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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风物的再创造 ——以悦城龙母祖庙与三水大旗头村为例

2021-12-12 20:45:52 来源:《广府文化》第三辑 点击: 作者:文一峰

一、引言

近年来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特别是在中国发达地区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背景下,文化产业以及相关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的研究更是凸显出其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一直处在全国经济发展的前列,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按照人均JDP水平已迈入了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传统以第二产业产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进一步快速发展的瓶颈。在新的形势下,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头羊,在当代的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应有所作为,探索出一条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模式的新路径,文化以及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应运而生,广东省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文化强省战略。

本文是在新形势下结合广东文化强省建设的战略需要,以综合的视角对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进行相关实践与理论的探索。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不仅是遗产物质遗存的保留和维护,而是要更加着眼于文化遗产在当代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意义,通过对遗产在科学、文化和艺术诸方面价值的认识,更加注重文化遗产对建立和充实当代人本身的文化认同的作用。在物质遗产保护的基础上,需更加注重基于这些遗产的活态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在现阶段新形势下,过去那种被动式的遗产保护很难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需要。不同建筑文化遗产在当代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意义,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对遗产的保护有不同的侧重点,都要求采取适应社会需要的有灵活性的保护和再开放策略。

二、文化遗产保护综述与存在的问题及相关案例

建筑文化与建筑遗产保护一直是建筑学科的重要领域,近年来相关课题更是引起广泛关注。在建筑遗产保护方面,清华大学的吕舟认识到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物保护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促进了社会对文物保护的广泛关注,保护文物、历史城镇、乡土建筑成为社会共识。然而对文物保护界自身而言,却仍然存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基本问题,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保护过程中如何处理建筑遗产的原真性问题。其核心就是在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如何保持遗产的原真性,强调遗产在科学、文化和艺术方面的历史见证性。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2014吕舟参与年完成的成果《中国文物保护准则》不仅应是文物保护工作人员的行业规则,而且对于宗教和民族等部门在处理涉及文物古迹事物时,也应作为依据。

同济大学阮仪三长年活跃在建筑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线,抢救了包括平遥古城(世界文化遗产)在内的一大批优秀建筑文化遗产,但也看到由于城市发展的速度和人们对历史风貌与文化遗产保护认识上存在差异,有时保护还是无能为力,新的建设改变或者破坏了历史街区的整体风貌。同济大学常青在风土建筑谱系研究的基础上,认识到被动式地保护建筑物质遗产常常会遇到困难,在相关实践中,提出适应性的灵活保护策略。在广东,对于文化遗产的关注近年来持续升温,在各大学和相关院所成立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机构,对于文化遗产相关的文献研究和资源现状调查做了大量工作。如中山大学广东文化地理学泰斗司徒尚纪、中山大学民俗学者叶春生、广东民间文化博物馆黄淼章、佛山史专家罗一星等对遗产的文史方面的研究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华南理工大学吴庆洲及其带领的团队,依托东方文化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发挥其理工科的学科优势,做了大量文化遗产整理和保护工作,其成果包括香山孙中山故居等一批优秀遗产的研究和保护。广州大学成立了多家以广东文化为对象的研究机构,如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岭南建筑设计研究所等,做了大量文献梳理和建筑文化遗产的实际修缮工程,如纪德君、冷东、曾大兴、杨宏烈、刘介民等编辑出版了相关文集和发表大量相关学术论文,汤国华依托岭南建筑设计研究所修缮了大批广东建筑文物,其中包括广州石室等优秀建筑文化遗产。整体上来看,建筑文化和建筑文化遗产保护持续受到重视,但也存在文理分科、学术视野分散等相关弊端。对于理工科研究院所而,有大量的相关实践,而相关的理论建设相对滞后,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之间的有机联系存在脱离;对于文科学者而言,不同学科关注的焦点还有待整合,不同利益攸关方对待文化遗产的不同价值观存在的分歧还有待理论上的分析以引导实际问题的解决。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的诸多问题和不利因素,表明急需在理论层面上有一些整体性的认识,以便全面把握建筑遗产保护和再利用中的复杂局面,提出具有实践价值的可持续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策略。

