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岭南小说产生向“人本”方向逼近和回归的迹象。所谓“人本”，是指人的文化学意义上的本质特征。这种回归现象的代表小说家就是黄咏梅。 黄咏梅摆脱了以作家主体的私密体验为依托的“极端个人化”的叙事倾向，以独特的视角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用冷静、深入的笔触，表现处于多重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剧烈碰撞中的普通人物，特别是城市中下层女性人物的生活、价值危机及内心冲突。

1.黄咏梅的小说观念及创作意图

黄咏梅回归“人本”的特征，在小说观念上表现为重建文学与生活的健康关系，即力求使创作与自我经验相关，但又有虚构成分以重构生活，保持形而上性。

本来，黄咏梅属于新生代 小说家，也曾说过个人经验的重要性：“写作者必须在每一个经验的呈现中。他蹚过经验的河流，一次、两次、三次，他像疯子似的在做一些重复而乏味的动作，然而，每种经验因为有了他身涉其中，将变得丰饶多味。” 但是，黄咏梅所说的经验与个人化“生活经验”略有不同。黄咏梅的独特“经验”是日常生活的普通经验。新生代小说家是以反抗的立场和对价值质疑态度开始他们的文学创作的。虽然他们对政治意识形态话语、80年代话语和西方话语的反抗都具有批判现实的文学意义，但他们对个人话语的建构是以极端化的方式实现的。这些极端化的方式主要包括：（1）热衷描写吸毒、犯罪、性放纵等领域的行为。 （2）书写女性对男性的激烈对抗。（3）多数作品描写占人口极少数的美女的生活。这种经验的个人独特性是非日常性的，是“变调”和“变声”；而且，这种对于私人经验的迷恋可能挤压想象的空间和现实重构能力，造成个人经验的堆砌、重复和雷同。对于文学来说，在日常正常层面上呈现的个人风格较能体现其风度、文学能力和文学自信心。而黄咏梅小说的主人公与她有较大距离，她的小说阻止了作者个体“经验”对小说的大面积入侵，没有通过极端化的方式来显示人性，没有对男性经济权力的遏制、生命的扼杀及对男性优势心理的僭越，而是以平淡、坦然的心态超越女性对男性价值体系的深度反抗，探寻平凡女性真正独立的途径。由此，黄咏梅的普通“日常生活”具有“形而上”的人性内涵。“形而上”的人性内涵是指人性的最本质的呈现或抽象。黄咏梅将女性本质抽象为健全的人格意识和自觉的生命意识。黄咏梅认为，女性不仅要追求社会地位和经济独立，而且要摆脱传统文化中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心理；而女性的发展与进步，已更多地取决于女性自己。

黄咏梅的小说观念与她的自身境遇结合，演变为她的小说的创作意图。黄咏梅拥有三重“边缘者”的身份。一是粤文化的边缘者。她的家乡梧州市处在广西的边缘位置，跟广州的语言、文化并无多大差别；当她来到邻近的大都市广州市落脚时，却被广州人称为“新客家人”。二是现代大都市边缘者。她渴望得到现代大都市认同，但实际上又面临精神流放与价值惶惑的困境。三是小说创作的边缘者。她原是一个诗人，但是，她重新选择写作小说。于是，她的作品具有复杂的三重视角：对家乡温情的回望，对大都市生存的直面，她还需要研究怎样在小说中灌注她永不放弃的诗意。

在她的创作意图中，主题的设定是重要的内涵。在面对各种市井化的现实叙事时，黄咏梅逐渐形成自己的主题。她多写过去的遗失和都市的惶惑，即边缘人的心态。黄咏梅说：“广州是一个消费的城市，一个物质化、欲望化的城市，她很平和、理性、务实，同时扫荡人的梦想和内心的诗意，让人安居乐业，变得实在。这样诗歌就没有太多的生存空间，但这个城市滋生了很多故事，并且也让我们这些外来人滋生了那种对家园（不仅仅是生长的故乡，更是精神的归宿）的缱绻和失却的疼痛。这些更能让人真实地感到存在。我就发现目前所写的小说里，基本上都围绕着一个母题：一种无力挽回的遗失和一种陌生拾到的惶惑。” 黄咏梅发现了这种边缘人生对创作的“好处”，即“这些更能让人真实地感到存在”。

