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彩，亦称“广东彩”、“广州彩瓷”、“广州织金彩瓷”，是我国外销瓷器的主要品种，以构图紧密、色彩浓艳、金碧辉煌为特色，犹如万缕金丝织白玉，春花飞上银瓷面，散发出经久的魅力。始于明末清初的广彩行业，在康熙年间逐渐发展，到了雍正年间基本形成对外出口产业，至乾隆年间便发展为兴盛的外销产品，畅销世界各地。

到清末民初，广彩行业迅速发展，行业人员已达3000多人。在这3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广彩瓷这个中西文化交流的艺术载体，以其高贵艳丽的特色备受中外客商的喜爱，因此带起广彩的辉煌，产生了一批行内的著名家族和名师，可惜由于海内外时局的不稳，直接影响了广州彩瓷的发展。

一、崛起于清中期的广彩河南地

广彩的起缘似乎有些偶然，说的是清雍正时期江西人杨快、曹钧以候补官员身份来到广州，因无官缺可补没法上任，为维持生计，他们就在带来的江西景德镇白瓷瓶上做文章，绘上彩画出售。没想到，这些缤纷色彩的瓷器颇受洋人的喜爱。二人干脆在广州开设作坊，打上商标，取名“广州彩瓷”，为前来贸易的海外商人大开门路，广彩就这样发展起来。

随着广彩外销市场的不断扩大，从业人员不断发展。杨快、曹钧清两个“外江佬”在广州成为祖师，带出了一批徒子徒孙，徒子徒孙成师傅了，又到四乡招兵买马。渐渐地，一个人带出一家人，一家人带出一个家族。从雍正到清同治百多年时间，在广州从事广彩的手艺人将近一半来自台山开平司徒氏。义顺隆的第一代传人司徒俊卓是清同治年间随着乡亲，从家乡开平赤坎木石村走进广州，来到位于广州的珠江之南，广州人俗称“河南”安家落户，开启他的广彩前程。

义顺隆的第一代司徒俊卓经过数十年的辛苦打拼，学会广彩的各门技艺，更重要的是，他还有眼光，预见到外销市场的变化与出路，抓住一个机遇，买下了原属于十三行行商怡和行伍秉鉴家的一大片土地，东起今同福中路龙船岗脚到庄巷北面整条街，西至今消防中队的一大片房屋，方圆足有几十亩地。除了买房买地，他还将附近的山岗、花地内的各种花果树木、石山，包括一眼直径超过2米的大四方井，数口小圆井，连同附近一座石绿矿石砌成的假山都买下来，开发作瓷庄，取名为“义顺隆”，希望其事业顺利兴隆，实现他干一番广彩实业的理想。司徒俊卓是个聪明人，在河南庄巷办了广彩实业之后，很快就运用他的人脉打开了外销市场，他还向官府买了个官位，头上有了个“顶带花翎”，就可以在广州申请取得与洋人直接做买卖的“行商”资格，直接与洋人做广彩外销生意。

义顺隆瓷庄的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这里交通运输便利，从庄巷西面的横珠涌和漱珠涌可直通珠江出海口；这里聚有大量的广彩从业人员，几时有订单要赶工马上可找人加工。到了清末民初，占了天时、地利的义顺隆已经发展成一家较大规模的广彩瓷庄，不单有对外经营的店铺，还有加工的作坊；有专门供应原材料的颜料制作工场、瓷素胎经销；有可承接其他加彩作坊烧制业务的多座炉房；甚至还设有古玩店铺等。据义顺隆后人司徒福口述，当年瓷庄是这样布局的：由西至东，第一间是卖古玩的商铺，第二间卖广彩瓷，然后是广彩作坊等。义顺隆在全盛时曾有伙计(工人)1300多人，有7个小炉两个大炉，包括后勤、原料制作、生产和营销。此外，瓷庄还有广彩业务发外加工，也因于此，义顺隆周围聚集及带旺了一批广彩制作的工人和作坊，如合顺隆、炳记等作坊。义顺隆逐渐声名遐迩，从事大单的海外贸易。

