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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期岭南世情小说《蜃楼志》

2015-09-21 22:10:22 来源: 点击: 作者:耿淑艳(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清中期世情小说创作进入了繁盛期,出现了约30余种作品,其中大部分为艺术水平不高的“续红”之作,取得较高成就的仅有《歧路灯》、《蜃楼志》等少数作品。岭南小说《蜃楼志》另辟蹊径,以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郁的岭南特色成为清中期世情小说中的优秀之作,“就我所看过的小说来说,自乾隆后期历嘉、道、咸、同以至于光绪中叶这一百多年间,的确没有一部能超过它的。如以‘九品’评之,在小说中这该是一部‘中上’甚或‘上下’之作。”[1]

《蜃楼志》,庾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现存最早刊本为嘉庆九年(1804)本衙藏板本,24卷,24回,卷前题“庾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卷末署“虞山卫峻天刻”字,前有序,署名“罗浮居士漫题”。此外,有嘉庆十二年(1807)刊本,8卷,24回,题《蜃楼志全传》;有咸丰八年(1858)刊本;有石印本,题《盖世无双情中奇》。

《蜃楼志》应由庾岭劳人创作,禺山老人编辑而成。庾岭劳人,生平不详。庾岭即大庾岭,在广东北部,罗浮居士序云“劳人生长粤东,熟悉琐事”,可知其为广东本土人。

禺山老人,生平不详。有学者认为禺山在浙江德清县[2],此说恐有误,广州亦有禺山,证据就在小说之内,小说第4回写道:“日月如梭,转瞬重阳已到。这省中越秀山,乃汉时南粤王赵佗的坟墓,番山、禺山合而为一山,在小北门内。坐北面南,所有省内外的景致,皆一览在目。”可见禺山与浙江德清无关,但全书很少使用粤东方言俗语,却使用了一些苏州方言,如17回船家所唱山歌,笔者推测,禺山老人极有可能是寓居广州的苏州人士。

罗浮居士,生平亦不详。罗浮,即广东中部的罗浮山,从其序中可知,他与庾岭劳人相识。

庾岭劳人的生平虽不可知,但其心态和思想倾向已在作品中流露出来了,小说第1回篇首词云:“提襟露肘兴阑珊,百折江湖一野鹇。傲骨尚能强健在,弱翎应是倦飞还。春事暮,夕阳残,云心漠漠水心闲。凭将落魄生花笔,触破人间名利关。”[3]最后一回的篇首词云:“心事一生谁诉,功名半点无缘。欲拈醉笔谱歌弦,怕见周郎腼腆。妆点今来古往,驱除利锁名牵。等闲抛掷我青年,别是一般消遣。”[4]由这两首词可见,庾岭劳人是一位困厄于仕途、无半点功名的文人,同时也是一位有傲骨、有才华的文人,胸中有不平之气,遂作《蜃楼志》以求醒世淑世,补救世道人心。

一、寻求化解矛盾的方式和拯救世风的良药

《蜃楼志》写苏万魁是广州十三行商总,从京里来的新任海关监督赫广大敲诈勒索苏万魁和众行商三十万两银子,苏万魁遂辞去商总职务,隐居花田,苏家遭强盗抢劫,苏万魁气急而亡。万魁子苏芳继承家业,继续经商,为了消除租户对苏家的仇视,他焚券市义,灾年平粜粮米,成功化解赫广大的再次勒索。苏芳风流多情,与温商之女温蕙若、温素馨产生感情,温素馨移情别恋,嫁与河伯所乌必元之子乌岱云。苏芳与乌必元之女乌小乔产生感情,但乌小乔被其父送与赫广大为妾。苏芳救助了被赫广大勒索的施家,与施小霞产生了感情。最后苏芳娶温蕙若为妻,娶小霞和被赫广大赶出来的小乔以及侍女巫云、也云为妾。山东人姚霍武来岭南寻兄,结识了王大海、吕又逵、何武等好汉,被官府逼迫,揭竿起义,占据了海陆丰,安抚百姓。西域和尚摩剌取得了赫广大的信任,拐骗赫广大四妾及大量钱财,在潮州起兵,残虐百姓。赫广大被弹劾撤职,朝廷征剿盗匪,苏芳招降姚霍武,姚霍武率军平定摩剌。姚霍武、苏芳等获得朝廷嘉奖,苏芳不愿做官,力辞而归。

嘉庆时期清王朝开始由太平盛世转向衰落,一方面封建政权从内里虚弱起来,无力维持稳固的统治;另一方面社会各种矛盾日益尖锐,社会趋于动荡混乱。岭南亦是如此,且较之其它地区又多了一种矛盾,即新兴的商品经济与封建政权的矛盾,这使得岭南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和突出。庾岭劳人极其敏锐地感受到了岭南社会的变化和各种矛盾的冲突,他将视角转向极具代表性的商业领域——十三洋行,通过十三洋行这一角度反映清中期岭南风云激变的社会生活:洋行的兴盛与衰退、海关官吏的黑暗窳败、绿林的忠奸善恶、市井和乡村的众生百态等,正如罗浮居士序云:“所撰《蜃楼志》一书,不过本地风光,绝非空中楼阁也。”庾岭劳人并不意在单纯的暴露与批判,而是在小说中思考诸种社会矛盾的根源,并力图寻求化解矛盾的方式,寻求拯救世风的良药,显示出朦胧的改良愿望与要求。

