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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期岭南文言小说(一)之五

2015-09-13 11:35:35 来源: 点击: 作者:耿淑艳(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五、《粤小记》

《粤小记》,黄芝撰,黄培芳参订。黄芝和黄培芳为从兄弟,皆出身于广东著名世家——香山黄氏。香山黄氏在明代被誉为“文献世家”,名儒辈出,最有名的为“三公”,即双槐公黄瑜、粤洲公黄畿、文裕公黄佐,黄瑜著有《双槐诗集》、《双槐岁钞》,黄畿著有《粤洲集》、《皇极经世书传》、《三五元书》等,黄佐著有《乐典》、《诗经通解》、《庸言》、《广东通志》、《广西通志》、《香山县志》等。香山黄氏在明代亦被誉为“政治世家”,黄瑜曾任长乐县知县,黄佐进士出身,历官广西督学、南京国子监祭酒等官职,入清以后,黄氏家族在政治上走向衰落,但诗书仍历十数世而不衰。黄芝、黄培芳就是在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文学传统的家族中成长起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文学熏陶,具有了较高的文学修养。

黄芝(1778—1852),字子皓,号瑞谷,广东香山(今广东省中山)人,世居羊城,以教授生徒为生,工诗文,擅考证,醉心于著述,“瑞谷弟生平好为诗,尤长记载,于课徒之余,博观百家,搜罗遗逸,参之经史,以订其讹,久之累成卷帙。”[1]著有诗文集《瑞谷诗钞》、《瑞谷文钞》,考据著作《诗经正字》、《四书句读正伪》等。黄芝继承了香山黄氏创作笔记的传统,“先六世祖双槐公撰有岁钞,传播艺林,此后代有著述,曾无嗣之者,从兄瑞谷先生勉承家学,辑粤小记一书,犹是此志也。”[2]

黄培芳(1778—1859),字子实,号香石。道光二年(1822)拔贡生,中年以后绝意仕途,以授徒兴学为业,任乳源和陵水教谕、肇庆训导等职,工诗文书画,与张维屏、谭敬昭并称“粤东三子”,曾参编阮元主持编撰的《广东通志》,著有《岭海楼诗钞》、《香石诗话》等。他十分支持黄芝撰写《粤小记》,不仅参订编校,还为之作跋,并盛赞《粤小记》“所记虽小,而于世道人心借一讽百之指,时时见于言外。其中援引审订,亦足资考证。”[3]

《粤小记》4卷,附《粤谐》1卷。黄芝兄黄大干作于嘉庆戊寅(1818)的序云,当时两广总制阮元修《广东通志》,黄培芳曾参与修纂,黄大干“促瑞谷持书参订付梓”,但“惜乎其未能也”。[4]由此可知,黄芝已于1818年撰《粤小记》,但未能刊行。此后黄芝陆续补缀成四卷,道光己丑(1829)又“闲中杂忆奇闻异事不能割爱者,别次为粤谐,夫齐谐者志怪之事,粤谐亦师其意云尔。”[5]

道光十二年(1832)《粤小记》刊出,刊出后颇受欢迎,道光十六年(1836),时任两广东巡抚的祁贡[6]为《粤小记》作序云:“予延香石广文课子侄,偶询风俗,得其从兄瑞谷所为《粤小记》观之,记凡四卷,附以《粤谐》,杂书土风,间资吏治,时举以询诸牧令,有愕然诧为奇察者,岂非耳目之一助哉。予既佩香石之说经铿铿,复观瑞谷之清言娓娓。”[7]此书陆续有广州文畲堂刻本,1915年上海会文堂石印本。今有林子雄的点校本,收录在《清代广东笔记五种》中,此本有祁贡序、黄大干序、黄培芳跋和粤谐序,林子雄云:“本次整理以清道光十二年出版的《粤小记》为底本。”[8]此说恐有误,道光十二年(1832)刊本不可能有祁贡作于1836的序,所以林子雄所据底本应为后来的翻刻本。《粤小记》无目录,共200余则,少部分为诗文或考证,大部分为小说,有150余则。

