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到一幅漫画，一人在一幢大楼下喊：“经理，李经理！”结果楼窗里伸出数十颗脑袋，可见经理多到什么程度。现在人们觉得叫“经理”不上档次了，改称“总裁”或“董事长”，一见面不是叫“×总”就是喊“×董”，或者拽个洋文叫什么“CEO”，听起来多少有点滑稽。这也说明市场经济时代有钱的生意人多呗。

要说对生意人、富人等冠以各种敬称，这事可谓由来已久，并且古人的称呼还更滑稽、有趣些。比如说宋代吧，对富商、财主往往叫“员外”。员外，本来是员外郎的简称，官阶六七品。这个官是可以花钱买的，而能买得起的，又是有钱人。所以，逐渐的，员外也就成了富人的代名词。宋人方回在《续古今考》中说：“南渡前，开封富人皆称员外。”我们读宋代的小说，经常能读到“东京有某员外，某员外家里有某小姐……”这一类的开场白。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开头：“这富家姓张名实，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开质库，有名唤做张员外。”外地富人亦可僭称员外。如《山亭儿》开头：“这襄阳府城中，一个员外，姓万，人叫做万员外。”元、明时期，富人仍被敬称为员外。如李潜夫的《灰阑记》第二折上说：“俺们这里有几贯钱的人，都称他做员外，无过是个士财主，没品职的。”《醒世恒言》卷二十中也说：“原来姓王名宪，积祖豪富，……人见他有钱，都称做王员外。”

那时，财主、富人除了可称员外，还常被敬称为“朝奉”（即朝奉大夫）、“防御（使）”或“将仕”（将仕郎）等。如《水浒传》中写祝家庄的庄主就被人尊称为“祝朝奉”。《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中说：“直隶徽州府有一个富人姓程。他那边土俗，但是有资财的，就呼为‘朝奉’，盖宋时有‘朝奉大夫’，就象称呼富人为‘员外’一般，总是尊他。”《古今小说》卷三还写宋朝临安府有个富户，被人称作“吴防御”。《水浒传》第二回写东京城里金梁桥下一个开药铺的，被人称为“董将仕”。

饶有意味的是，那时就连市井中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也喜欢僭用各种官名来相互称呼。比如，宋朝时南方习惯称江湖医生为“郎中”，北方则称之为“大夫”。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就绘有汴京“某某大夫”行医售药的药铺。吴自牧的《梦梁录•雇觅人力》也说某药铺需雇一个“当铺郎中”。宋以后，人们就习惯叫医生为“郎中”或“大夫”了。如元代白朴《东墙记》第四折：“小子李郎中是也，别无买卖营生，专靠我这药上盘费。”关汉卿《拜月亭》第二折：“这大夫好调理，的是诊候的强。”另外，医生或开药铺的，有时也被称为“防御（使）”。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记潘楼东街巷中有“仇防御”药铺，卷三还记马行街北有“班防御”药铺、大内西右掖门外街巷有“盖防御”药铺等。

让人好笑的是，一些市井卖艺的也可称郎中、大夫或防御。周密《武林旧事》卷六就记有演史艺人李郎中、覆射艺人女郎中、说药艺人杨郎中、徐郎中等。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则称一位唱嘌耍令的艺人为“吕大夫”，一位玩悬线傀儡的艺人为“金线卢大夫”，一位“诸史俱通”、学问渊博的讲史艺人为“王六大夫”。《武林旧事》卷六又记有鼓板艺人段防御、唱耍令艺人赵防御等；并且还记有讲史艺人“陈进士”、“张解元”、“许贡士”、“林宣教”、“徐宣教”等。这些都不过是敬辞。实际上，他们多半“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不大可能中过什么“进士”、“解元”，更未曾任过“郎中”、“防御”之类的官职。

更有趣的是“博士”一职的滥用。博士，本来时指博古通今、专精一艺的学官，因职掌有别，博士名目也不相同，如汉有五经博士，晋有国子博士，唐有算学博士、律学博士、医学博士等。但是宋元市井人却借用“博士”一词来称呼那些在酒店、茶坊中打杂的侍应人员。如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说：“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小说《山亭儿》写万员外“家里一个茶博士，姓陶，小名叫做铁僧。”《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一个名叫周胜仙的“女孩儿迤逦走到樊楼酒店，见酒博士在门前招呼。”此外，尚有“花博士”，不过却是指媒婆，非指卖花的。无名氏《百花亭》第一折中写道：“只索央及你撮合山花博士，休使俺没乱煞做了鬼随邪。”当时，就连“磨工”也可称“博士”。《西游记》第四十九回，妖邪道：“你这个模样，象一个磨博士出身。”