接着，她又完成了对主题从观念性到体验性的转化。她以个体生命经验为基础，代入人物，从而切入对于存在的哲学追问，赋予了主题以强烈的生命性和感性，使小说充满一种有血有肉的生存痛感。这无疑需要异常丰沛的艺术想象力。黄咏梅把写小说看作心脏偷停的过程。她说：“我用偷停出来的时间，将自己当做不同的人，进入一个与自己的肉身没有任何关系的另外一个世界里，得以跟一些隐匿的东西团聚，与一些隐秘的内心活动私语。” 她以自己的体悟感觉，平视视角直接触及人物的内心世界，对远离自身经验的生活有着相当精确的感悟能力和捕捉能力。黄咏梅要求自己：一是小说要“让人真实地感到存在”，要写出人物的种种矛盾和生存本相，表现小人物无法逃脱的宿命感和悲剧性人生归宿；二是在庸常生活中发现平凡人物骨子里的生命意识或生命信仰。这样，黄咏梅以一种宽容、同情、超越的心态和温和的反叛性姿态确立自我价值立场，让人性追求在小说的想象空间里安营扎寨。

2. 黄咏梅小说的四个特征

黄咏梅小说观念和写作意图最终在自己的小说中呈现为四个特征：

第一，以有信仰的普通女性生活为主要题材。这些普通女性在消费社会里，没有男性形象眼中可资消费的交换物或资本，即青春和美貌；她们渴望财富却没有失去自我，并不为高阶层的生活而出卖自我和自尊，而是为了将日子延续下去而做着卑微却坚韧的努力，贫乏却又自足，具有诗性气质。这种题材大致可分成两类：一是都市凡人的生活，二是都市偏执人的生活。

黄咏梅在2002至2004年推出的《路过春天》 、《一本正经》 、《骑楼》 、《多宝路的风》 、《勾肩搭背》、《草暖》等小说属于凡人生活类型。黄咏梅努力发掘平凡人物在岁月的流逝中内心的坚守与转变，寄托自己的批判与肯定。小说处女作中篇小说《路过春天》和长篇《一本正经》写移民型知识女性的都市边缘人生活。在《路过春天》里，有着“新客家人”身份的知识女性每每在广州一家报社当编辑，与另一家强势报社编辑、有妇之夫柳其一见钟情，每每成为一个他的情人。扭曲的生活成了这座城市无法医治的症候。《一本正经》里的女主人公陈夕研究生毕业后到广州做报纸编辑。小说主要表现了大都市移民知识女性生活中的性爱与婚姻、权力与腐败、商业化写作、住房的压力等内容。生活环境的改变成为陈夕反思自己生活的契机。在陈夕心目中，李平是一个忠贞于爱情的中年女性。随着报社老总东窗事发，李平与老总的秘密关系曝光。李平事件使陈夕对爱情、信仰产生了怀疑。

《草暖》和《勾肩搭背》主要写平凡市民型女性的生活。《草暖》里的广州家庭主妇陈草暖长相平凡，生活追求简单，只是希望留住丈夫的心，对生活抱着“是但”（随便）态度。《勾肩搭背》女主人公樊花吃苦能干，但婚姻受挫，内心创伤，从此不敢接受小生意人刘嘉诚的爱情。樊花等小商贩们带着各自的利益需要，在打情骂俏、勾肩搭背的世俗快乐中，打发庸常而充满生存烦扰的岁月。叙述者对在现实社会金钱的强势挤压下“真爱”难觅的现象感到无比悲凉。

黄咏梅有些小说写及故乡的女性。中篇小说《骑楼》以黄咏梅的故乡梧州为背景写一位小城平凡女性追求平常幸福的梦想。“我”与曾是校园诗人的小军是高中同学，高考落榜后两人很快就恋爱了。“我”做了茶楼服务员，小军做了空调安装维修员。“我”住那种叫骑楼的老房子，小军经常与“我”在阁楼约会。小军装空调时认识了名叫“简单”的漂亮高三女生，简单准备考上海交大。因为简单，小军重新开始写诗。他为了向往一个有书香味的高中女生，从23楼简单家的窗外飘飞而去，以青春生命作了祭品。“我”是小军意外保险的受益人，但因小军的死可能是有预谋的自杀，索赔一直未果。故事写出了中国当下不同社会阶层无法弥合的人生，而小说的诗性笔触更传达出无法圆满的人生况味。