(一)纪粤地“小者”

黄芝作《粤小记》的目的与罗天尺、欧苏、陈昙的“备识乡邦轶事”的创作目的相同,黄大干序云:“(黄芝)谓予曰:夫子不云乎,‘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弟不贤,识其小者耳。然是书虽小,可与志乘相为表里。”[9]黄芝所言“小者”即不载于史乘的粤地遗闻轶事,并希望这些遗闻轶事能够像史乘一样发粤地之英华,因此,《粤小记》记载了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广州、顺德、番禺、佛山、增城、嘉应、新会、化州、高明等地的故事,尤以广州故事为多。所记人物既有粤地著名人士,如黄瑜、黄佐、湛文简、梁储、黄萧养、张家玉、陈子壮等,也有士农工商、贩夫走卒等民间人物,生活气息浓郁。更难能可贵的是,《粤小记》不像《霭楼逸志》、《邝斋杂记》那样具有浓厚的因果报应、劝惩说教色彩,这使它的内容相对纯净,富有艺术感染力,但是,《粤小记》缺乏《五山志林》、《霭楼逸志》、《邝斋杂记》对社会黑暗的暴露与批判的精神。

《粤小记》中的轶事小说多集中在卷一、卷二、卷三,其中有的小说踵武前作,如“陈铁面”、“粤乡试不以大学命题”、“百岁中举”、“河南村狗”、“南海周新”、“将军树”、“孖土地庙”等内容与《双槐岁钞》、《粤觚》、《霭楼逸志》、《邝斋杂记》相类。

但大多数小说的内容还是较为新颖的。有的记粤地历史上和当时的文人轶事,如“番禺王蒲衣”、“王蒲衣之女”、“陈子壮麦而炫殉难”、“陈榕门先生”、“湛文简”、“潘美”、“霍岐山”、“霍天达”、“梁文康”、“霍文敏”、“东莞张芷园”等,多写文人的聪明才智和独特个性,如“梁文康”写梁储少年时的聪明颖悟和胸怀大志:

梁文康储髫龄时,公辅之量已具。相传幼时两眉俱绿,一日自外塾归,误仆于地,父迟庵持起之,曰:“跌倒小书生。”公对曰:“扶起大学士。”迟庵与诸子浴于小沼中,出句云:“晚浴池塘,涌动一天星斗。”公对曰:“蚤登台阁,挽回三代乾坤。”公才七岁,而生平之事业已兆于此。[10]

也有的写文人的不良品性,如“湛文简”写湛文简绝人地脉的不良行径,以至“增城人每不直文简,即偶言及姓名,辄率叱之,若大不利者。”[11]

有的记粤地民间各色人物,歌颂他们的美好品格。如“高明区贞女”、“番禺节妇”、“顺德节妇黄氏”、“节妇李朱氏”歌颂了粤地妇女的刚烈贞洁,“蔡氏婢”、“疯女”歌颂了岭南女子的聪明智慧和重感情,“番禺刘封翁”歌颂了老翁的重情重义,其中“蔡氏婢”尤为出色:

蔡氏婢,东安人,不知姓名。素警慧,鬻于电白蔡氏家,少长皆善视之。蔡有子,年十八补诸生。康熙初,海寇犯境,蔡氏少长皆被掳,纳诸舟中,婢与焉。会大将军吴六奇率水军至,寇窜遁安南界,乏食,议尽杀掳人。一日,婢得米数升、盐少许,裂蔡子衣纳之,曰:“闻彼谋杀掳人弃诸水中,君散发缠颈,迎刃而仆,婢当为君脱之,天或未绝蔡嗣,必济。”越日,寇果尽杀掳人刺船去,蔡从婢言得不死。时海潮初落,掳尸尽胶泥中,婢从水中曳蔡子,又起蔡氏死人于泥,瘗诸海堙。出衣中盐米,且嚼且行,数日始见烟火,乞食安南边邑。安南人以为贼,致诸官,白诸国王,蔡为具状,乃遣人送还。将抵家,路遇黄氏子娶妇,蔡观之,即前许字蔡者,黄遂以妇归之,转为其子求昏蔡氏婢。蔡将许之,婢曰:“主人得逢其故,婢子亦不欲图其新,愿供扫除,终身足矣,无事更高门第也。” 蔡为求昔所许之仆完其昏。[12]