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过程中,政府、学者和原住民意见不同甚至发生冲突屡见不鲜,脱离原住民原真文化的过度外来干预、局限于暂时的经济发展需要而牺牲依托于建筑遗产的文化原真性时有发生,最终导致在开发利用中文化遗产的异化甚至造成遗产的破坏消亡也不在少数。因此,有必要探索能结合各利益相关方的各种利益诉求,能全面可持续发展的文化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策略。重点是对于不同文化遗产在当代不同的社会文化意义背景下应采取活态的适应性保护和可持续再利用策略。如下的例子普遍性地说明活态文化的重要性和文物保护不同于一般社会事业的特点。大同市是我国北方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古城,留有众多很有价值的历史遗迹,这些文化遗产包括城墙、寺庙、历史街区、民居等在内,在全国大拆大建、旧城换新颜的风气下,以及所谓的重现辽代大同城市风貌的主张下与改善人民生活和居住条件的政绩要求下,这些遗产遭到破坏或者被新建的仿古建筑等假古董所替代,让相关学者痛心疾首。然而,主政这些事情的大同市长耿彦波在调升太原市市长时,大同市市民纷纷请命挽留。耿彦波市长在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上与相关学者专家有很大的意见分歧,但在改善旧城区人民的居住条件等民生方面得到民众的支持。这至少说明了一个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中的基本问题,即民众对于博物馆式的文保事业的隔离,也反过来说明活态文化保护的重要性。这个案例表明,对于文化遗产这样涉及面广的事业,不同的利益攸关方有不同的关切点:对于学者来说,其关切的是遗产在科学、历史等方面的见证价值,保持民族文化记忆的长远利益;对于当地民众来说,其关切的是当前生活和居住条件的改善、文化建筑的实际文化活动可参与性及满足现实的文化生活需求;对于政府来说,其关切的是政绩和形象工程,莫免有追求一些短期效应甚至表面效应的可能,面对城市发展的复杂局面和实际中的繁杂工作,作为决策者和主政者如果在理论上和策略上没有较全面认识和把握,在城市发展与保留遗产之间不能协调整合而留下遗憾的实践在国内时有发生。如何有效地统筹各方关切?活态保护文化遗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思路之一。

针对上述问题可基于原型理论探究建筑文化和融合在建筑中的活态文化的深层内涵。原型是荣格及其学派文化学说的关键概念,成果普遍应用与于语源学、语义学、图像学、特别是宗教图像学和民俗文化图像学等领域;于建筑历史理论、建筑文化人类学研究都有重要的理论参照意义,可用于研究文化、原型、意义、图像和建筑符号、建筑空间诸方面的相互关系,建构基于原型理论的建筑符号学及建筑文化遗产理论。现阶段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对比较薄弱。按照荣格对原型的基本论述,原型本身不可见,必须通过人与人和人与诸事物的“神秘互渗”而得到象征表达,其体现的是存在于建筑中的原真文化的内核。因此,本文倡导的重点是:在建筑遗产物质基础保护的基础上,在遗产的开发再利用的实践过程中,如何保持原真文化,不破坏文化原型的基质,保持文化遗产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理论成果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翔实的田野调研,掌握广东建筑遗产现状的第一手资料,对建筑遗产的不同文化意义类型进行梳理,研究不同类型的建筑遗产在现代社会中文化转义的适应性,提出地方风物的再创造理念,提倡采取灵活性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和探索建筑遗产与现代建筑设计创作有机融合,创造新的地域性建筑文化,为建筑遗产保护与再利用事业拓展新的理论与实践方向。下文以两个实际案例为对象探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地方风物的再创造。

三、悦城龙母祖庙

坐落于德庆悦城镇的龙母祖庙是西江人民的圣殿,养育和滋润了西江人民数千年的文化生命,是广东省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遗产。综合各种研究一般认为,龙母文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其演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1)图腾崇拜与模仿巫术,百越先民因害怕蛟龙而断发文身模仿蛟龙以求得蛟龙的认同和保护,进而演化出龙母拾卵豢龙,龙子衔鱼敬母的故事;(2)祖先崇拜与英雄崇拜,龙母是百越族母系社会或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的一位女首领,带领百越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做了很多好事,被百越人民赋予了超凡的能力最后被神化;(3)水神及自然神崇拜,西江流域风物丰富,河网密布,但也水患频繁,龙具有呼风唤雨的超自然能力,被神化了的氏族祖先被冀于有这种能力,从而造就了龙母;(4)封建宗法和孝道思想助推了龙母文化的开拓发展,历代封建统治者对龙母的封表实际上维护了边远地区的安定。这些研究结论的重要价值毋庸多言,其缺憾是都有游离于宗教体验本身的客位研究之嫌,未能从主位的立场在更深的层面来揭示龙母文化的内涵。虽然在今天参与到龙母民俗活动的人群中,不乏有外来的以休闲娱乐或考察等现代方式的参与者,也不能排除有一些“从众心理”支配下的被动参与的本地人,但其基本层面的还是其最广大的信众,他们仍然保留了宗教信仰最本质内在的东西,这就是神话意象(如荣格所说)是人的主体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龙母诞的盛况可以看出,宗教原型激发了集体无意识的内在生命力(见图1)。


