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与人类唇齿相依的关系，促进了文明的产生与发展。人类四大文明的发祥无不与水有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有巴比伦文明，恒河流域有印度文明，尼罗河流域有埃及文明，黄河流域则诞生了华夏文明。佛山是著名的岭南水乡，河道纵横如织，水网星罗棋布，千百年来佛山人民依附于水而发展于水，积淀了以水为依托的独特文化。早在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缘水而居的原始人类就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西樵山文化，成为照耀岭南文明的灯塔。秦王朝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佛山则通过西、北江而“带荆楚、襟两粤、达滇黔”。澜石出土的东汉“水田附船模型”，生动再现了一千多年前古村落农业生产的场景。经过唐宋的大力开发，佛山已从曾是令人生畏的“蛮烟瘴雨之地”，转而成为聚落密集、祠庙林立的乐土，甚至有了“古之邹鲁”的称誉。到了明清时期，佛山人民种稻养鱼，植果树桑，创造出驰名遐迩的鱼米之乡。水，滋润了佛山大地，养育了佛山人民，培植了佛山文化。

一、源远流长两江水

佛山是一个因水而生，全市有西、北江干支流26条，总长651公里，江河水域面积达347平方公里。长期以来，由西、北江冲积沉淀而成的西北江三角洲构成了珠江三角洲的主体，数千年来，佛山人民就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创造出灿烂的佛山文化。

1、西北江三角洲

珠江三角洲是—个复合型三角洲，由西北江三角洲、东江三角洲以及独流入海的潭江等小河洲组合而成，西起三水思贤滘，东至东莞市石龙，西北东三面由山地、丘陵围绕，南面向海，构成一个马蹄形的港湾形势，以多汊道及积水洼地为特色，腹地则散布众多岛丘，表现为丘陵、台地、残丘地貌类型。珠江三角洲古代是一个大溺谷海湾，早在二百万前的第三纪时，这里曾发生过剧烈的地壳构造运动，喜马拉雅山运动特别是它的第二幕(上新世)的断裂运动，对珠江三角洲的沉积基础起着奠基作用，三角洲基底地貌的发育阶段可初步定为晚第三纪至晚更新世早期，此后进入沉积阶段。在全新世(约11000年——12000年前)初期，珠江下游已属河道交错地区，形成“三江汇集、八口分流”的复杂态势。

第三纪时所形成的三水盆地，北起清远，南至九江，西自金利，东抵黄埔，包括今佛山市三水区、南海区、禅城区的全部及高明区、顺德区的一部分，它实际上控制着西北江三角洲的轮廓。西、北江进入佛山地区后，地势低平，因常受潮水顶托及台风的影响，洪水期水位常高于两岸平原，河道常易，呈放射状分散下流，河汊密如蛛网，水道四通八达，例如北江石角以下，便汊出永平、芦苞、西南涌以及东平水道、陈村水道等，西江更汊出高明河、杨梅河、甘竹溪等。当时分布在平原上的许多岛屿丘台，长期承受着各水道所带来的泥沙沉积物，由浅水海湾淤积而演变形成大面积的浅滩，水下盆地逐渐出露为水上三角洲。

近年来在佛山地区发现有广泛分布的蚝壳层，并延伸至广州地区，蚝是海河交汇地带的生物，证明了佛山古代曾是浅海岸线所在。在南海区的石碣村，有一座长约200米，宽约10余米的石山，西南侧由于被海水长期反复冲刷，形成深约2米的海蚀洞，有很多软体动物贝壳化石胶结在岩石裂隙中，它们过去曾经生长在古海湾的滨海浅水地带，因此有专家判断这里应是古海岸线遗址。此外在顺德区马宁、容奇、大良的蚝壳层成带状分布，并伴随有泥炭层、腐木层。由此可见，在大约六、七年以前，佛山的顺德、禅城、南海一带已出现了大片的陆地，陆地上茂盛的植物以及各种水陆生动物为原始人类的活动创造了条件。

2、西樵山文化

新石器时代早期(约6000年前) ，西北江三角洲的滨线已大约为黄埔、广州、石碣、深村、石湾、紫洞、西樵、九江一线，而这时西、北江流域的广大佛山地区已有人类的活动，其中生活在西樵山的原始人类，依山傍水，创造了举世闻名的西樵山文化。

从新石器时代以至更早时候起，西樵山麓已发育为洪积冲积扇，周围覆盖着深厚的河流泛滥沉积物，至迟在这个时候，西樵山所在的区域已与广阔的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连接在一起，这样就提供了对西樵山进行开发的极有利的地理条件。珠江三角洲先民们的各种经济活动，如渔猎、原始手工业和农业生产，刺激着对石器生产工具的需求，对于平原的居民来说，蕴量丰富而又可供开采优质石料的西樵山，无疑对他们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连绵不断的开发过程中，西樵山经历了阶段性明显的三次开发高潮，走完了它兴起到繁盛，步向衰落的历程，衔接这个历程的正是土著百越民族在岭南的兴起。

第一次开发高潮大约开始于距今6000年前，当时在珠江三角洲的先越部落为了适应渔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西樵山东麓的燧石、玛瑙等为原料，发展起独树一帜的细石器文化；第二次开发高潮是在距今5000年左右，原始人类在西樵山的马鞍岗、铁泉岩、藏书岩一带开采霏细岩石料，生产磨制的手工业和农业加工石器，并形成了生产双肩石器的制造场；第三次开发的高潮是在距今4000年前后，随着河口向南海的推进，河流泛滥威胁日益减少，珠江三角洲逐渐稳定，在西樵山的四周已经出近40处原始部落，他们成为西樵山采石、制石的常年开发者或专业生产者。这一时期珠江三角洲的原始渔猎部落正处于转化和瓦解过程中，他们已经发明了比较进步的印纹陶器，但大量的双肩石器仍在广泛使用。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对分布在西樵山周围的灶岗、鱿鱼岗等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它们是以双肩石器、几何印纹陶为主的贝丘遗址。