短篇《多宝路的风》写出了传统市民生活面临的巨大挑战，又有一种对传统市民生活的莫名的迷恋。多宝路是广州旧城区西部的一条曾经非常繁荣商业老街，如今繁荣不再。像陈乐宜这样世居广州西关多宝路的原住民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以及社会地位都受到了冲击。《多宝路的风》大部分篇幅都聚焦于都市白领、广州原住民陈乐宜的情感生活。她没有天生丽质，爱上一个有家室的男人、自己上司耿锵，做了他的情人。叙述者还描写了乐宜身边的人物，如乐宜的妈子、情人耿锵、茶楼的花痴女人的生存境遇以及精神心理。过着凡庸的家庭生活的耿锵只是从家里暂时游出来寻找新意的男人，乐宜在他身上得不到任何承诺。乐宜在茶楼里看到恨爱不得而凄凉度日的花痴女人后、在受到妈子“人有我有”生存哲学的启发后，毅然与耿锵分手，嫁给了一个普通海员，重新寻找生活方向。几年以后，海员中风不能出海了。乐宜将结婚时的新房卖了出去，搬回了多宝路。她也像她的母亲一样，喜欢坐公共汽车从西关到东山喝茶。西关小姐陈乐宜淡定、优雅，对命运有一种不惊不乍的安分。回归多宝路后，乐宜第一次有一种归属感。小说的结尾，乐宜伫立在多宝路的胡同口：“她听到了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好像是风吹动些什么发出的声音。听了一会儿，她将信将疑地断定，那是风吹响的香云纱的声音，是多宝路的穿堂风弄响的。” 对生存理想的坚持使这个平凡女性怀着一种坚韧的精神，即使面对困境也淡定而行。《多宝路的风》凝聚了作者对生命和人生的沧桑之感。

中篇小说《档案》呈现了都市与乡村、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对比。叙述人“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人才交流中心档案科。“我”有一个堂哥李振声在广州某房地产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李振声从小就被“我”的大伯送给了一位李姓人家，但恰恰是这个送给别人的孩子最后有了出息。有一天，“我”接到了李振声的电话。原来，李振声得到了一个到政府部门任职的机会。而李振声大学时代曾经因为爬进女生浴室看女生洗澡而受过处分。李振声找到“我”帮助他删除这个“不良记录”。“我”的父亲希望“我”帮助李振声做个“人情”，“我”的大伯则想通过这事让李振声认祖归宗。终于，“我”冒着违反纪律的风险将李振声的档案取了出来，打算销毁其中的“不良记录”，没想到档案里根本不存在这个记录。尽管如此，“我”还是跟李振声表示自己完成了他交待的任务，做了个人情。然而，李振声从此消失在“我”的视野范围之内。《档案》以接触过农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叙述者“我”的视角，表现了对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巨大差异的感喟。在农业文明规范的社会，血缘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存在，人们通过 “走人情”获得身份认同；而在中国现代社会，体制对体制内的人有巨大的制约力量，人们可以看淡血缘，但不能不在乎档案。而档案、命运和血缘这些本来不可改变的东西，到了现代，都可以通过利益交换的方式任意改变。