“赵兰桂堂”也是清同治年间1863年在广州河南龙导尾状元巷的一间平房创立，从地理位置上看，与庄巷“义顺隆”距离不到十分钟路程。那时广彩人都在河南创业，广彩曾经有“河南彩”之称，正如广东梅县人刘子芬于1925年所著的《竹园陶说》所述：“海通之初，西商之来中国者先至澳门，后则迳越广州。清代中叶，海舶云集，商务繁盛，欧土重华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烧造白器，运往粤埠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于珠江南岸之河南，开炉烘染，制成粉瓷，然后售之西商。盖其器购自景德镇，彩绘则粤之河南厂所加者也，故有河南彩及广彩等名称。”由此可见，清中后期至近现代，因珠江南岸之河南，特别是龙导尾村和龙田村一带地价便宜，河涌河网环绕，河上运输方便，所以，众多的广彩作坊便在这一带，即今溪峡街、环珠街、龙导街、龙船岗及海幢公园西南一带开业、生产、扎根开花。赵兰桂堂在海幢公园附近的状元井那里定居、创业，一家人靠承接加工广彩瓷画为生。由于“赵兰桂堂”主人手艺好，有诚信，义顺隆经常发货给赵家。据赵家人回忆，旧时这一带广彩人将做好的广彩瓷装进竹箩，从河涌的小艇用桨橹摇至珠江靠近香港轮船，由此转运至港澳。也可以走另一条水路，直接坐小艇船到珠江边的外国商船货仓，今日的凤凰岗和太古仓就是当年广彩经此输往欧洲的转运站。当年，在河南洲头咀建有一个公和兴仓库，专门从江西景德镇运来的白瓷胎储备在此，专供广彩行业采用，所以从瓷庄到作坊到广彩艺人都集中在河南一带，有利于拿白胎加工和出口。

还有人和，瓷庄与众作坊聚集一起，榄首与工匠互相依存，他们不仅是老板与伙伴，还是街坊与邻里。“家和万事兴”，义顺隆很重视与其他手艺人搞好关系，逢年过节，家中有做生日或摆满月，义顺隆一请就数十围酒席，将河南一带的广彩人都请上。那阶段，广彩业蓬勃发展，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广彩的艺人及瓷庄从业人员起了很主要的作用，如果没有瓷庄、榄首与作坊的精诚团结与合作，广彩就不会有清末民初的兴旺。

二、以“诚”为先，动荡中发展

广彩大受海外消费者欢迎，销路不断扩大，欧洲的大量订单涌到广州的彩瓷作坊，广彩作坊需要大量的劳工以应付每年庞大的外销量，瓷庄也需要大量的资金周转。据义顺隆瓷庄的后人回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主人房的大床底下经常放着几十万两白银用作生意周转。义顺隆能够在外贸市场成功运转，源自于他们的智慧，还有“诚”与“义”。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期间，百业凋零，广彩也断了销路，义顺隆却冒着风险继续广彩生产。司徒俊卓果然有远见，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恢复贸易来往，各国商人来广州购买广彩用品。由于义顺隆有充足的货板储备，可以立即交货出口，赢得了时间，也获得厚利，而大多数瓷庄因当时只能以销定产，无法与义顺隆抢占商机。坊间当年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义顺隆的老板司徒俊卓财大气粗，有洋商急于提货未能当场付款的，他也可让人先把瓷器货品带走，待下次来时再付清款项。这风险大呀，有一年，一位外商要货很急，未曾带款来，司徒俊卓与他有生意来往，信得过，让他把货物带走了。结果此商人远走高飞，一直未见踪影。大家都认为司徒俊卓这回亏大了。没有想到，过了好几年，一个外商来到义顺隆，要找司徒俊卓还钱，这才知道，他就是那位未付款拿货物走了的外商的儿子。原来那外商回国后出了点事，一直没能到中国，这次是特意叮嘱儿子专门来广州到义顺隆将其欠款还清，重续两家客商的来往。此事传为佳话，义顺隆也因此在业界声名远扬，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司徒俊卓还将义顺隆的生意扩大到香港。