(一)商品经济与封建政权之间的矛盾

中国传统经济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统治者历来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广东地处沿海,至清代,商品经济不断壮大,尤其是对外贸易行业发展更为迅速,出现了专营对外贸易的商行——十三行。十三行几乎垄断了全国进出口贸易,获取了丰厚的利润,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经济力量——新兴资本家,《广东新语》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5]《蜃楼志》第1回亦写道:“广东洋行生理,在太平门外,一切货物都是鬼子船载来,听凭行家报税,发卖三江两湖及各省客商,是粤中绝大的生意。一人姓苏名万魁,号占村,口齿利便,人才出众,当了商总,竟成了绝顶的富翁……家中花边番钱整屋堆砌,取用时都以箩装带捆。”[6]

这些新兴的资本家是在封建政权的母体内成长起来的,无法摆脱封建政权的束缚自由成长。他们以金钱来换取封建政权的认可,小说第1回写道:“这洋商都是有体面人,向来见督抚司道,不过打千请安,垂手侍立,着紧处大人们还要留茶赏饭,府厅州县看花边钱面上,都十分礼貌。”[7]但是封建政权对新兴资本家的打压仍是十分残酷的。康熙二十四年(1685)设立粤海关,海关需索层出不穷,巧立各种名目进行勒索,据《广州海关志》载:“清廷对粤海关税收定有最低限额,而不查粤海关实际征收的关税,除进出口正税外,尚有名目繁多的附加税,总称为规礼。因此实际税率高于正税……粤海关监督及其关差吏员为缴足定额及中饱私囊,规礼名目繁多,被中外商人指责为清代官员腐败的典型代表。”[8]

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记载了嘉庆年间粤海关对同文行的苛索,极具典型意义。同文行为十三行之首,由潘致祥经营,外商称其为PuankhequaⅡ,嘉庆元年任总商,与粤海关矛盾由来已久,曾反对户部重组公行,认为重组公行是为饱官吏之宦囊,嘉庆初年,佶山出任粤海关监督,对同文行和各行商的苛索变本加厉:

嘉庆六年(1801),华北一带,暴雨洪水为灾,朝廷令各省捐输,总督欲行商捐输者较轻,而海关监督则主张行商捐输二十五万两犹不为过,嗣后复以潘启官(潘致祥)之家财富有,勒令同文一行即须独捐五十万两。潘启官与家族商议,允捐十万,然犹遭监督之盛气申斥,令其最少亦须捐三十万两。潘氏不允,监督遂上章奏参云。是年海关复勒令各商加征二百九十四种货物税饷。行商随时处在极端困难地位,且随时有破产之虞。按此时代之粤海关监督非他,即佶山也。[9]

1807年,同文行惧官吏勒索,退出经营,十三行也积年消乏,仅存八行,行商破产的根本原因“则在饱受政府大吏之苛敛勒索所致。”[10]

《蜃楼志》所写海关监督赫广大对苏兆魁、苏芳等行商的苛索与佶山苛索同文行非常相似。赫广大是工部侍郎的女婿,封建政权的代表人物,这个代表人物是一个爱钱贪色之徒,这表明乾嘉时期统治阶层已经十分腐败了。赫广大对行商的敲诈勒索是毫不留情的,他一上任便以“蠹国肥家,瞒官舞弊”的罪名拘集苏万魁等行商,欲勒索五十万金:

正说间,宋仁远走来,众人问道:“所事如何?”仁远道:“弟方才进去,一一告诉包大爷,他说,‘老实告诉你们,里边五十万,我们十万,少一厘不妥,叫他们到南海县监里商量去!’看他这等决裂,实是无法。”一番话说得众人瞪眼。[11]

在申公帮助下,苏万魁等行商奉送赫广大三十万两,“申公也就将银票递过,赫公举手称谢,将银票装入一个贴身的火浣布小荷包里面。”[12]赫广大不仅不扶持对外贸易,还设立各种名目勒索对外贸易:

再说赫公谋任粤海关监督,原不过为财色起见。自从得了万魁这注银子,那几千几万的,却也不时有些进来。又出了一张牌票,更换这潮州、惠州各处口书,再打发许多得力家人,坐在本关总口上,一切正税之外较前加二,名曰“耗银”;其不当税之物,如衣箱包裹,什用器物等类,也格外要些银子,名曰”火烛银”,都是包进才打算。[13]