黄咏梅2005以来推出的《负一层》 、《单双》 、《把梦想喂肥》以及《暖死亡》等小说多描写偏执型人物，表现都市小人物面对窘迫生存环境的扭曲心态。例如，短篇《负一层》中的阿甘是年近四十的大龄未婚女青年，在大酒店负一层停车场做管理员，下班时与母亲相依为命。阿甘总是“慢一拍”，与现实格格不入，总是生活在自己的疑问与幻想中。在现实生活中，阿甘几乎没有一个欲望能得到满足：工作被辞，挂张国荣的画像也常常被妈妈骂，在现实中也找不到像死去的张国荣一样的爱人。她每天到酒店三十层高的地方向天空挂问号，执着于自己的念想，后来她跟随她的那些问号，从空中坠落。黄咏梅的中篇《单双》以冷峻的笔调塑造了一个偏执疯狂的女性李小多形象，描写了边缘人的偏执心境。李小多来自一个暴虐家庭，在承受不幸的同时也制造不幸。她对数字十分敏感，有一种通过预知数字的单双而控制输赢的信念。对这种信念的沉迷让她变得更加偏执、决绝。她赢了不少赌局。在最后的与自己的赌局中，李小多赔上了性命。小说的主要人物几乎都置身于现实或人生的赌局之中，赌注可以是金钱或内脏或身体或亲人或生命。通过李小多这个执拗人物，小说展现了生命的无常和脆弱，展现了现实挤压下信念的扭曲。《把梦想喂肥》的主角“我妈”虽然瘸腿，却身残志坚，是小城残疾人的民间领袖。她想靠自己的能力，改变自己生活状况。于是，她去了广州，决心要在这儿将自己的财富梦想像喂小鱼一样喂肥。后来她果然从一个小城的开电动车的“大家姐”成为一个大都市的成功推销员。虽然因金钱被骗的沮丧而失足死亡，但“我妈”在追梦的过程中表现出极度的坚韧和顽强。《暖死亡》则以较长篇幅表现高速运转的现实生活里现代人疲于奔命，心情抑郁，往往通过诸如“过度地吃”这些极端方式来缓解重压的现象。他们因为不停地“吃”而平和地走向死亡。

“黄咏梅的小说虽然叙述的都是那些柔弱的人，卑微的人，沉默的人，他们被强悍的都市秩序遮蔽，以至于常常成为一种被忽略的存在，但是，黄咏梅却从他们的精神深处，缓缓地打开了许多细腻而又丰实的心灵镜像，并让我们于蓦然回首之间，看到了作者的某种悲悯情怀。” 这使黄咏梅小说的伤感表现为生命本身的伤感。

黄咏梅小说的素材来源于家乡和广州。黄咏梅希望小说“让人真实地感到存在”，而小说中的逼真的存在肯定带有岭南地域性风采。

黄咏梅小说的地域性素材与年少时的经验和存在感相关。黄咏梅出生在广西梧州，一脉珠江，使梧州与广州文化血脉相连，在民情风俗、语言、技艺等方面都有粤文化求实尚变的特点。梧州小城是作家“永远的坐标系”，大都市是在小山城的参照下进行书写的。在《路过春天》里，黄咏梅开篇就写及小城：“没想到，那个夏天，我来到了燕塘牛奶的产地。然后，我有了这个城市的身份证，有了这个城市的一把钥匙。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给我每天订燕塘牛奶，这是广州一种老牌的牛奶，名噪一时。因为广州离我生活的小城是一衣带水的近，这里的人一直有着‘广州情绪’,他们也会得意地对其他城市的人说‘我们讲的话跟广州是同一语系’，以形容文化上的嫡系。” 黄咏梅逼真地写出小城人的一种先天的文化优越感。但当黄咏梅真正来到广州市落脚时，才发觉“在这个城市里定居的我已经不是喝燕塘牛奶的那个我了，我的真实姓名湮没在这有着两百万外来人口的城市里，城市关怀地称我们这群人为‘新客家人’” 。

