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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雏型:近代岭南报刊中的粤港澳地区形象刍议

2021-12-19 12:56:02 来源: 点击: 作者:龙其林

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正式提出,迄今不过五年左右的时间,但在近代的岭南报刊中已经有不少粤港澳地区各城市之间交通规划、贸易往来、文化交流、教育发展等方面的大量报道,事实上形成了关于粤港澳地区在一百多年前的早期湾区形象。1815年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世界上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对象的中文近代报刊,此后《蜜蜂华报》、《广州记录报》、《依泾杂说》、《中国丛报》、《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等报刊陆续创刊、发行,至今岭南地区创办报刊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这些中英文报刊中记录了许多粤港澳地区早期城市的材料,为研究者走进两百年前的粤港澳城市生活、生活面貌保留了珍贵资料,这些资料也是早期粤港澳地区在中西文化碰撞与交融中逐步发展的生动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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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早期粤港澳地区的交通运输与近代医疗事业

在19世纪60年代,粤港澳地区的几个主要城市如广州、香港、澳门等城市之间已经有了常规的往来火船,几个城市之间人员往来极为频繁。同治六年的《中外新闻七日录》中,曾报道1867年的正月到六月份之间穗、港、澳三地之间的旅客往来情况:“火船由羊城往香港自正月至六月,所搭之唐客有七万六千零三人,由香港来羊城自正月至六月所搭之唐客有六万五千八百七十九人,火船由澳门往香港自正月至六月所搭之唐客有二万三千八百五十人,由香港来澳门自正月至六月所搭之唐客,有二万一千七百四十二人,公司除费用外,实得银六万七千三百七十二大员。”[1]粤港澳地区由于相同的文化、语言、习俗,相互之间在经济贸易、社会关系等方面保持了密切联系,人员交往频繁,这也为轮船公司的营业提供了客源保证。

早期的粤港澳地区不仅在湾区内部有了常规的往返轮船,方便民众往来贸易或探亲,而且还与海外保持了密切联系,前往美洲、东南亚谋生成为当时的一大潮流。在1854年的《遐迩贯珍》上就报道了当时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即小吕宋)设立火轮邮船的消息:“小吕宋总宪现设立火轮邮船,自彼处到港,往来络绎,每月一次,两地商民深资其便利。”[2]到了19世纪60年代,早期粤港澳地区与海外的交往更加频繁。据《中外新闻七日录》报道:“近日金山火轮船每月来往香港,中外国之客人甚为便捷,查其往来之客人中国每多于外国数倍。兹闻该火轮船十一月初九日在金山启行,十二月初九日到日本国,十九日至香港,二十二日又回金山。计其所搭中国之客人共一千二百名,所搭之番人止五十五名,共载货九百顿,银一百三十五万两,各客自带之银不入内。此行一路风狂浪巨非常,所幸客人各得平安耳。嘉先生现已回仁济医局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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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美国公理会派遣传教士裨治文来到广州。1834年,美国公理会又派传教医师伯驾到广州,他凭借当时广州巨富伍秉鉴捐献的10万两白银,于1835年11月在广州新豆栏开办了眼科医局,这是广州第一所西医医院。眼科医局医术先进,且免费为穷人治病,于是求医者日多。看到借助医院传教效果良好,此后传教士们陆续创办了不同的医院。到中华民国成立前,广州一共创建了19所医院,包括8所教会医院、5所慈善医院、2所教学医院、1所军医院、1所公立医院、2所私人医院。

1835,创办于广州的传教士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就发表了一篇报道,用热情洋溢的笔调描述医院开设给民众带来的恩惠及医院内的医疗场景,为人们勾勒出广州近代医院的受欢迎程度:“宽仁孚众,是耶稣门生本所当为。今有此教之门徒,普济施恩开医院,广行阴骘尽情,真可谓怀赒急之仁。每日接杂病人及各项症效,且赖耶稣之宠祐,医病效验焉。有盲者来,多人复见,连染痼疾,得医矣。四方之人常院内挤拥,好不闹热。医生温和慈心,不忍人坐视颠危而不持不扶也。贵贱、男女、老幼,诸品会聚得痊。”[4]到了19世纪60年代,广州城市人口逐渐增加,一些传染性疾病也在威胁着市民们的生命安全。水痘就是其中一种,它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初次感染引起的急性传染病,主要易感人群是婴幼儿和学龄前儿童。在1866年的广州,医院已经在报纸上广而告之,希望民众广泛接种痘浆,防范于未然。据《中外新闻七日录》报道:“夫种痘一欸,有益于婴儿者大矣,愿为者早将小孩布种,以免天行之患。现今博济医院拣选精壮痘浆布种,七日期满,必然浆水满足。至灌足时,每欲取回婴儿之痘浆为种,以传于别儿。而为父母者往往不喜欢,不知回浆一道必不损婴儿,诚以回浆之痘,翌日定然复灌。为父母者,既知其无患,何乐而不为哉?”[5]