所谓贝丘遗址，就是居住在水边以捕鱼、捡贝类为生的原始人类生活中贝壳等废弃物的堆积，贝壳不易风化，长久堆积以致成丘，考古界称之为贝丘遗址。根据各遗址文化层出土的石器、半成品、废品、贝壳及少量的陶器碎片，可以推想当时珠江三角洲的原始居民在西樵山的劳动情景：西樵山周围河涌密布，每当蚌蚬繁盛的季节，原始部落纷纷来到西樵山下平坦的陆地扎下临时窝棚，有的寻找或开采石料，有的则运用传统的工艺方法制造石器，然后运回各自的部落。他们吃的是在附近河涌、沼泽捞来的各种蚌、蚬、螺、哈蜊等软体动物，使用的是携来的印纹陶器如陶釜之类的炊具。他们把残余的贝壳连同石片、废料、残品一起倾倒于山岗两侧，有的便冲埋在山下的冲积扇中，形成现在的贝丘遗址。

在广大岭南地区，考古界已经证明只有西樵山的石质适宜于制造石器工具，西樵山采石、制石场遗存是佛山史前人类开发活动留下的物证。盛行于珠江流域的西樵山双肩石器，直到青铜时代还在继续使用，各地原始部落也因为获得了这种先进的石器装备得到了迅速发展。西樵山对岭南地区整个新石器时代的农耕渔猎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使它成为岭南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策源地，正因为如此，考古学界称它是岭南文化从野蛮时代过渡到文明社会的灯塔。

3、佛山贝丘遗址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在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上的山岗上，近年来发现了多处贝丘遗址，在佛山发现的就有60多处，主要分布于三水、南海、禅城等地，如三水区的银洲遗址和古椰村遗址、南海区的西樵山遗址、禅城区的河宕遗址和桥头遗址等，它们都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在文化层中发现有大量贝壳、蛤壳、蚝壳以及各类石器和陶片，出土石器的石质与器型和西樵山遗址完全一样，说明了这些遗址与西樵山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表明人类在佛山广大地区的活动是连续、继承的，西北江三角洲在发育形成的过程中，佛山文明也随之发展。从这些遗址的分布可以看出，原始人类一般选择江河干、支流附近的低岗居住，因为这些地方水源丰富，便于渔猎生产，岗地又可以避免洪水的危害，所以就形成了众多原始人群的聚居。

在禅城区石湾大帽岗西麓河南村的河宕遗址是著名的贝丘遗址，现已被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四、五千年前古东平河道业已形成，石湾一带地势低洼，河流宽广，地上覆盖着森林，林中栖息着鸟兽，水中有各种鱼类和贝类，在洼地间的山岗与土墩上，就聚居着一群群的原始部落。他们过着渔猎与采集的生活，同时还兼营原始农业和手工业如陶器、玉石器、骨牙器等的生产。河宕贝丘遗址中和贝类共存的是众多的印纹陶，说明早在远古时代，这里居住的古越族先民们，就开始尝试利用本地陶土与岗砂烧制陶器，从而揭开了石湾文明的第一页，也拉开了石湾制陶的历史序幕。

遗址中的生活用具主要是陶器，同广东省其他地方发现的遗址相比，这里的陶器相当丰富多彩，主要器形有釜、鼎、罐、壶、盂、盘、豆以及各种器座等二十余种，而以釜、罐、壶、盘为多。河宕遗址的陶器制作独具特色，陶色驳杂，印纹陶发达，以陶质来说，有夹砂粗陶、夹砂细陶和细泥质陶等；以呈色来说，以橙黄色、灰黑色和红褐色为主，还有一定数量的灰白色陶和少量彩陶；以火候来说，既有软陶，烧成温度约在800度——1000度左右，也有基本烧结、吸水率较低、击之发出金属声的硬陶，烧成温度约在1100度左右。

河宕印纹陶纹饰极其丰富，除绳纹、条纹、附加堆纹外，还有大小方格纹、复线交叉方格纹、复线交叉方格凸点纹等，附加堆纹上往往拍压有类似贝壳的印纹，它们是石湾古越族先民生活在艺术上的表现与升华。艺术通过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劳动者的思想情感，河宕印纹陶作为一种原始艺术也不例外。这一时代的人们在陶器上所塑造的各种印纹，据考古学家、人类学所提供的资料推测，并不只是单纯的美化器物的表现，而更多的是某种图腾信仰和自然崇拜的产物。水是河宕原始人类接触的物质，陶器上的水波印纹装饰，表现了他们的生活习俗、信仰与情感，可能反映了石湾先民们的图腾信仰和审美意识。

岭南地区继印纹陶文化之后，进入了青铜器文化时代，同时还包含着陶器的共存时期，一直沿用至两汉。

二、流域的初步开发

秦汉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佛山先民避水之害，趋水之利，对两江流域进行了筚路蓝缕的开发，并逐渐形成了具有其自身特点的文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珠江流域和中原地区之间便有着一定的联系，然而对佛山文明发展起显著作用的，是秦汉期间统一岭南的战争，以及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对珠江流域的开发。

1、航运交通

秦汉两代对珠江流域的开发，显著地表现在统一战争过程中。战争促进了航运交通的发展，西江航运的开发是和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联系在一起的。当时秦始皇发兵五十万，分五路向岭南进军，“一军塞镡城之岭，一军守九嶷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1]除“结余干之水”这一路军和岭南相去较远外，其余四路军的行动都和珠江水运有着密切联系，特别是“镡城之岭”和“九嶷之塞”的两路军，就是直接利用西江水道做军运。镡城在今湖南靖县西南，“镡城之岭”即今之越城岭，这一路军跨过越城岭，从长江支流湘水谷地进入西江支流漓水谷地，尔后开凿灵渠，沟通湘、漓二水，开发了南北水运交通的航道。九嶷在今湖南宁远县南，“九嶷之塞”即今之萌渚岭，这一路军通过萌渚岭，沿湘江的主要支流潇水河谷进入西江支流贺江谷地，而后由西江顺流而下经佛山而至番禺（广州）。

汉初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乘秦朝灭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祖以天下初定，不宜用兵，于是派陆贾为使臣，“赐尉佗印为南越王。”赵佗实施了一套和绥百越的政策，任用越族上层人物，推广中原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建池凿井，发展贸易，使经济和水利开发都有所发展。此时佛山的部分地区已经开发，西樵山已成为岭南的名山，赵佗就常于春日去赏花。