在赫广大的敲诈勒索下,苏万魁惧怕封建政权的逼勒,萌生退意,以数万两银子捐了个职衔,归于农圃,其它众商畏惧逼勒也纷纷告退,洋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正如小说中的歌谣云:“新来关部本姓赫,既爱花边又贪色。送了银子献阿姑,十三洋行剩七个。”[14]

赫广大通过各种各样的勒索,聚敛了惊人的财富,第18回查抄赫广大的帐单中除了大量的珠宝外,还有“赤金四万二千零十二两”、“白银五十二万二千一百零三两”、“大钱二千零四挂”、“金花边钱一千八百零三圆”、“花边钱四万二千零八圆”,而税饷却“共亏空一百六十四万零四百两零一钱六分五厘。”[15]然而封建政权对这个毒瘤却是纵容的,仅令其看守祖宗坟墓,改过自新而已,这与对佶山的处罚是一样的,朝廷虽认为佶山“意存苛刻”,但仅将其调离粤海关,后又派他出任两淮盐政,可见封建政权对新兴的商品经济是不支持的。赫广大作为封建政权的代表人物,给岭南新兴的商品经济和资本家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

(二)底层民众与封建政权之间的矛盾

乾嘉时期,封建政权政治上的腐败和统治阶级的荒淫,使社会阶级矛盾急速加剧,底层平民大量破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尤以白莲教起义最为激烈。受各地农民起义的影响,岭南失地的农民、失业的渔民、水手,为了生存,下海为盗,嘉庆初年,粤东之患, 莫大于海盗,海盗的活动给岭南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在乾隆时代的最后几年,出现了传统王朝衰败的最初迹象:几袋珍珠就可买一高级爵位;军队虚报名额;地方税款被侵吞。中原地区的大多数农民在连遭水涝灾荒之后,又经白莲教叛乱(1795—1803)年发生在四川和湖北交界地区)的丧乱。这一叛乱在1802 年以三合会起事的形式扩展到广东,并成为海盗袭击沿海一带。广东海盗因有在恢复东京阮朝斗争中失败的冒险家纷纷加入而人数激增,他们从 1804至 1809 年实际上包围了珠江三角洲。”[16]

《蜃楼志》通过两支队伍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一是姚霍武率领的起义军,一是摩剌率领的海盗作乱。姚霍武的起义反映了底层民众走上反抗封建政权道路的原因与过程。小说第3回交待了底层民众起义的原因,“近海州县居民,多有被人逼迫入海为盗者。”[17]连打劫苏家的强盗,也是“一班从前欠租欠债、吃过万魁亏的小人。”[18]姚霍武带领吕又逵、王大海、何武、冯刚、白希邵等人起义则更鲜明地体现了“被人逼迫”的特点。姚霍武是碣石镇参将姚卫武的弟弟,武艺高强,性情豪爽,欲助哥哥捉拿洋匪,为国尽忠效力,但这样一个热血之士却走投无路、报国无门:

店家道:“小人姓王,名大海,本处人氏。向在庆制府标下充当乡勇,每月得银二两,堵御洋匪。后因庆大人去了,这乡勇有名无实,拿着洋匪没处报功,反受地方官的气,月银也都吃完了,所以弟兄们不愿当乡勇,各寻生路,开这饭店,权且谋生。”霍武道:“怎样没处报功,反要受气呢?”大海道:“从前拿住洋匪,地方官协解至辕,少则赏给银钱,多则赏给职衔。我这两三县中,弟兄十五六人,也有六七个得授职衔的。如今拿住洋匪,先要赴当地文官衙门投报,复审一回,送他银子,他便说是真的;不送银子便说是假的。或即时把强盗放了,或解上去,报了那有银子人的功。那出银子买洋匪报功的,至数十两一名。所以我们这班乡勇,倒是替有银子的人出力了。这样冤屈的事,那个肯去做他?”霍武道:“何不到武官衙门报去?”大海道:“武官作不得主,他就自己拿了洋匪,也要由州县申详,不过少些刁蹬罢了,况且武官实在有本事的少。可惜我们一班,无可效力之处。”霍武道:“这碣石镇姚大老爷可还好么?”大海道:“他是武进士出身,去年到此,做官认真,膂力也很强,武艺也出众,只是与督抚不甚投契,一向调在海中会哨,不大进衙门的。”[19]

卫武因与上司不和而被污勾通洋匪,霍武打抱不平而被污为洋匪,问成死罪,最终霍武与众人被迫举起义旗,走上了起义之路。他们攻城掠地,占据了海丰、陆丰,专杀贪官污吏,打劫为富不仁之徒,代官府处理“民间词讼”、“贪刻罪案”、“理诉冤抑”,建立了一个理想的乐土:

霍武道:“某世受国恩,宁敢安心叛逆?只是众兄弟为赃官所逼,某哥哥又被谗就戮,心窃不甘,会当扫除宵小,杀尽贪污,然后归命朝廷,就死关下。此是姚某的本心,惟天可表!所以只取婪赃家产,不敢擅害良民。”[20]