黄咏梅常常缅怀过去的生活，有留恋，也有哀伤。如，中篇《骑楼》 的开篇：“要知道，我生长的这个小山城，在六十年代曾经是多么的辉煌，有‘小香港’之称。” “改革开放说实在的对这里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更多的港口开放了，更多的海湾以更丰富更顺畅的航道夺走了这里的优势。” “那个百舸争流的时代过去了，留给这个城市的，是一些美人迟暮的伤害。重山包围下的小城，爬起山坡来就比同时期的城市都呆滞和缓慢，就像一个打惯水战的老兵要在陆战上取胜的困难。港口的地盘很多被租了出去……陆地拥挤了，河道像一个妇人松弛的发肤，流淌是多余的运动。” 黄咏梅留恋这座小城历史上的航运发达带来的经济繁荣和辉煌；对如今梧州发展的迟缓，流露出淡淡的哀伤情怀。而吃田螺、喝汤、饮茶是岭南特有的饮食文化。黄咏梅在《骑楼》第二章里描写小城晚上吃田螺的风情：“要是晚上，随便走进哪一条骑楼，都能够看到一撮一撮的人，或坐或蹲在煤炉边的小矮桌周围，在小碗里用手捏出一颗颗拇指大的田螺，撅起嘴，先往螺屁股使劲一吮，接着在螺口一吸一拉”。《骑楼》中也写到梧州人“最紧要那啖汤”。《骑楼》里的茶市描写富有岭南特色。小说里的主角“我”就在茶楼工作，黄咏梅通过对“我”的描写，展示了梧州的茶文化和梧州人知足常乐的文化心态。《契爷》 借描写梧州的地理环境表现小城年轻人向往到外面世界去看看的心态：“从我们这个小城，只要沿着浔江出发，漂流整整一天一夜，据说一直可以流到香港，脚都不用沾地，所以我们这里的年轻人，都喜欢到江边看水，浔江过往的渔船，都不会引起他们的注视，因为他们知道，这些船走不远，到了系龙洲，就折返了。” 这里提到的系龙洲是梧州矗立在浔江中心，枯水期时露出一大片沙滩，梧州人喜欢到那里游玩。

黄咏梅小说的素材有些来自广州。她的小说在语言和风俗表现方面，深得广府传统韵味。如，《多宝路的风》描绘了“玉器街”的风情。

踩着妈子的声音,乐宜一步一步,从相通的另外一条巷子走出了玉器街,那些青石板路,从没如此光滑地让她不得不留心脚下,直到走出这一段,一出去,就是车水马龙的大街,站定了,如释重负地呼了口气,身后的巷子,就剩下了一个孔,窄小的幽暗的,像从一个刻成“田”字形的玉坠看进去一样，所有的声音、光线、生活诸如此类的东西，就像魔术一般地变成了一个玉坠,贴身地挂在乐宜身上。

《多宝路的风》写到广州人喜欢在煲汤的时候放一小把薏米，因为薏米有去湿的功用，而广州这个城市湿气太重。她还进一步专门阐释了 “去湿”这个词在广府文化中的多重词义。在提到吃在广州时，作者不忘借主人公的口辨析“一碟菜”（饭桌上的菜）和“一条菜”（床上的女人）的不同含义。乐宜是“西关小姐”，她的行动中有西关小姐的“浅淡”韵味：

疼痛和欢愉对于乐宜的表达，还是像她的五官一样浅淡，耿锵就趴在她青白的脸上，看不到一丝变化。这个女人，也许真的是任何的开端和结局都不能影响到她，她品味生活是她自己的品味。她咀嚼痛苦也是她自己的咀嚼。

《草暖》主人公草暖的口头禅是白话方言“是但啦”（“随便”的意思）。作者将这个方言与草暖那种“随便”的性格融为一体。再如《负一层》：“我那些死党，都是天兵天将来的。”“阿甘的母亲很习惯这个老女儿的愚蠢，从小到大总是一副‘脑笋’没长合的样子，书到高中就念不下了，说话做事慢人半拍。”在这里，“死党”为最要好的朋友；“脑笋”是囟门。黄咏梅从人物塑造、情节发展需要出发运用方言俗语，语言符合人物的个性、身份。

