮故事的方式，传达了他对“被遗忘的一群”的彼岸关怀意识。“闯关东”和“走西口”引发了人们对北方移民潮的关注，却忽视了以广州为中心的“下南洋”这一“可能是空间最大、携带中华文化传播因素最大的移民潮”，这里不仅包含着无数爱恨情仇的故事，还蕴藏着海外游子巨量的思乡之情，更涵容着无数文明冲突的往事。在作者看来，“下南洋”是一个远未开发的文艺资源地，也是一个直指灵魂皈依问题的艺术宝地（《“下南洋”，应该成为广州自己的品牌故事》）。的确，那些依然游荡在南洋等地的海外亡魂，他们不仅盼望自己的肉身能够叶落归根，还希望有人能够聆听他们的召唤，讲述他们无法言说的生命寄托、心灵私语和灵魂痛苦。这是今人的责任，更是我们作为后人的义务，至于其中的意义，那是不言自明的。

在都市里找到自我的心灵归宿固然可喜，但“童年记忆”尤其是“乡土情怀”依然是现代知识分子无法摆脱的生命记忆和灵魂寄托。在作者的心中，乡愁犹如一张“拼图”，它们由祖屋小楼、军区大院、耕地野山、儿童世界、小吃“锅边糊”、漂泊情愫和情感依恋组成（《我的乡愁犹如一张拼图》），他依然迷恋那些青春萌动和浪漫乡愁，因为它们承载着最美好的真诚与浪漫的记忆，而只有深陷都市红尘中的人，才能倍感那种有分量的浪漫的可贵（《重拾浪漫》）。但相比于作者，绝大多国人更希望自己的肉身和灵魂能够回归“乡村”，“乡村无疑是中国大陆的精神故乡，几乎所有的圣人、全部的经典，都与乡村息息相关，如何重返乡村就是如何重返精神故乡”（《走着走着，花就开了》）。问题在于，今天的乡村我们还回得去吗？回去之后心灵就能够平静和安宁吗？恐怕很难。人们在逃离城市之后又纷纷“逃回城市”就是一个证明。这意味着乡村不再是我们唯一的魂牵梦绕之地，意味着城市正在取代乡村成为我们新的灵魂安栖之地。其实，无论乡村还是都市，只要你找到灵魂安栖之地就好。在作者想来，最可怕的是“心乱如麻”“六神无主”和“流离失所”：从肉身到灵魂，从“空洞化”的乡村到看似繁华其实“失控化”的城市，没有了土地的维系，没有了乡土的挂牵，没有了传统的继承，没有了价值观的存在，只剩下无边的焦虑和惶惑（《心乱如麻：城市的焦虑与惶惑》）。至此，正当读者与作者一起沉浸在对浪漫乡愁和城市惶惑的感性体认时，作者却从慨叹中回归理性，去剖析“南方写作与本土言说”以及“本土作家的优势与魅力”。这时，与“文化自信”并存的精神意向“本土言说”被凸显出来，从而昭示了作者的学者身份和诗意情怀的别样呈现。

三、文化自信与本土认同

《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是江冰以广州为主要书写对象进行城市精神探寻的记录，他的探寻始终追随着两个精神走向：文化自信与本土言说。阅读这本书，读者会感到时间和空间在作者所书写的文字中绞缠互动，古今相接、中外相连，同体共在。当作者在体悟中将自己的都市体验维度转换到文化自信问题，他进入了虚实交迭的文化世界，或许他曾期待其所歌咏的内含广州文化精髓的岭南文化能够再次“北伐”成功，进而光耀中国乃至全世界。问题是，这“文化北伐梦”能够成“真”吗？也许在未来可以，但至少在当下还做不到，因为如果已经成真，这梦就没有那么珍贵了，也就没有必要去倡导“本土言说”和挖掘本土作家的“优势与魅力”了。但是，“文化北伐”的美妙前景又时时吸引着他，使他热烈地投入对广州地域文化的正名与倡导之中。这“投入”隐含着他在一个多元化、信息化、智能化和全球化语境里生成的强烈的言说诉求，也隐含着他仰望星空的精神追求和诗意情怀。