然而,岭南海盗作乱却给沿海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海盗们带着扭曲变态的心理蔑视他们原先生存的那个社会, 以凶恶残暴的手段对待落入其手的百姓与官兵人等, 从而达到震慑人心、自觉买保险交纳赎金以及水师官兵畏匪通匪的目的, 鞭笞、割耳、剁指、肢解是常用手段, 至于强奸女票、鸡奸男票、杀人吃食肝胆等暴行也时常发生。”[21]小说描写了番僧摩剌率领海盗在岭南沿海作乱,其作乱原因并不是被逼迫的,其目的也不是为了替天行道,而是为了个人的野心和享乐。摩剌是“白莲余党”,为人狡猾,性情狼戾,“在广西思安府杀了人,飘洋潜遁,结连着许多洋匪,在海中浮远山驻扎。因力举千斤,且晓得几句禁咒,众人推他为首,聚着四千余人,抢得百来个船只,劫掠为生。”[22]他垂涎赫广大的财富,假称活佛骗得赫广大的信任,闻得霍武占领海陆丰,遂卷了赫广大的四个侍妾和十数万金,带兵占领潮州,自称大光王。他不像霍武一样替天行道,而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奸杀女子,残害人民,致使潮州城“满城切齿痛心”[23],最后摩剌因人民的倒戈而被消灭。小说对摩剌的作乱是否定的、批判的。

(三)岭南社会的众生百相

《蜃楼志》还多侧面地描绘了岭南社会的人情世态:小官吏的趋炎附势,帮闲蔑片的丑恶,下层文人的落魄,色欲的横流等等,从而反映了岭南社会人性的堕落和整个社会的腐朽。

围绕在赫广大周围的下层小官吏、仆从同赫广大一样散发出浓厚的腐朽气息,其中最典型的形象是河伯小吏乌必元和赫广大仆从包进才。乌必元是一个刁滑卑污、趋炎附势的下层小官吏,他原本从商,“本无经纪,冒充牙行,恃着自己的狡猾,欺压平民,把持商贾,挣下一股家私,遂充了清江县的书办。”[24]后又用钱谋了一个河伯小吏,虽然只是管理河下几十个花粉,但还是最大限度地从这个职位上捞取个人利益,“而这个缺银钱虽赚不多,若要几个老举当差,却还是一呼而就的。”“于是,分付老鸨,挑选四名少年老举,时时更换,只说伏侍夫人小姐,其实自已受用。”[25]他巴结有权势的赫广大,当赫广大想尝“广东的野味”时,他“格外趋奉”,“亲自押送”。为了得到盈库大使的肥缺,他不惜将女儿乌小乔送与赫广大作妾,正如庾岭劳人所痛骂的:“假如乌必元果能强项,也好正言厉色,明白开导一场,老赫又管你不着,难道怕他来硬摘了木戳,斫了脑袋不成!无奈这势利小人,就是海关不要,他也巴不得自己献出,况且有人来说了一声,自然双手奉送。这样看起来,不是做书的格外生枝,半是岱云的果报,半是必元自己无耻。”[26]小乔作妾后终日悲苦,赫广大不喜,乌必元居然将小乔拘禁冷房,无耻地说:“只要你笑了一笑,还要升我的官呢。”[27]庾岭劳人通过乌必元这个形象展示了下层官吏的可鄙与可悲。

包进才是中国古代有权势的奴才的典型代表。他精明能干、唯利是图、奸险凶狠,通过各种手段帮助赫广大聚敛财富,并从中获取巨大利益。他毫不手软地敲诈苏万魁等人,“小的们先透一个风,他们如不懂事,还要给他一个利害。”[28]勒索不成,他唆使赫广大“总要给他一个利害方好办事。”[29]苏万魁申请辞去洋商一职,他要赫广大不要放过苏万魁,因为“还可以刁蹬些银子。”[30]他的政治嗅觉十分灵敏,当督抚欲参赫广大时,他“刻刻提防”,上官知府压制海关时,赫广大要办上官知府,包进才却已嗅出其中的变化,“包进才毕竟乖觉,回道:‘小的想来,一个知府,他怎敢这等大胆无情,内中定有原故。他说票子要呈督抚回销,这擅用关防印信滋扰民间,也还算不得什么大事,恐怕督抚已经拿着我们的讹头参奏了,他靠着督抚才敢这样。’老赫一听此话,毛骨悚然。”[31]但作为奴才,包进才实际上是没有多大权势的,钦差将赫广大的罪名都做到包进才等4个家人身上,最终包进才成了赫广大的替死鬼。

竹中黄、竹理黄、曲光郎、施延年、时邦臣等帮闲形象反映了部分下层民众人性的丑恶与堕落。这些帮闲聪明机敏,但却既不走科举之路,亦不经营生理,而是过着懒散浮浪的寄生生活:

