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化的真相》书影

广东文艺界与学术界的许多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坚持为岭南文化辩护的“湖北佬”。每当有人当着我的面说岭南（或者广东）是个“文化沙漠”时，我这个“湖北佬”就难免为之据理力争，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赤。

我为什么要为岭南文化辩护？客观上讲，是因为岭南乃是古代中原人所谓的“南蛮”之地，是一个长期遭受误解和歧视的地方；主观上讲，则与我对文化的认知、我在岭南的生活经历以及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有关。

《礼记·王制》云：“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郑玄注：“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湼之。交趾，足相向然。浴则同川，卧则僢。不火食，地气暖，不为病。”孔颖达疏：“雕题交趾者，雕谓刻也，题谓额也，谓以丹青雕刻其额。非惟雕额，亦文身也。……趾，足也，言蛮卧时头向外而足在内，而相交，故云交趾。”“交趾”，又作“交阯”。西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在南越故地置交阯剌史部，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儋耳、珠崖9郡，治所在今越南河内西北部。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交阯剌史部移治广信（今广东封开一带）。东汉建安八年（公元203年），交阯剌史部改为交州。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交州移治番禺（今广州）。因此，岭南就是《礼记·王制》所云“雕题交趾”之地，也就是古代中原人所谓的“南蛮”之地。

《礼记》是经书，它对岭南的描述，虽然存在误解，但似乎还说不上歧视。而在某些史书里，歧视就很明显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

《礼记》称“南方曰蛮，雕题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其西有噉人国，生首子辄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味旨，则以遗其君，君喜而赏其父。取妻美，则让其兄。今乌浒人是也。

《三国志·吴书·薛综传》云：

吕岱从交州召出，综惧继岱者非其人，上疏曰：“昔舜帝南巡，卒于苍梧。秦置桂林、南海、象郡，然则四国之内属也，有自来矣。赵佗起番禺，怀服百越之君，珠官之南是也。汉武帝诛吕嘉，开九郡，设交阯剌史以镇监之。山川长远，习俗不齐，言语异同，重译乃通，民如禽兽，长幼无别，椎结徒跣，贯头左衽，长吏之设，虽有若无。……自臣昔客始至之时，珠崖除州县嫁娶，皆须八月引户，人民集会之时，男女自相可适，乃为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庞二县，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为俗，长吏恣听，不能禁制。日南男女祼体，不以为羞。由此言之，可谓虫豸，有腼面目耳。

《后汉书》和《三国志》均在“前四史”之列，在史学界和读者心目中拥有很高的地位，它们对岭南的描述尚且如此荒诞不经，后来的许多地志、笔记如《南州异物志》、《南海异事》、《博物志》、《拾遗记》、《搜神记》、《酉阳杂俎》、《岛夷志略》等对岭南的描述，就更加荒诞不经了。这里也没有必要再加引述。

古代中原人对岭南的误解与歧视，从客观层面来看，是由交通与信息的闭塞阻隔造成的；从主观层面来看，则与他们的中原文化优越感有关。友人王青教授指出：“岭南地区原为百越所居之地，有着与中原地区迥异的物产资源、风土人情和文化习俗。尽管秦始皇于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统一岭南后建象、桂林、南海三郡，岭南地区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域，但由于其地理位置遥远，中土与岭南地区的交通依然是稀少而艰难的。当时，来往于中土与岭南之间的基本上都是冒险逐利的商人、迁徙贬谪的罪犯和中央政府派驻的个别官吏，客居者的身份使得他们对此一地区的观察角度基本上局限于搜奇志异，所获得的知识往往是表面的、概略的、粗浅的，但正是这种粗浅概略的知识和搜奇志异的热情却为想象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些想象的内容主要集中于当地的物产与风俗，并且反映出两种矛盾的情感态度。对南海地区的珍奇物产，早期中土文献中较多的是渲染与神化，反映出的态度是歆羡与向往；对此一地区的风俗习惯，则更多的是文化偏见下的扭曲与夸大，反映出的态度是倨傲与鄙夷。”（王青《客观知识与文化偏见》，见《文学地理学》第2辑）这个分析是很客观，很到位的。

遗憾的是，古代中原人对岭南的这“两种矛盾的情感态度”，也被今天的某些中原人遗传下来了。他们一方面对岭南（尤其是广东和香港）发达的经济与富裕的物质生活怀着 “歆羡与向往”，一方面又对岭南的文化（尤其是语言和风俗习惯）表现出“倨傲与鄙夷”。他们仍然视岭南为“南蛮之地”，或者“文化沙漠”。

如果说，古代的中原人由于交通和通信条件的落后，以及文化中心主义的某些偏见，对岭南怀有某些“倨傲与鄙夷”，在今天看来，还有几分可以原谅，那么今天的某些中原人对岭南仍然怀有那种“倨傲与鄙夷”，这就很有些不可思议了。