至于“官人”之称就更泛滥了。那时，一个人不管实际身份如何，如果去听说书、看戏，就会被称为“看官”；如果去下馆子、住店，就被尊称为“客官”；如果卖艺、做生意，也会被称为“某官人”。如翟灏在《通俗编•称谓》中就说：“唐时惟有官者方得称官人，宋乃不然；若周密《武林旧事》所载金四官人以棋著，李大官人以书会著，陈三官人以演史著，乔七官人以说药著，邓四官人以唱赚著，戴官人以捕蛇著；吴自牧《梦梁录》又有徐官人幞头铺、崔官人扇面铺、张官人文籍铺、傅官人刷牙铺，当时殆无不官人者矣。”

还有“待诏”一词，用得也很滥。本来，“待诏”是一种官称，指有才艺之人待帝王征召，即备员待命之意。宋元时市井人则借以尊称各色手工艺人。小说《碾玉观音》就写了一个姓璩的裱褙匠被人称为“璩待诏”，一个碾玉匠被称为“崔待诏”。《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写一个做扇子的被称为“刘待诏”。《花灯轿莲女成佛记》写一个以“做花为生”的人被称为“张待诏”。《史弘肇龙虎风云会》写一个开笛匠叫“阎待诏”。《水浒传》第四回写鲁智深对铁匠说：“兀那待诏，有好钢铁吗？”《醒世恒言》卷十五还称一个木匠为“蒯待诏”，同书卷二十三又称一位专门替人篦头绞面的妇人为“待诏”。如今我们家乡仍然称剃头匠为“待诏”。

更叫人吃惊的是，就连相公、太保、仆射、司徒、观察使等这样的显贵官称，也被滥用到了三教九流身上。宋人王暐在《道山清话》中说：“岭南之人见逐客，不问官高卑，皆呼为相公。”翟灏《通俗编•仕进》也说：“今凡衣冠中人，皆称相公，或亦缀以行次，曰大相公、二相公。”戏剧小说中，秀才通常也被称为相公。贾仲明《玉壶春》第二折：“相公，你不思进取功名，只要上花台做子弟，有甚好处？”《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店家道：‘原来是一位相公，一发不难了。’”至于为何称秀才为相公，清人玉应奎在《柳南随笔》卷二中解释说：“古称秀才曰措大，谓能措大事也，而天下能措大事者惟相，故又呼秀才为相公。”此外，妻子有时也称丈夫为相公。无名氏《举案齐眉》第四折：“梁鸿云：‘夫人请穿上者。’正旦云：‘相公，我不敢穿。’”而太保则被用来称呼术士。如《元典章新集•刑部》记载：“江淮迤南，风俗酷祀淫祠，其庙祝师巫之徒，或呼太保，或呼总管，妄自尊大。”《水浒传》中写戴宗因“有道术，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唤他做‘神行太保’。”《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写商人程元玉被打劫，于是躬身作揖道：“所有财物，但凭太保取去。”此处“太保”则指强盗。甚至就连仆役、轿夫也会被人尊称为太保。《古今小说》卷三：“官人吃几杯酒，睡在楼上，二位太保宽坐等一等，不要催促。”不少艺人还被称为“仆射“，如吴自牧《梦粱录•百戏伎艺》记有杖头傀儡艺人“刘小仆射”；《武林旧事》卷六载有杖头傀儡艺人“张小仆射”、水傀儡“刘小仆射”。至于司徒、观察使，则被用来敬称缉捕差吏。如《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就写了一个捕快“马司徒”。小说《勘皮靴》写了一个捕快“王观察”。《水浒传》第十八回写了一个“济州府缉捕使臣何观察”。清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历代官名制之异同》中说：“仆则曰：‘观察者，捕役之别名也。’众皆不解，则持《水浒传》缉捕使臣何观察为证。虽群嗤其妄，然元明之际，称捕役为观察亦实有此名矣。”

此外，宋元时占卜、星相等术士，有时还被称为巡官或保义。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记载，临安就有一个西蜀费先生的外甥寇保义的卦肆；该书卷二又说：“今北人谓卜相之士为巡官。巡官，唐、五代郡僚之名。或谓以其巡游卖术，故有此称。”元王伯成《春从天上来•闺怨》曲云：“巡官算我，道我命运乖，教我镇日无精彩。”