汉武帝时，南越丞相吕嘉叛乱，汉军兵分五路，南下番禺：“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出桂阳，下湟水；楼船将军杨僕出豫章，下浈水；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漓水……江淮以南楼船十万人……咸会番禺。”[2]这五路军，都利用了珠江的航运路线，由漓水、苍梧而进的军队，是利用西江的航运交通线，由湟水、横浦而下的军队是利用的北江航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冬，汉军同吕嘉所部在今清远的中宿峡(即飞来峡)和番禺西北进行了激烈战斗，汉军夺取了叛军的船只军粮，吕部锐气受挫，沿河节节败退，随后两军在今顺德的石涌乡一带再战，叛军被迫退守番禺城。于是，楼船将军在东南面，伏波将军在西北面，围城夹攻，同时遣使招降，“城中皆降”。这次大规模的战争，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西、北江乃至佛山地区的水运情况。

珠江的内河航运，多见于服务战争的军事记载，其实，这些进军的航运路线也是商品运输的交通线。地处珠江口的番禺，为南越集散都市，自古就以盛产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布等而闻名，这些丰富的物资，吸引着许多中原商贾前来经商，从而促进了珠三角地区与内地航运交通的发展。广州规模巨大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相结合的原理，可同时建造数艘载重量数十吨的木船，显示出秦汉时期造船技术的高超水平。

随着经济的发展，整治航道发展内河航运逐步受到重视。珠江的天然水道，有的谷深滩险，有的礁多流急，为适应航运的需要，凿礁、治滩、疏浚等治理航道工程不断，以保持其畅通无阻。东汉时伏波将军马援出兵交阯，曾经“具车船，修道桥，通障豁”。此时西江主流是条大河，《水经注》称：“(泿水)东至苍梧猛陵县为郁溪，又东至高要县为大水。” 由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距今2000多年的汉初古代地图可以看到，西江在三水以下分两汊道入海。汉代北江（溱水）为西江（郁水）支流，三水河口镇为主流冲积区，形成30多米深的沙层沉积。

西、北江以及一系列的江河整治工程，使珠江水运交通得以完善，汉代佛山的水道已成为“商旅所臻”的通商要道。西汉时广州(番禺)已是全国十个商业都市之一，而佛山毗邻广州，距其上游，且处于西、北江的枢纽位置，随着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它的重要性必然日益表现出来。

2、农田水利

秦汉时期，西北江三角洲的滨线已位于安教、逢简、富裕、紫坭、沙湾、石楼、茭塘附近。秦始皇在统一岭南的过程中，采取了三项有积极影响的措施：一是开凿灵渠，沟通了湘漓二水，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结起来；二是迁移一部分中原人民到五岭以南，和南方各族人民杂处，促进了南北民族间的融合，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也得以在岭南传播；三是设立郡县，促进了南越社会封建因素的发展，社会形态趋前发展。这些措施对开发珠江的水运交通和农田水利，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农田水利的开发，与青铜文化和铁制农具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战国至秦汉时期，交通的开辟，中原文化的传播和铁器的使用，带动了南方农田水利的发展。汉代时珠江流域已普遍使用铁器，也促进了牛耕的发展。在赵佗统治下的南越，对耕牛和铁器的需要十分迫切，但由于西汉吕后一度禁止向南越输入铁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赵佗为了得到铁器等生产资料，曾三次遣使谢罪，并表示愿做藩臣，以换取中原铁器的供应。其后铁器在全流域的普遍使用和牛耕的推广，农业生产和农田水利迅速发展。位于顺德区杏坛镇西南的逢简碧梧西汉遗址，出土了铁凿、环首削刀、夹砂粗陶和泥质陶器一批，分别为盒、罐、盆、甑等，还出土了具一定加工形状并带有使用痕迹的骨、竹、木器小件，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水牛、黑熊、梅花鹿、狗、青鱼等骨骼。从这些出土器物中可以看出，西汉时期佛山的居民已使用了铁器进行生产活动，但当时的环境条件还是比较恶劣的，还有熊、象、鳄鱼等野兽的出没。

我国在东汉时期，广大农村已普遍使用了牛耕，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从西汉后期起，流行用陶牛为明器随葬。陶牛的形象塑造得相当生动和逼真，反映了岭南人民对牛的喜爱和重视。在禅城区的澜石东汉墓中，曾经出土了一件“水田附船模型”，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模型中水田被田埂分隔成六格，每一块田里塑一陶俑在劳作。一块田里有件“V”型犁，一个头戴斗笠的陶俑作犁田状，其余田里的陶俑有的作执镰弯腰收割的样子，有的坐在田埂上磨镰，有的作直腰休息状。有一方田中有表示禾苗的篦点纹和秧桶，另一方田中还有堆肥，水田旁停泊着一条小划艇，船身被两道座板隔开，艇舱内还有一块上岸时用的跳板。

这件模型向人们再现了1800多年前佛山地区农业古村落生产的生动场景，表明这时佛山一带的水稻种植技术已相当先进。岭南是我国稻作起源的中心之一，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极适宜水稻的生长，在三水、南海等地都曾发现过野生稻。原始人类在野生稻的启发下，不断尝试人工栽培，到秦汉时水稻栽培已经相当久远了，当时的人们根据地形的情况，筑埂拦水，形成一块块水田，便于耕作。从一片田中，有的在收割，有的在犁田，有的在插秧，说明了当时的佛山人可能已经学会了种植双季稻。陶田旁边的小船，正是珠江三角洲农田水利的特点，人们用农家小船运送肥、运禾，适宜于河网纵横的地理环境。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随着农田水利的发展，汉代的佛山已散布着不少的居民点聚居。

三、聚落的初步形成

三国时期，珠江上游为蜀汉的一部分，中下游地区为孙吴所有。孙吴的航运交通比较发达，曾派使者运航南海诸国，特别是经营番禺，将原交州分成交、广两州，使番禺这个经济都会，同时也成为政治中心，这在岭南历史上是重要的一页，也极大地促进了佛山经济文化的发展。

1、堤围经济

两晋南北朝时，西北江三角洲的滨线大致为南华、昌教、龙涌、桂洲、石棋、庙头(墩头基北)一线，宋代时这一滨线则推移到双水、小冈，礼乐、外海、古镇、曹步、小榄、大黄圃、潭洲、乌沙、石楼一线，滨线的推进速度显著加快，这显然是受岭南加速开发的影响。宋以后流域内人口迅速增加，三角洲地区竞相围垦，大量兴修堤围，固定河床限制洪泛，泥沙集中淤积，加快了平原的发展。