龙母文化的原型是基于自然崇拜的大母神崇拜,作为一种基于乡土的民间宗教,既有一般宗教的普遍性又有其自身不同于普世性宗教的特点。如龙母护身符正面是龙母像,背面印的却是《般若波罗密多心经》(见图2、图3),可见在信众的心里龙母信仰的精神与佛教观音信仰在内涵上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实际上,从原型的观点来看,无论是龙母、妈祖,还是观音、圣母,都是大母神崇拜这一主题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的变奏。龙母崇拜我们称之为民间宗教,其与佛教、基督教等世界性宗教的区别在于基于民间传说的民间宗教在哲理、世界观方面没有全面的理论诉求,民间传说与宗教神话虽然有着相似的叙事结构和不同于日常的语法,但民间宗教是在一个较小的地域范围和较日常的伦理基础以及较为分散式的一种风土叙述,其基于原型的集体无意识特点表现的更加淋漓尽致,如果勉为其难地在某种特点的文化情境中——如调适于普世性的宗教或是现代转型时期要求其做出系统性、理论性的表达,民间宗教往往借助于普世性的宗教文本作为补助。龙母崇拜的内核是结合着龙的自然崇拜基础上的大母神崇拜原生态文化,她为西江流域的信众提供了基于风土的意象群和意义丛,千年不断地延续了西江人民内在的文化生命力(见图1),离开这一点,即离开了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的内核。其它方面如旅游开发,甚至如所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及一切外来因素的干涉都不应损害到这一内核,否则所有的发展愿景都将是不可持续的。徐亚娟《近百年龙母传说研究综述》一文中对于涉及中国的遗产保护事业所提出问题很具有共性,引述如下:

龙母传说在当代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固然是因其传说本身的魅力所致,但是多个 “龙母故乡”、“龙母发源地”在新时期对龙母超常关怀的动机并非如此简单。通过对几地 “龙母情结”的实地考察,我们就会很容易的感受到隐藏在龙母文化背后的利益本性。在经济驱动下开发龙母文化,使产业文化为地方文化产业提供服务,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地方政府能为营造龙母文化提供充足的资金保证,这看来也是龙母传说在当代最大的收益之所在。只是传说本身是由民众信仰所支撑的文化结构,如果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来发展文化产业,而忽略了龙母传说的主体身份,忽略了龙母传说本身的文化意义,势必造成龙母传说主体性的丧失,进而造成龙母文化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悲剧命运。这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市场经济的时代如何处理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为经济搭台的产业文化将向何处发展? 不能为经济搭台的文化我们还需要么? 而这些问题的答案显然目前还不得而知。

如果放宽眼界,联系到所谓梁祝故里之争,诸葛亮故里之争,西施之争、曹操之争、七仙女之争等等,这类问题在今天有广泛性。政府或者外来参与者往往在文化遗产事业上显得急功近利。对于龙母文化资源的再利用,“外在”参与者应该是依附性的,无论是政府主导的开发计划还是外来者的观光旅游等不恰当的过度干预或参与,都会危机文化原真性本身而使文化遗产遭受异化失去根本,离开龙母文化的内核和原生态文化演化的自然内在过程,就谈不上对遗产的可持续开发和再利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坐落于悦城镇名之为“珠山”的山谷盆地上的龙母祖庙建筑格局“门、殿、寝”保持完整,整个建筑群面向西江,背靠五龙山,是中国风水文化的活教材(见图4、图5、图6)。龙母祖庙至今还延续着如龙母诞、龙母得道诞、龙母感恩节等盛大的庙会活动,龙母信众遍及西江流域、港澳地区及周边省份,这些都是龙母文化的珍贵遗产。正是因为有这些资源,引来各方对利益的追逐和对遗产的再开发利用。如 2015年拍摄的图片(见图7)所示,龙母祖庙东边地块已开发成新的旅游配套项目及停车场,旅游指示标牌等一应俱全一派现代旅游区景象(见图8)。这些都是笔者在2007年还未曾见到的新建设项目,新的建筑在风貌上很难与旧建筑协调,形成了街道两边新旧建筑风格迥异的阴阳脸现象(见图9)。旅游开发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带动了如祭祀用品等民间工艺产业(见图10)、旅馆餐饮业(见图11)等业态的发展。