可惜，由于时局不稳，战乱不断，广彩的外销停停滞滞，几经风雨，司徒俊卓年事已高，便将义顺隆的财产分成9份，分给他的三房妻室和几个子女。司徒俊卓于1932年去世，享年85岁。义顺隆第二代传人是司徒俊卓最喜爱的儿子司徒德琪(字尚汉)，他在广州河南庄巷长大，在南武中学读书。长大后的司徒德琪继承父亲的广彩实业，将父亲分给他和母亲的两份家产，投入到香港广彩厂的经营中。可惜，生意正做得兴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侵略军的飞机在香港轰炸，一枚炸弹还落到义顺隆的隔壁，差点把瓷庄给炸了。国破家亡，义顺隆瓷庄的生意再度跌入低谷，司徒德琪身心受损，带着家人，又从香港搬回到广州河南庄巷。

义顺隆第三代传人司徒福，聪明伶俐，学习掌握了广彩技艺要领，尤其擅长绘画长行人物、折色人物等花式，下笔快准，在行内有“飞笔”之称。他还会审时度势，眼看抗日战争临近胜利，抓住时机在庄巷祖居地再设广彩厂，雇请了100多个广彩师傅，他要传承义顺隆的传统，一做就做到最大，做到最好。司徒福从接货、发货、配颜色、彩绘公仔到烧炉出货都亲力亲为，使义顺隆家族广彩业又有了新发展。可惜，由于内战爆发，瓷庄好景不长，被迫于1947年停产。为谋出路，司徒福和广州大部分的广彩手艺人一样，举家迁到香港谋生，在深水埗石硖尾白田村，与司徒怀德一起建厂做广彩。义顺隆不到百年时间，由于接连遭遇战争，几度飘零，受到重挫。

再说“赵兰桂堂”，第二代传承人赵威继承了父母的手艺，饭货、仿古、洋庄货、彩绘等方方面面精通，也是由于战乱，一次、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金融危机接二连三，广彩经常被迫压价，手艺人生活难以着落，赵威为了不犯行规(因行会规定工人降低工价生产是要罚款的)而不接受压价，有时无工可做，只有转行揾食。

赵国垣是广彩世家“赵兰桂堂”的第三代传人，1925年出生，可以说在乱世中自学成才的，他十八九岁就可以自己设计花式，撑起了一头家。由于广州沦陷，赵家被迫到香港揾食。

