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学表述中的地理书写,对于建构一个地域诗人的文化身份至为重要。南园五先的岭南书写经由以文化景观为中心的现实关系层次，进入到以“文学场”为中心的文本空间层次，最后进入到以“文本互文性”为中心的审美文化层次。他们对于岭南自然、山水景观、信仰系统及日常生活的再现、发现与表现，展示了一种生动有机的地域文化身份，也可以视为一种对地方文化的认同与传播 。南园五先生对南园集中而持续地文学描写，则使南园从原生态的生活空间转化为一个以地域认同为旨归的文学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里，原本零散、疏离的个人找到精神文化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个人游憩体验不再是封锁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和公共记忆。这种渗透了“生命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认同，使南园诗社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审美文化特质，从而建构了南园和南园诗社的互文性关系，使之成为明清岭南诗派的文学圣地和精神家园。

[关键词]文学景观、文学空间 文化认同 岭南诗社

明葛征奇指出：“有五先生不可无南园，有南园无可无五先生。”[1]当我们逐一的了解了南园五先生的生平、创作后，必须注意到“南园五先生”是一个文人集群，必须注意到“五先生”和“南园”的关系。由于五先生的文化活动，南园成为了一个负载着岭南人文、诗歌、书画、音乐、园林和城市文化的独特文学空间，南园诗社发展成为一个兼具浓郁城市情调、园林意趣和艺术审美的文人团体。同样，南园，也成为了“五先生”得以形成的“原生纽带”（primordialties），通过群体活动，南园五先生描绘了岭南诸多文学景观，改变了前人对于岭南带有文化歧视的“异物”和“他者”书写，改变了前代岭南文学“悲惧”的精神气质，从而使岭南诗派成为一个有着强烈的集群意识、鲜明地域特征的诗歌流派。

一、文学景观书写与地域文化身份建构

诗人或诗歌的地域性，首先体现在对一地地理山川景物的描写。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指出：“诗不但因时，抑且因地。如杜牧之云：“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此必是陕西之终南山。若以咏江西之庐山，广东之罗浮，便不是矣。……所以闽十子、吴四子、粤五子皆各操土音，不为过也。”[2]文学表述中的地理书写,从古至今,不断伴随着一种发现,其语义内涵不断得到书写和传播，这对于奠定一个地域诗人的文化身份至为重要，也是一个地域诗派形成的基本表征。南园五先生诗歌创作对岭南文化景观的书写，其表层体现在他们对岭南地理风物的发现与表现，其深层则体现为对特定地域人文传统和精神的传承，二者共同表征了岭南诗派的地域文化身份。

首先，南园五先生对岭南自然风物的发现和表现，改变了前代岭南书写的他者化眼光，这主要表现为以家园化的手段对岭南自然风物的去惊奇化、对岭南山水空间的去边缘化。南园五先生对岭南风物的去惊奇化描写，可以从他们的荔枝书写得到验证。荔枝是岭南三大佳果之一。嵇含《南方草木状》记载：“荔枝树，高五六丈余。如桂树绿叶蓬蓬，冬夏荣茂。青华朱实，实大如鸡子。”荔枝始通和进贡中原始于西汉，对其文学描述最早始于汉代司马相如的《上林赋》，至唐代张九龄作《荔枝赋》，对荔枝的书写开始蔚为大观，大致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内容上的特点： 一是着眼于荔枝生于远地，中原罕见，主流社会圈子中的文人即大赞其美味，以王逸的《荔枝赋》和梁代的刘霁的《荔枝》诗、白居易《荔枝图序》、蔡襄的《荔枝谱》等作品为代表。 二是借荔枝生于边远之地，难于为人所知，来喻人才难得赏识，老死边荒，表现出深刻的人生慨叹。此类作品当以张九龄《荔枝赋》等为代表。三是以写荔枝寄寓官场失意的感慨，大都故作放旷之语，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排解，是身处无奈之境中的精神解脱。比如说苏轼的“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洪的“老天见我流涎甚，遣向崖州吃荔枝”等等都是这种情况；四是借荔枝故事来反映社会人生百态；五是借荔枝题材表达对于现实弊政的讽刺、不满甚或是批判。这个方面，脍炙人口的是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诗，其中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所含寓的深刻的讽刺之意。[3]上述荔枝书写，多是外地人所书写，是一种典型的他者书写，他们把荔枝视作一种异域的奇花异果，基于个人特殊经历对荔枝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异文化书写。即使是生长于岭南的张九龄，也不免受到这种他者书写模式的影响。其《荔枝赋》序文替荔枝因为北方人的不了解而被轻视和怀疑而惋惜，体现的仍然是一种以中原为中心的他者化眼光。在南园五先生笔下，荔枝不过是岭南的寻常事物，与平常的家居生活相联系，完全没有了奇异的色彩。孙蕡诗集中一共12次写到荔枝，每一次都与岭南故乡的人和事相联系，但是没有一次写及荔枝的外形。如《淮上思家》：“正月二月花草芳，水鹅拍拍茭菰塘。卢橘荔枝赤璀璨， 头菱角青相将。春光偏向越山好，客路苦阻淮天长。孤鸿不解带愁思，空寄音书还故乡。”《寄高彬》其四：”蟾溪溪头潮没沙，游子十载未归家。柴门春老荔枝树，茅屋风吹卢橘花。林下举杯闻鸟雀，柳荫摇艇卖鱼虾。不知蓬鬓沧江上，谁贵青举负岁华。”《怀罗浮》其二云“误解兰缨下翠峰，十年飘泊厌西东。秋风楚塞尘随马，夜雨吴江浪打篷。旅邸寂寥芳岁换，仙游烂漫几时同。罗浮此日南薫转，无数漫山荔子红。”在南园五先生笔下的荔枝，终于摆脱了外来士人上所附加的意义，回归到了其本来面目。它与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故乡相连，荔枝不仅成为了岭南的象征、家乡的的代名词，而且成为了一种岭南士人情感生活的符号。这种“去惊奇化”的描写，也是一种去他者化的描写，其意义在于改变了前代外来诗人对岭南的他者化的异物书写，去除了岭南山水风物的蛮荒色彩，在文化心理的意义上建构了岭南文学的特色。