但从现状来看,除了与宗教直接相关的祭祀用品等工艺产品外,其它如旅游住宿餐饮等业态并不繁荣,如图10所示,江边的农家餐馆还相当简陋,规模也比较小。龙母祖庙主要还是一个民间宗教场所,有宗教活动的季节性,信众在参与完成宗教活动后,并不会较长时间的逗留,这是有关业态发展不充分的直接原因。为了发展旅游,如告示所示(见图12),处于龙母信仰祭祀文化之外的政府已强势介入,政府的积极参与看中的是龙母祖庙在旅游开发中的潜在经济价值。据当地居民反映,在旅游开发中政府占主导,他们并没有得到多少直接的好处。在遗产的开发再利用过程中注意处理各利益攸关方的利益诉求,这本是政府的应尽义务,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涉及这类活态文化遗产时应持适度参与、适当引导的态度,积极引导地方风物的创造,而不是过度的行政干预,否则极易造成冲淡原生态文化的原汁原味的后果,造成文化遗产原真性的损坏,则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再利用事业本身必然也是不可持续的。在开发利用龙母文化遗产的过程中,需意识到作为一个正在使用的民间宗教场所,龙母祖庙所承载的活态民间宗教活动是其主要功能,是地方风物的主要载体,旅游等开发活动必然是要附属于此,不然就会失去其根本。