第二，黄咏梅小说多以较为纯粹的背景凸显平凡女性人物的本质生存问题。女性作家的90年代都市小说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几乎都是美女。她们婀娜多姿，光彩照人，构成一幅都市丽人图。在消费社会中，自然存在的美貌被赋予了畸形的商业价值，它必须通过与男性的利益交换才能实现。作为有着青春和美貌的女人本身，既满足男性审美消费的需要，也成为男性性欲望的对象。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女性身体的交换价值得到了男性的“重视”，当女性对他们有所求时，他们把女性的身体直接作为交换的条件。随着某些女性对消费社会中自身商品交换价值的无奈接受，交换就发生了。一方面，男性把女性所代表的“性”、女性肉体、容貌当作一种奢侈品、交换物；而另一方面，女性利用男性的对女性的“购买”欲、消费欲获取自己的利益。她们也就无法摆脱被人消费的命运。女作家们着重表现美女生活，则是关注消费社会里的女性的危机和命运。而黄咏梅则着重表现占女性人口大多数的长相平凡的女性形象，摒弃权色、物色交换发生的可能；并以女性为主体，男性为配角，凸显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内在的精神特质，以较为纯粹的背景探讨女性的本质生存问题，包括对男女两性平等关系的诉求问题和处于社会底层女性的独立可能性问题。

纯化的背景突出了女性生存的困境。黄咏梅小说中的女性大多数是社会中底层的没有美貌和高智的平凡人物，男性中心社会没有给予她们额外的帮助。她们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因而具有奋发向上、顽强、坚韧、勇于承担的阳刚品格。女性要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地位，首先就是要获得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这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前提条件。这些女性对经济权利、话语权利等诉求都非常强烈。然而她们大多都是奋斗、挣扎，最后在无奈中失败。“我妈”、阿甘、夏凌云等无不以失败而告终。

由于淡化了女性的本能、欲望等自然性方面的书写，因此黄咏梅小说更能反映大多数女性的主体性状况和精神高度。例如，《契爷》男性角色契爷卢本这个四体不勤的旺族少爷，恰好与小说中的两个女性形象夏凌云和赵想想（“我”）形成鲜明对比。夏凌云主体意识觉醒较早，她为走出小城两次与外省男性的交往，想通过婚姻去实现走出去的梦想。小说出现的男性都反衬出夏凌云的不安于现状、勇敢承担和自强自立的倔强的个性。而小说中另一个女性形象赵想想则靠自己的努力走出了小城。两个女性形象展现了在男性中心社会中女性独立自主精神诉求的艰难历程。黄咏梅的女性形象的精神高度更体现在对男性的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上，因为她们本来对男性就没有依赖的心理。如，《多宝路的风》中的陈乐宜与情人耿锵、丈夫海员的关系，《勾肩搭背》里的樊花与刘嘉诚既是生意的搭档关系又是情人关系，《草暖》里的陈草暖与王明白的关系，都是互助互利的平等关系。又如，《把梦想喂肥》的主角“我妈”的坚韧与“我爸”的退隐形成反差。“我妈”对平庸、无能的“我爸”没有半点的怨言。“我妈”把自己当做是一个独立的与男性平等的人来看待，没有传统女性的依附心理，因此，她认为自食其力、自立自强是天经地义的事。可见，当女性欲望化写作策略为女性争得一份话语权后，黄咏梅在她的小说里，用独特的视角在书写女性的天然、合理的欲望的同时，力求获得理性与诗意的完美烘托，使小说最终跳出“性别”的拘囿。

黄咏梅还以偏执显示都市独立普通女性的精神高度。黄咏梅善于描绘这些普通小人物与生存本身的硬度、质感和重量碰撞时的内心世界及反抗方式。在《负一层》中，阿甘有自己美好的遐想与情感追求。小说以两个平庸、委琐的男性角色反衬阿甘的爱情追求的圣洁。但在强大的功利化现实面前，柔弱的阿甘不仅失去了心中的“哥哥”摩托仔，更因对酒店经理的要求不顺从，被解雇。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双重被剥夺，令她万念俱灰。最后，她只好选择楼顶上的天空作为自己的人生之路，在飞翔中告别了尘世的羁绊。阿甘为何跳楼，有很多原因可以指认，失业、情感受挫、模仿明星等。但她的母亲只认定：“迷张国荣迷得神神化化”而跳楼的。黄咏梅将死亡的社会责任虚化处理了。河北作家陈冲说：“阿甘的悲剧，恰在于这种浅思维与精神深度之间的巨大落差！” 阿甘（《负一层》）、“我妈”（《把梦想喂肥》）等的悲剧性结局是因为生存理想与现实的冲突造成的，当她们不得不用极端方式对抗绝望时，生命的尊严得以突现出来。