你说那儿个?一个叫做时邦臣,本系苏州的告老小官,流寓省城,开一爿时兴古董铺,会唱几套清曲,弹得一手丝弦。一个名唤施延年,他父亲系关部口书,自己却浮游浪荡。一个竹中黄,一个竹理黄,乃父原任菱塘司巡检,婪赃发觉,瘐死监中,二子无力还乡,帮闲过日。一个叫做曲光郎,杭州人氏,一字不识,硬充沙包,已失馆多年了。这五位都是赌博队里的陪堂、妓女行中的篾片。”[32]

他们知道苏芳是个富家子,就曲意巴结奉承。时邦臣和施延年在苏芳的帮助下,走上了正路,但竹中黄、竹理黄和曲光郎的人性则堕落到极点,为了从苏芳那里“多寡弄些”钱财,他们以捉奸来讹诈苏芳,讹诈不成,又污告苏芳服中叠娶,灭裂名教。这些帮闲险诈、凶恨,作者对他们充满了愤怒和批判,“广东烂仔刁钻甚,未免英雄唤奈何。”[33]

下层文人的落魄不第与霍武报国无门有着同样的悲哀。苏芳的老师李匠山是有理想、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热心帮助苏万魁排解困难,帮助霍武摆脱困境,和苏芳一起召降霍武。他也是对社会和人性有清醒认识的人,他劝苏万魁急流勇退,乐善好施,告诫苏芳要学圣人三戒。但就是这样一个清醒而有责任感的人,却科举20余年皆不第,不得不流落岭南,而资质顽钝、被称为“呆子”的温春才却高中,这不能不说是绝大的讽刺。

在权利和金钱的熏染下,人的价值观必定倾向于享乐主义。小说通过描写赫广大、摩剌、乌必元、乌岱云、空花和尚等的淫乱,反映了岭南社会从上到下享乐主义的泛滥。赫广大本有侍妾十余人,到广东后又蓄妓女,夺官宦之女为妾,还酷好男风,宠爱男宠。摩剌不仅拐走了赫广大的四妾,甚至制造云床奸杀幼女。乌必元、乌岱云父子甚至因为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空花和尚伙同寺僧劫持奸淫女子。享乐主义泛滥使整个使岭南社会变得污浊不堪。

(四)寻求化解矛盾和拯救颓废世风的良药

庾岭劳人通过一系列的矛盾冲突将清中期岭南社会的诸种问题暴露出来,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文人,他并不是为了单纯地暴露,而是力图寻求化解社会矛盾和拯救颓废世风的良药。他把对社会、人生的思考注入到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人物形象——苏芳,使这个人物成为化解社会矛盾和拯救世风的良药。

作者通过苏芳化解了新兴商品经济与封建政权的冲突,使新兴商品经济得以继续存活下去。苏芳是新兴资本家十三行商总苏万魁之子,他继承了其父的经商才能,小小年纪便能帮父亲算帐,替父亲往来于各商家、官家,教子严格的苏万魁不禁称赞他“我只说你年小,还懂不得事,这几件却办得很是。”[34]父亲去世之后,他继续放租、买办,是一个精明的商人。但他却比他的父亲清醒,认识到经商的重重危机,“我父亲直怎不寻快活,天天恋着这个洋行的银子,今日整整送了这十余万,还不知怎样心疼哩。到底是看得银子太重,外边作对的很多,将来未知怎样好。”[35]他通过金钱、婚姻等方式与封建政权建立了和谐的关系,一方面他并不十分热心于商业活动,将银帐、租帐、买办等事务交由得力的家人管理,体现了新兴商人被打压之后的退缩;另一方面他频繁地出入官府,广粮厅申公、南海县主簿、广府上官老爷等官员都与他相好,“又到南、番两县谢步,又至广府递了禀揭,谢他从前处治海关差役之情。那上官知府忽然传见,赐坐待茶。”“又分付苏兴料理分送各衙门、各家年礼:‘今年须添上广府一份,南海主簿苗爷一份,时家一份。’”[36]他还通过妹夫李御史与京里来的袁御史及省里官员建立了关系,于是,当赫广大再次敲诈苏家时,上官老爷亲自出面帮助苏家化解了危机。通过这种方式,苏芳作为新兴商人获得了封建政权的认可和庇护。

作者通过苏芳化解了下层人民与地主、商人的冲突。底层人民受着各种压迫和剥削,生活极端困苦,“鸠形的、鹄面的,曲背弯腰;狼声的、虎状的,磨拳擦掌。破布袄盖着那有骨无肉、乌黑的肩膀;草蒲鞋露出这没衬少帮、泥青的脚背。拥拥挤挤,恍如穷教授大点饥民;延延挨挨,还似猛将官硬调顽卒。”[37]这些底层人民对地主、商人是仇视的,他们随时都可能像霍武一样揭竿而起,也随时可能像摩剌一样作乱为祸。苏家被劫使苏芳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慷慨地解除了租户的债务,当灾年米价昂贵,他将约13万石米,平粜出售。苏芳以其慷慨好施获得了底层人民的拥戴,当他在逃亡路上被强盗洗劫一空时,得到了租户卞明帮助:“小人卞明,向来受过大人恩典,今幸大爷光顾,只恐供给不足,怎说一个报字!”[38]