佛山地区雨量充沛，每到洪水季节，西、北江汇集，水灾便频繁出现，再加上台风带来的暴雨，洪涝更为严重。秦汉时期因为人少地阔，所开垦田地多靠近丘岗边缘，受洪水威胁尚小。唐末，北方战乱频仍，珠江流域相对安定，不仅本地区人口繁殖较快，还吸引了饱受战祸的北方居民源源迁来，到北宋时珠江流域人口大大增加。人口的增加，带来了如下的变化：一是为三角洲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其中又有许多是具有较高文化、掌握先进生产技能的北方移民，因而本地区的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有能力修建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二是随着人口的增加，高地已不足耕垦，必须开垦地势较低的土地，西、北江下游不少河汊就是于此时截断的。后期到达的移民大都定居在低洼地带，不仅农业收成不可靠，生命财产也受到洪水的严重威胁。

西北江三角洲由泥沙在浅海湾内长期沉积而成，唐末宋初，这一区域已相当宽广，有大片可供开垦的肥沃土地。但总的说来，宋之前的三角洲地区，人口尚少，生产力低下，人们只能“散处高阜”，耕垦地势较高的土地，“岁视旱潦以为丰歉”，大规模开发三角洲地区的条件尚不成熟。入宋以后，三角洲的水灾明显增多，人们痛定思痛，终于一呼百诺，群起修筑堤围，抵御洪水，捍卫农田。

围是环形闭合的堤及堤内地区的总称，但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堤、围混称，堤可称围，围也称堤，或概称堤围、基围。宋初，珠江三角洲出现了规模颇大的群众性的筑堤活动，在羚羊峡以东的西江左右岸、高明河沿岸、思贤滘南岸、甘竹滩之间，均先后出现堤围。堤围的长短不一，大多利用丘陵高地作连结点，逐步延伸，使有的干堤与支堤相连，形成大小不一的堤围圈，把土地圈了起来。当时西、北江河身宽阔，河床淤塞也不严重，洪水位并不太高，因而所筑之堤都较低矮。南海罗格围，是佛山最早的堤围，修于宋真宗时，“当时河床阔旷，潦势不甚猖狂，故堤高不满三尺。”著名的桑园围堤高也仅五尺。宋时所筑之堤多为土堤，“沿江之高要、高明、四会、三水、南海五县，向有基围，俱系土工。”

宋代堤围在总体设计、堤线选择方面都已考虑得较周到，显示出先进的技术水平，其中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堤围是桑园围。佛山思贤滘以南，甘竹滩以北的西、北江夹持地区是两江泥沙依附西樵山、龙江山及洲岛等沉积而成的平原，历来水患严重，北宋末，当地居民历时三年，在西樵山南面率先修建了著名的桑园围，基长一万二千丈，捍田一千五百顷。

桑园围东靠北江顺德水道，西临西江，南面是甘竹滩汊道，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甘竹滩当时靠近西、北江的出海口，洪水到达这里已基本消落，桑园围北端的洪水水位要比甘竹滩处高四五尺。根据这一地形特点，桑园围在宋代开始修建时，只修筑东西堤基，北面利用飞鹅岗、吉赞冈等高地作天然屏障，只筑部分横基(堤)堵塞隘口，南面则不筑堤。由于南面水位低，洪水不会倒灌进围，围内积水又可顺利排出，也有利于涨潮时引水灌溉。正如后人所称：“(桑园)围东南隅倒流港、龙江两水口，不设闸堵水，听其自为宣泄，受水利，不受水害，亦地势使然，至今称便。”[3]

桑园围东、西堤线的选择也颇为科学。桑园围“形如箕，东西两围(堤)皆从上游水势建瓴之地依山筑堤，从高而下，顺水性，送至下流而止”。[4]由此可见堤线走向的两个原则：一是顺水性，一是依山筑堤。“顺水性”就是要了解水流特性，防止洪水冲溃堤岸。据传当初是向江中撤谷壳，看谷壳的滞流状况而确定堤线的。谷壳不易被冲走的地方是滞水区，洪水对该处堤岸的冲刷不致太严重，堤线可以靠外；反之，堤线则要尽可能内缩，避免洪水冲溃堤岸。“依山筑堤”是充分利用沿线的山丘、高地作天然屏障，以节省工程量，体现了佛山人民的智慧。

宋代开始的大规模堤围修筑，是珠江三角洲水利建设的特点，由于堤围基本解决低洼地区水浸的问题，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唐代时三角洲地区粮食产量是还较低的，如唐咸通三年(862年)，唐朝廷派部分军队驻扎广州，以防交阯进犯，但军粮难以就地筹措，需由江西、湖南等地运粮接济，由于运输困难，以致“军屯广州乏食”。经过北宋期间的堤围建设，三角洲地区粮食产量大增，不仅可以满足本地人口已急剧增加的需要，且有大量粮食外销。南宋初期，广州已成为当时著名的米市之一。宋人李曾伯在《奏乞调兵船戍钦仍行海运之策》中说：“顷岁尝闻琼莞饥，仰广东客籴以给。又如闽浙之间，盖亦尝取米于广，大抵皆海运，虽风涛时乎间作，然商舶涉者如常。”宋人朱熹也称：“广南最系米多去处，常岁商贾转贩。”南宋王朝也多次下令广东地方官员运粮供应京城临安(今杭州)，如建炎四年(1130年) 朝廷“仓廪不丰”，“诏广东籴十五万斛。”广东转运判官周纲“籴米十五万石，无扰及，无陈腐”，因而官升一级。在一地筹粮十五万石而又不扰民，这只有在粮食足够丰富的地区才能办到。当时珠江三角洲有堤围保护的田地约达200万亩，并且多种双季稻，所产粮食定不在少，粮产的大幅度增加，很大程度上仰赖于堤围水利建设的成就。佛山地区修筑的堤围主要有南海的罗格围、桑园围、吉赞横基，三水的榕塞西围、永安围，顺德的扶宁堤，佛山镇附近的大富北围、大富南围，这些堤围，不仅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也使农业有很大的发展，成为广东粮食的生产基地。