与以往文言小说中的“义仆”形象不同的是,此则小说中的女仆不畏强敌,以自己的聪明才智拯救了主人,塑造了一个勇敢的、富有智慧的下层女子形象。

有的轶事小说反映了粤地社会的动荡不安,“凤阳妇女”、“瑶人作乱”、“王亮臣”、“海寇”、“惠州会匪陈阿本”等,写粤地盗匪横行的状况,其中“凤阳妇女”尤为突出:

凤阳妇女恒至粤求食,终日抱一猴子,击小铜锣,唱凤阳歌乞钱米。稍逆意,则踞坐庭中诟詈,放猴子攫饮食,怖小儿,满其欲乃去。其党多聚于会城东教场,占地以栖。乾隆癸卯,西宁县有武生某往别村教徒侣骑射,家中止有弱妻幼女。一日闲坐,见家犬衔死鸡至,若人家杀以待烹者。犬置鸡,衔武生衣,若速其行状。徒侣曰:“师家中得无有故乎?”犬闻言益嗥不已。武生惊悟,与二三徒侣驰归。门户紧闭,遂破扉入,见妻反叛缚,咿哑而泣,一赤足妇坐守之。妇见人,逾垣遁。武生解缚问故,妻摇手:“勿扬声,厨内尚有人。”潜入,有二妇方绕厨炙鸡,遂执之。搜其幼女,置他室以棉塞口几绝。妻言:有三凤阳妇倚门而歌,方出听,三妇以日暮求宿,许之。日渐熟,一日设馔邀饮,力辞之。三妇出白刃曰:“实告汝,吾欲取汝胎,食亦死,不食亦死,宜早择。”我知不免,因言家有畜鸡,愿烹与我一醉,凭汝取胎可耳。二妇遂缚我,一妇坐守,曳幼女去。杀鸡拔毛,方篝火,忽闻二妇互相揶揄,复攫鸡再杀,不意畜犬衔鸡报君归,得免此难也。乃执二妇送官,严诘取胎之由。二妇抵死不言,后瘐死狱中。[13]

总体来说,这些轶事小说反映了粤地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但由于黄芝缺乏批判精神,并意在彰显小人物的美德,因此这些轶事小说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揭露的精神,内容略显单薄,不够丰富。

《粤小记》中的志怪小说主要集中在卷四和《粤谐》中。有的志怪小说继承了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传统,记岭南地理物产传说,如“大潭”写一大潭“深不可测”,“有物浮起,身躯伟岸,不见首尾,鳞甲间火光射人。”[14]“高第里井”写会城高第里井中铁绠“牵引缕缕不绝,不知数百寻丈”,[15]“女子化虎”写深山中一女子化为虎,内容多与岭南汉唐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相类。但有的具有一定的时代色彩,这表明岭南汉唐传说一直流传至清代,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加入了新的内容,从而具有了时代色彩,如“取银迷闷”的故事是汉唐传说中的一个故事类型,王韶之《始兴记》中记载“林水源里有石室,室前盘石上行罗十瓮,中悉是饼银。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闷。”[16]黄芝的“马鞍山银”即是此类故事的流变:

连州马鞍山峒积银十余瓮,人取之辄昏迷不能出。有村民乘醉入,取数饼而返。方出峒口,觉有人随其后,回视之,被发跣足,狰狞可畏。民急走渡船入村,其人追至河边,趑趄岸侧,怒目张口,以手指民者三而返。是年村疫大作,死者过半,民一家俱毙。邑令知其故,藏银窖中掩以石板,凿一小孔,隐跃可见而已。[17]