二、早期粤港澳地区的近代规划与文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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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粤港澳地区处于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民众依然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缓慢,另一方面人们在与西方器物、文明的接触过程中逐渐打开了眼界,对于近代的西洋发明充满了兴趣。在1865年,香港已经开始使用气体路灯,以取代传统油灯作为夜间城市道路指引,从而掀开了早期粤港澳地区“不夜之城”的序幕。《中外新闻七日录》曾有过报道:“香港于去岁间,有英国人造行制气,发卖华外各班人等,多烧之以代灯油。今闻初创之时,所制之器费用甚多,其价比油更高,恐贫家难以猝买,但多历岁月,料想其价必渐减。……凡城中道路,皆引筒点气,以代灯火,辉煌如昼,几疑不夜之城。在彼贵家行店,莫不接筒买气用照房、廊。正是日暮不须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矣。若在羊城风外,亦制此器,岂不大便于各处乎?”[6]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于是从1840年代开始英国即在香港推行中英文兼顾的书院教育,以便民众能够在接受西式教育的同时增强对于近代文明的认同。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这些近代书院招生的中国学生人数已经颇为可观,成为早期粤港澳地区进行双语交流与文化沟通的人才。《遐迩贯珍》曾经刊有报道:“本港英华书院设立十有余年矣,所收生徒,数近一百。有唐人先生教以五经四书,有英国先生教以上帝圣经、兼及英话,与夫天文地理算数等学。向来生徒不须修金,即米饭亦是本书院所出。唐人子弟,获其益者,诚多且大也。频年每月丰裕之家,欲送其子侄入院习学,情愿补回米饭者,可想见书院之设,其有裨于唐人之后生小子者,确有实征。揆之与人为善之初心,差堪少慰也。”[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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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粤港澳地区得益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引入,较早接触及享受近代文明的福泽。如果说气灯改变了城市的夜间生活面貌,逐步与现代城市有了更多相通之处,那么对于火车的规划则更体现了粤港澳地区对于近代化进程的渴望。近代广州最早兴建的三条铁路分别是粤汉铁路、广三铁路、广九铁路,粤汉铁路于1898年动工、1936年全线通车;广三铁路1901年动工、1904年全线建成,是广州最早建成的一条铁路;广九铁路1907年动工、1911年全线通车。但实际上,早在19世纪60年代,广州即开始了对于近代铁路的规划和期待。《中外新闻七日录》报道:“闻英国现新设火车会,预合会本银两拟欲在羊城起至佛山开设火轮车路,以便商旅行人,不久有英人到港,与中国官酌议举行。前西国设火船、火车时,恐有碍于水陆工人。及既设后,工夫生意愈多,转觉火船火车之往来甚有益也。”[8]

早期岭南报刊不仅关注粤港澳地区城市内部之间的火车交通,而且还规划着广州至汉口的铁路,即后来实际建设的粤汉铁路。在报道中,编写者不仅通报了洋人准备建造广州通往汉口的火车,而且还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使用火车交通出行的便利之处,甚至还想象了一下不同区间的收费标准:“迩来西人欲在羊城造一火轮车路,先通至禅山,继由禅直通至汉口。现已预备银两,专候禀准大宪,然后与工。此诚利便商客行人之事。考火轮车之为用,快逾奔马,捷胜飞禽,每一点钟可行一百二十里,其务求平稳,不尚疾驰者,亦常行八九十里。若由省抵禅,不过四个番字之久,便可到埠矣。车内上客位,窗明几净,铺设整齐,坐卧行走,皆绰有余地。其由省至禅者,每位约收银七分,次客位宛似火轮船之大舱,亦可坐立,但人数众多,颇形狭隘,其由省至禅者约收银五分。将来此路告成,不特省垣百货流通,即四乡土产,亦必流畅。盖百物往来,且彼埠所无者,即来此埠运去。此埠所缺者,即往彼埠贩来。以有易无,交相贸易,日行千里,绝不废时,将见赵壁梁珠,悉罗市肆,南金东箭,尽萃民尘,羊城生意兴隆,可拭目而待矣。”[9]

