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6日，以德国弗伦斯堡大学转换设计学教授、未来能力基金会主席哈拉勒德•维勒策（Harald Welzer）等学者主编的《气候文化：气候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中文版出版为契机，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央编译出版社共同举办了同名主题的学术沙龙。

活动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举行。通过远程通信设备，北京会场的中德两国嘉宾——德国艺术研究院文学部主任、作家英果•舒勒策（Ingo Schulze），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学家、作家、诗人李淼，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室副主任杨通进，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曾大兴，活动主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歌及众多参会者得以与远在柏林的维勒策进行实时对话，从哲学、文学、社会、文化等角度探讨全球气候问题。

人文社科对气候问题认识略显不足

维勒策表示，迄今为止，我们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一直停留在技术层面上，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的认识则略显不足。气候变化不仅改变了自然环境，也改变了人类社会。《气候文化：气候变化中的社会现实》一书正是从文化、历史角度对气候变化进行研究的一次尝试。

在社会发展中兼顾气候问题是对各国提出的一个严峻挑战。维勒策认为，灾难预防和社会保险等机制在发达国家已较为充实，而在发展中国家仍待加强。此外，他表示，将解决气候问题的全球方案作为一种文化问题来讨论非常有益。

会上，曾大兴介绍了其刚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气候与文学之关系研究”。该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兴学科“文学地理学”入手，以自然环境的角度研究气候与文学的关系。曾大兴认为，气候与文学的关系密切，但目前从文学视角探讨气候问题的研究还比较少。

环境问题是“我们共同的问题”

人类往往在环境被污染多年后才会意识到其引发的“恶果”。舒勒策举例表示，德语中有一个词“Endlager”，意为（核废料）“终极存储地”。每个德国小学生都知道核废料的半衰期可长达数万年，而人类生命周期不过一个世纪，这就意味着，人类根本无法预见万年之后的事。“由此可见，‘终极存储地’这一提法容易误导人们的思维，因此，我们应重视词汇的使用。”

舒勒策提出，气候问题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分配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有一个新的追逐目标，就是‘增长’。增长本身并不是‘问题’，但无限的增长并不能解决贫富差距等问题，这要靠公正分配来实现。几天前，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刊发了一篇文章，其内容谈及德国汽车工业在中国受到‘排挤’，而被‘排挤’的理由就是环境问题。然而，通过仔细阅读全文就会发现，德国1/3的汽车工业设在中国，没有中国市场，德国经济不可能实现增长。因此，如今我们面对的环境问题很难再说是‘某个国家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共同的问题’。”

问题发现存在滞后性

作为自然科学家，李淼毫不讳言气候问题的复杂性：“气候问题不仅是科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他谈到，各国对气候问题均持争论，美国右派政治家因不愿改变奢侈的生活方式而反对减排。西方国家对气候问题的处理，一方面是治理环境，另一方面则是将污染问题转嫁他国。“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的失败告诉我们，全球共同解决气候问题有相当难度。”

李淼说：“有观点认为要先发展后治理。而我们都知道，当污染达到某一程度时，才会爆发明显的环境问题。生活在北京的普通民众，也是因为近期的雾霾才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的。”他认为，在这方面，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对于社会共识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普通民众对气候问题的认识一般要滞后5年左右时间，因此，科学家和相关学者要提前关注气候问题，呼吁政府和民众对其进行重视。

通过气候文化变革走出气候困境

2009年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被认为是人类拯救气候的“最后一次共同努力”，但仍以失败告终。杨通进提出，气候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共同的难题，仅通过技术手段难以解决。为走出困境，“我们需要文化变革，气候文化变革也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国际社会目前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公平分配不同国家承担的减排任务。杨通进认为，全世界的每个人都应拥有平等的碳排放权，然而目前全球个人碳排放量差异非常大。2006年的统计显示，全世界人均碳排放量为1.26吨，其中美国人均5.18吨，澳大利亚人均4.90吨，德国人均4.90吨，加拿大人均4.55吨，这些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都比世界平均值高出许多。

另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2009年的一份报告，全球2008年军费开支共计1.464万亿美元，而控制全球变暖仅需数千亿美元。“由此可见，资金并不是控制气候变化的障碍。”杨通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