“村疫大作,死者过半”是清代社会生活的反映,此则传说在保留古老传说内核的同时,融入了清代的社会生活,从而具有了时代色彩。

再如“化虎”也是岭南汉唐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中的一个故事类型:

龙编县功曹左飞,曾化为虎,数月还作吏。既言其化,亦化无不在。[18]

浈阳县俚民,有一家牧牛,牛忽舐此儿,舐处,肉悉白,俄而死,其家葬此儿,杀牛以供宾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余人,悉变作虎。[19]

这两则内容简略,到了《粤小记》中则演变为搜神体志怪小说,情节生动:

英德有卖炭者自言:少时砍柴为业,一日入深山,有茅屋倚树间,极幽趣。某息肩石上,闻屋内嬉笑声,窥之,一女子捻花含笑,憨态可掬。某惊讶以为深山中有此姝丽,故迁延不去。女遽问曰:“胡为者?”某言砍柴惫甚,故憩于此。女招之坐,见其凝眸顾盼,以为可动,渐入游语。女不答,忽两手踞地,划然长啸,倏化为虎。某惊奔出,气竭于道,遇其表弟亦砍柴者救醒扶归。病月余始瘥,自后永不敢入深山砍柴矣。[20]

《粤小记》的志怪小说最多的为神鬼狐怪类,其中有的写人与狐鬼的爱情故事,如“树妖”、“东莞某氏之祖”;有的写狐鬼害人的故事,如“井鬼”、“顺德孝廉陈公”;有的写人与狐鬼斗争的故事,如“水流神”、“抚署旧多怪异”、“麦公杀狐”、“许来”、“闪青鬼”;有的写狐鬼捉弄人,如“广州兵弁”;有的写人与狐鬼的友谊,如“胡师爷”、“番禺何翁”;有的写人游地狱的故事,如“记三世事”、“麦孝廉”,这些小说内容生动有趣,可读性强。有些狐鬼故事还富有浓郁的岭南色彩,如“水流神”、“木龙”、“闪青鬼”皆写粤地特有的狐鬼,正如“水流神”云:“粤俗尚鬼,其来旧矣。有所谓水流神者,其事更幻。”再如“许来”融合了岭南古老的传说——取银迷闷、张真人及其弟子捉狐鬼,极富岭南特色:

许来,字方来,番禺人,余中表之外太祖也。为张真人法官,善捉狐怪,家中器具,悉以符镇之,人不能取。有偷儿窃其古瓶,迷闷不能出户,及返故处乃已。客至求饮,许以面捏鼠三四枚覆盆中祝之,忽作鼠声,既止复作,启视鼠口各衔银一小块,买酒为饮。有富翁女为狐祟,延许治之,许仰瞻屋宇,命设两缸于阶下,取猛犬十余,以符拌饭喂之,遂驯伏声哑,门户窗牖尽粘以符。日既暮,有二少年飘然而入。许挥剑逐之,少年返身欲遁,犬随其后发声若雷,所粘之符振振然如风雨声,少年辄升辄坠,各趋入瓮,以盖自覆。封以符箓,篝火焚之。越日启视,乃狐也,已烬矣。承宣街圣贤里有寡妇为怪所惑,延治之。夜有老翁启户入,见许惊走,逐至粤秀山镇海楼,怪入大石板而没,自尔不复至。[21]