诸如此类的称呼，可谓五花八门，令人忍俊不禁。明人陆容在《菽容杂记》卷二中曾发出这样的慨叹：“吏人称外郎者，古有。中郎、外郎，皆台省官，故僭拟以尊人。医人称郎中，镊工称待诏，磨工称博士，师巫称太保，茶酒称院使，皆然。此前朝俗语相沿之旧习也。”但是，这种滥称官名的风习为何会形成并且沿袭下来呢？

一般来说，尊称他人为某某官，无非是为了抬举别人。这样做，或是羡慕别人富有，如员外、朝奉之称；或是尊称对方多才多艺，如宣教、大夫、教授、贡士、进士之称；或是取悦于人，好做买卖，如客官、官人、郎中、大夫、博士、待诏之称；或是期待丈夫、子女能够为官作宰，如解元、相公之称；或是畏吏惧盗，受制或有求于人，如观察、太保、太仆、司徒之称。这些各异其趣的称呼，或多或少与被称呼者的职业、身份等有些相似或相近之处。如酒店、茶坊的服务员，通常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故有“博士”之称；私塾先生与学官教授，职业类近，故有“教授”之称；而学识渊博的说话艺人在市民眼里，其文化水平就可与“进士”、“贡士”等媲美，故自然借之以尊称对方；至于随时待人传唤、为人提供某项技术服务的工匠、艺人，也便有了“待诏”、“承务”之称。

但是，不管怎样，这些官称都是虚幻不实的，只能给被称呼者以一种假想的、替代性的满足；而称呼者之所以乐意借虚幻的官名称呼别人，被称呼者又对此感到悦耳、满足，究其原因乃在于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认知和追求，即认为“做官”光彩、荣耀。这无疑是一种很浓厚的“官本位”思想。这种思想的产生，当然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因为在君主专制社会，管理国家靠的就是大大小小的官员，只有官才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官位遂成为一个人地位高低、价值大小的尺度；并且官位与权力、财富又是紧密相连的，财富的获取往往取决于官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所以，“当官发财，望子（或望夫）成龙”等，也就成为人们的普遍的价值观念，很少有人能不受此影响。

不过，为什么宋代以前这种僭用官名以尊称他人的习气尚未普遍出现，而到了宋代以后就蔚然成风了呢？看来，这种风习的出现是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的。考察唐末、五代的政治现状，可知那时政局急遽动荡，朝政混乱不堪，买官鬻爵之风盛行，所以社会上便出现了“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和“漫天司空、遍地太保”的一大奇观。及至宋代，冗滥授官的现象也很普遍，特别是宋徽宗朝，几乎是有钱就可以买个一官半职，故而京师流传这样的谣言：“三百贯，曰通判；五百索，直秘阁。”元代呢，据《元史•选举志序》记载，“捕盗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赀进，至工匠皆入班资，而舆隶亦跻流品。”明朝中后期，皇帝老倌也想多捞点钱，于是便半遮半掩地卖官，以至于“四方白丁、钱虏、商贩、技艺、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书、司务”等官。这大概就是宋元以来官名被滥用的现实根源吧。

当然，官名滥称，也与宋元以来城市经济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兴起有关。新兴的市民阶层在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最迫切希望的莫过于改变其卑微的政治处境，梦想能够一朝发迹变泰，跻身于官僚阶层。而“员外”、“朝奉”、“大夫”、“郎中”、“司徒”、“观察”之类的称呼，就正好投合了他们的这种心理梦想。

从实际的传播效果上讲，官名滥称自然也是对官的一种俗化。试想，一个端茶倒酒的，都可被称为“博士”，那么“博士”还值钱吗？所以，现在若有人称我为“某博士”，我马上就笑道：“你还是别这么叫，宋代连端茶倒酒的都叫‘博士’呢。现在博士也泛滥，没听说‘博士多如狗，教授满街走’吗？”对方于是呼哈大笑。

今天，已很少有人滥用官名来敬称没做官的人了。人们习惯于滥用的是“老板”、“×总”或“×董”等。大学里的硕导、博导，也被学生叫成“老板”。靠唱歌或售艺出名的，也被人敬称为“×董”，如“周董”周杰伦等。这也是时代风气使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