如果说“文化北伐梦”还有些遥远，那么宣扬优质的地域文化就显得实在和实际得多。在江冰看来，广州的地域文化有其独异之处，地域文化可以有效推动人文教育的发展，而人文教育可以消解乃至祛除唯科学主义、技术决定论、物质主义的流弊，倡导发扬人的自由与解放、人的价值与尊严（《地域文化：纳入大学人文教育的可能性》）。因此，要推广广东地域文化，需要将之纳入广东高校人文教育范畴，需要建立广东文化的自信，更需要广东文学的“本土言说”。他发现广东文学创作的现状说明了广东文化的不自信，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忽视本土作家的本土创作，重视“新移民作家”的名气和影响力，但后者是无法替代本土作家的，更无法真正进入和融入岭南文化的继承与建设，而真正能够完成“本土言说”历史使命的还是本土作家，他们有人脉、地气、天时，他们能精准领会岭南文化的柔美、秀美、委婉、亲和、和平、自然的本质（《广东文化的自信与文学的“本土言说”》）。当然，来自外地的移民作家也有他们的优势，故乡与移居地的文化反差使得他们能够清楚地认识岭南文化的各个侧面，可惜的是，他们的劣势也往往源生于此：来自内地的童年经验与成年经历所形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必定与岭南有所差异、冲突和隔膜；难免会因为不知地方方言而在内心怀有对岭南文化某种无法言说的拒斥；难免会因为对南粤大地情感的浓淡变化而产生创作障碍。相比于移民作家，本土作家更容易将广州作为他们艺术想象的起点，更容易体知南方气质、南方经验、南方方式和关于南方尤其是广州的万千感受，更容易认同广州的气质和个性，进而通过创作中的本土化特色进入当代中国文学（《南方写作与本土言说》）。作者还认为，广州的本土地域文化完全可以为广东艺术家提供不竭的灵感，比如：广东音乐里有一种属于岭南、广东的气质，灵动、活泼、阳光、透明、流畅、鲜活，对生活充满希望；连南的瑶寨会让遥远的历史被空间穿越，让诗人“打开记忆和深情的花瓣”；清远人叩击山崖的歌谣会令人想起大文豪苏东坡的文人风范（《本土文化：广东艺术家不竭的灵感》）；广州的“新西关小姐”已经成为张欣、张梅等女作家笔下的“经典形象”（《1990年后：广东女性文学写作》）；广东庞杂的打工人群可以为“打工文学”写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活素材（《广东：这块神奇的土地到底给作家提供了什么？》）；经过长期积淀的广东历史文化气质和风貌，有利于本土创作扎根到历史文化的深层积淀里去，而非沉迷于表达零碎的感伤乡愁和书写零星的本土符号（《本土创作不是零碎的感伤乡愁》）；广东的多民族文化有利于本土作家实现一种超越，“超越现实空间与精神空间的‘远离’”——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浪（《基层写作应在“双重流浪”中寻找诗意》）；广东的三大方言——客家话、潮汕话、白话有利于本土作者找到更独到的文学语言表达途径（《“非艺术”：基层写作的语言误区》）；复杂的方言有利于基层写作者实现与本土文化的“零距离”，有利于他们倾听来自祖先的声音和体认与祖先相似的文化空间或生命感受（《零距离：基层写作者的最大强项》）。在这里，作者完成了对“本土言说”重要性的论证，他将与那些本土作家一起，告别文化不自信的缺失心理，去追求实现本土言说的多种可能性。

在解决了文化自信问题之后，江冰将触角伸向了本土作家的优势与魅力领域。他认为：本土艺术家只要“接地气”，就有可能形成艺术特色、特殊的个人化体验和地域风情，地域支持就是作者的文化资源，“越靠近，越独特；越独特，越优势”，所以“本土化是最大启示，也是广州文学艺术的最大出路、最坚实的起跳板”（《正阳门下》：本土电视剧的启示）；由于广州辉煌的历史积淀，本土作家可以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地讲述“过去”，讲述许多已经消失的羊城风景（《张欣的底牌》）；本土散文家在书写“乡愁”“田野”“都市挣扎”“深层反思”“乡村挣扎”“非虚构”“个人体验”等领域具有突出的优势和魅力，而他们漂泊徘徊于都市乡村之间的典型情感也是一种构成反差的语言优势（《本土散文家的优势与魅力》）；本土元素不但可以成为艺术作品的标志特色，还可以成为艺术的有机部分，吴学军的小说《西江夜渡》就是非常好的例证（《广东本土叙述中的抗战烽火》）。的确，以张欣小说《狐步杀》为代表的本土叙述不但超越了作品本身，更具有了本土表达的特殊意义。当然，岭南不等于广州，岭南涵盖广州，但广州是岭南文化的核心所在。在笔者看来，作者对岭南尤其是广东本土特殊意义的强调未必能够获得主流学界的广泛认同，但《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还是实现了他对文艺随笔的诗性追求，以及对岭南尤其是广东地域文学的诗意言说。这于作者而言可谓心愿已足。

由于在《广州人，广州事》栏目上连载6年半之久，《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的作品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了反复斟酌的时间和心理空间，有了从容咀嚼对广州热爱之情的心绪，这使得该书的写作过程显得悠长、自如而又跳跃、凝练。出于编辑的职业素养和写作习惯，作者一向注意文字的优美和精炼，这使得该书的文句意蕴丰实，并与其诗性感受和表达方式融为一体，展现了他过人的文采、开放的眼界、强烈的好奇心和明敏的人生感受力，也实现了他竭力追求的“文美”和“诗意”，这才是卢廷光在该书序言中断言“此书必有影响，必可留世”的底气与潜台词。

（本文原载纪德君、曾大兴主编《广府文化》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i]江冰：《这座城，把所有人变成广州人》，花城出版社2016年版。以下未经说明的引文均出自此版本，故不再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