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地理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3月版）是曾大兴教授继《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10月初版，商务印书馆2013年11月修订版）之后的又一部力作，也是国内第一部以文学地理学命名的学术著作。如果说，《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首次对中国历史上6388位有影响的文学家的地理分布格局做了一个清晰的梳理和描述，找出了他们的分布特点、成因和规律，那么《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价值则主要体现在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首次对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做了准确的界定，同时对文学地理学的诸多理论问题做了富有原创性的探讨。这本书的理论价值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笔者相信，随着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的不断发展，人们会愈来愈深切地认识到这本书在理论上的开拓之功，认识到它在文学地理学学术史上的里程碑意义。

一、首次界定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与基本任务

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在我国由来已久，但是，文学地理学的性质是什么？它的定位如何？可以说，长期以来都是模糊不清的。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才开始思考这一问题。综观学术界的有关论述，大约有如下四种意见：一是把它视为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例如人文地理学界的学者就普遍持有这一观点，文学界的陶礼天教授也持有这一观点。[①]二是把它视为一种批评方法，例如杨义、邹建军教授就持有这一观点。[②]三是把它视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例如梅新林教授就持有这一观点。[③]四是把它视为文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并且是一个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分支学科。曾大兴教授就是持这个观点。他指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目标，就是建立一门与文学史学科双峰并峙的文学地理学科。”[④]

曾大兴教授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上述学者的观点。在他看来，上述学者的观点都是对文学地理学的性质与定位问题的一种有益的探索，只是还不够到位，不够准确，不够科学。他认为：“文学地理学既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⑤]”但是他又强调，文学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是有本质区别的，前者以文学为本位，后者以地理为本位。他指出：“文学地理学研究虽然要借鉴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某些理论和方法，但是它的目的，还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也就是说，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文学，不是地理。文学地理学研究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作品为本位。”[⑥]

他也不否认文学地理是一种批评方法，但是他强调，文学地理不仅仅是一种批评方法，或者说，不应仅仅停留在一个批评方法的层面，它更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他在《文学地理学研究》这本书里，以及此后的多篇文章、演讲和访谈里，都一再强调这个观点。他指出，文学地理作为一种批评方法，早在《诗经》的时代就开始被使用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札对“十五国风”的评价，所使用的就是文学地理的批评方法，但是这种批评方法直到今天也没有达到成熟之境，“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没有一个独立的、有自己的内涵、品质和规范的文学地理学学科做支撑，也就是说，文学地理学学科还没有建成。学术史上的无数事实证明，一种学术研究方法的形成，有待于它所属的那个学科的建成。例如我们今天研究文学，通常要使用文艺美学的方法、文艺心理学的方法，或者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等等，试问这些方法背后，哪一个没有一个已经建成的学科在做支撑呢？”[⑦]

他也不否认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文学史的研究具有某种补充作用，但是他又强调，文学史的研究对象与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的。前者的研究对象是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文学的纵向发展过程与规律；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文学的横向特点与内部空间结构。他指出：“文学地理学研究既不同于文学史研究，也不同于人文地理学研究，虽然它和二者的关系很密切，但是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它应该而且必须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学科。”[⑧]

文学地理学以文学为本位，它不仅仅是一种批评方法，也不仅仅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补充，而是一个可以和文学史双峰并峙的文学的二级学科。这就是曾教授对文学地理学的基本定位。这个基本定位已经得到文学地理学界多数学者的认可。

