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及其节日的重视，“龙舟文化”日益受到青睐，各地竞相抢注，打造自己的品牌，并出现了“龙舟文化”源流的诸种说法和流派，而且各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依据。认真比较诸说，我认为东莞“中堂”更具有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文化学之特点。中堂传承龙舟文化具有学理依据及优势。

一、东莞中堂传承、建构“龙舟文化”具有地理学、人类学根据。

东莞中堂优越的地理生态环境，为古人类的理想栖居之所。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价值追求，有自己的符号象征体系，有自己的文化承继、交融和演进的历史，每一代人，都要面临这样的人文环境，都要从这个环境起步，一个地方、一个族群的民居，作为生存的一个样式，同样离不开人文环境的约制。

六千年前，中堂一带曾是一片汪洋大海，经过漫长年月，泥沙沉积，才逐渐形成了东江平原。明代初期，中堂与石龙之间，水道仍很广阔，清末始瘀积变窄。广东水文二队 PK16 钻孔发现中堂蕉利 13 米 深处有腐木，经广州地理所测定，该腐木是在全新世海沉浸稳定后沉积，证明6000 年前，中堂一带的水深有13米。这类称谓显然与原始渔猎社会生产实践相适应，也是东江中堂原始先民狩猎时代宇宙观的必然产物。六千年的中堂最早产生于生产力低下的渔猎时代，东江中堂流域的渔猎时代是产生中堂先民的沃土。先民成熟于农耕社会之初。这是东江流域的早期人类在童年时期创造的生存空间，她以特殊的方式反映了早期人类生活及历史发展进程。这是依据地理学和人类学得出的必然结论。

中堂位于东江下游，是珠江三角洲咸淡水交汇的地区，地型狭长，呈卧蚕状，沿东北至西南走向，距离约8千米 。中堂地形开阔低平，镇域内没有山地丘陵，全部是平坦稍高的旱地与水田，西部的下芦、马沥、斗朗、槎滘等村旱地多，东部的潢涌、三涌、湛翠和中部的袁家涌、吴家涌等村则大部分为水田。中堂是东江冲积成的三角洲平原，地势低平、水网纵横的圩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阳光充足，雨量充沛，河涌交叉，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水滋养着这里的一切，依水而居，依水而生。作为水文化传承的重要标志——赛龙舟就与中堂人结下了不解之缘。东江干流及其支流蜿蜒流过，把中堂分割成 5个部分。从西到东沿着公路两旁分布。地型呈条状，向外伸展，依东北向西南，倒运海水道与中堂水道环绕四周，通过江南大桥与中堂豆豉洲相连，地处交通要冲，是东莞北上直达广州市的“北大门”。说明东莞中堂传承、建构“龙舟文化”具有地理学、人类学根据。

二、从语源学、历史唯物论的视角考察，中堂“龙舟文化”具有坚实的学理基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个原理非常简单，它对于没有被唯心主义的欺骗束缚住的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1] 根据以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进行科学考察，才能够得出正确结论。

从文化学的视角考察，中堂初名“舂堂”，北宋立村。在唐代后期，此地散居农、渔人家，以农居多。至唐末，居户有所增加，已具村的规模，定村名为“舂堂”。 “舂堂”本是唐、宋时期南方的一种劳作场所，因其方式独特，很具地方特色，后来人们也视其为一种习俗。（《陈志》卷96第1页：“‘舂堂'见《太平环宇记》（之）《领表录异》，盖谓此为唐宋遗俗。”）就字义而言，“舂”是撞击的意思，“堂”为某一场所，如学堂、歌堂、祠堂等。[2] 对于古代的舂堂，唐朝刘恂所著《岭表录异》一书中有所描述：“广南有舂堂，以恽木刳为槽，一槽两边约十杵，男女间立以舂稻粮，敲磕槽舷皆有遍拍。槽声若鼓，闻于数里，虽思妇（思，莞音念’四’）之巧弄秋砧 ，不能比其浏亮也。”[3] 大意是：广东南部有“舂堂”这种劳作方式，是用整根大木挖空成为木槽，在一槽的两边大约有10 支木棍，男女相间站在槽边执棍一边舂槽中稻谷，一边有节奏地敲打槽边，有如奏乐的节拍不断重复。木槽发出的声响，就像鼓声一样，几里远的地方都听得见。就算思念丈夫的妇女们在秋天为外出夫君槌洗冬衣时那巧妙槌打洗衣板的响声，也比不上“舂堂”的响声那么爽朗响亮。古代民间立村，定村名方式有的取其地貌，有的取其特色，有的取其物产，中堂这地方立村前已有“舂堂”，故立村时取其为村名。舂堂村地处附近乡村的水路交通汇合点，东江水系与西江水系会合珠江，两个水系的龙船竟发。各村村民多来此建立龙舟景点，或作买卖交易，很快就发展成一个中心墟市。因“舂”与“中”同音，人们在文字书写方面图方便，常把“舂堂”写作“中堂”，久而久之，舂堂也就成了中堂。注：《陈志》卷40第6页：“按：张志作中堂，考李涛碑亦作舂堂，盖古今异名。”