南园五先生对与岭南山水的书写，也可作如是观。岭南山水，虽素称奇秀，但是明以前相关文学描写主要是经由外地贬谪诗人的吟咏而形成的，因此或多或少都带有一种客囚心态和猎奇色彩。比如清远峡山寺，前代诗人多所着墨，但是对他们来说，来到峡山寺是流放和抛离主流政治轨道的结果，因此对峡山的景物采取了一种他者化的审视，如宋之问的“良候斯为美，边愁自有违 ”（《早入清远峡》）苏轼的“林空不可见，雾雨霾髻鬟”（《峡山寺》），都显示了诗人与景物的疏离。(参阅第一章）孙蕡《峡山寺》其一云：“峡束沧江万壑雷，梵王楼阁倚天开。山从中宿城边去，水自连州港口来。云叶卷时猿献果，雨花飞处客登台。青鞋未访和光洞，奏赋金门亦壮哉。”对于孙蕡来说，来到峡山寺则是奏赋金门通向仕途的必经之路，是其通向主流政治轨道的结果。因此，面对同样的景观，产生的文化心理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孙蕡对之进行的是一种我者描写，表达的是奏赋金门的儒家理想、不仅看不到诗人与环境的冲突，而且也一改岭南因蛮荒而与主流政治疏离的文化形象。又如灵洲，苏轼《题灵峰寺壁》 诗云：“灵洲峰上宝陀寺，白发东坡又到来。前世德云今我是，依稀犹记妙高台。”被主流政治抛离到岭南的苏轼，尽管依靠佛教的指引，获得了精神的安慰，但是，诗中一个“又”字，暴露了他心灵深处的无可奈何的失落。孙蕡《灵洲》：“金鳌露背出沧溟，捧足惟应倩巨灵。坡老留题空断碣，德云种柏满幽庭。天寒怖鸽依江渚，夜静灵鼋听塔经。画舫图书催入觐，庾梅关北树青青。”此诗写于孙蕡赴京途中，不仅详细描写了其自然形状（金鳌露背），而追忆了其人文掌故（苏轼和德云），颇有一种即将奏赋金门的喜悦。在苏轼的作品中，灵洲宝陀寺，不过是他悟禅、参禅的一个点缀，处于一种可有可无的地位，他们是彼此的过客；但对孙蕡来说，灵洲鳌负，是家乡“羊城八景”之一，灵洲这一自然景物在诗中得到了主体性的描写，被塑造成为一个江山有灵的胜境。庾岭和梅关，虽然还是有作为文化的界限存在的意义，但不再是华夷的分界了，已然成为了连接岭南和江南的桥梁。显然，同样是景物描写，南园五先生赋予了岭南景观主体的地位，同时也改变了前代岭南书写的“他者”眼光。

对于日常生活和平常景物，南园五先生也努力寻找其地方元素，作为地域文化的标识。如孙蕡《捕鱼图》云：“小孤洲前春水绿，泛湖小船如小屋。白头渔父不解愁，往来捕鱼湖水头。得鱼换米纳官税，妻孥衣食长优游。大儿十三学网罟，小女七岁能揺橹。江口赛神夜吹角，村边卖鱼朝打鼔。雨来维梢依古岸，风起鸣榔入长浦。荻芽短短桃花飞，鳜鱼上水鲥鱼肥。脍鱼烧笋醉明月，蛮歌唱和声咿咿。月明在天光在水，但愿年年只如此。无风无浪安穏眠，湖中有鱼鱼得钱。”此诗对岭南渔民的日常生活的描绘，透露出岭南生活的平静自足，而对于赛神吹角，打鼓卖鱼、脍鱼烧笋，蛮歌咿咿的渔家生活习俗的描绘，显示了浓郁的地域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面对地域特色鲜明的岭南风土，前代外来诗人，往往处于一种初来乍到、少见多怪的惊奇之中，而南园五先生面对的是家乡习见的景物，他们的吟咏，往往采取了一种自然的审美态度，因而有了不一样的和情感和温度。

南园五先生对岭南的人文景观，着力发现并挖掘其人文底蕴，以建构一种“地方感”。所谓“地方感”，就是“从纯空间向……某种强烈的人文地方”的转换，[4]如孙蕡《白云山》：“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冶游风景好。载酒秦佗避暑宫，踏青刘鋹呼鸾道。木绵花落鹧鸪啼，朝汉台前日未西。歌罢美人簮茉莉，饮阑穉子唱铜鞮。繁华往似东流水，昔时少年今老矣。茘子杨梅几度红，柴门寂寂秋风里。”白云山乃岭南胜地。战国时已有名士出入，晋朝时已风景宜人，唐朝以来便以胜地着称，自宋代以来的“羊城八景”，多出其中。广州人一向喜欢到此登高游览。此诗选取了岭南最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南越国主赵佗和南汉国主刘鋹）和岭南风物（朝歌台、素馨墓以及木棉和荔枝），以欣赏和自豪的心态，典型呈现了岭南独特的历史底蕴和人文风情。