黄咏梅不断深入他们的内心，展示她们的生存理想，以及她们为理想而苦苦探寻的顽强毅力，赋予它们以合情合理的理想气质，这种诗性的灌注，改变了作者笔下人物的审美价值，使她们在世俗的层面上获得了很多灵性的审美空间。

再次，黄咏梅摒弃单纯的完整流畅的故事，削弱戏剧性和动作性，淡化情节，集中笔力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由于单纯梦想是她们在困苦现实中顽强生活下去的理由和精神支柱，因而黄咏梅用丰富的想像力和灵动的带现代意味的结构，强化人物的内心追求，使作品更为简洁而张力富足，以简驭繁地解决了细腻与宏大、写实与虚构等小说的常见难题。例如，《负一层》在近乎封闭的环境中凸现阿甘的心灵际遇。叙述者首先借其母亲的嘴道出了阿甘的特点：说话做事慢人半拍。叙述者透视阿甘隐秘的内心活动：她的心里充满了疑问，于是到酒店顶层将内心的疑问化为问号挂到天上去；管理车库时听到小车之间的“窃窃细语”；与满墙的张国荣照片的交流……对阿甘内心活动的透视使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在外界看来是“精神有病”的人是一个有梦想与情感需求的人，她在负一层这个幽暗的车库里建立起一个非常自足的生活空间。但反应迟钝，不懂人情世故，在节奏紧凑、强调反应迅速的社会中是低能、智障的表现，于是阿甘失业、失恋，最后选择了朝天空飞翔的方式告别了这个无情的沉重的尘世。显然，阿甘既无法理解社会，也无法被社会理解。这篇小说基本上没有安排情节冲突，而是集中笔力将人物内心深处那些难以言说的精神状态以及许多难以构成外在化戏剧化冲突的现实生存窘境进行了放大与扩张。

这些底层女性具有双重边缘（社会边缘、女性边缘）的身份，她们没有美貌、智力等优势与男性、与社会交换以获得外援。黄咏梅的小说表现了这类占社会大多数的女性的社会独立、经济独立的困难，理想的可望而不可及。于是，小说中怀着生存理想的都市底层女性在与现实的对抗中采用悲剧性结局，她们没有向旧有的性角色逆转，心理描写成为结局的有效铺垫。

最后，黄咏梅把现代性的叙述建构在返璞归真的叙事形态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情景寓意又有现代小说的内心探究。黄咏梅的文本叙事不仅“技术”的欧化痕迹消退，克服了80年代先锋小说对西方叙事技术生硬“复制”所带来的局限，而且已经本土化和个人化了。

（1）黄咏梅运用意识流手法，将人物心理的展示作为小说主线。《多宝路的风》不少地方采用“意识流”手法，例如：

乐宜没有了试衣服的心思，站在一个被脱光了衣服的假模特面前,高高的胸脯,细细的腰,滑得发亮的“皮肤”，让她产生一种想伸手抚摩的冲动。接着她的身体就有了一种被抚摩的感觉，一双细心的手钻进了她的皮肤上。

商场放着轻柔的BLUES，香水已经到了尾声，乐宜有逃离的迫切，逃到另外一种肌肤里边去，逃到另外一种温度里边去。

薏米在汤里翻腾，白色的没有止境地翻滚着，然后使劲地要沉到底，沉到看不到空气，看不到水分的底部。

“小姐，要看MODLE刚才穿的衣服?”

差点窒息的薏米，被一个大勺子打捞了上来。（89页）

在商场，乐宜的思绪以触觉、听觉、嗅觉为媒介在几个场景中徘徊。此外，《勾肩搭背》《多宝路的风》《文艺女青年杨念真》《负一层》《对折》《草暖》《暖死亡》等也局部采用了意识流手法。