作者通过苏芳解决了士人入世的问题。苏芳从小便被父亲安排走科举入仕的道路,他也用心读书,但并不热心功名。父亲去世之后,他放弃了科举,选择了经商理家、享受生活的道路,“我要功名做什么?若能安分守家,天天与姐妹们陶情诗酒,也就算万户侯不易之乐了。”[39]他虽不热心功名,却心怀大志,“从古名人,断无城市、山林之别,况那有名的英贤杰士,何尝不起于山林,终于廊庙呢?”[40]他十分敬重李匠山、卞如玉这些有真才实学的人,甚至将妹妹许配给身为租户之子的卞如玉。他热心支持读书人走科举之路,让卞如玉到省城读书,帮助温春才参加科举,甚至最终使温春才顺利中举。当国家危难时,他参加军队,帮助朝廷招降霍武,打败摩剌,成就了一番功业,获得进京供职的机会;当国家安定时,他又不愿做官,情愿闲居家中。苏芳从容于出世、入世之间,待机而动,与李匠山一生执着于科举却老没青衿是完全不同的境界。

作者通过苏芳的人性光辉来改变炎凉的世风。苏芳富有同情心,施家被赫广大害得家破人亡,他“觉得同病相怜”,“不觉的就淌下泪来”。[41]他十分慨慷,帮助施家处理丧事,给施家生活费用,并帮助施延年娶妻。他十分豪爽,时邦臣向他借百两银子置办货物,要打借票给他,他豪爽地说:“啸斋说什么话?银子只管拿去,契券断乎不要。冬间还我本银就是了,何必曰利。”[42]他不计前嫌,乌必元趋利附势,其子乌岱云陷害苏芳,但当乌必元遭受赫广大的逼勒时,苏芳拿出一万多两银子帮乌必元度过难关。在他的善良人性的感召下,游荡浮浪的施延年走上了正途,帮闲的时邦臣过上了富足的生活,乌必元人性中善良的一面也开始复苏。

作者通过苏芳的重情、尊重女性来对抗淫乱的泛滥。小说中有很多关于苏芳和众多女子的情爱描写,但苏芳的情爱观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与赫广大、摩剌有本质区别。苏芳的情爱是建立在重情、尊重女性的基础上的。首先,他以情来选择女性,没有传统的门第观念。他爱的女性出身都不高,素馨、蕙若与他还算门当户对,都是出身商家,施小霞出身破落小官吏之家,乌小乔出身河伯所小官吏之家,也云、巫云是丫环,茹氏家境贫寒,冶容曾为娼妓,但苏芳对这些出身卑微的女性并没有丝毫嫌弃,或与她们缔结婚姻,或帮助她们找到归宿,对他们倾注了真挚的人文关怀。其次,他虽然泛情,但对所爱女子皆能以情义相待。温素馨曾经背叛苏芳,最后落得削发为尼的下场,苏芳非但没有责怪她的无情,反而为她伤心流泪、痛心惋惜;乌小乔被迫嫁给郝广大做妾,苏芳劝阻她自杀殉情,约定再续前缘,并想方设法营救。再次,他对女性有一定程度的尊重。素馨移情别恋后,苏芳虽然难免伤心,但还是尊重她的选择。苏芳欲与顺姐调情,被顺姐断然拒绝之后,立刻对其恭敬起来,不敢越雷池半步。他对女性无丝毫勉强、玷污之意,尊重了女性的人格。这种重情、尊重女性的进步的情爱观犹如一股清新的风涤荡着作品中因色情的泛滥而散发的污浊气息。

总体来看,苏芳有经商之能,又有治国之才;既能出世,又能入世;既精明,又慷慨仁爱;既泛情,又重情,正如小说结尾所云:“惟吉士嗜酒而不乱,好色而不淫,多财而不聚,说他不使气,却又能驰骋于干戈荆棘之中,真是少年仅见,不是学问过人,不过天姿醇厚耳。若再充以学问,庶乎可几古人!”[43]苏芳这一形象实际上是新旧思想意识的混和体,是作者对现实思考之后创作出来的有能力整顿世事的人才,作者欲借这一人才对社会进行改良:新兴的经济力量得以在封建母体内发展,腐败得以消除,吏治得以整顿,国富民强,社会安定,社会风气淳正。但作者似乎意识到封建政权已经严重虚弱了,对苏芳能否最终改良社会是有些困惑和悲观的,小说的结尾写李匠山与苏芳分别,“当日,众人饮至下午才分手过船,吉士未免依依。匠山大笑道:‘何必如此,我们再看后几年光景。’举手开船而去。”[44]充满了浓重的悲凉意味。在《蜃楼志》问世40多年以后,爆发了鸦片战争,外强入侵,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处于深重的苦难之中,我们不得不钦佩庾岭劳人敏锐的政治嗅觉和通过小说力图救世的努力。