南园五先生注意选取代表性的地域人文景观，进行诗意描绘，以之作为地域文化身份的表征。光孝寺是广州历史最为悠久的古寺。民谚云：“未有羊城，先有光孝”。光效寺址本是西汉南越王赵佗玄孙赵建德的府第。三国时吴国骑都尉、易学家虞翻被流放南海，居此讲学，时人称为“虞苑”，因苑中多植苛子树，又称“苛林”。梁武帝中大通元年（527年）九月，禅宗西天第二十八祖、中土初祖菩提达摩西来中土，曾驻锡寺内。唐仪凤元年（676年），以六祖慧能来到法性寺，因风幡妙论打动大众，受住持印宗法师之请，在寺内菩提树下落髪、受戒，并登坛说法，开演顿悟法门。宋朝初期，朝廷诏改寺名为干明禅院，复改为崇宁万寿禅寺、天宁万寿禅寺、报恩广孝禅寺。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改称报恩光孝禅寺，易“苛林”为“诃林”。孙蕡《光孝寺》：“雨叶菩提树，天花薝葡林。尘机方外息，幽趣静中深。野色连香积，秋声杂梵音。随缘僧供里，予亦长禅心。”菩提树原产于印度，是释迦牟尼佛成道之树，故别称觉悟树、智慧树。古人相传，光孝寺这棵菩提树乃萧梁天监元年(502)，由印度僧人智药三藏从西竺引种所植。此后，该树种被移植到周边地区，如云南、肇庆、德庆、曹溪等处，因此光孝菩提树被称为诸寺菩提之祖。光孝菩提”是宋代“羊城八景”之一。面对如此深厚的人文传统，孙蕡却没有大书特书，这也许是上述事实，乃是当时人的常识，用不着诗人来发明。此诗从雨中菩提树入手，以“长禅心”结束，显示了佛家顿悟的真正价值所在。又如景泰寺，其遗址位于广州市白云山西麓景泰坑，原是一个普通山坑。相传南朝梁时，罗浮山景泰禅师受到广州剌史之请来此地建寺宣扬佛法，故称“景泰寺”。传说景泰坑原没有水，景泰禅师用禅杖在山崖上点出泉眼一个，称为“景泰泉”。景泰坑一带，流水淙淙，树木浓荫，但是宋代时开发未及，不列八景之中。到了元代，这里以山林之美而出名，每当黄昏时候，外出化缘的僧人，三五结伴而归，景色十分秀丽，故在元代列为“羊城八景”之一，名叫“景泰僧归”。孙蕡《景泰寺》：“何年鹫岭列群仙，寺外千峰紫翠鲜。白露积山秋蔼蔼，秋松夹道涧涓涓。三城雁翅斜连海，双塔龙光直到天。此地登临送车骑，路人争说使君贤。”描写了景泰寺寺外千峰罗列，寺内秋松夹道、溪水涓涓的美景，最后四句写诗人站在寺中最高点，俯瞰广州城、送别友人的景象。又如珠江因江中有海珠石而得名，宋代方信孺《南海百咏》第七十五首《走珠石》诗云：“底事明珠解去来，当时合浦已堪猜。贾胡不省何年事，老石江头空绿台。”诗前有小序：“旧传有贾胡自异域负其国之镇珠，逃至五羊。国人重载金宝，坚赎以归。既至半道海上，珠复走还，径入石下，终不可见。至今此石往往有夜光发，疑为此珠之祥。”所谓“走珠石”即海珠石，二名皆源自“走珠入海而成石”的传说，据说“珠江”也由此而得名。宋代羊城八景之一“珠江秋色”，主景即为海珠岛一带江面。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相传昔贾胡挟珠经此，珠忽跃入江中。今有石屹峙江心，南汉创慈渡寺于其上，亦名海珠寺。”[5]孙蕡《怀海珠寺》韵：“海上（虫加宾）珠占一泓，分明梵宇住蓬瀛。虹浮光彩生灵蚌，树拥楼台压巨鲸。湘女佩遗存颗粒，商人帆过拂檐楹。十年京国心南鹜，应负沙头白鸟盟。”此诗借助贾胡传说、灵蚌生珠等的神话，赋予了海珠寺一种瑰异的色彩，并以之与京国相比较，更加凸显了其地域特性。上述景观，都先后列入了宋元两代的羊城八景，乃是广州的标志性人文景观。

还有一些景观，则是经由孙蕡的题写，才在明代纳入“羊城八景”，比如穗石洞天。“穗石”是指传说中五仙人骑羊，羊带谷穗飞临楚庭并化为石的美丽传说而得名。宋张励《五仙观记》亦称：“既遗穗与广人，仙忽飞升以去，羊留化为石。”穗石之名即此。“穗石”所在的五仙观，是一座祭祀五仙的谷神庙，因五羊传说而建，可以视为是广州城的图腾，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洪武元年，征南将军廖永忠的军队驻扎在五仙观，不幸引发火灾，导致五仙观被彻底毁。孙蕡向廖永忠说明五仙观对于广州的特殊意义，劝他迁址破山重建 修复五仙观，五仙观修复后，孙蕡作《重修五仙观记》记其事，并以诗歌之，追述五羊传说，描绘五仙观的恢弘气势，表达了希望五仙佐明廷、佑苍生的美好愿。后来，孙蕡还与谢姓县丞同游坡山，作《与谢县丞坡山联句》诗：“几年来作交州客，今日方登第一楼。（谢）万顷烟波涵碧落，四山云气蔼清秋。（孙）瑶台鹤驾排空下，石室丹光傍井浮。（谢）蓬岛依微天路近，凌风直欲访丹丘。（孙）（可参乾隆《广州府志》卷五十一）孙蕡之后，对穗石洞天的描绘，越来越多。可以说，孙蕡的努力，为广州保留了一处至为重要的人文景观。没有孙蕡，就不可能有坡山的“穗石洞天”的景观。缘此，后来人们把《重修五仙观记》镌刻在观中张励北宋碑的背面，以纪念孙蕡的功绩。

南园五先生对这些地方“胜迹”的礼赞和构建，一方面体现了对地方乡土的热爱，成为“家乡景观”的精华所在；另一方面也成为对地方的情感依托，构成“家乡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基于对地方景观的共同记忆及地方情感的延续，南园五先生的岭南书写，具有了建地域诗派的可能。