曾教授指出：一个学科能不能成立，关键在于有没有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简要地讲，就是一句话：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具体地讲，就是三句话：“一，文学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二，文学要素及其整体形态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三，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对“文学要素”有一个专门的解释：“文学要素包括文学创作主体、文学作品主体和文学接受主体。文学创作主体指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活动中心等；文学接受主体指读者和批评家；文学作品主体则指文学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诸多要素以及这些要素的有机整合──作品形态。”[⑨]由于文学要素包含了创作主体、作品主体和接受主体这三个层面的各种要素，那么这些要素的地理分布、组合与变迁，就构成了它们以及它们的整体形态（包括创作主体、作品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地域特性与地域差异。由此看来，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既是非常丰富、非常复杂的，也是非常具有独特性的，它既包含了“空间的文学”（即处于特定的地理空间中的文学），又包含了“文学的空间”（即文学所再现、所创造的特定的地理空间）；既包含了文学的外部关系，又包含了文学的内部关系。而“文学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句，则强调了“空间的文学”与“文学的空间”之间的双向联系，强调了地理环境与文学之间的双向联系，避免了把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单一化和绝对化。

曾教授进一步指出：“文学地理学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规定了它的基本任务。文学地理学的基本任务，就是通过文学家（包括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考察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对文学家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等构成的影响，以及通过文学家这个中介，对文学作品的体裁、形式、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等构成的影响；还要考察文学家（以及由文学家所组成的文学家族、文学流派、文学社团、文学中心等等）所完成的文学积累（文学作品、文学胜迹等等），所形成的文学传统，所营造的文学风气等等，对当地的人文环境所构成的影响。文学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是一个互动关系。文学地理学必须对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要素（文学家、文学作品、文学读者）之间的各个层面的互动关系进行系统的梳理，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并予以合理的解释。[⑩]” 文学地理学的任务是双向的。一是考察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二是考察文学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以文学家为中介，文学对地理环境的影响则以读者为中介。文学家与读者的气质、心理、知识结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审美倾向、艺术感知、文学选择等等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无论是地理环境对文学的影响还是文学对地理环境的影响，都是千差万别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文学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时，万万不可简单化、类型化和模式化。

笔者认为，曾大兴教授对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与基本任务的表述是准确的，简明的，也是相当周密和严谨的。有学者指出：曾教授的这个表述，“实际上就是一份非常简明的文学地理学原理说明”[11]。这种表述既体现了他卓越的理论创新能力，也体现了他扎实的学术功底，是曾教授对于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开拓性的重要贡献。

二、对文学地理学的若干重要理论问题的探讨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在实证研究方面的成果是比较丰富的，在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则相对薄弱。由于理论研究的相对薄弱，使得实证研究中出现的许多问题得不到应用的解答，这个问题一度成为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瓶颈。曾大兴教授此前也是以实证研究知名的，他的《中国历代文学家之地理分布》是学界公认的实证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但是在2010年以后，为了适应文学地理学学科建设的需要，他的研究重心转向了理论研究。他的《文学地理学研究》这本书的理论贡献，不仅仅是首次对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定位、研究对象和基本任务做了准确的界定，还包括对文学地理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做了富有原创性的探讨，例如文学地理学学术体系的建构原则、文学的时代性与地域性、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文学的地域性、国家统一背景下的文学的地域性、中国文学的南北之别与东西之别、文学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文学士族与文学庶族之关系、文学与气候之关系、文学景观的定义、类型与价值、中国南北民歌的本质特征、中国古代歌谣理论的价值重估、中国文学家之地理分布的“瓜藤结构”、岭南文学的先天性缺陷、广东在中国文化与文学版图中的地位等等，可以说是新意扑面，令人不忍释卷。由于篇幅的关系，这里只能就其中的两个问题略作评介。