第一，今天的交通和通信条件与古代相比，早已“不可同时而语”了；

第二，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文化中心主义早就应该摒弃了。某些中原人只要秉持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岭南作一番实实在在的考察，就没有任何理由继续揣着这种“倨傲与鄙夷”。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有的人根本就不来，有的人来了也不好好地看。还有一种人，已经生活、工作在岭南了，甚至已经在这里升官发财了，已经很幸福地享受到了岭南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成果，但是一旦说起岭南文化，还是要以“南蛮之地”或“文化沙漠”视之，这就殊不可解了，甚至是有些不厚道了。

岭南本地人对于某些中原人的这种“倨傲与鄙夷”是什么态度呢？据我的观察，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愤愤不平。持这种态度者，主要是岭南本地的学者和文化人。他们不认同“南蛮之地”或“文化沙漠”这种说法，他们往往会列举某些本地的文化事项，来证明这里不再是“南蛮之地”或“文化沙漠”。他们说：我们这里有粤剧，有“广东音乐”，有“岭南画派”，有“三雕一彩一绣”（即牙雕、玉雕、木雕、广彩、广绣），我们还有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等，我们怎么是“南蛮之地”或“文化沙漠”呢？如果说在古代，岭南文化确实比较落后，但是近代以来，岭南文化已经很先进了！

二种是默不作声。持这种态度者，主要是普通的读书人。他们一般不大理会这类问题。他们认为，各人做好自己的事情，各人过好自己的日子，这就够了。这种文化上的问题，谁又说得清楚呢？也许岭南文化本来就落后，本来就不如中原文化。既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好争论的呢？什么“南蛮之地”，什么“文化沙漠”，由人家去说好了。

三种是自贬一等。持这种态度者，主要是某些官员。他们承认岭南是“南蛮之地”、“文化沙漠”。或者说，他们承认现代的岭南文化是先进的，但古代的岭南文化是落后的。他们持这种态度，大约有这样两个目的：一是激励岭南本地人好好向其他地方的先进文化学习，好好建设自己的本土文化；二是通过这种谦抑的态度，赢得某些外地人士的认同与支持。

作为一个从湖北迁徙到广州的“新岭南人”，我认为这三种态度都有可商之处。

第一，对于不符合事实的、错误的观点予以批驳，我是赞成的。但是要有针对性。不能人家说学术，你说艺术；人家说传统文化，你说现代文化。就像人家说曲棍球，你说高尔夫；人家说短跑，你说跨栏一样。这都叫缺乏针对性。还有，不能总是站在岭南说岭南，要站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说岭南。要有宏观的视野和比较的眼光。通过宏观和比较，看看岭南文化的强项在哪里，弱项在哪里，这样才有说服力。

第二，对文化问题漠不关心，我是不赞成的。任何一个读书人，都应该关心自身所处的这个文化环境，不能对自己每天生活于其间、涵咏于其间的地域文化视而不见。正确的态度，应是关心岭南文化，参与关于岭南文化的讨论，培养对这种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从而更积极地承担起传承、弘扬、建设岭南文化的责任。

第三，作为官员，激励本地人参与本土文化的建设，这是好的，但是不能不讲原则，不讲是非，不能为了某种现实功利而接受甚至迎合某些错误观点。要真正熟悉了解自己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不能为官一方，而不知一方的文化积累。

说到我本人对于文化的认知，可以说，既谈不上新颖，也谈不上深刻，其实就是关于文化的两个常识，只是这两个常识往往被许多人忽略了。第一，只要是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有文化。现在连南极、北极甚至月球、火星上都有人类活动的痕迹，沙漠上的人类活动痕迹就更多了，因此“文化沙漠”是不存在的。第二，在一个经济发达的地区，文化肯定不会是落后的。因为经济的发展，有赖于有文化素质的人群去推动。而经济的持续发展，则有赖于文化力量的推动。广东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快速发展，有人把它归功于国家的优惠政策和港台同胞及海外侨胞的投资，但是90年代以后，国家实行全面的改革开放，全国各地享受同样的政策，而港台同胞与海外侨胞的投资则遍及全中国，也就是说，广东已经不能独享政策优势和海外投资优势了，但是广东直到今天仍然领跑全国经济，仍然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这又应该归功于什么呢？恐怕要归功于文化的力量了。

1993年10月，我从武汉的一间大学调入广州市文化局工作。临行前，我去学校财务处办理离校手续。一位女会计问我：去哪里呀？我说去广州。她很羡慕地说：“好呀！好地方呀！”接着我又去校报编辑部与一位同乡告辞。他问我：去哪里呀？我说去广州。他很不以为然地说：“去那里干什么？一个落后的地方。”我知道，他所说的落后，是指广州的文化，决不是指广州的经济。这两位同事对广州的评价差异如此之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广州究竟好还是不好？广州文化究竟落后还是不落后？因此就成为我来广州之后一直在观察和思考的问题之一。