南园五先生对岭南人文胜景的描绘，体现了岭南文化认同意识的勃兴。如南园五先生的罗浮情结便体现了这一点。罗浮山是岭南道教名山，也是岭南山水胜景的典型代表。李昴英《罗浮飞云顶开路记》云：“岭以南之山长，罗浮一岛，......负抱大，标韵高，若张崔人品，以越产重天下，伟矣。”罗浮山是道教名山，它就如同张九龄、崔与之一样，同样是岭南的文化坐标，故南园五先生都投入了相当的热情进行描写，仅孙蕡就有十余首诗歌写到罗浮，如《罗浮歌寄洛阳李长史仲修》：“亭亭西樵峰，宛在南海湄。日华丽仙掌，影漾金银池。我昔扁舟恣长往，凌风浩荡烟霞想。寻幽更欲探神奇，复向罗浮事仙赏。仙家三十六洞天，罗浮夐与沧洲连。丹霞射影四山静，群真环佩来翩翩。蘂珠之峰数千丈，君时与我缘萝上。水帘直下飞晴虹，万壑天风度流响。山中刘郎司玉台，仙书授我琅函开。心如明月炯虚照，身与浮云同去来。此时会合那能再，尘土分飞忽三载。我行奏赋登金门，君亦乘轺渡淮海。淮海迢迢烟树深，相思岁晚结愁心。长风万里碧云远，何由一寄还山吟。山中洞房春寂寂，山中之人长叹息。松花酒熟人不归，瑶草春风几回碧。”在这首诗中，孙蕡详细描述了往日与李德同往罗浮寻幽探奇的赏心乐事，流露出对仕途尘土奔波生活的厌倦。这几乎构成了南园五先生描写宗教景观时的一种典型表达方式。如黄哲《分题赋罗浮山赠何景先百户》，也是先描写罗浮烟霞仙境，最后表达希望江南驿使归来同游。南园五先生的诗歌创作，还着力于岭南文化传统的构建。就儒家大传统而言，地处边缘的岭南文化并无特别值得书写的地方，但是南园五先生却着力精心构造。例如，曲江张九龄，是明代以前岭南文化代表性人物之一。孙蕡曾写《张曲江祠》赞美张九龄：“铁石肝肠鲠不阿，千年庙享未为过。胡儿反相知偏早，人主荒淫谏亦多。金鉴录存明皎日，玉环事杳逐流波。岭头手种松犹在，想见高材拄大罗。”在诗人眼中，张九龄的正直形象与大庾岭上的挺拔青松，标志着岭南文化的耸立。甚至，他还挖掘出一些边缘的岭南人物的事迹，以弘扬岭南文化。如孙蕡所作《上舍公墓表》，赞扬宋末岭南爱国学者区仕衡的爱国精神，称“故蕡也不揣无文而缕述之，以表其墓，亦欲使五岭以南万世知有上舍先生而已。”[6]这种确立文化偶像,为区域名人立传的努力,可以看做是对柳宗元、韩愈对岭南”钟于物而不钟于人”的认识的一种的反驳，是岭南意识勃发之后的必然的外在显现。

南园五先生对于岭南自然、山水景观、信仰系统及日常生活的再现、发现与表现，展示了一种生动有机的地域文化身份，也可以视为一种对地方文化的认同与传播。南园五先生所传承或者开创的人文景观，使岭南的山水风物在客观上充当了地方认同和情感纽带的重要媒介，并酝酿和培育了以此为依托的深入人心的地方记忆。这种文化记忆，又往往与一定的时间、空间及主观感受相关联，带有强烈的“地方意识”，从而使对地方文学景观的描写具有了建构地域诗派的意义。

二、 作为文学空间的南园

如果说南园五先生对于岭南文学景观的描写，还带有一定的随意和零散状态，那么南园五先生对南园的书写，则一改自发和偶然状态，通过集中和持续地文学描写，创造了一个文学空间。

首先，让我们来弄楚南园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番禺县志》卷二十三载：“南园在府城南二里，中有抗风轩。明初孙蕡、黄哲、王佐、李德、赵介辈结诗社于此。”[7]《番禺县续志》载：“南园在今文明门外，背枕河流，胜地也。”[8]文明门是明代广州城南城墙的一个城门，今文明路与文德路交汇处。南园北枕河流，叫玉带濠，是广州旧城的护城河。（这条河已废，但是今文德路以东还有名为“玉带濠”的幽长小巷，这大概就是南园旧址的北界。）南园南界清水濠，即今文德东路一带。张维屏《南园诗》云：“东园久住住南园，咫尺临街即里门。（自注：“余家住清水濠。”）客馆近城仍近水，人家如画亦如村。斋前梵宇禅心净，屋后濠梁乐意存。助我高吟兼善友，隔墙便是抗风轩。”[9]南园东界起文德路，而西界则到了聚贤北街。[10]张维屏《松心诗录》载：“清濠新居，在旧居之东数百步，后有聚贤坊。曰聚贤坊者，盖谓南园前后五先生也。率赋一诗：‘大有濠梁意，城濠近屋垣。前贤余韵在，咫尺是南园。”[11]总之，南园旧址范围包括东起文德路，南至清水濠，西至聚贤北街，北靠玉带濠的一片地区，其核心地区则在聚贤坊。

南园五先生可以说是南园的发现者。南园原属南汉王朝的一处皇家园林，里面有“望春园”、“芳华苑”。《广东新语》载：“城南有望春园，有芳华苑，亦伪南汉故迹。其南园，则国初五先生倡和之地。……北则有芳春园，桃花夹水二三里，东接韸韸之水，可以通舟，一名甘泉苑，其桥曰流花。鋹与女侍中卢琼仙、黄琼芝、蟾姬、李妃、女巫樊胡子及波斯女，为红云宴于此。雨后往往拾得遗钗珠贝，知为亡国之遗物也。”[12]清代范端昂《粤中见闻》卷四“南园”条也有类似记载。[13]可见，南园最早起源于南汉时期，然而让人惊奇的是，宋元以来，南园一直不见有文献记载。最早记载南园，并给以集中描述的，就是南园五先生。南园五先生中，以孙蕡对南园的书写最为集中，写到南园的作品有孙蕡《南园》、《南园夏日饮酬王赵二公子澄、佐》、《南园怀李仲修》、《南园歌赠王给事彦举》、《别王彦举》、《寄王彦举》、《南园怀李仲修》、《寄王给事佐》、《今日良宴会》、《琪林夜宿联句一百韵并序》，李德《忆南园》、《寄孙典籍仲衍》、《济南寄孙仲衍》，黄哲《喜故人孙仲衍归》、《王彦举听雨轩》，赵介《听雨》等。上述作品分两个层面对南园展开了描写：一是实体性的描写南园风光及南园里的文化活动；一是虚拟性描写南园意境及相关人事。