2、乡之成聚

广州地区在两晋时期社会稳定，经济富足，商贾往来，舟楫不绝，各国的使节以及的僧侣也随着之而来。出土的西晋墓砖上刻有“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皆平康”的砖铭，永嘉是晋怀帝的年号，一定程度反映当时广州的社会状况。古代佛山是广州西南角的内海湾,因此海外商船往来也很多。东晋隆安二年（398年），剡宾国（现克什米尔）的三藏法师达昆耶舍尊者航海东来，在塔坡岗上（即今塔坡街）结庐留居，建造经堂，宣传佛法，因此后来的乡志都称佛山“肇迹于晋”。能够吸引法师定居传法，说明了这一地区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开发。

公元581年，隋王朝建立，从而结束了持续二百多年的南北分裂的大动乱局面，开皇十年（590年），隋分番禺属地为番禺、南海两县，广州“城西属南海，城东属番禺；南海以水得名，番禺以山得名”，此时的南海县范围包括现在佛山地区及中山一部分，县署设于广州。

唐依隋制，这时广东的农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诸业概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随着经济的兴起，对水运河道的整治更为迫切。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与当地群众共同努力，重开大庾岭新道，把海运和北江沿线的水陆联运沟通起来，坦坦新道，成为南来北往客旅商人的主要通道。这时白坭河因为河道偏力的影响，河水集中正干，另外又穿越于丘陵之间，沿途暴流冲积力强，从而水道日浅以致淤断。唐朝后由北江到广州的航路改以芦苞涌、西南涌为主道，佛山首受其益，地理位置的优势更为突出，吸引了众多的外地人来定居，唐代时甘竹右滩、东村、西樵、龙山、马宁、龙涌、桂洲、容奇一线及其以北，已有许多居民点。

唐代的岭南仍被视为“瘴疠之区”，当作罪臣贬逐之地，但一些水陆交通发达的地区已经相当繁荣。西樵山在唐代已有文人方士建造寺庙，晚唐诗人曹松教民种植茶树及制作茶叶，茶民发展上 ，西樵山也成为广东最早的茶区之一。官窑处在西北江至广州的中心点，早在晋代已是“仕官往来宾饯”之所，唐代时更成为交通要地。石湾沿东平河上溯到奇石一线都曾发现有唐代的馒头窑，高明大岗山的唐窑已经使用比较先进的龙窑。这些古窑大多烧制日用陶器，供应附近居民，从众多的窑址可以看出，当时佛山地区已有相当的人口分布。有“佛山初地”之称的塔坡街一带已成为较大居民点之一，初来僧人的弟子到佛山后，在经堂旧址建立塔坡寺，聚徒说法。历时二百年后，故寺久废，屋宇倒塌。至唐贞观二年（628年）乡人在塔坡岗上掘地建屋，得铜佛三尊及石偈“塔坡寺佛”等，发现系以前塔坡寺的故址，把它重建起来称经堂塔坡寺，供奉三尊铜佛，并立石榜曰“佛山”，所以佛山有这样一句传统谚语：“未有佛山，先有塔坡。”

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时期，珠江流域中下游为南汉刘氏政权所有，南汉建国于广州，并分南海县为常康、咸宁两县，咸宁县设治于简岸。开宝四年(971年)，宋王朝消灭了南汉政权，开宝五年（972年），重新恢复南海县制。宋代时，我国北方的少数民族先后建立了辽、金、元政权，由于他们不断的向宋王朝役战而使中原人口大量迁移广东。由于珠江三角洲地区远离中原、江淮地区，受战乱影响较小，故两宋期间流域内仍获得了持续三百余年的和平稳定发展。

南宋时迁至佛山的较大的家族，有九江的朱族、关族、陈族，三水的邓族、范族、郑族、张族，盐步的简族，黎边的黎族，罗格的冼族，简村的冼族，张槎的陈族，谢边钟族，石湾霍族等等，他们择地建村，聚族而居，相继落籍，并形成了较大的村落聚居。位于东海水道旁的杏坛镇马宁乡唐宋村落遗址，反映了当时人口繁衍、市集兴旺的情景。在佛山的族谱中，尚有不少乡村迁于宋代的记录，如石湾霍氏，据《太原霍氏族谱》载：“南宋时迁于南雄，宋咸淳九年(1273年)再迁于佛山石湾。”叠滘原有九十九姓，先祖大都于宋时迁来，散居在叠滘二十四坊内，村内多是“姻亲人”，“同姓皆兄弟，乡人是表亲。”《佛山忠义乡志》载：“宋南渡后中原文物流入岭南，有迁至佛山者，明初编立图甲，先到诸族得占籍为地著。”因此人们都习惯称佛山“乡之成聚，肇于汴宋”。

这些南迁的人口给佛山的农业、手工业、民间工艺业等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此时的芦苞涌斜出广州入海，路程短、比降大，为北江一大支流，有“强支夺干”之势，是白坭河淤断后的主要航道。芦苞镇在宋代已相当繁荣，现胥江祖庙、关帝庙一带，码头林立，街道繁华，有五马入华山、玉镜台、青云桥诸名胜，从祖庙的豪华装修上可见一斑。位于西南涌旁的官窑，是西、北江的水运中心，立有“百粤通津”的石牌坊，意即省内上京的唯一通道。因南汉王朝曾在此致督办宫用陶瓷，“官窑”的名称也由此而来，附近和顺文头岭还有当时的窑址。

佛山陶业经过窑灶的改革，由唐代的馒头窑发展为宋代的龙窑，产量大大增加，不但供给珠江三角洲的人民生活所需，还大量出口外销，宋代朱彧在《萍洲可谈》中记述了石湾陶器的出口情况：“船舶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在奇石的唐宋窑址出土的陶器中，有不少罐肩还拍印有“嘉祐口口”（1056年一一1063年）、政和二年（1112年）、“政和六年”(1116年)等北宋年号，“嘉祐”是仁宗赵祯的年号，“政和”是徽宗赵佶的年号，这应该是当时烧窑的绝对年代。

宋代的广州是全国的贸易大港，而佛山地处内港地位，在台风多雨的季节成为良好的避风港，因此自唐代以后已成为南海县中心一个大乡，不但农业生产发展，同时各类手工业出现，商贸业繁荣。源于东汉时的铸造业技术日益进步，唐代时的脱腊铸件在岭南已相当出色，在宋代居于全国领先地位，宋朝廷也认为“阮冶之利，二广为最”。冶铸业需要较大的场地，以及大量的铁矿、木炭、砂泥等，佛山交通便利，生产场地广阔，又毗邻广州，便于产品销售，因此南汉时佛山就是专门生产铁器的永丰场的所在地。南汉与中原地区脱离，所需铁器要自行生产，更促进了冶铸业的发展，到宋代已初步形成以冶铸为中心的市镇。