我在广州市文化局工作了六年，主要是做新闻和文化传播，报纸、杂志、图书、电视、文化活动策划，都干过。由于工作关系，我采访过不少企业、机关、学校和社会团体，接触过不少广州人，对广州人的生活、观念、工作态度与处世风格等，有了较多的了解。

1999年4月，我由广州市文化局调入广州大学任教。重拾词学研究和文学地理学研究，同时开始从事岭南文化的研究。2006年，我应邀加入“广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并连续担任该会的两届副主席。这个职务给了我许多深入了解广州民间文艺的机会。我结识了不少民间艺人，也现场考察了不少民间艺术的制作过程。2007年，广东省文化厅聘我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也就是“非遗”专家。我被分配在“民俗组”。一直干了五届，直到今天。这个职务，使我有机会几乎跑遍广东的每一个市、县，考察了大量的古村落、古建筑与民俗事项，参与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推荐与评审工作。2011年和2013年，我又先后两次接受广州市委宣传部的委托，就广州“培育世界文化名城”和“建设新岭南文化中心”这两个重大课题进行调研，考察了市内外的许多文艺单位和文化企业。

在从事上述文化实践的同时，我还阅读了大量的关于岭南的著述，包括古人的、今人的、本地人的与外地人的著述。我的这些实践经历和阅读，使我对岭南文化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如果没有这些经历、阅读、了解和认识，我对岭南文化不会形成自己的观点，也不会有为岭南文化辩护的底气。

我的文化实践与阅读所得告诉我，岭南不仅有丰富的文化积累和文化个性，而且有许多优点值得内地借鉴。其中最突出的有如下两点：

一是岭南人对文化的态度。岭南人乐于吸收海外先进文化，但是也非常尊重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说，现代与传统，在他们看来并不矛盾。这一点与许多内地人形成鲜明的对比。许多内地人，讲到传统则否定现代，讲到现代则否定传统。岭南人基本没有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因此我们在广州、南宁、香港、澳门各地，既能感受到浓郁的现代化气息，又能看到许多保存完好的文物古迹，以及许多传统的生活习惯。

二是岭南人做事的态度。岭南人做事低调，不事张扬。但凡看准了的事，他们就坚持不懈地做。做生意如此，做文化也如此。他们做事，似乎不是为了赢得别人的喝彩，不是为了获奖，而是为了自己的追求和快乐。例如广东人民出版社的《岭南文库》和《岭南文化知识书系》，从1990年开始出版，至今已出版了300多种。广州出版社的《广州大典》，从10年前开始出版，至今已出版了520册。广东电视台的《外地媳妇本地郎》，从2000年11月4日首播，至今已播出3000集，成为中国电视史上最长的剧集。类似这样的重大的文化工程都是从容不迫地进行的。这些成果出来之后，也没有获得国际国内的什么大奖，因此多数外地人都不知道。但是它们的价值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

我常常想，如果中国各地都能像岭南人这样对待文化和文化事业，那么中国的文化建设就少了许多浮躁，少了许多急功近利，少了许多过激行为，也少了许多文化次品和废品。

我对文化的认知，以及我的上述经历，使我坚定地认为，岭南绝对不是什么“文化沙漠”，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视它为“文化沙漠”，因此，以我的个性，我就要为它辩护。

最后，我要说说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激之情。我感激这里的四季温润的气候，使我远离了长江流域夏季的酷热与冬季的严寒；我感激这里的衣食无忧的生活，使我不必为了养家糊口而耽误自己的学术研究；我感激这里的相对宽松的人文环境，使我可以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见解；我感激厚道的岭南本地人，他们热情地接纳了我这个外地人，给了我许多学习与考察的方便。

我记得海南琼山人丘濬在《唐丞相张文献公开凿大庾岭碑阴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自公生后，五岭以南，山川烨烨有光气。士生是邦，北仕于中州不为海内士大夫所鄙夷者，以有公也。凡生岭海之间，与夫宦游于斯土者，经公所经之乡，行公所辟之路，而不知所以起敬起慕，其非夫哉。

作为一个20多年来游学于斯土的外地人，每当想起这几句话，我就很为之感动。我认为，我有责任、有义务为还原岭南文化的真相尽自己的一份绵薄。

我为岭南文化辩护，不是写大部头的著作，除了对一些主要的文化要素进行统计，我的主要工作，其实是就某些具体的文化事项进行调查和研究。我认为，统计数字、调查报告和个案研究成果，也许比大部头的著作更能说明问题。收入本书的30篇论文、调查报告和统计表格，就是我来广州23年对岭南文化的调查、阅读与思考之所得。不当之处，请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文原载《岭南文化的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