二、艺术特点

(一)题材综合

清代以来,通俗小说出现了题材兼容化的趋势,《林兰香》序云:“近世小说脍炙人口者,曰《三国志》,曰《水浒传》,曰《西游记》,曰《金瓶梅》。皆各擅其奇,以自成为一家。惟其自成一家也,故见者从而奇之,使有能合四家而为之一家者,不更可奇乎?”[45]《林兰香》即为题材兼容的优秀之作,此外,《好逑传》、《铁花仙史》、《绿野仙踪》、《野叟曝言》等,皆融世情、历史演义、才子佳人、英雄传奇、神魔等各类题材于一炉,为清代通俗小说开辟了一条新路,呈现出与明代通俗小说颇不同的气象。

《蜃楼志》亦受此创作风气影响,以世情为主,融才子佳人、英雄传奇、神魔题材为一体,小说共包括4部分内容:一是苏家父子与海关监督赫广大的矛盾冲突,为世情题材;一是苏芳与温素馨、施小霞、乌小乔等女子的情感,为才子佳人题材;一是霍武起义,为英雄传奇题材;一是摩剌作乱,为神魔题材。《蜃楼志》虽融合4种题材,但以高度的现实主义精神力戒这4种题材易于重蹈旧作的弊端,因此,《蜃楼志》虽然明显受到了《红楼梦》、《金瓶梅》、《水浒传》、《西游记》等作品的影响,但作者将这4种题材置于岭南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写封建制度的腐朽不像《红楼梦》那样哀伤,而是积极寻求改良方式;写苏芳的情爱不像《金瓶梅》那样污秽,而是重在表现进步的情爱观;写霍武的起义没有完全照搬《水浒传》,而是着重反映底层人民揭竿而起的原因和良好的愿望;写摩剌的神异没有像《西游记》那样脱离现实,而是着重表现缺乏进步思想指导的起义如何像恶魔一样给人民带来苦难,作者赋予这4种题材以新的时代意蕴,从而全面反映了清中期岭南从上层统治者到底层人民的社会生活。更为突出的是,4部分内容虽略有不同,但作者通过苏芳把这4种题材联系起来,使它们成为相对和谐的整体,在清代题材综合的小说中是较为成功的一部。

(二)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

《蜃楼志》以苏芳的遭迹为主线,以赫广大的腐败、霍武的起义、摩剌的作乱为副线。苏芳的遭迹分为两部分,即成长期和成熟期。小说第1回至第9回主要写苏芳的成长,这一时期苏芳被呼乳名“笑官”,第1回直接展现赫广大与苏兆魁的尖锐矛盾冲突,在冲突中带出苏芳的出场,并顺势写苏芳与素馨、惠若、小乔等女子的情感纠葛,其中又夹带着关部的黑暗腐败、社会人情的冷暖浇溥等;第2回由苏兆魁引出霍武,由李匠山的返乡再一次引出霍武;第9回苏兆魁气亡,苏芳掌管家业,并由苏芳引出摩剌出场。前9回展现了苏芳的成长过程,兼及社会各种丑恶现象,同时带出霍武和摩剌,但霍武和摩剌仅是略略带过,仍以苏芳成长为主,这使小说主线清晰,不致因头绪太多而混乱。

第10回到第13回集中讲述霍武的遭际,并不涉及苏芳、摩剌等人。苏芳在这4回中缺席,实则是“有意味的形式”,让读者经过一段等时间的等待之后,看到一个已经成熟的苏芳。因此,第14回开始又以苏芳为主角,集中展现成熟期的苏芳,第14回开头明确交代“苏笑官表字吉士,此后书中称吉士,不称笑官矣。”[46]第14回到第20回将苏芳置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之中,各条线索交织在一起,赫广大再次逼勒苏芳,赫广大被参,小乔回归,苏芳逃亡,遇到霍武,摩剌作乱,各条线索齐头并进,使小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情节越来越紧张,苏芳这一形象也就越来越丰满。第21回至最后,主线又清晰起来,主要以招降霍武和平定摩剌为主线,着重渲染苏芳、李匠山、霍武等人建功立业的过程,不再涉及海关及官府的腐败与黑暗。