这是时局动荡的日子，也是广彩艰难的岁月，“义顺隆”“赵兰桂堂”综有再大的本事，再好的手艺，也只能夹缝生存，四处飘零。

三、牵手省港澳，成立大工场

广州、香港与澳门，都处于珠江口上，无论从历史及地理位置，在工商业和外贸经济中相互依存，关系密切，这一商圈被称为“省、港、澳”，是中国经济外贸通道上的枢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香港交通畅通，加上广彩业的发展，在香港的一些原本做土特产生意的金山庄也开始经营广彩，1938年广州沦陷，广州的广彩人大都逃难到香港找工作，香港的广彩瓷行业得到这人力资源，抓住机会发展，每月由金山庄销往世界各地的广彩瓷约有500余箱。1941年12月，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25日侵占香港,所有产业化为乌有，广彩陷入最黑暗的岁月，工厂只得遣散工人。广彩工人为了生存，只能选择回乡之路，但火车不通，被迫得从香港步行七天，才到达东莞太平镇，再由水路乘船各自转回家乡，许多人回乡后只能以务农来维持生计。太平洋战争结束后，香港渐渐回复生机，1945年起，新加坡、菲律宾、印尼泗水的客商就陆续到香港办彩瓷货，但香港的生产还没恢复，只能售战前的存货，因此彩瓷供不应求，价格飞涨。广州义顺隆的司徒福抓住了商机，与司徒怀德合作，于1946年在香港深水埗石硖尾白田村设厂生产。1948年，广州已没有广彩生产，而香港由于有着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在不到两年时间，广彩产量就大幅增长，广彩人数不断增加，取代了广州，成为广彩瓷的主要生产基地。1950年代初，澳门又发展了几家广彩厂。合起来，港澳广彩的大小工厂有二十多家，人数发展到千多人。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广州解放，定居香港的义顺隆第三代司徒福一听到这喜讯，在1950年带着家人从香港回到广州的庄巷，广州河南地始终是他们的根。司徒福看到党和人民政府重视工艺美术业的恢复发展，听闻周恩来总理的号召，动员在海内外的技术工人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在香港揾食的赵国垣于1953年从香港回到广州，还是做回老本行——广彩，家人得到安居。新旧社会对比下，这两位广彩人深深感到，还是社会主义好，自己不但要为新中国建设献出自己的力量，而且应该尽早为在广州恢复广彩生产而出力。他们想到，要把省港澳的广彩艺人都动员回广州，在广州建一个大型的广彩厂，不光是为自家的事，而是要把行业做大做强。

对新中国广彩业的长远发展，司徒福与赵国垣想到一起了，经历了数十载的战乱与风雨，他们都意识到要发展广彩业，必须走集体化的道路。两人越谈越投机，而且见诸行动，所以才有了新中国广彩史上值得记载的一页：1955年6月，以司徒福与赵国垣的名义，由司徒福起草一封信，内容是要求尽快联合省港澳之力量，成立广彩厂，经司徒福儿子司徒洪手抄，将此信寄给时任广州市市长朱光。不久，朱光市长过问建了广彩厂之事，成就了由司徒福与赵国垣代表广州一方，与香港、澳门广彩业界37名代表共同商议、筹备，在广州筹备成立广彩厂的一段历史佳话。赵国垣在《广彩论稿》对当年他与司徒福建议筹备组建广彩厂有详细记载：

“1956年初，适逢苏展会在广州开幕，香港部分爱国广彩工人回穗参观，亦与出口公司联系上，因而加强了信心，积极加紧组织。当时我作为广州的联系人，经过数月的工作，得到各方面的支持，1956年7月正式签约筹建，于1956年8月11日正式投产，把中断了八年之久的广州彩瓷恢复起来了，筹备工作的一切设备工具等均由我和司徒(福)负责组织和建设。”

1956年8月11日，在广州市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在司徒福与赵国垣的大力摄合下，香港广彩艺人司徒宁、王兆庭、李善发、胡玉、余培锡等36人经过罗湖回到广州，汇同广州的赵国垣、司徒福、司徒荣根等19人，以及广州陶瓷出口公司派出的李峰、王锡时、邓奇等9人，共63多人，在天成路96号组建了广彩加工场，广州中断8年的广彩业由此恢复。广州市第一间国有广彩企业就这样组建起来，不是像其他行业那般公私合营，而是由穗港澳三地的广彩艺人联合组建了广彩加工场。1957年，广彩加工场人数增至76人。改名为广州织金彩瓷工艺厂(简称广彩厂)。自此，广州中断多年的外销广彩瓷呈现一派新气象。

新中国的广彩业经历了两个全盛时期，一是1956年至1966年这十年，二是1976年至1986年，广彩业得到长足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历史性的辉煌时期。

特别是1976年广州市织金彩瓷厂址从闹市大德路96号迁往广州市芳村大道97号(今芳村大道东31号)，厂房扩大了10倍，面积达12000多平方米，职工人数千多人，年轻一代已经成才，组成一支拥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和各级工艺美术师的设计队伍，创作的作品在全国和省市的轻工博览会上屡屡获奖，精湛的作品成为国家、省、市级领导回赠、出访的礼品，有的为国家、省、市博物馆所收藏。到80年代末，单是投入的新花式，累计就有近2000种，而在1956年刚恢复生产时，生产花式仅24款。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广彩厂获广州市政府批准为对外开放单位，厂内有陈列接待大楼，每年接待外宾4～5万人，为国家每年创汇超过100万美元，大量产品主要经销中东地区、欧美、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参加过8届国际博览会和多次广交会，每年出口为国家创下大量的外汇。请看那几年的产值比较：