随着早期粤港澳地区主要城市的发展,从乡村进入城市的民众越来越多,城市管理面临的压力逐渐增大。在近代城市管理中,防范火灾是一个重要的内容。粤港澳地区的地方官员缺乏近代科技辅助,只能按照传统方法尽可能地储水备用,以防万一。《中外新闻七日录》这样描写广州城中的官员防范火灾的办法:“近闻蒋抚军因天早井涸,无水可取,各处火烛频仍,乃出示劝各商民,街设大木桶二十个,每个蓄水二十担,以防回禄,诚仁人君子之用心矣。但又既延烧,待车来救,铺户焚已多。”报道者给出的建议是:“能家家置铜水枪一枝,火仨起时,号炮一响,近地铜水枪云集,刻即扯水射熄,不至延烧,更有禆益,盖捷莫捷于此矣。”[10]之所以会有如此建议,乃传教士根据本国救火方法提出的期待:“我西国救火之法与中国不同。国中人设有保险公会,如某铺出银若干与会中,一遇火烧即补回银若干。前时救火并无专司,今则特设人员司理火烛之事,其人皆选少年气血强壮者。倘遇某处遭火,用电气线报知各处,各处一闻即以车马火速驰往,立将各马牵开,以水倒泻车中之水柜,用火机器赶水上牛喉四射火焰起处。此法更捷于用人力,使中国人依样为之,则救火又得一捷法矣。”[11]

三、早期粤港澳地区的海盗问题及中外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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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岭南报刊中,保留了大量关于早期粤港澳地区海盗的报道,他们横行南海,以杀人越货、绑票勒赎为营生,有时还直接对抗官兵,残杀外国商旅,使得这一湾区的商贸往来、文化交流面临着不小的困难。早期粤港澳地区因为靠近南海,西方商船贸易大多经过南海而进入中国内地,政府实际管控能力的薄弱,导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海盗横行。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有许多关于早期粤港澳地区海盗的记载,其中粤东地区的海盗尤为猖獗。粤东即广东省东部,主要包括潮州、汕头、汕尾、揭阳等城市。值得注意的是,粤东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侨乡,有3000多万潮汕人分布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粤东显然不是一个太平的地方。在《遐迩贯珍》的报道中,粤东海盗猖獗,已经到了影响社会稳定的程度:“粤东洋面近有海盗无数,每有良民连货出口辄被劫掠,财命两丧,殊堪悼惜。”[12]当时的报纸也曾探讨过海盗群起的原因,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清朝地方政府的失察、无制:“近日海上盗贼蜂起,不可胜数,此皆因官府无制,遂使群盗劫掠海岸。既已失察于前,复不剿捕于后,得毋谓外国与中国既通贸易,而遂委之外国代除残暴也耶,诚可怪也。夫中国须当怀柔远人,今乃反其道,而求之远人,此似难解。”[13]由于晚清政府腐败,管理能力低下,在应对近代海盗问题时常求助于外国力量,这在传教士报刊看来是一大怪事。而更加令人惊悚的是,由于清朝地方政府的管辖不力,导致南海周边地区遍布海盗,有些地方甚至聚集了大批海盗,连官府火船都难以围剿:“十八日晨早,复至一村,近古兰者,遥见其村甚为雄壮,知非四五百人不能取胜,而船只有七十人,与战无益,遂返。古兰近地之村,不能下者,惟此而已。”[14]