四、三水大旗头古村

三水大旗头古村的案例,更是直接说明了活态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如果说对于保持遗产的物质原真性我们还尚需努力,其主要问题在于遗产在修缮维护过程中,参与遗产修缮的工匠圄于师承的工艺很难回复到遗产建筑的真实历史工艺,但诸如此类的问题毕竟能够明确地确定其问题所在;但如果说要保持遗产的文化原真性,则问题要复杂的多。何为文化的原真性?如何界定其在发展过程是自然的传承演变还是发生了异化?不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就很能说我们对遗产保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有充分的认识和采取了正确的策略。遗产的保护不仅是物质性的,更重要的是遗产在科学、艺术等方面的价值对当代人本身的文化认同建构所发挥的基于历史维度方面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遗产保护也不仅是经济开发性的或者一般性社会事业,它必须通过适当的方式切入到当代人的生活。广东佛山三水大旗头村被列为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和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是建筑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各个学科研究我国古代农业聚落文化和广东文化地理的实例,具有相当高的文物价值。大旗头古村,其总体的梳式布局和建筑的三间两廊形制都代表了广东历史村落的典型(见图13、图14),村头的文笔塔、池塘、坪场、条石组成了笔、墨、纸、砚文房四宝的意蕴形成生动的风水格局。对于这样一座有遗产价值的古村,对其进行博物馆式的保护无可厚非。但当前这种脱离现实生活被动式地文物保护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曾一度被有些学者戏称为“活棺材”。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大旗头的建筑遗产,曾在2004年首届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上,三水区文化局与广东省活力旅行社有限公司正式签约,三水大旗头村利用民间资本进行开发、保护和产业化发展的项目正式启动,开发宗旨是打造成岭南文化代表景点和佛山市知名的文化产业项目。对于这次佛山市首次将文物保护单位交付民间资本进行开发的项目,专家一致认为:在保护文物与发展经济之间必须取得平衡;尤其要重视当地居民在开发利用大旗头村的参与机会。大旗头村将出现民俗手工艺作坊、泥塑、剪纸工艺和民间说唱艺术馆等,此外,还有村民们开设的家庭旅馆等。项目必须在严格的保护制度下进行开发,预期达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然而,实际结果却并不理想。2006年笔者曾造访大旗头村历史遗产保护区,除了我这个相关学者静静地参观之外,其中不见一个人影,整个保护区没有一丝人味。2015年重访这个古村时,情况也无明显改观,仅偶然碰到两个参观者,倒是村民们在村头的休憩活动显得有一些生气(见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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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旗头建筑遗产项目值得研究的问题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从保护方面而言,这个项目获得过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奖项,细究起来是因为其严格保护了遗产的物质原真性,有着真实的历史见证价值。但是,现在还很难见到除相关部门和学者之外的参观群体,这种博物馆式的遗产保护未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效益。大旗头村为清代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于光绪年间一次性统一建造的古代民居建筑群,依据修建的年代和当时建筑的使用现状,是否有必要立即进行原住民的搬迁实施博物馆式的保护也是值得商榷的。从开发利用方面而言,大旗头村远离人口密集区,缺乏相应的文化产品消费群体,建筑空间格局和环境氛围本身也不适合于民俗手工艺作坊、泥塑、剪纸工艺和民间说唱艺术馆等策划项目,最后造成由于缺乏相应的参与活动和维护主体,遗产已经开始自然败坏(见图16)。这说明,从文化原型和原真文化的角度来看,古民居这类遗产,是不是适合于博物馆式的保护的是有疑问的。古民居的真正的遗产价值是依于建筑场所的活态文化的延承,如村民们又自发在把保护区的房屋当作祖屋进行诸如婚丧嫁娶之类的活动,这反而证实了建筑所承载的原真文化的生命力。文化遗产必须活在现实生活中,延续和承载地方风物。这都说明,保留原住民和保持原住民的积极参与性是维护活态文化原真性的必要前提,离开这个基础,开发利用不可能取得真正成功,遗产保护也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大旗头村在保护利用过程中有一些值得推广的做法,在原大旗头古村周边新建了一些仿原来梳式布局的民宅,既部分延续了大旗头村的居住文化文脉,又改善了原住民的居住条件(见图17),解决了涉及改善民生的现实问题,有值得推广的好经验。大旗头村的遗产保护实际情况也存在不利于长远发展的地方。大旗头现状有比较好的条件创造地方风物,如保持完整的古村落建筑、生动的风水格局和丰富的村史资料,这些如能比较好地融入到再开发利用当中自然延续古村落的文脉风情,可以预见将呈现出生机勃勃的乡村文化景观。但眼下的情形令人堪忧,从图中(见图18)可以看到,古村周边的土地开发处于混乱之中,谈不上与古村落之间的风貌协调,更谈不上对古村落风土文化的延承和地方风物的再创造。物质环境是承载活态文化的基础,文化是建筑原型的内在灵魂,二者缺一不可。在可持续地开发利用古村遗产的策略中,既要考虑到“统筹规划一盘棋”,又应注重“文化活态有生机”。当前许多地方都在借助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所谓“文化搭台、经贸唱戏”,搞活动、贴标签、造影响,一时间很热闹,但对于深层文化的构筑作用十分有限,并不利于文化本身的内涵式发展。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观点,原真文化的内在生命力对当代人自身文化认同的建构作用比一时的经济效益更重要,这是我们处理文化遗产事业的落脚点。

五、结论与策略

当代西方建筑理论中的一个关键词“place”,中文并不太好翻译,在国内建筑学界一般翻译成“场所”,有词不达意之嫌,也有简单地翻译成“地方”的一种译法,但很明显,西语的“place”与中文的“地方”无论是内涵还是外延都有很多不对应之处。“place”的核心意涵是地理环境结合了人文精神与人的活动,所以“take place”意味着“发生”,这是一个西方常用语却充满了隐喻的意蕴。在现象学的建筑美学中,常常“place spirit”联用,中文翻译成“场所精神”。笔者认为这些意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风物”一词比较切合。“风”者,风土人情;“物”者,物质环境。这两者的互文创造了充满人文精神的“风物”,只不过“场所精神(place spirit)”更侧重于空间性的实物感,而“风物”则强调一种抽象的韵调。在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实践中,地方风物的延承和再创造是活态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如悦城龙母祖庙、三水大旗头古村等案例所示,依据建筑文化遗产的各种类型在现代社会的不同文化意义和适度文化转义的可能性,采取地域灵活性、人文适应性的遗产保护和再利用策略,其中活态文化的延承和地方风物的创造始终是遗产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灵魂。广东遗留有众多犹如龙母祖庙、大旗头村这样的文化遗产,有的已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有的没有,但它们都承载着基于某种原型的活态文化,蕴含着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地方风物创造的理念引领下,在宏观的建筑文化热潮和建筑的中国性探索的背景下,这些遗产必将进一步为实现建筑遗产的保护利用与新的创作的有机融合、为创造融会古今的新地域性建筑文化提供广阔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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