1976年产量673400件,产值185.34万元;

1980年产量994300件,产值367.19万元;

1981年产量1220000件,产值325.63万元;

1986年产量864100件,产值427.22万元;

1987年产量985000件,产值540.02万元;

1988年产量1153500件,产值641.97万元。

赵兰桂堂的第三代赵国垣在广彩负责全厂生产业务工作。他全副身心投入，一边抓管理，一边抓生产设计，从产品设计、颜料研制、技术研究、资料整理、技艺培训都亲自抓。如产品设计，27年设计创新了307种花式，其中有大量投产的45种，获奖的作品35种，其中1973年设计的得奖产品“麻姑进寿”、“祝寿图”两个花面内外销售均受欢迎,为国家创造了大笔外汇。党和各级政府给予赵国垣很高荣誉， 他分别获得省、市、区及二轻系统“先进工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等称号。在那年代，赵国垣是荣获最多荣誉的广彩人。

义顺隆后人司徒福在完成省港澳广彩业大集结后功成身退，甘愿在广彩厂制作颜色和管理烤花炉。由于身份成为工人，使这位义顺隆手工业主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躲过一劫，司徒福于1962年退休，后来移居澳门，扶助一位兄弟继续从事广彩工作，他于1995年去世。义顺隆第三代传承人司徒福一生辗转省港澳，不管是义顺隆还是广彩厂，他心中始终怀有一个抱负，要把广彩业做强做大，从这点来说，他在世时努力做到了。此后，义顺隆与赵兰桂堂家族的后人大多成为广州织金彩瓷厂的一员，在广彩事业中继续发挥作用。

四、广彩成非遗，传承路漫长

广彩是外销瓷，三百多年来，从诞生到发展，几起几落，原因与大环境的局势变动有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彩外销量达到一个新高峰。但是问题也来了，广彩业由于过分追求大集装箱、高产量的产品出口，忽视了广彩独特的艺术价值和产品质量，加上2003年中东战争以及国内“非典”流行，广彩外销再度受挫，广彩业跌入低谷，大多广彩人转行，广彩厂只剩下二三十人，勉强维持门面。

赵兰桂堂的第四代赵桂贞、赵艺明和冯瑞华等离开广彩厂后，于1992年在其居住了几代人的祖居重新挂起“赵兰桂堂”的牌子，启用前辈留给他们的这个百年品牌，用百年家族的血脉传承来延续未竟的广彩业。

2006年4月5日，赵国垣的三女儿赵桂贞、小儿子赵艺明、儿媳冯瑞华捧着父亲赵国垣遗留的一大迭手稿来到陈家祠，找到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前副馆长崔惠华，说父亲去世15年了，这些手稿及资料一直压在他生前用过的旧木箱，不知是否有用。崔惠华翻看着赵国垣遗留的这堆手稿，不禁心生敬意。赵国垣在广州织金彩瓷工艺厂工作了几十年，无论怎样繁忙，必抽空将当天的工作情况仔细地记录在日记里，将日常的生产安排、会议纪录、产品图案设计、教学徒的教学资料以及生产定价等也一一记录在案。多年来，他积累和保存了不少优秀的广彩图稿，还利用工余和病休时间，将一生积累起来的实践知识和广彩历史发展的资料整理出来，撰写了《广州彩瓷的历史溯源》和《广彩史话》。1990年，赵国垣去世时，给子孙留下的就是这两大箱资料。资料有他对广彩的研究，他在管理岗位留下的原始记录，他的素描本，他收集的有关工艺和陶瓷方面的刊物等等，这些正是当前非遗保护急需搜集整理的资料。2008年，广彩烧制技艺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年，在赵国垣去世18年后，由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整理出版了《赵国垣广彩论稿》。2009年4月,广东省工艺美术珍品馆举办了《赵国垣后人广彩作品展》，展出赵兰桂堂的第四代赵桂贞、赵艺明和冯瑞华等精心创作的50余件广彩作品。从中可看到，赵艺明他们不但秉承父业，还立意创新。