早期粤港澳地区的海盗为了劫掠财物,手段残忍,连来此进行贸易的外国商船也不放过。海盗们的作案方式五花八门,有的是直接驾船进行强攻,有的则是通过潜伏伪装的方式,或伪装为乘客搭载,或作为水手潜伏船上,伺机起事。《遐迩贯珍》曾报道了一艘英国商船为中国水手劫掠一案,引发了官方缉拿凶手:“本月十二日,英国商船名亚勒顿亚卜驾,猝遇凶横残暴之惨。因此船是日出口,行至子刻,船内中国水手十余人忽起,乘船主暨各英人熟寐,持刀将船主等六人砍毙,弃尸于海,将箱匣掀开,掠所有器物而逸。其本船之印度国水手等,恇怯畏懦,缘桅匿避。俟凶手等离船,始共驾船回港。惟船主一人垂毙卧船内,通体鳞伤,狼狠不堪。旁有一犬,其身亦负重伤。揣度其情,想系因凶手等欲将船主掷海,故此犬恋主争啮,致受巨创也。区区一畜,具此忠肝义胆,而凶暴之徒,俨然具体而号为人,乃残暴凶忍,戕生命而伤天和,殊堪痛恨耳。曾有友人,为作《义犬记》,兹以限于篇幅,未及录入。现已悬赏,购弋正凶潘亚验一名,花红银五百圆,余党每名花红银一百圆。”[15]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其随后的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等系列战争的发生,清政府为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费尽心机。由于统治能力有限,因此对于各地的海盗出没常常有心无力,难以进行有效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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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早期粤港澳地区海盗盛行,严重影响地方经济贸易发展,给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带了巨大威胁,也影响了英国政府、清朝地方政府的统治,因此他们也对猖獗的海盗现象进行打击,有时还会联手行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1854年的《遐迩贯珍》曾有诸多报道,反映了当时港英政府为解决海盗问题进行的武力缉捕:“近日香港附近洋面海盗窃发,四处劫掠。有两枝桅花旗师船出海缉捕,复有英师船一只出海巡缉。”[16]同时,内地政府与澳门政府也为剿灭海盗进行了努力:“十一日,有中国师船在九洲洋面捕获盗舟二只,驻澳门之西洋师船亦捕获二只。尚有二盗舟,正在追捕之际,窜逃无踪。”[17]

海盗问题显然难以短时间内解决,到了1860年代中期仍然有反映海盗问题的诸多报道。《中外新闻七日录》中就报道了由于海洋海盗猖獗,广州府宪与英国领事副官决定联手围剿:“近年南洋海贼为患大甚,兹闻广州府宪与英国领事副官于十六日统带华英兵船,出巡海滨贼聚之境,欲设法防海,以除行船之灾危,即所以利商贾之往来也,岂非除害安良之术哉?”[18]因为海盗问题困扰地方安宁,地方政府希望能够尽快剿灭:“广澜宁海一带洋面,素为逋逃渊数,肆行劫掠,莫敢谁何。前月十四日,粮道梅大人,会同英官带领水师战舰前往征剿。近闻挐获盗船二十余只,击毙匪人无数,业已凯旋。现蒋抚又遣彭玉等,捣具巢穴,务其净尽根株,无留萌蘖。”[19]

由于海盗现象严重影响社会安定与经济贸易,早期粤港澳地区的各城对于捕获的海盗通常予以严厉惩治,吊决是当时较为常见的结果。1854年的《遐迩贯珍》曾报道了一名美国人搭船前往澳门,结果被中国水手数人合谋杀害并劫取财物,后被港英政府严厉惩处:“上一月有外国船,由三佛兰锡士歌(即金山)驶赴中土,将入内洋。有一搭客花旗人,名巴近士心急,欲速至澳门,遂雇一三抓艇,携行李放棹前往,后不知去向。旋查得该艇在九洲洋面正在棹行之时,巴近士偃卧舱内,被该艇水手陈亚川夫妻与数人将其杀毙、弃尸,劫取衣装财物。至五月二十日,跟寻访缉,获到凶身夫妇人等。在驻港臬司署审讯不讳,断以吊决之罪;其妻有孕,且未确知是否逼令帮凶,议以减等,永远充军。其男犯已行刑吊决。”[20]早期粤港澳地区之间在应对海盗问题时,也时常进行一起协商、缉捕,在审判、处理海盗时也多有合作。据报道:“闻得香港总督用根钵火船出洋拿获海洋大盗犯十六名,于三月廿四日,解至羊城,交南海县严审究办,不日定然处决。”[21]

有些海盗犯案后会尽快逃遁,以求躲避官方缉捕,保全自身及财物。但是也有些海盗胆大包天,杀人越货、劫掠财物后还假冒为正规商贾,试图瞒天过海,公然销赃。在香港就曾刊载过一则报道,反映的是海盗劫掠商船后返回香港欲销赃,却被外国商船报官、悬赏后捕获:“五月初三日有番人货舶,自香港开行,向东而驶,突遇贼船数只,力不能敌,被其路过船中,将货物尽行搬取,复将巾里揽器皿,毁坏而去。是时番舶在海中,因无器具,进退两难。幸遇火船拖回港中,即诣衙门控,但贼船已去,何从缉查。岂知此贼胆大如此,自投死地,竟将船驶至港中,诈称船内之货,系在别处所买,今在港中销售。当番舶告官之后,已出赏格悬购,时有同业之人,知其来历,欲得花红重赏,随即诣官禀白。遂于五月十四晚,密遣差役,同线人至灯笼洲覆研诘,内有五名已由水手等认识。故于礼拜二日定案,照海洋劫盗例,治以问吊死罪。”[22]