东莞中堂龙舟盛行有其原因：一是自汉以来，中原文化在粤地传播迅速，深入人心，南粤不再是蛮夷之地。二是珠江三角洲河网纵横，人们的生活离不开舟船。舟船不仅是生活起居的场所，也是生产工具、谋生手段。划船技能的交流逐渐演变为后来的赛龙舟。三是唐代以后，珠三角成为粤地经济发展之首，龙舟活动更加盛行。东莞中堂处东江下游，与西江、北江相邻，条件相仿。东莞龙舟活动与珠三角的龙舟活动是同步的，为中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三、从文化学、民俗学考察，东莞中堂有理由打造“龙舟文化”知名品牌。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4]明朝崇祯年间（1628—1644）张二果和曾起莘编修的《东莞县志》记载：东莞岁时（时节）：“五月初一日，饮菖蒲酒，食角黍，观竞渡。”[5]（31）角黍是粽子的别名，竞渡即龙舟竞渡。该条文杨宝霖加注：“士（男）女倾城而出，箫鼓之声相混，自初一至初十方止。”500多年前，是明朝中叶，进入正德、嘉靖之期，政治稳定、国运兴隆，龙舟日盛，未与史违，体现了统治阶级标榜的盛世太平。东莞龙舟盛事，它所记载的吃粽子、赛龙舟之盛事，表现了那个时代统治阶级思想。明末清初广东著名学者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记述道：“东莞有彭峡，五月时，洪流滂沱，放于百里，乡人为龙舟之会；观者画船云合，首尾相接，士女如山，秉潮而下，日已暮而未散。……广中龙船惟东莞最盛,自五月朔至晦, 乡乡有之……”[6] 咸丰元年（1851年）中堂出大标，鹤田村夺冠，有人成诗并流传至今：“中堂出标是元年，果真扒出是真贤。到处龙舟来趁景，第一飞龙是鹤田”[7]。诗中“元年”是指咸丰元年。清末“探花”，中堂人陈伯陶在其编修的《东莞县志?卷六》中收录明代东莞人张穆《龙潭峡山记》一文，也记载了东莞石龙龙舟竞渡盛况：“端阳后二日，会于峡。画舫楼船，箫鼓沸耳。好事者采素馨为招，倾酒如泉。丹荔、角黍、金钱、绞绡犒夺标者。其龙头角精彩，耳目俱活。……海内蒲节(端午节)竞渡，未有逾粤莞之盛者。”[8] 在历史上东莞中堂龙舟在县志中有记载，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文化符号，进而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便是文化学、民俗学得出的必然结论。

东莞中堂“龙舟文化”历史悠久, 具有传统和文化特色的民俗民间活动, 有其独具魅力的群众基础。龙舟特色文化形成的龙舟景，是中堂的最大亮点。龙舟文化产业，是中堂魅力的延伸。中堂有理由打造“龙舟文化”知名品牌并具有学理优势。

1. 中堂文化特色的定位在端午龙舟。打造龙舟文化特色名镇，要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在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展现风采。

2. 突出特色文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创造艺术精品。整合龙舟文化节，使龙舟特色文化更加丰富，扩大龙舟文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3. 加大龙舟文化衍生业，由龙舟工艺品到龙舟酒店、龙舟旅游、龙舟品牌服装、龙舟训练基地等。也可以展开文化招商，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从而深入挖掘龙舟文化产业的资源潜力。

东莞中堂有着悠久的“龙舟文化”民俗，她深深植根于丰沃的民间文化土壤之中，与其他诸种“龙舟”说相比较，有其更加坚实的学理依据及优势，开发、弘扬中堂“龙舟文化”传统，应纳入东莞中堂生态旅游文化战略规划，将其打造成民族文化的知名品牌。总之，要以龙舟文化为龙头，围绕龙舟特色文化品牌做文章，聚集文化发展要素。通过龙舟文化品牌，把中堂做大做好。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7页。

[2] http://baike.baidu.com/view/299617.htm 。《陈志》卷九十六第 1 页：“‘舂堂'见《太平环宇记》（之）《岭表录异》，盖谓此为唐宋遗俗。”

[3] 刘恂. 岭表录异[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98页。

[5] 张二果、曾起莘重修. 东莞志(崇祯)[M], 影印本, 东莞: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1995. 31.

[6] [清] 屈大均. 广东新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7] 中堂龙舟：又是一年竞渡时 http://whgc.sun0769.com 2010-10-26

[8] 陈伯陶. 东莞县志[M ] (民国16年刊本) . 郑州市：方志史料馆. 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