随着商贸业的发展，宋朝廷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关事务，北宋所设的三路市舶司中，“唯广最盛。”佛山水陆交通发达，成为南北运输必经之地，随着国内市场和海外贸易的需求，政府在栅下大塘涌设立了“市舶务”，派有市舶提举一官分驻，并设有临海炮台。据《佛山忠义乡志》载：“临海炮垒，在栅下大塘涌，有土垣，内设砺石炮眼三方。故老传闻，宋时此地为临海炮台，设有提举一官在此驻扎。”对外贸易机构“市舶务”的设立，对佛山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使它的产品得以通过这一窗口而走向世界。

宋代时的佛山地区经过大力开发，乡村聚落广泛形成，农业、手工业和交通日益繁荣，从曾是令人生畏的“蛮烟瘴雨之地”，转而成为“聚落密集，田园阡陌，祠庙林立”的地区，甚至有了“古之邹鲁”[5]的称誉，为明清时佛山镇作为全国四大名镇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四、繁荣的古村落

宋末元初的战乱，又使大批难民进入岭南地区，不仅促进了南北民族间的融合，给珠江流域增添了劳动力，同时也带来了北方先进的文化科学、生产技术和水利建设的知识经验。经过元代的进一步发展，到明清时期，佛山地区经济兴盛，聚落繁荣，成为南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1、河系变迁

明清时期北江是广州北上至粤北韶关，沟通湘、赣的航运交通要道。韶关至南雄大庾岭，秦有“横浦关”，宋称“梅关”，南雄位于浈水北岸，居大庾岭之南。从南雄走水道，沿北江干流经始兴、曲江、英德、清远、佛山可以直达广州。明初曾整治北江浈阳峡河道的滩险，凿去河道中的“恶石”，疏浚河段，架山桥十数座以供纤夫往来，并先后在正统、成化、正德年间三次修治梅岭路(大庾岭山路)，于是“广东黑楼船、盐船，北自南雄，南达会省”[6]，由韶关走陆路越过大庾岭通往湘、赣两江上游，从运道形式来看，可以说是水陆联运的交通路线。鸦片战争前，明清政府把外商来华贸易视为“朝贡”，规定北江为贡使通道，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州上岸后，由水路沿着北江经过韶关，进入湖南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而内地“丝茶之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经韶关沿北江下广州放洋，因此，明至清鸦片战争前，北江航运处于鼎盛时期。

明代北江多条汊道开始淤塞，飞来峡以下的汊道沙淤水涸，白坭河上游全断，芦苞北面长岗堤建成后，使永平、芦江断流，芦苞涌被堤夹束，由1000余米变为500米宽，把原来的放射形汊道变成单一水道，明初开始淤浅，“冬枯，夏始溢”，在围内积水形成巨大涡形地貌，现在三水区仍有许多以“涡”为名的地方，即取于明代。西南涌筑堤后，又把分散汊道截断，使官窑以下汊道断流。

西江流过高要至青岐，到达思贤滘区，它是西、北江的联络水道，长1.2公里，水深5米，为两江相距最近点，东为河口，西为青岐，由于五沙建围，明代变狭至200米。王公、蔡坑(镇南堤)、大路等围筑成后，西江正干东流不畅，水多南出。因宋代淤大沙古河道后，西水不能侵入，使绥江三角洲南迁无阻，汊道发育，即今青歧涌和南津涌。绥江是条暴流性山溪，发洪早而急，大量沙泥停积成竹洲沙，向南为灶冈沙、旧三水莎。西、北两江汇口处，西江上形成琴沙，北江上形成老鸦沙，这样五沙成片，两江分流形势渐显。清代以后，思贤滘水流转向，大量北江水流入西江，西江主流改向南，出马口峡，以磨刀门为正干出口，大变古代西江向东流的水势，今天的河系即自此时定型。

随着珠江三角洲筑堤与围垦的发展，江河两岸低洼地和河口滩地不断被开发利用，使出海水道逐渐变窄与延长，泥沙堆积日益严重，水流流速减慢，导致洪水水位抬高，持续时间延长，水患明显增加。明代270多年间，珠江三角洲内三个县以上同时发生水灾的有44次，平均6.27年一次。入清以后，水患日趋加剧，从乾隆至道光年间，三个县以上同时发生水灾为30次，平均3.43年一次。发生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的大洪水，堤围溃决，一片汪洋，“被灾最重之南海县属桑园围，地连三水、顺德，周围百余里，灾黎众多。”[7]原先河涌纵横、洪水宜泄、并已筑有不少堤围的顺德，“乾隆前水患未甚”，到嘉庆以后，也成为“大率无三年不被淹浸”的地方。

为抗御水患，保障生产发展和生命财产的安全，当地人民在宋元筑堤基础上，以更大的力量继续沿着各江河岸大量修筑堤围。北江堤防以石角围为主，“石角围屹立清远境以防北潦之东流，固省垣之障也”，同时也是北江进入佛山的门户，北接石角的三水胥江司，筑有乐塘、上下梅坊、长洲、清塘、永丰等六堤直至芦苞。当时的修筑方式是“官出椿石工费，民出挑运人夫”，[8]可见当局非常重视。阮元《广东通志》记载：“自芦苞直至大塘以上，明季崩溃，康熙二年筑复。”因此可以认为石角至芦苞这段北江堤防修筑于明代中后期。

明代在三水境内所筑堤围还有长数千丈的灶冈围、长冈堤等，思贤滘以下三水、南海境内，沿西南涌两岸筑堤直至与北江汇合，其中“高丰围在三水县东二十里，周八千六百三十丈，窦通大(北)江”，又有平田堤，“在三水县南二十里，捍田二百八十顷，北有大路窦，南有永安窦”[9]。思贤滘以下河网区，明代南海县筑堤最多，嘉靖年间已筑42处，“共障田六千九百余顷”。入清以后，则以顺德最多，据《广州府志·江防》记载，同治末年三水县有35处，南海县75处，顺德县则从明代12处发展至91处。其中地跨南海、顺德两县的桑园围，自明初堵塞甘竹滩倒流筑堤始，经历代持续维修和扩建，先后增筑子围23处，窦闸51座，全围“周百数十里，居其中者十四堡，居民数十万户，田塘一千数百顷”，诚为广州府属中最完整和最大的堤围。