早期粤港澳地区的海盗问题严重妨碍了地方社会安定与经济贸易发展,也常常因为海盗问题引发列强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冲突,因此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主动出击、定期巡缉、严惩不贷等方式加以围剿、威慑,希望能够使海盗问题得到控制。只是由于晚清政府治理近代社会问题能力较弱,始终未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四、早期粤港澳地区围剿海盗报道的背后角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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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粤港澳地区的各地方政府意识到了海盗问题的严重及其危害,决定对海盗进行打击,在近代岭南报刊中出现了描写官府甚至军队与海盗进行对战的报道。这些报道叙事曲折,描写绘声绘色,充满身临其境之感。

1855年,在香港发生过一场官船与海盗之间的激烈战斗:“四月十二日,于港中传闻,有贼船数只,在山尾处劫去本港曾经挂号货船二只。火船闻之,即发火往追。于十三早到洪海湾,远见贼船一帮同聚。贼见火船追来,群惊星散,或有窜往大州,或有窜往三州者,被火船开三板数只追及,坏其贼船五只,杀死贼党三十余名,生擒者四名。其被劫之二船兼及渡船、渔船各一只,俱被取回,于十四日一同回港矣。二十日,又闻有贼船一帮,劫去罗查艇鸦片七十箱往上川湾泊。拉喇火船即时发火往追。及到上川而贼船早已移避,于是火船沿滨寻觅。寻至南帆,了无踪迹。回港时路过万山,遥见有船二只,船人运货上岸。近之,见船上大炮,知是贼船。遂拖出大海,发火焚烧。喇拉火船之剿贼,其功如此。”[23]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地方政府与港英政府在围剿海盗时曾经合作,并取得了系列战果,但近代岭南报刊在报道二者的贡献时显然各有侧重。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在报道中着力塑造港英政府在应对海盗问题时的果敢及成绩,通过委婉曲折的事件的展示,将港英政府火船拿回货物、解救人质、捣毁匪巢等细节进行了细腻地展现。1854的《遐迩贯珍》上曾有一篇报道,先讲述了海盗危害之烈:“英十月初五日,有知离国两枝半桅船一只,名加地拉者,扬帆往金山。开行数日,不料为飓风所击,于是船主寻觅泊船处所,以避风险。遥见一市,市名古兰,遂就而泊焉,斯时见有许多小舟同集。泊后,忽有大船无数,齐来劫之,悉取其物,并执船主。”[24]之后,报道讲述船主的急中生智及港英政府的洞察力及行动力:“船主哀求贼首带彼至澳门,俾得银以易其船。于是有贼匪二人,与之偕行。迨抵澳后,船主诡称银两不便,复给他同到香港,为差役所获。至十三晚,人将是事一察,尽得其情,因知有佛廊西一女,及唐搭客一人为贼所擒,即发火船马利活娘娘带齐刀枪兵器,往彼处寻觅二人,是夕船抵古兰。”[25]待港英政府火船达到海盗麇集之地后,立即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刚遇贼船泊于大市侧,遂发炮相战。贼战不利,齐奔上岸,于是舟人直迫上岸,往市中寻觅,竟不获二人踪迹,但见有加地拉船破败之物在在彼,遂登舟而返。后复使火船名晏者往觅,带水兵七十人同行。至十六晚,船到底流,离人村约七八里许,遂泊于此。次日晨早,遥见岸旁有大船一只及无数小船,货物沉重,船人装饰齐整。知是贼船,遂发大炮一口,向大船桅上打去,其船亦发炮相拒。贼人惧怯,渐退至岸而奔,于是上其船寻觅,幸得二人在彼,遂携之登火船,尽焚贼船。是时又遥见大船二只,即使小舟追之,贼弃船奔走。登其船,见有无数生口火炮等物,遂取之,乃焚其船。厥后舟人登岸,往村中寻回加地拉船之货,焚毁各处贼庄,计是日所焚毁者,不下一百屋宇。复见一村建于山顶,上村之路甚窄,仅二尺许,便欲上岗擒贼。贼见人上山,即将乱石打下,被伤者甚众,然舟人奋不顾身,直抵贼巢。贼势瓦解,遂尽获其所有而返。”[26]在《遐迩贯珍》的系列海盗新闻报道中,港英政府树立了保护地方安定、维护民众利益的形象,这对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才取得香港统治权的港英政府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围剿海盗的新闻报道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港英政府以统治香港的合法性、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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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州的近代报刊则对中国地方官员为剿灭海盗进行的努力有着更多的报道。广州将军兼两广总督瑞麟管辖广东、广西两省军民政务,虽因卖缺纳贿而政声不佳,但在打击海盗一事上却也做出了贡献。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瑞麟面对广东洋面海盗猖獗的事实,派出兵力围剿海盗,甚至还有部下英勇官员因此牺牲。《中外新闻七日录》曾转载过瑞麟给朝廷的一封奏折,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围剿海盗的经过及为部下申请抚恤的内容。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与英国领事官一并出兵一事,瑞麟特别强调了是对方主动申请清朝地方政府派员前往,而自己更是一向重视派遣水师武弁围捕海盗:“广东洋面盗船,一出没无常,英国派船前往缉捕,恐民船与贼船难以分别。奴才向派水师武弁,同往会拿,俾资办认。兹本年六月初间,据英国领事官罗伯逊申请,英国现派火船赴西南洋面巡缉,请派员同往前来。奴才当即派委署大鹏协都司梁国定偕往。迨是月十五日,据罗伯逊报称,六月初七日火船驶至崖州属之三匪洋面,瞥见海隅有大小盗船二十一只。英国火船立即开炮轰击,匪船亦回炮抵拒,两时之久,击毙淹毙盗匪甚多,将贼船全行烧毁,余贼纷纷凫水逃走。梁国定奋不顾身,跳落小艇目前擒挐,被贼鸟枪中伤肚腹各处身亡等情。并据署琼州镇许颖升禀报前来,奴才查梁国定素来缉捕,勤奋忠勇性成,前经奏升吴川营都司。奴才因大鹏协都司今因出洋捕盗,中伤亡身,实堪痛惜,合无仰恳天恩,勅部照阵亡例,从优议恤,以慰忠魂。”[27]考虑到瑞麟的地方大员身份及清朝政府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心态,这样的奏折更流露出耐人寻味的讯息。瑞麟一方面解释了与英国领事官协同围剿,并非自己的本意,乃是准许对方的申请;另一方面他又强调了自己对于地方稳定与安定局面的重视,一向派遣水师围捕海盗。