南园五先生对南园实体性描写介绍了南园的景观、空间布局以及园林意境之季相、时相、气象、物象。孙蕡《南园歌赠王给事彦举》称：“昔在越江曲，南园抗风轩。群英结诗社，尽是琪琳仙。”南园位于珠江河畔，其地标性建筑是——抗风轩。为了方便结社，孙蕡等人在南园东侧修建了一座雅集之所——抗风轩。“抗风者，典籍孙先生所命也。”[14]它掩映在高大茂盛的树丛从中。“高轩敞茂树，飞甍落远洲”，登上气势巍峨的抗风轩，城南美景尽收眼底。南园中央，有一方水池，中有一座怪石嶙峋的假山。池内植有各色莲花，而池畔则是夹岸垂柳，“芙蕖被曲渚，灌木秀高林”，描绘的就是这般情景。“南园二月千花明，当门绿柳啼春莺。”南园最美的季节要算春天了。早春二月，草长花开，群莺乱舞，园外杨柳依依，鸟鸣关关，园内更是百花齐放、争妍斗艳，可真是“青青几树河边柳，不待飞花已送春”。文人们喜欢在这里对酒当歌、挥毫泼墨，感物思人。孙蕡《南园怀李仲修》回忆当日南园美景云：“繁卉耀阳德，嘉木秀春暄。时旸燠土膏，流澌涨通川。荃兰扬朱英，山樊炫文轩。垂杨列曲渚，鸣鸟何关关。展席芳醑陈，开觞群物妍。”雨过天晴后的南园，明媚的阳光照耀似锦繁花，茂盛的树木秀出勃勃生机。香草兰花绽开了花朵，茂林掩映着彩画雕饰的栏杆和门窗。池塘中涨满了溪水，夹岸的杨柳深处传来关关鸟鸣。诗人一边痛饮醉人的美酒，一边领略这怡人的风景，真是人间快事。李德《忆南园》写道：“南园蝴蝶飞，绿草迷行迹。青镜扫长蛾，娟娟弄春碧。”翠绿一片，蝶舞其间，更有美人游弋，真是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夏日的南园，是避暑的好出处。孙蕡《南园夏日饮酬王赵二公子澄、佐》：“南园当盛夏，灏气涤烦襟。澍雨朝浥道，流云豁轻阴。芙蕖被曲渚，灌木秀高林。展席罗长筵，美酒对坐斟。交交黄鸟弄，聒聒玄蜩吟。岁时递迁斡，贤圣皆销沈。于时不痛饮，负此芳赏心。”盛夏的南国，天气异常的燥热，好在一场大雨带来了丝丝凉意，也荡涤了诗人内心的烦闷。雨后的南园，云淡而风清。于是，诗人们相约来到南园寻幽访胜。带雨的荷花在池塘中摇曳，低矮的灌木和远处高林相映成趣。诗人们有的临水垂钓，有的迎风射猎，最后则干脆围坐一起举杯痛饮，一边谈古论今，一边对话自然，壮志难酬的隐痛，在良辰美景与赏心乐事中逐渐消失。南园的夜景，则是最为迷人的。孙蕡《南园》诗：“诗社良燕集，南园清夜游。条风振络组，华月照鸣驺。高轩敞茂树，飞甍落远洲。移筵对白水，列烛散林鸠。雅兴殊未央，旨酒咏思柔。玉华星光灿，锦彩云气浮。丽景不可虚，众宾起相酬。长吟间剧饮，楚舞杂齐讴。陵阳杳仙驾，韩众非我俦。聊为徇时序，娱乐忘百忧。”夜色中的南园，清爽宜人。茂密的深林，掩映不住高大巍峨的楼阁，诗人们登上高楼，俯瞰远处的沙洲。只见皓月当空，群星璀璨，而眼前飘过的白云在园中华灯的映衬下，仿佛一块块移动的锦彩。雅兴大发的诗人们点燃了蜡烛，摆起了酒宴，相酬对饮，临水赋诗，完全忘记了尘世俗务。可以说，雅集南园，既可享城市之乐，又有山林之趣。如此境界，胜似神仙。综上所述，南园本是一个未经人注意和发现的自然境域，但是经由南园五先生的诗意描绘，形成了优美而又富于人文气息的、变化丰富的园林意境。如此景致，确实是一个文人雅集的好地方。

南园五先生对南园的虚拟性的描写，则出现在他们的怀人和寄赠诗中。如孙蕡《别王彦举》、《寄王彦举》、《寄王给事佐》、《今日良宴会》，李德《忆南园》、《寄孙典籍仲衍》、《济南寄孙仲衍》，黄哲《喜故人孙仲衍归》等作。这些作品，多与回忆性情感相连，没有对南园做细致的刻画，只是选取了南园生活中最有代表性的场景，以写意的方式点出，并以之作为对当下宦游生活的一种否定。如孙蕡《寄王彦举》；“绿杨阴下玉騘嘶，丝络银瓶带酒携。梦入南园听夜雨，不知身在蒋陵西。”李德《济南寄孙仲衍》；“南园虚夜月，风景罢登临。巩洛成尘迹，青齐入苦吟。升沉彫壮节，匡济负初心。薄宦容身得，宁辞雪满簪。”孙蕡、李德分别选取了南园听雨、南园夜月两个典型意象作为南园的意境主题。比如听雨意境，就最为南园五先生所喜爱，曾在南园五先生诗作和日常生活中反复出现。比如王佐的园林就叫做“听雨轩”，而赵介则有《听雨》：“听雨池草不成梦，春眠听雨声，吴蚕朝食叶，汉马夕归营，花径红应满，溪桥緑渐平。南园多酒伴，有约候新晴。”南园听雨、南园夜月，只有在特定的季节、时间和特定的气候条件下，才是充分发挥其感染力的最佳状态。其出现虽然短暂，但受到千秋赞赏，即《园冶》中所谓“一鉴能为，千秋不朽”。值得注意的是，南园诗人对于南园的虚拟性的描写，是与当他们前的宦海浮沉、身不由己的现实生活相对照的，对南园的美好回忆，意味着对现实的生活的否定。这样一来，虚拟性的南园书写，唤起了诗人们对以往经历的记忆与联想，产生了物外情、景外意，从而具有了一种精神建构意义，它不仅与故乡相连，与友情相连，而且与一种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不受名利羁绊的诗意生活方式相连。