明代所筑主要分布在西江干流三榕峡以下及其支流新兴江、粉洞水、高明河等地，北江干流飞来峡以下及其支流绥江、芦苞涌、西南涌以及思贤滘附近的三角洲。清代以后，除了继续修建新堤之外，又对以前所筑堤围不断进行加高培厚，维修巩固，“低者填之，倾者筑之，薄者厚之”，新筑堤围则继续从西北江三角洲顶部向中部和南部河网地区大量拓展，并逐渐向各江河口延伸，至清中叶，珠江下游及整个三角洲的堤防系统已基本形成。

2、经济兴盛

明代以来，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继续向外海扩展，西北江三角洲前缘已延伸至磨刀门附近。入清以后，随着筑堤与围垦海坦的大规模进行，三角洲平原扩展更为迅速，沿海的番禺、顺德、东莞、新会、香山(包括今中山、珠海市和斗门)等处的滨海地带，沙坦随潮淤结，栉比鳞连，大涌、白蕉、乾雾、坦洲、民众等一带沙坦相继淤成，珠江三角洲平原的范围已接近今貌。

珠江三角洲的人民在长期与洪、涝、潮等灾害作斗争的生产实践中，通过筑堤围垦、修建窦闸、开发与改造低洼和河滩土地，因地制宜地利用水土资源，逐步发展起一种基塘农业生态系统，根据基上所种作物不同，有果基、桑基、蔗基等三种。这是珠三角独有的生产经营方式，它从明代开始形成到清代而大发展，对经济有巨大的推进作用。佛山西、北江的基塘水利包括盐步塘、铺前塘、阶边塘、沙口塘、荔枝园塘、旧黄鼎塘、胥江塘、街头塘、芦苞塘、兰州塘、小洞窝塘、黄鼎塘等三百多处，传统农田水利发展到鼎盛时期。据明万历九年(1581年)清丈纳税耕地数字统计，南海、顺德、番禺、新会、三水、高明、新安、东莞等县共有纳税鱼塘面积16万亩，其中最多的南海县48326亩，顺德县40084亩。如以“基六塘四”的比例估算，当时上述8县基塘面积约40万亩，其中南海、顺德各约为10万亩。

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具有高度商品性的塘鱼、果品、蚕桑的生产和加工业日益兴盛，基塘区逐步发展扩大，农民经营种果、养鱼、育蚕远比稻田的收入高，因之纷纷圈筑河坦和改低洼潮田作为基塘，甚至“往往弃肥田以为基，以树果木，荔枝最多，茶桑次之。龙眼多树宅旁，亦树于基，基下为池以蓄鱼……大者至数十亩，其筑海为池者辄以顷计”，“凡塘基堤岸，多种荔枝、龙眼。”[10]这一时期的基塘仍以果基鱼塘为主，桑基鱼塘为次。

清乾隆至鸦片战争前是桑基鱼塘大发展的时期，由于清政府封闭了江、浙、闽三关，独留广州粤海关为全国唯一的对外通商贸易口岸，又加上限制湘丝和其它丝织品出口，于是外国商人大量采购广东生丝，因而粤丝销量激增，茧价日昂，丝价暴涨，农民经营蚕桑比经营稻田和果木的收入培增，由于厚利所在，珠江三角洲内原是基塘区的大部份果基鱼塘很快地被桑基鱼塘所取代，并且掀起了将稻田改为桑基鱼塘的高潮，使以桑基鱼塘为布局的基塘区迅速扩大，当时南海县九江、顺德县龙山、龙江等乡，“境内有桑塘而无稻”，经济作物的不断扩大，使以农业商品性生产的基塘区形成。

顺德、南海形成基塘农业生产方式后，蚕桑生产发展很快，农村缫丝工业也迅速发展，有大量生丝供应，丝织业便迅速发展起来。明嘉靖时，佛山的丝织行业已分为十八行，如牛郎纱行、八丝缎行、杂色缎行、元青缎行、绸缎行、锦绫行、斗纱行等。明末清初，丝织产品更闻名中外，最著名的是香云纱和黑胶绸，特别适合南方湿热天气衣着的需要，深受劳动人民喜爱，远销东南亚一带。香云纱由南海西樵首创，质地细洁坚韧，轻贴透凉。黑胶绸为顺德勒流研制，品质幼洁、软滑，易洗易干，《广东新语》说：“皆为岭外京华所贵。”甚至有“金陵苏杭皆不及”的评价。

鸦片战争以后，受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刺激，生丝大量出口。佛山桑塘地区不断扩大，桑地面积也随而增加，加速了蚕桑生产的发展。南海、顺德等县部分地区，已经是有桑塘无稻田的地区了。种桑和养鱼相结合的专业化生产，已占农业生产的首位。甚至出现了“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高潮。“桑基鱼塘”最早的文献记载于《广东新语》。“桑基鱼塘”是“基种桑，塘养鱼，桑叶饲蚕，蚕屎饲鱼，塘泥培桑”，即蚕沙（蚕粪）喂鱼，塘泥肥桑，栽桑、养蚕、养鱼三者有机结合，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避免了洼地水涝之弊，收到了“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

佛山古村落出现这种情况，与地区宗族势强大密不可分。宗教势力对桑基鱼塘的兴修，尤其是对“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热潮的掀起了促进作用。作为一个完整的农业系统，并非仅仅是自然条件的彼此关系，还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宋代以来随着中原地区人口的不断迁入，佛山古村落建立了盘根错杂的宗族关系，宗族组织严密。他们一般是一村一族，或一村二三族分区聚居。18世纪中后期至20世纪初随着国际市场需求的增长，种桑蚕变得很有利可图。然而“弃田筑塘，废稻树桑”是风险很高的经营活动，一般个体农民不愿去冒这个风险。同时“弃田筑塘，废稻树桑”需要很大一笔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宗族经济实力雄厚，对族田进行“弃田筑塘，废稻树桑”改造的这笔投资，宗族能够支付。而且族田名义上为全宗族共同占有，对族田进行“弃田筑塘，废稻树桑”还可以要求宗族成员出工，这样能较好地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宗族制对“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热潮的掀起了推动作用。