通过近代岭南报刊史料可以看出,今天的粤港澳地区早在将近两百年前已经呈现出了现代的雏形,不仅主要城市之间的交通较为便利,城市生活有了质的提高,出现了医院、书院、书局、报馆等近代机构,而且与海外之间的经济贸易、人员往来也十分频繁,对于近代西方文明有了更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早期粤港澳地区最早受到近代西方文明影响,在区域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文化观念等方面接受了洗礼,推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近代、由守旧走向开放。与此同时,早期粤港澳地区的海盗问题在进入19世纪后逐渐变得严重,一直到民国时期都难以得到根治。究其原因,清朝的统治腐朽,官员贪腐,国防空虚,军备废弛都是重要的因素。由于清王朝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深刻危机,自身又缺乏更新体制的能力,只能匆促应对海盗等社会问题,而无法彻底治理好这一社会症结。

参考文献:

[1]《中外新闻七日录》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

[2]《遐迩贯珍》1854年第3·4号(N0.8、9)。

[3]《中外新闻七日录》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4]《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道光乙未年六月。

[5]《中外新闻七日录》同治五年正月廿二日。

[6]《中外新闻七日录》同治四年正月十四日。

[7]《遐迩贯珍》1855年第1号(N0.18)。

[8]《中外新闻七日录》同治四年五月廿九日。

[9]《中外新闻七日录》同治四年闰五月十四日。

[10]《中外新闻七日录》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1]《中外新闻七日录》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12]《遐迩贯珍》1853年第1号(N0.1)。

[13][14]《遐迩贯珍》1854年第11号(N0.16)。

[15]《遐迩贯珍》1853年第2号(N0.2)。

[16][17][20]《遐迩贯珍》1854年第7号(N0.12)。

[18]《中外新闻七日录》同治五年四月廿五日。

[19]《中外新闻七日录》同治五年七月廿一日。

[21]《中外新闻七日录》同治四年四月初十日。

[22]《中外新闻七日录》同治五年六月十五日。

[23]《遐迩贯珍》1855年第7号(N0.24)。

[24][25][26]《遐迩贯珍》1854年第11号(N0.16)。

[27]《中外新闻七日录》同治六年二月初二日。

(原文刊发于《天中学刊》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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