无论是实体性的、还是回忆性描写，南园五先生实际上在南园文本中建构了一种家园结构：诗人们总是在家园与异乡这两极之间摇摆。前者如黄哲《王彦举听雨轩》在描写了南园的诗意生活后，笔锋立即转入“一别凄凉十二年，关河风雨隔幽轩。……君入蓬莱献三赋，我践泥涂走中路。归来相见总白头，坐上逢人半新故。”孙蕡《怀王彦举》其二：“早岁南园开洛社，哦诗纵酒野云边。元龙豪气三千丈，汉苑文章二十年。春暖翠环欹白云，夜阑银烛飏青烟。幽期寂寞沧州里，何日天风泛画船。”李德《济南寄孙仲衍》：“南园虚夜月，风景罢登临。巩洛成尘迹，青齐入苦吟。升沈凋壮节，匡济负初心。薄宦容身得，宁辞雪满簪。”《寄孙典籍仲衍》：“南园草色参差绿，忽忆佳人美如玉。玉堂挥翰事巳陈，草屋悬灯照幽独。江湖狂客未言归，翘首东南泪湿衣。何时净拂青溪石？与尔横竿钓落晖。”在南园书写中，南园即家园，但又与异乡不可分割。家园的向心性也同样激发了南园五先生最具个性的表达方式之一。南园对于南园五先生来说,变成了随身携带到最失望的环境中的一种强制力,帮助他们确立家的安宁,从而使之成为充满意义的展示。

事实上，经由南园五先生的南园书写，南园从原生态的生活空间转化为创造型的文学空间,成为了一个以地域认同为线索创造的景观空间。明葛征奇指出：“有五先生不可无南园，有南园无可无五先生。”在南园这个文化空间里，原本互不相识或者散居各地的个体变成了关系紧密的群体。它使零散、疏离的个人找到连结而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个人游憩体验不是封锁孤立的而是共同的集体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这种“生命共同体”意识的萌芽，文化认同的逐渐成形，使南园五先生无论身处何方，历经世变，“南园”永远是“南园诗人”心灵得以栖居之所，也是诗人们挥之不去的牵挂，甚至成为后世岭南文人的精神家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五先生塑造了南园，而南园也塑造了五先生，甚至塑造了后世的岭南文学。

三、 南园与南园诗社的互文

作为“文学空间”的南园，包含着文学生产、文学传播和文学消费的全过程。南园五先生不只是简单地对地理景观进行深情的描写，他们的岭南书写经由以文化景观为中心的现实关系层次，进入到以“文学场”为中心的文本空间层次，最后进入到以“文本互文性”为中心的审美文化层次。

南园诗社，呈现一种世俗的城市审美情调。广州自秦汉年以来一直是中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口。到了元代中叶，泉州港崛起，广州才退居第二位，但仍然保持繁荣的局面。降至明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又复兴盛，成为全国海外贸易的第一大港。孙蕡《广州歌》对广州有所描绘：

广南富庶天下闻，四时风气长如春。长城百雉白云里，城下一带春江水。少年行乐随处佳，城南南畔更繁华。朱楼十里映杨柳，帘栊上下开户牖。闽姬越女颜如花，蛮歌野曲声咿哑。岢峨大舶映云日，贾客千家万家室。春风列屋艳神仙，夜月满江闻管弦。良辰吉日天气好，翡翠明珠照烟岛。乱鸣鼍鼔竞龙舟，争覩金钗斗百草。游冶留连望所归，千门灯火烂相辉。游人过处锦成阵，公子醉时花满堤。扶留叶青蚬灰白，盘饤槟榔邀上客。丹茘枇杷火齐山，素馨茉莉天香国。别来风物不堪论，寥落秋花对酒樽。回首旧游歌舞地，西风斜日淡黄昏。

屈向邦《粤东诗话》指出：“广州自南越立国、南汉建都以来，以地势重要，交通便利，故名物殷繁，商贾荟集，蔚然岭南之大都会。重以物既阜饶，景尤优美，绿杨城廓，风月无边，视古扬州未遑多让。孙西庵特为之歌，读之，昔日风光，令人神往。”[15]南园结社之时，中原与江南地区的抗元农民起义已经风起云涌，广州由于偏处一隅，相对于中原城市的动乱，反倒显示出一种分外的奢华，这也为南园诗社的成立，提供了一个安定繁荣的外部条件。对这种奢华富丽、放浪形骸的城市生活，南园诗人可谓食髓知味，这也影响了他们的审美情趣。如孙蕡的《南京行》、《长安篇》、《上京行》、《湖州乐》、《蒋陵儿》、《紫骝马》《唐仙方伎图》《骊山老妓行·初天宝遗事戏效白乐天体》以及王佐《唐仙方技图》《美人红叶图》、李德的《青楼曲》、《房中思》、《出城》、《梅花曲》、黄哲《临高台》、《白苎词》、《乌栖曲》、《将进酒赠彭生秉德》、《王孙挟弹图》、赵介《长门怨》等，或以城市景物或以豪门少年生活、或以青楼女子为题材，反映了一种都市审美趣味。这也是明代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反映。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勾栏歌场、酒楼妓院是诗文的另一种转运处，香车宝马、人群流动，诗人文士之名，亦随之远扬矣。”[16]南园诗人借助城市的流通途径，实现诗名的远扬，而诗名的远扬，反过来又会强化他们的特色。以南园为标志的城市文化空间，成为岭南文学的中心场景，标志了岭南文化空间从乡村向城市的的转移。岭南诗歌的世俗性，由此开始。

同时，南园诗人也追求一种幽雅的山水园林意趣。南园诗社有相对固定的集会场所。除了在南园开抗风轩外，孙蕡有白云山房、王佐有听雨轩、黄哲有听雪蓬、后来加入诗社的赵介则有临清轩。这些园林别业的存在，使他们动可以享城市之繁华，静可以享园林之幽趣。诗人们的足迹甚至并不限于广州，郊外的白云山、南海的西樵山、增城的罗浮山、江门的涯山，甚至韶关南华山等名山胜境皆留下过他们寻幽探胜、栖息泉石的足迹；广州白云寺、光孝寺、景泰寺、海珠寺、玄妙观、五仙观、栖云庵、甚至清远峡山寺等道观佛寺也停留过他们求仙问道、参悟佛理的身影，西郊、荔湾、灵洲、得闲亭、听雨轩、听雪篷等园林别业则纪录了他们把酒临风、游宴赋诗的聚会。南园诗社的年轻诗人们，雅聚在这繁华的都市，一边享受着城市的繁华，一边寻觅着园林的乐趣。且看，孙蕡《南园》：