(二)艺术特点

《粤小记》中的志怪小说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黄芝创作志怪小说的目的不是为了劝惩教化,而是“闲中杂忆奇闻异事不能割爱者”[22],是出于喜爱而作,因此,《粤小记》中的志怪小说大多数为单纯的“语鬼”、“语怪”之作,即使少数志怪小说掺有因果报应思想和劝惩说教的色彩,如“阿婆塘”、“雷霹师”、“记三世事”、“蜀名士张贡生”等,但也不像《霭楼逸志》、《邝斋杂记》那样浓厚和鲜明。这种创作目的使《粤小记》中的志怪小说富有想象力,情感细腻,情节曲折离奇,语言生动优美。“金鱼听琴”、“先伯翼堂先生”、“从侄照文”、“樱桃”、“胡师爷”、“树妖”、“麦孝廉”、“东莞某氏之祖”等艺术水平均较高,其中“樱桃”写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风格清新典雅,颇具《聊斋志异》的神韵,为清代岭南志怪小说中的上乘之作:

吾邑某生善读书,声音清亮,听之使人忘倦。然家綦贫,少失怙恃,有富翁爱其才,馆之园中。生感激,益读书自励。一夜读于园中,把卷流连,觉窗外有一女子举袖回舞,生辍读方欲诘之,则已穿树去矣。屡夕皆然。生疑曰:“得毋爱吾读书耶?”益高声朗诵,响戛林木,女果婉转回舞,更加妩媚,旋倚窗外俯视,生出其不意,拉女袖笑曰:“吾读书,卿何为频频顾盼?”问之再,女徐徐答曰:“妾,鬼也,小字樱桃,生平酷听书声。年十八归无赖子,不得志,郁郁而死,葬于园中。桥之北即妾殡宫,闻君书声,有触于怀,不觉信足而前耳。”邀入室,女以他语绐之,遂遁去。然自此每夜必至,见生读则舞于窗外,以助清兴。一夜富翁入园中,见女子穿树而去,趋视之已杳。翁怒,疑生招妓,遣人逐生。夜告于女,女曰:“此非久恋之所,盍去诸?”既而笑曰:“凡人生无罪过,到冥王一验即投生。妾生时原无罪过,已投生刘翁家,嫌其俗不可耐,愤归墓中。今此女尚在,明日君辞翁去,往刘家求婚必允。入室时,记呼妾名,妾即至矣。”先是南门刘翁生一女,艳绝而痴,年十八,无问名者。翁忧甚,闻生愿为婿,喜极,惧女痴,恐中悔,即日入赘焉。既入室见女默坐椅中,问之不答亦不言。生呼曰:“樱桃樱桃,尚未至耶?”女闻言,瞪目若有所思。生又呼之,忽笑曰:“至矣,至矣。”相与入寝。晓谓生曰:“勿漏言,恐人所疑。”女入见翁,迥异曩昔。翁益爱生,令入国学,遂登贤书,明年成进士。归,女喜曰:“方不负平昔之志也。”翁无子,生坐享其业。予少时返邑,父老言之,相传为明季时事云。[23]

小说通过细腻的描写、优美的语言、生动的情节将樱桃的美好性格、抱负、气节展现出来,十分富有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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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黄大干:《粤小记·序》,见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389页。

[2](清)黄培芳:《粤小记·跋》,见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46页。

[3](清)黄培芳:《粤小记·跋》,见《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46页。

[4](清)黄大干:《粤小记·序》,见《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390页。

[5](清)黄芝:《粤小记·自序》,见《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47页。

[6]祁贡(1777-1844),字竹轩,又字寄庵,高平孝义里人,道光十三年任广东巡抚。

[7](清)祁贡:《粤小记·序一》,见《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388页。

[8]林子雄:《清代广东笔记五种前言》,第10页。

[9](清)黄大干:《粤小记·序》,见《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389-390页。

[10]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19页。

[11]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10页。

[12]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398—399页。

[13]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396—397页。

[14]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40页。

[15]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45页。

[16]骆伟,骆廷辑注:《岭南古代方志辑佚》,第183页。

[17]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50页。

[18]骆伟,骆廷辑注:《岭南古代方志辑佚》,第67页。

[19]骆伟,骆廷辑注:《岭南古代方志辑佚》,第97页。

[20]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52页。

[21]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49页。

[22]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47页。

[23]林子雄点校:《清代广东笔记五种》,第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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