（2）黄咏梅采用比喻、暗示、象征等修辞手法传达自己的诗性思维方式。黄咏梅喜欢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其小说中明喻随处可见。如《骑楼》里有一段充满诗意的比喻：“她最喜欢“打捞”把船篷掀开，他们在荡漾的船上露天做爱，然后躺在天空下喝啤酒。遇到晴天，满天的星星让她仿佛回到了老家萤火虫满天飞的田野。“打捞”问，你知道那些天上的星都是什么？她说不知道。“打捞”说，那是他每天晚上扔上去的啤酒瓶盖儿。她笑死了。”又如《多宝路的风》用比喻表达乐宜对自己与耿锵的关系的反思：“乐宜对耿锵也是那样，每个周四晚上，在家里摆多双筷，留个位子给耿锵，消磨掉一个追本港台粤语长片的夜晚。习惯和感情就像是上唇和下唇，不动的时候声色全无，稍微一动，谁也离不了谁。”又如《多宝路的风》通过一个比喻，暗示乐宜准备与情人分手、转变生活航向的过程：“她经过客厅的鞋柜前，看到了两对色彩鲜艳的鸳鸯，旖旎地交颈婆娑着,甜蜜蜜。第一次发现，耿锵的皮鞋里装着鞋垫，手工纳好的，上面还绣着鸳鸯，丽影双双，泛游在鞋肚里。这是一个好妻子手下料理出来的男人。乐宜心里一阵酸涩，少见的眼泪就溢了出来。里边睡着的男人，原来是从鞋肚里游出来，偶尔在这里停泊而已。”

在许多地方，黄咏梅的小说还隐藏着不少暗喻。比如，《负一层》中的主人公阿甘做的是在酒店负一层管理泊车的工作，一个月收入不到一千元，这个负一层既是她的工作环境，也可以理解为是她的生存环境的暗喻。《骑楼》中的骑楼既是岭南的传统建筑，也暗喻主人公小军空调安装工的职业，进而暗喻小军的人生理想，他身处底层，却向往着那个他不可企及的世界。《路过春天》写“我”与有妇之夫柳其缠绵时，黄咏梅插进了一段故乡的描写：“在我喝燕塘牛奶长大的那个地方，有一条江，叫鸳鸯江。实际上是两条江，一条黄的叫抚河，一条绿的叫浔江，两江从东西流来，交界处是一条绝对清晰的黄绿界限，不包容也不侵犯，相安无事。人们称交界处为‘鸳江春泛’。夏天的时候,人们喜欢到这个地方游泳，从绿里穿到黄里，从黄里插入绿里。大多数本地人都知道，这是个危险之地，表面上平静地交接，底下却有很多因碰撞形成的漩涡、暗流。游泳的人，要有平衡的定力，才可以在‘鸳江春泛’嬉戏，泛一泛，浪一浪。” 黄咏梅在写到两人的情感高潮时，宕开一笔，用家乡的鸳鸯江隐喻“我”和柳其的关系，意蕴丰厚：两人有绝对清晰的黄绿界限，不包容也不侵犯，相安无事；充当第三者是在玩危险游戏，必须要有很好的定力去平衡他们之间的关系，才能“鸳江春泛”。

作者还喜欢使用暗示和象征手法。如《多宝路的风》写到女主人公乐宜对情人耿锵的情感变化，是从乐宜发现她送给耿锵的衬衣被文胸扣钩出丝后开始的，这个细节暗示了耿锵妻子的存在，这个存在使乐宜的情感受到了伤害，最后导致乐宜主动与耿锵分手。这种暗示的修辞手法，使小说韵味深远。

有时候，象征成为黄咏梅小说的整体构思方式。如《档案》中的档案本身既象征着现实的体制，也具有命运的象征意味。《骑楼》中的骑楼既是实体性质的岭南特色建筑，又是主人公职业的暗喻，更重要的，它还构成了整个小说的整体象征，象征着主人公悬空的、不着边际、危机四伏的人生状态。事实上，《隐身登录》、《负一层》、《单双》这些小说的标题本身就是充满象征意蕴的，它们与小说的内容构成了一个象征的整体。黄咏梅小说修辞特有的诗意象征，传达了黄咏梅对人生、命运的悲悯情怀和理性认识。

综之，黄咏梅小说虽然具有较强的“实体性”，但又追求超越、灵动，力图逼近人性本质，显示出向“人本”方向逼近和回归的明显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