诗社良燕集，南园清夜游。条风振络组，华月照鸣驺。高轩敞茂树，飞甍落远洲。移筵对白水，列烛散林鸠。雅兴殊未央，旨酒咏思柔。玉华星光灿，锦彩云气浮。丽景不可虚，众宾起相酬。长吟间剧饮，楚舞杂齐讴。陵阳杳仙驾，韩众非我俦。聊为徇时序，娱乐忘百忧。

一群年轻的诗人，在风景优美的南园纵情娱乐、赏玩美景：或饮酒赋诗、或游宴歌舞；或临池学书、或栖息林泉；或求仙问道、拜佛求经；真乃赏心乐事！通过诗歌活动，这群诗人把山林之趣和城市之乐，把精神追求与物质享受，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当走出城市时，南园诗人们的审美意趣则主要集中在以山水悟道上了。如孙蕡的《白云山》、《光孝寺》、《雨中寄友》、《罗浮游息》，王佐的 《题桑直阁江山胜概图》、黄哲的《题蒲涧读书处》、《与伯贞、彧华二友会》、《杨氏湛碧轩》，李德《题留郎步山庄》、《宿栖云庵》、《栖云庵》，赵介《寓山家题壁》，或以名山古寺、或以江山胜概、或以园林别业为题材，表现的一种怡情山水、醉心自然的审美意趣。清代文人恽敬指出：“粤东之诗，始盛于南园五先生，王彦举题其集曰听雨，黄庸之构听雪篷，而题其集曰雪篷，盖诗人于萧闲廖阒之时，多所慨寄，故名之于是。番禺张子树题其集曰听松集。松于雨于雪则有间矣，其为萧闲廖阒则一也。”[17]不过，应当特被指出的是，其他地方的此类诗歌，通常是隐居避世的产物，在价值判断上通常是以对城市世俗生活的否定为前提的，但是在南园五先生的笔下丝毫也看不出对城市生活的逃避和否定，至多是作为一种补充和调剂。同时，南园五先生对于岭南自然甚至是宗教场所的表现，皆充满着世俗生活的情调。如孙蕡《安期升仙台》：“神仙莫可稽，欲吊迹多漫。惟有安期生，遗台粤山半。想当避秦乱，南迁还事冶锻。砂采芙蓉灵，火炀电光烂。丹成遂轻举，跨鹤陟云汉。尚留如鳬舄，世上作奇玩。飞腾今何之，翘首起予叹。”诗人们虽有神仙之思，但宗教色彩并不浓厚。这其实是岭南文化的世俗性、务实性的一种折射，可以视为南园诗社的一大特色。

南园诗社的活动是多种多样、活泼有趣的，富有艺术情趣。与诗歌创作活动伴随的的还有一些其他的艺术活动，如书画创作与评鉴、音乐弹奏和歌舞欣赏等。黄哲《王彦举听雨轩》对此有所记载：“当窗涤笔写《黄庭》，亮声散落鹅池水。竹外淋漓芳砌寒，檐端飞洒落花残。先生掷笔向予笑，如此宫商真可欢。况复交游尽文雅，倾倒对之情不舍。银觥夜酌凉葡萄，琵琶嘈嘈急如泄。”孙蕡《南园歌赠王给事彦举》也有类似记载：“青山日落情未已，王郎拂袖花前起。欢呼小玉弹鸣筝，醉倚庭梧按宫徵。哀弦泠泠乐未终，忽有华月出天东。裁诗复作夜游曲，银烛飞光白似虹。”吴升的《大观录》说孙蕡“书体圆熟，入褚河南堂奥，精妙绝伦”，又说王佐“书体端劲，绝似王安礼”[18]今存南园五先生是诗作中题画诗蔚为大观，如赵介有《怀仙吟题《玉枢经》卷后》，孙蕡有《题高彬白云山房手卷》、《题黄万户德清< 罗浮图>》、《题钱淑昂潇湘图》、《题苏名远画竹图》，王佐有 《题桑直阁江山胜概图》、《题李谷清《雪景》》《百马图》、《美人红叶图》、李德有《题陶渊明像》、《柳塘书舍图》、《题扇》，黄哲《题刘千户英武舟卷》、《王孙挟弹图》等。南园诗人的乐府、歌行类音乐性较强的作品较多，且艺术水准高，则与南园的音乐艺术活动息息相关。[19]这些作品虽然并不都是结社期间创作的作品，但是无疑受到结社期间所进行的书画艺术活动的影响，既反映了南园诗人的生活与审美情趣，也反映了他们的艺术修养。此外，这些艺术活动，加强引导了不同艺术门类如诗歌和书画、诗歌和音乐之间的沟通，提升了南园诗歌的艺术水平，增强了南园诗社的艺术氛围和文化辐射力，对于诗社诸人作品的流传和诗名传播，无疑有积极的影响。陈永正指出：“南园诗社自成立时起，即将诗、书、画铸于一炉，为粤中文化作出贡献。”[20]广东明清两代诗社多达30余处，但以南园诗社影响最大，此亦原因之一。