从最广泛的文化学意义上说，农业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系，而且更是一类文化现象。不同域农业文化的演进、变迁，都具有各自独特的经历，演化变迁的动力，既来源于区域内部文化要素的更新，亦来源于区域之间文化的不断传播和扩散；地理位置、区域及社会政治状况、经济消长和其他领域的文化发展，均曾对各地农业文化的发展产生过极为深刻的影响。佛山古村落农业文化在商品经济发展中，也逐渐演变为商业性的聚落。

在一些沿河的交通要道，由于产品集散，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圩市，随着商品经济需求的提高，圩市地位提升而产生了大量的集市，这些集市中的一部分最终发展成为传统的市镇，如南海的九江、官窑、官山，顺德的陈村、龙江、容奇，三水的西南、芦苞等。到清代时沿河市镇轴线进一步定型，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工商业十分繁荣，部分市镇在人口规模与经济职能上都超过了当时作为传统政治中心的县治。九江因为九条河涌与西江相通而得名，宋末时已称九江大圩，明中叶时的鱼苗生产远近闻名，供应广东附近数省。从事捕捞工作的主要是当时的疍民，所捕鱼花售给陆上居民饲养，九江人因地制宜，凿池养鱼，《广东新语》称九江：“池塘之水，养鱼花者十之七，养大鱼者十之三。”清代时桑市、土丝、鱼花市场都非常活跃，清末时依河涌而建的店铺有1500多间，人称“小广州”。西樵山北麓的官山圩，有官山涌绕境而过，流入顺德水道。因为交通便利，农业和手工业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佛山一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设有桑市、茧市、丝庄等，茧市还设有夜市，在清末有大小街道30多条。陈村有谭洲水道与陈村水道经过，水陆交通发达，明初形成果基鱼塘，成为花果之乡，《广东新语》称：“居民多以种龙眼为业，弥望无际，约有数十万株。”清代发展为重要的内河港口，河面货船首尾相接，往来如鲫，为西、北江农副产品的集散地，供应广州府、佛山镇等地所需，时称“陈村谷埠”。容奇镇地处西江下游，河宽水深，北可达广州，西可通江门、肇庆、梧州，东南可抵香港、澳门。明清后由于水陆交通方便，位置适中，很快由圩市发展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商业港埠。清乾隆年间建成“十里石街”，顺德、南海、番禺、中山等地的茧丝多在此集散，各类商船来往频繁，成为南中国最大的茧丝交易市场。沿西、北江水道，星罗棋布的众多古村落、市镇和县治一起构成了佛山市域内的传统城乡体系。

五、结论

长期以来，人们的观念中仅仅视水为农业资源，视水利为农田水利，这严重限制了水资源多种功能的发挥。古人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也。”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对文化的解释千差万别，但谁也不能否认水是人类创造文化的源泉，谁也不能否认水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母体。水文化是一幅美丽的画，一首深情的诗，许多脍炙人口的词句就是例证。《诗经》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老子说：“上善若水。”孔子称：“知者乐水。”荀子称：“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是孔子对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的感慨；“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朱熹对根源文学的由衷赞美。苏东坡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何等豪迈昂扬；范仲淹的“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则是借水舒志。从“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李白，到“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刘禹锡；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林则徐，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的毛泽东，都是水的力量、水的精神、水的气概给了他们生命的魄，思想的力，显示出水与人之间博大的情感。

深刻认识水文化的价值与内涵，对于我们用科学发展观进行古村落建设大有裨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佛山六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就是佛山人民与水相依的历史。水在佛山文明的发展、繁盛过程中，构成一张经济文化传导的天然理想网络，成为流域内城乡交往、经济运行、商业转输、文化播扬的重要渠道。传统的观念认为“山管人丁水管财”，佛山人更是对此深信不疑，将水比喻为血脉财气一点也不夸张，但凡耕、渔、舟楫之利，莫不依靠于水。作为古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水上升到文化的层面去认识，是用与时俱进的理念去探索、研究古村落活化科学态度。

人类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从地域表现形态和文化空间转换上看，就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最终形成以城市为主导的现代化的城乡一体化，产生一种整合的社会理想。随着经济的发展，佛山依水而兴的村落在集镇化，集镇在市镇化。水乡生活宁静安逸，有人却觉得这是经济落后的象征，他们不愿再和鱼塘小艇打交道，有人甚至说如果村里能搞工业区，就算把那些鱼塘、河涌都填掉也无所谓。其实对某一个地区来说，发展经济并不一定都必须发展工业，而是找出最适合本地区发展的模式。例如桑基鱼塘这种农业生产的最大特点就是利用池塘生态系统，使自然资源得到充分的循环利用，上世纪80年代初，联合国粮农组织对桑基鱼塘生态模式带来的良好经济和环境效益惊叹不已，他们还派专人进行观察研究，将这种耕种模式定为农业生态重点考察对象，并向全球推广。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和它的存在形式，都有一个外部的特征，对于佛山来说，城市文化空间便是丰富的江河资源和水资源所营造的得天独厚的水环境，由此而催生了佛山都市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等人文精神。有人把佛山文化的基本精神归结为“水文化”：因势附形、奔流不息、与时俱进、求变、讲通、吸纳、包容等等。正是因为历代对外来文化不断地吸收和包容，同时又充满着创造的冲动和激情，佛山才从村落发展为城市，从历史名镇发展到现代化大都市，这种开放与发展的品性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也许正是水赋予了它不竭的朝气和活力。

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将进入生态文明时代，它的核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水文化则是这一文明不可缺少的内容。纵横交错的水道，片片桑基鱼塘，时隐时现的叶叶小舟，还有那布满河畔的成片蕉林，以及通向乡间小道的青石板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宛如置身在远离烦嚣的世外桃源——这就是我们佛山的古村落。

（作者刘东，佛山市艺术创作院馆员）

[1]《淮南子·人间训》卷18。

[2]《汉书·武帝纪》卷6。

[3]（光绪）何如栓：《桑园围志》。

[4]（同治）《南海县志》卷7。

[5]（嘉庆）温汝适：《桑园围志》。

[6]（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舟车》。

[7]《珠江水利简史》142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90年。

[8]（清）阮元：《广东通志·山川略·水利附》。

[9]（明）黄佐：《广东通志·民物志·水利》。

[10]（明）屈大均：《广东新语·鳞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