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府文化这个概念出现得比较晚，但其起源却可以追溯到南越国时期，关于广府文化的记录、整理和研究，则可以追溯到东汉杨孚的《异物志》。

广府文化研究成果及不足

总体来看，自东汉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广府文化研究比较零散，真正有系统的广府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这方面的标志性成果主要有四：一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岭南文库》，二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岭南文化知识书系》，三是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四是广州出版社出版的《广州大典》。《岭南文库》迄今已出100多种，《岭南文化知识书系》迄今已出200多种，《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迄今已出50种。这三大丛书虽然包含了一些客家文化和潮汕文化研究方面的内容，但其主要部分还是广府文化研究。而《广州大典》迄今已出520册，收录文献多达4064种。这4064种文献的绝大多数，即属于广府文化的范围。至于省内外其他出版社出版的广府文化研究成果，虽然目前尚无一个统计数字，但是根据笔者的印象，也应该是很可观的。可以肯定地说，在岭南三大地域文化（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的研究成果中，广府文化的研究成果无疑是最为丰硕的。

以上这些成果主要还是属于整理、普及和简要描述性质的。其主要不足是缺乏较开阔的理论视野和必要的学术参照，未能把广府文化放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未能把广府文化和中国其他地域文化进行比较，基本上是站在岭南说岭南，站在广府说广府。由于未能通过比较来认识、阐述和揭示广府文化的本质、特点、意义和局限，未能将其放在中国文化的纵横坐标轴上对其做一个客观的、合理的定位与价值判断，因此这些著作的学术影响就相对有限。这种研究，可以称为传统的广府文化研究。

广府文化研究出现转型

21世纪以来，传统的广府文化研究开始出现某些转型。其主要表现就是研究的视野、角度和方法发生了变化。一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认识广府文化，二是从新学科、新方法的角度认识广府文化，三是把广府文化同中国境内的其他地域文化进行比较。例如孙立的《屈大均的逃禅与明遗民的思想困境》（2003），刘正刚的《清代以来广东文化在内地传播探析》（2004），许桂香与司徒尚纪的《岭南服饰历史变迁与地理环境关系分析》（2007），刘庆华的《广东贬谪文人的时空考察》（2009），耿淑艳的《从边缘走向先锋：岭南文化与岭南小说的艰难旅程》（2011），曾大兴的《从文化要素的地理分布看广东在全国的文化地位》（2012）、《岭南诗歌的清淡风格与气候之关系》（2012）、《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解读〈粤讴〉》（2015），还有赵淑红的《澳门近代折衷风格建筑地域特质研究》（2013），马达的《人文地理学视域下沙湾镇何氏家族广东音乐风格形成之研究》（2015）等论文，以及程美宝的《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2006）、纪德君的《黄世仲小说创作研究》（2014）等著作，这些论著虽然不全是讨论广府文化，但其重点无疑在广府文化。由于这些论著均能从新的视野、新的角度乃至新的学科审视与阐释广府文化，能够在中外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广府文化的特点、意义与生命力，因此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反响。这种研究，可以称为新型的广府文化研究。

传统的广府文化研究多是广东本地学者所为，新型的广府文化研究多是外地学者和由外地迁入广东的学者所为。传统的广府文化研究有其局限，但也有其优势。由于本地学者长期受到广府文化的滋养，生于斯长于斯，对广府的语言、民俗、生活方式、艺术样态与文化传统等都非常熟悉，因此可以深入到广府文化的内部，体察到广府文化的细节，感受到广府文化的神韵。新型的广府文化研究有其长处，但也有其短板。由于外地和由外地迁入广东的学者对广府文化的体验不够深入和细致，尤其是在语言、民俗、生活方式等方面比较“隔”，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存在理性大于感性的问题。而学术研究的佳境，应该是在丰富、细腻的感性认识基础上的理论升华。因此，新型的广府文化研究与传统的广府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各有利弊，互有短长。

传统研究与新型研究相互补充

2012年7月和2015年7月，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和广州市规划办先后批准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为“广东地方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广府文化研究基地”和“广州市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该基地的宗旨，就是凝聚广东本土学者、外地学者和由外地迁入广东的学者，共同从事广府文化的研究，“摸清广府文化的家底，还原广府文化的真相，挖掘广府文化的内涵，提炼广府文化的品质，阐述广府文化的意义，提升广府文化的形象，传播广府文化的价值，为广东地方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优质信息、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

四年多来，广东本地学者与外地和由外地迁入广东的学者密切合作，共同进行田野调查，开展学术研讨，相互学习，在广府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包括建立“广府文化研究网站”，编纂《广府文化研究论著索引》，举办“广府文化论坛”，编辑出版《广府文化》年刊，以及《广府文化研究论丛》《广府文化文献资料丛书》和《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系列》三种丛书，在文献整理、理论研究和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形成了广府文化研究的新态势。事实证明，只有本地学者与外地迁入的学者密切配合，传统研究与新型研究相互补充，才能真正推动广府文化研究走向系统和深入，真正进入佳境，真正为弘扬广府文化的优良传统、为广东地方文化的发展繁荣作出贡献。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