南园五先生在群体性的艺术活动中形成了大致相同的人格精神和文化性格。黎遂球《岭南五先生诗选序》曰：“岭之南人人言诗，其在国朝，盖有五先生。窃尝论之如孙仲衍视嵇中散、谢康乐先后一辙；王彦举乃得比汉二疏、唐贺季真；黄庸之为政有韩退之徙鳄风；李仲修不愧太白、长吉称，其治义宁，则文翁化蜀；赵伯贞自拟渊明，诚孟浩然所不能及。虽出处各殊，然于唐诗有张文献，于我明有五先生，粤昔者称之，盖无异词云。”[21]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六十一也指出：“前五子当草昧之初，遭逢未偶，孙典籍窘踬百端，卒婴大戮，赵御史隐居避世，其藏固矣，亦以累逮，道殂南昌，岂雉文见采，虽入深林，难免哉。然五先生不徒以文重也。李仲修遂于经学，晚更潜心伊洛，王仲翔天性孝悌，终身事廖元正如父，以报殡葬之恩，其高风懿德尤可仰云。”[22]南园五先生的经历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轨迹大体一致，人格精神也有趋同性。元末时期，他们过着诗酒相酬、忘情山水的生活，南园诗社成为他们在元末乱世的诗意栖居之所。明初，他们（赵介除外）怀着建功立业的热望，先后踏上仕途，并和明朝新政权度过了一段蜜月期，并且以他们的务实行动，取得了一定的政绩。但是成长在岭南的才子们，无一例外地感到了“经世才迂不自由”。于是，有的自请外放（孙蕡、李德、黄哲），有的辞官归乡（王佐），有的干脆拒绝出仕（赵介）。他们不谙官场潜规则，对官场的尔虞我诈不感兴趣。他们自称“依依野田雀，本在桑榆间”，宣称“我本江湖远游子”，对宦途表现了一种清醒的疏远，体现了一种自甘边缘、但又独善其身的文化心态。这大概是由于岭南地处边陲，岭南历代人物鲜少进入政治中心，因而造成了一种对政治比较冷淡的集体无意识。南园五先生典型呈现了岭南士人的文化性格。

从美学上看，岭南自成一格的地理环境,渊远流长的遁世宗教氛围以及已形成广泛影响的归隐文学传统,也使南园五先生对岭南文学景观的书写，形成的一致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感觉方式，这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道佛哲学所产生的影响。道佛哲学的最大特点是虚无出世，远离红尘，超然世外，主张全性保真，与天地万物为一。美学上，则强调美与真的一致性，要求天然去雕饰，倾向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唯美主义。他们也重视人的心灵，品格美和文艺的意境，但与儒家的入世与功利不同，主张清高超脱，全真保性。因此，往往追求孤芳自赏和自由放任，强调想象，联想，直觉和灵感。南园五先生在对岭南文学景观、特别是宗教人文景观的描绘中，受到地方文化哲学的引导，从而形成了地域审美风格，而其有关诗歌“发舒蕴积”的本质论、明道见性的功能论和“学为词章”的创作论的理论主张，显然也与岭南文化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南园诗社是一个兼具浓郁城市情调、园林意趣和艺术审美的文人团体。南园诗人的活动，充分结合了岭南独特的物质精神文化。经由南园五先生的文化活动，南园已经成为了一个负载着岭南人文、诗歌、书画、音乐、园林和城市文化的综合体，并且借助城市和古迹胜景的流播途径，广泛传播，因此能够在岭南文化上产生持久的魅力与影响。 葛征奇《重订五先生诗集旧叙》：“粤山森秀甲天下，而著者为罗浮，次则星岩，禺峡。非粤山尽如此，山之所宗足以尽粤也。岭海逶迤浩渺，蔚为人文，风雅代开，狎主齐盟，而首宗者则称五先生。五先生之才遇，亦差相仿佛，而更造霸于吴四杰、闵十才子之间，亦犹山之宗罗浮、星岩、禺峡云。上下三百年，榛莽未开，运会方新，有志之士，皆抱其孤致，以相角于骚坛茗垒，此南园所为社也。其身隐，其名彰，或为高旷，或为幽深，或为玄淡，仙才鬼语，各臻其妙，岂遂知后世有尸而祝之者哉。声韵之道，非至性不传，非至事不传，非至人不传，远公之白社，温公之白社，惟其至耳！有五先生不可无南园，有南园无可无五先生。譬之山有矗者，有偃仰者，有盖而覆者，有嶔崎者，有坦而蜿蜒者，无罗浮、星岩、禺峡以为之宗，则培嵝之质，其于中原不啻丘垤，尚可与天下争洞天福地哉？五先生皆粤产，而其至性至事，有难凐没者，则五先生之诗，不足尽五先生，而五先生之品之集自足以尽粤诗也。”[23]葛氏在这里以岭南名山罗浮、星岩，禺峡在岭南群山中的宗主地位，比喻南园五先生在岭南诗人中的地位，却也启示我们认识：没有南园结社，南园五先生也许就会如前代的岭南诗人一样，最终埋没在岭南文学的长河中。岭南文化和南园五子之间实际上是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一方面南园五子也以其诗歌创作和文化活动丰富和表征了岭南文化，另一方面，博大精深的岭南文化孕育了南园五子，也持续的影响着岭南诗歌的审美趣味。

(陈恩维,佛山岭南文化研究院负责人，佛山科技学院科技处副处长)

[1] 梁守中、郑力民点校：《南园前五先生诗》，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页。

[2]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3] 张效民：《荔枝与荔枝文化》，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4] R·J·约翰斯顿：《哲学与人文地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26页。

[5]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第4599页，中华书局, 2005。

[6]孙蕡《上舍公墓表》，载区仕衡《九峰先生文集》附录，《粤十三家集》本。

[7]丘逢甲《岭云海日楼诗钞》，第2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 1982

[8] 史澄等：《番禺县志》卷二十三，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第288页。

[9] 黄佛颐编纂 仇江等点注： 《广州城坊志》第461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

[10] 林贵添《南园旧址考》，载《羊城今古》，2006年第1期。

[11] 黄佛颐编纂 仇江等点注： 《广州城坊志》第46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

[1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七 《宫语》，中华书局, 1985。

[13] 范端昂撰；汤志岳校注： 《粤中见闻》第29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年。

[14]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七 《宫语》，中华书局, 1985。

[15] 屈向邦《粤东诗话》，香港龙门书店1968年版。

[16] 王钟陵 《文学史新方法论》，第184页，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7] 恽敬《大云山房集》第100页，民国四部备要本。

[18]吴升： 《中国历代书画艺术论著丛编30·大观录》，第466-46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19] 参第九章第一节。

[20] 陈永正著： 《岭南书法史》第32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年。

[21]同治 《番禺县志》卷二十七，清同治十年刊本。

[22] 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六十一，清光绪五年刊本。

[23] 梁守中、郑力民点校： 《南园前五先生诗》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