广彩从对外热销商品成“非遗”，成为海内外各级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需求发生质的变化。国家、省市及各级政府部门重视抢救、扶持广彩的传统特色工艺的保护，支持传承人授徒和传艺，开展非遗的教育传承。2010年起，赵艺明、冯瑞华夫妇走出赵兰桂堂，担任广州市轻工高级技师学院广彩传承班、广州市岭南画派纪念中学广彩课程课的指导教师。他们还先后担任后乐园街小学、第十中学、广州市南海中学、广州市荔湾区青少年宫等学校的广彩课程老师。赵兰桂堂的后人找到了传承广彩的路径，他们在传承中既教育了年轻一代如何传承民族民间美术和传统手工技艺，也提升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如今，赵艺明已是广彩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冯瑞华是广彩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赵兰桂堂的第五代也成长起来，赵艺明的女儿赵咏从2008年开始学广彩，近几年也参加小学广彩课教学，现任岭南画派纪念中学助教、荔湾区青少年宫助教、教育路小学广彩课程老师、大南路小学广彩课程老师、芦荻西小学广彩课程老师，效仿前辈传承广彩的接力棒。赵兰桂堂的后人在传授广彩手艺的同时，也传递了耐心、专注、坚韧的精神，这是一切广彩手工艺人所必须具备的特质。他们意识到，这种特质的培养，要用教育的途径，在课堂上进行人与人的情感交流和行为感染，这种言传身教的教育传承，已经超越了旧时代师徒制度与家族传承的模式。

义顺隆第四代司徒洪一直坚守在广彩厂，终身执著于做广彩。他从20世纪初60年代进厂当学徒，跟的师傅都是技艺过人的大师，如何炳祥、王兆庭、谭炎、赵国垣等。他像父亲一样聪明，思路开阔，他还向黎雄才、梁占峰、黎葛民等大画家请教，打下扎实的美术工艺基础，掌握了花鸟、山水、人物、龙凤等加彩技艺，尤其擅长“长行人物”的绘画和设计。后来司徒洪成为厂的设计室主任，为广彩厂带了60个徒弟，为政府设计过精美礼品，自己也创作了多件精品。司徒洪见证了广彩厂的兴衰，20世纪90年代，1000多人的广彩厂只剩下二三十人，他仍然作为厂的技术骨干留下，直到60岁退休，整整在广州织金彩瓷厂工作了40多年。司徒洪为人低调，从来没有“申遗”或去评选各级工艺大师，但心里从来没有放下广彩，一有精力便继续创作，他的作品成为收藏家的大热，有海内外的商家不时前来收购他的作品，其广彩作品还到北京饭店等高档场展示。司徒洪认为广彩事业不会停止，尽管他的子女都没有从事广彩工作，但广彩已经成为他的生命线。

历史走到今天，广彩从当年世界性的贸易品成为当今博物馆的收藏品，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广彩向何处去？百年义顺隆和赵兰桂堂的故事是到此结束？谁也不敢说。尽管世事难料，一代接一代的广彩艺人仍然执着地传承这传统手工艺，续写着广彩百字老字号的发展，正是这种与根生来的对广彩的热情和执着，给日渐式微的广彩业，也给广州的文化事业产生了无限的价值与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编：《赵国垣广彩论稿》，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2、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编：《世纪嬗变——十九世纪以来的省港澳广彩》，岭南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3、李焕真、曾应枫编：《堆金织玉——广州彩瓷》，广东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本文原载纪德君、曾大兴主编《广府文化》（第6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