1、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

“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是曾教授提出的一对概念。他指出：“文学家的地理分布，表现为两种状态。一种是‘静态分布’，一种是‘动态分布’。文学家的本籍（出生成长之地）分布，属于‘静态分布’，文学家的迁徙、流动之地的分布，则属于‘动态分布’。[12]” 就中国历史上的多数文学家来讲，迁徙、流动往往是其常态，“安土重迁”反而是其异态。正因为这样，有人认为，文学家的“动态分布”比他们的“静态分布”更为重要。曾教授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说：“我承认文学家的‘动态分布’的重要性，但是我不认为其‘动态分布’的重要性，大过‘静态分布’的重要性。”他另创“本籍文化”和“客籍文化”这一对概念，较好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诚然，一个文学家一生所接受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往往是丰富多彩的，也是复杂多变的，有出生成长之地的地域文化（简称‘本籍文化’）的影响，也有迁徙流动之地的地域文化（简称‘客籍文化’）的影响，不可简单而论。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明确，在他所接受的众多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当中，究竟哪一种地域文化的影响才是最基本的、最主要、最强烈的呢？无数的事实证明，是他的‘本籍文化’。‘本籍文化’是他的‘文化母体’，是他作为一棵文学之树得以萌生和成长的地方。他长大成人之后，要离开故土去求事业，求功名，求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这样就会接受‘客籍文化’的影响。但是，他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层面去接受‘客籍文化’的影响？他如何选择、吸纳和消化‘客籍文化’？这都受他早年所接受的‘本籍文化‘客籍文化’的支配。换句话说，他早年所接受的‘本籍文化’，培育了他的基本的人生观、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文化心理结构和基本的文化态度，这些东西构成了他这棵文学之树的‘根’和‘本’，构成了他生命的‘原色’，而‘客籍文化’只能丰满、粗壮着他的枝叶。[13]”既然“本籍文化”的影响大过“客籍文化”的影响，那么“静态分布”的重要性就大过“动态分布”的重要性。曾教授不仅非常简洁地阐明了文学家的“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的内涵、特点及其相互关系，而且提出了两对富有原创意义的概念：“静态分布”与“动态分布”，“本籍文化”与“客籍文化”。笔者认为，这两对概念为我们深入认识文学家的地理分布的复杂性，提供了两把很管用的钥匙。

2，文学景观的定义、类型与价值

“文学景观”这个概念也是曾教授提出的，这个概念应该是来自文化地理学中的“文学地理景观”这个概念，例如英国学者迈克·克朗所著《文化地理学》一书的第四章，即为“文学地理景观：文学创作与地理”。[14]但是，无论是别的文化地理学者还是迈克·克朗本人，都是以地理为本位来讲文学地理景观的，曾教授作为一位文学地理学家，则是以文学为本位来讲文学景观的。更重要的是，迈克·克朗既没有对“文学地理景观”这个概念予以必要的定义，也没有对“文学地理景观”的类型进行必要的划分，更没有对其价值进行充分的探讨。曾教授在《文学景观的定义、类型与价值》这一章里，不仅首提“文学景观”这一概念，以及“实体性文学景观”和“虚拟性文学景观”这两个辅助性概念，更对文学景观的内涵、类型和价值作了富有原创性的探讨。可以肯定地说，在文学景观的认识和研究方面，曾教授不仅领先于文学地理学界的学者，也超过了文化地理学界的学者。