总体来看,小说先写苏芳的遭迹,再写霍武的遭迹,结构呈线性状态;接下来各条线索并进,结构呈网状状态;最后写平定叛乱,又呈现出线性状态。线性状态可以使叙事明晰,但不易将叙事推向高潮,网状结构可以将各种矛盾冲突纠葛起来,使小说的叙事达到高潮。庾岭劳人交替使用线性结构和网状结构,将不同的题材、繁多的内容巧妙地组织起来,使小说既叙事明晰,又高潮迭起。小说的结尾更为独特,不结而结,富有余意,令人咀嚼。罗浮居士感觉到了结构方面的妙处,盛赞它“无甚结构而结构特妙”。

(三)细腻的心理描写

《蜃楼志》中有大量细腻传神的心理描写,这些描写深入人物的内心,展示人物内在的精神世界,苏芳、温素馨、乌岱云等主要人物的心理描写都极为出色,其中素馨的心理描写最为典型。与施小霞、温蕙若等女子不同的是,素馨“赋情冶荡”,“生性风流”,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敢于大胆追求情爱,但情感不坚定,易于受到诱惑,作者通过直接心理描写表现素馨的情感变化,使这一形象真实、生动、丰富。她与苏芳热恋,父母却将妹妹惠若许配给苏芳,她忧喜参半:

(素馨)心中一忧一喜。忧的是妹子配了苏郎,自己决然没分;喜的是父亲不教躲避,我亦可随机勾搭。[47]

(素馨)枕上想道:“说苏郎无情,那一种温存的言语,教人想杀。说他年小,那一种皮脸倒像惯偷女儿。况且前日厮缠之际,我恍恍儿触着那个东西,也就使人一吓,只是这几时为何影都不见?”又想道:“将来妹妹嫁了他,一生受用。我若先与他好了,或者苏郎告诉他父亲,先来聘我,也未可知。”又想道:“儿女私情,怎好告诉父亲,况妹妹的才貌不弱于我,这段姻缘多分是不相干的了。”[48]

这两段直接心理描写将一个恋爱中的女子倍受煎熬、起伏不定的内心生动形象地展示出来。当素馨的情感得不到满足时,她内心悲伤空虚:

(素馨)挑灯静坐,细想前情,想到一段绸缪,则香津频矻;想到此时寂寞,则珠泪双抛。

(素馨)辗转无聊,只得拿一本闲书消遣,顺手拈来,却是一本《浓情快史》。从头细看,因见六郎与媚娘初会情形,又见太后乍幸敖曹的故事,想道:“天下那有这样的奇事,一样的男人,怎么有这等出格的人道?前日我与苏郎初次,也就着实难当,若像敖曹之物,一发不知怎样了。这都是做小说的附会之谈,不可全信。”心上如此想,那一种炎炎欲火,早已十丈高升,怎生按捺得住?[49]

这一段直接心理描写体现素馨对性爱的艳羡,是素馨移情别恋的关键。当乌岱云满足了她的情欲后,她决然地抛弃了对苏芳的爱,并且为自己的移情别恋寻找自我解脱的理由:

岱云去了,素馨坐了一刻方才缓步回房。只觉精神疲倦,躺在床上,像瘫化的一样,想道:“果然有此妙境。他面貌虽不如苏郎,若嫁了他,倒是一生适意,况且前日梦中原有此说。今趁苏郎不知,叫他先来下聘,我妹子嫁苏郎,我也不算薄情了。”念头一转,早把从前笑官一番恩爱,付之东流。[50]

《蜃楼志》在艺术表现上亦有不足之处:语言方面大量使用吴语,较少使用粤地方言,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色彩;对于性爱的描写太过直露,致使此书被目为“淫词小说”,多次遭禁毁,若不是郑振铎先生在巴黎偶得之,它极有可能就被湮没了。

总体来看,《蜃楼志》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具有改良倾向的小说,并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正如罗浮居士云:“不求异于人而自能拔戟别成一队者也。”《蜃楼志》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对其后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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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7页。

[2]王永健:简评《蜃楼志全传》,《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4期,第157-158页。

[3](清)庾岭劳人:《蜃楼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4](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218页。

[5](清)屈大均:《广东新语》,第427页。

[6](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2页。

[7](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3页。

[8]《广州海关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9] 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10]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第147页。

[11](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8页。

[12](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5页。

[13](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51页。

[14](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7页。

[15](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70页。

[16] (美)费正清等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78页。

[17](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25页。

[18](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77页。

[19](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89页。

[20](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19页。

[21]刘平:关于嘉庆年间广东海盗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1998年第九期,第87页。

[22](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83页。

[23](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211页。

[24](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46页。

[25](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46页。

[26](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65页。

[27](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86页。

[28](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3页。

[29](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6页。

[30](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7页。

[31](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63页。

[32](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60页。

[33](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39页。

[34](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72页。

[35](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2页。

[36](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73页。

[37](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82页。

[38](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64页。

[39](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66页。

[40](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65页。

[41](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70页。

[42](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38页。

[43](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223页。

[44](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223页。

[45]《林兰香·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46](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125页。

[47](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20页。

[48](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21页。

[49](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46页。

[50](清)庾岭劳人:《蜃楼志》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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