曾教授指出：“所谓文学景观，就是指那些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景观，它属于景观的一种，却又比普通的景观多一层文学的色彩，多一份文学的内涵。[15]”“一个景观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化景观，在于除了它的自然属性，还有人文属性；同理，一个文化景观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景观，在于除了它的人文属性，还有文学属性。”在给了文学景观一个简明的定义之后，他接着对其进行分类：“文学景观就其源头来讲，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虚拟性文学景观，简称虚拟景观；一种是实体性文学景观，简称实体景观。”“所谓虚拟景观，就是文学家在文学作品中虚构的景观，大到一山一水，一亭一阁，小到一草一木，一砖一石。孙悟空住过的花果山、水帘洞是文学景观，林黛玉吟咏过的桃花也是文学景观；诸葛亮祭东风的七星坛是文学景观，刘禹锡笔下的“堂前燕”同样是文学景观。虚拟性文学景观有植物类，动物类，地理类，天文类，也有人文类。大凡能够让文学作品中的人物看得见、摸得着，具有可视性和形象性，又能让读者觉得具有某种观赏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景或物，都可以称为虚拟景观。” “所谓实体景观，就是文学家留下的景观，包括他们光临过题咏过的山水石泉亭台楼阁，他们的故居，后人为他们修的墓地、纪念馆等，例如李白吟咏过的庐山瀑布，淮安古城的吴承恩故居，洛阳琵琶峰下的白居易墓，等等，总之，大凡在现实生活中看得见、摸得着，与文学家的生活、学习、工作、写作、文学活动密切相关的、具有一定的观赏价值、审美价值与文化内涵的景观，都可以称为实体景观。”在把文学景观分为实体景观和虚拟景观这两个类型之后，他又强调：“虚拟景观和实体景观也是相对而言的，在一定的条件下也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虚拟景观可以变成实体景观，实体景观也可以变成虚拟景观。”例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本是一个虚拟景观，但是后人由于向往《桃花源记》所描写的那种境界，于是就在武陵郡故地乃至其他许多地方修建了桃花源，于是虚拟景观就转化成了实体景观。又如《世说新语》所载“南楼”，本是庾亮诸人游览、啸咏过的一处实体景观，元代以后就不复存在了，于是明、清人作品中所写的“南楼”，就是一处虚拟景观了。[16]曾教授指出：就实体性文学景观来讲，大致有三种类型：一是人文类文学景观，二是自然类文学景观，三是自然和人文类文学景观。判断一个景观是不是实体性文学景观，可以有以下五个标准：“第一，是否有过著名文学家的品题赋咏？第二，是否留下一件以上的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或者至少一个流传久远的文学掌故？第三，是否具有一定的文化价值？第四，是否具有一定的观赏性，或者一定的审美价值？第五，是否在古今游人或读者中拥有比较广泛的影响？”

在讨论实体性文学景观的价值时，他引用了宋人滕子京（宗谅）《与范经略求记书》中的一段话：“窃以为天下郡国，非有山水瑰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17]”他对这段话作了非常具有创意的发挥：“从这一段话可以看出，景观可以分为四个层级：一是自然景观，即‘山水瑰异者’；二是人文景观，即‘有楼观登览者’；三是文学景观，即‘有文字称记者’；四是著名文学景观，即文字‘出于雄才巨卿’者。四个层级的景观，一个比一个高级。只有自然山水而没有人文内涵的景观，是初级水平的景观；有人文内涵而没有文学内涵的景观，是中级水平的景观；既有自然山水，又有人文内涵，更有文学内涵的景观，才是高级水平的景观；既有自然山水，又有人文和文学内涵，更有优质的文学内涵，则是最高级的文学景观。[18]”

曾教授认为，我国境内的许多旅游景观，往往是因为文学的作用才名满天下的，因此它们同时也是著名的文学景观。例如青冢（昭君墓）、阳关、玉门关、鹳雀楼、蒲州普救寺、敬亭山、黄鹤楼、滕王阁、岳阳楼、杭州西湖、东坡赤壁、小鸟天堂等等。这样的文学景观在我国境内是非常多的，值得很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曾教授的文学景观研究，无疑开辟了文学地理学研究的一个全新的领域，他对文学景观的定义、类型与价值的探讨，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价值，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另外，曾教授对气候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也是一种全新的研究。他不仅找到了气候影响文学的途径、机制与主要表现，解答了法国著名批评家斯达尔夫人提出的一个世界性的命题，也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乃至整个的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或者说为文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增长点。由于他的另一本专著《文学与气候之关系》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而《文学地理学研究》这本书的第四章《气候与文学之关系》只是他的这项研究的一个前期成果，因此这里就不多谈了。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曾大兴教授的《文学地理学研究》并非一本纯理论的著作，它还包含了很多的实证研究，例如关于两河流域民歌的比较研究，关于岭南文学地理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不仅为文学地理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文化地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笔者此文仅仅是从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这两个方面来评介它的创新价值，至于它在实证研究与应用研究方面的价值，则希望今后有机会再作评介。

（耿淑艳，女，广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