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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诞的文化渊源及其世俗化倾向

2016-10-24 14:34:45 来源: 点击: 作者:蒋艳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波罗诞”又称南海神诞,是古代纪念南海神诞辰而形成的一项民俗活动,承载着上至朝廷下至百姓对南海神的崇拜与敬仰,包含着古人希冀南海神护佑一方平安、民富安康、救难避祸、干旱降雨、海上护航等一切诉求。旧时,每逢波罗诞(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一至十三日为诞期,其中十三为正诞日)期间,民间都会举办隆重的祭拜活动和热闹的庙会活动,波罗诞逐渐从庄严肃穆的官方祭祀转为热闹世俗的民间信仰,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波罗诞庙会达到鼎盛,但也越来越趋于世俗化,呈现出浓郁的追求世俗享乐的色彩。

一、 波罗诞的文化渊源及民间诉求

波罗诞作为纪念南海神、祈求南海神降福于自己的一种活动,其渊源来自人类固有的祈福心理,当人们对自然认识不足、希望借助神灵的力量去灾攘祸的自然崇拜。

祈福是人类社会最原始最普遍的一种精神活动。所谓祈福,就是追求幸福,祈求神灵保佑,渊源于人类对自身的能力不够自信,从而希望求助于外来力量来帮助自己的内在心理。对于什么是“福”,古来就有不同说法,《礼记·祭统》曰:“福者,备也,福者,百顺之名也”,以诸事完备顺利为福。《韩非子·解老》云:“全寿富贵之谓福”,以富贵长寿为福。贾谊《道德说》云:“安利之谓福”,以安全顺好为福。《尚书·洪范》中更有“五福”之说,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表达了多层面的福观念,以贯穿一生的幸福为目标,讲求长寿、富裕、安康、有美好的德行,老年无疾而终,认为这样的人生才是完美的。福寄托着百姓所有的美好憧憬,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了人们的理想与愿望,祈福的观念潜移默化地融入各种民俗活动与神灵崇拜之中。

先民们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处于软弱无力和对客观世界愚昧无知的情况下,把自然物人格化,从而产生对自然的敬畏之情。自然崇拜的产生,正是“人受万物有灵论观念的支配,在异己的自然与社会力量压迫之下,对恐惧和无情世界的情感化处理结果,也是人类受好奇心的驱使,依靠当时的知识和想象力对未知世界加以探究和解释的结果。”[1]由于人们对自然力的畏惧或感恩,希望通过对这些自然物的崇拜,进行祈求、屈从和讨好。这种在适应和选择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民间信仰必然带有其所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深深印记。

波罗诞作为纪念南海神、祈求南海神降福于自己的一种活动,依托的主要神灵如南海神祝融、明顺夫人、五子、六侯等等又孕育于岭南这一方水土,与海洋文化息息相关。

南海神崇拜首先作为四方海神之一,其形成,与早期人们对包括海洋在内的自然环境认识不足有关。大陆以外的海洋在古人看来是吐星出日、天与水际、其深不测、其广无臬、怀藏珍宝、神隐怪匿的世界[2],其广袤无垠、浩淼无边、神秘莫测、变化多端,让先民产生一种既畏惧又钦羡的崇拜之情,四方海神应运而生。伴随着对海神的崇拜,各种祭祀活动也逐渐产生,据研究,明确记载四海有祠庙即有固定的祭祀场所的要追溯到秦德公迁雍后[3],南海神庙的初创有明确记载的在隋开皇十四年(594年),隋朝统一后完善镇山海渎制,近山近海立祠:“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4]自此南海神庙成为国家祭祀的场所,并肩五岳,地位极高,除了日常祭祀之外,凡遇国家大事,如改元、祈雨、册立太子、降服外夷等,皇帝都会派专使前往南海神庙祭拜。自唐至清,前后六朝皇帝给南海神册封号十余次,“祝融从火神成为合水火二神的南海神,又从隋代享侯一级待遇,到唐代封王,南汉封昭明帝,宋代多次加封,清时被封为昭明龙王之神,经历了为侯、为王、为帝、为龙王之神的显赫历程。”[5]所封之号既表达了人间帝王对神灵的崇敬,也寄托了俗世的希望。

上行下效,官方的推崇也引发了民间对南海神的信仰,并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渐凝定为一种固定的民俗,虽经改朝换代,但民间信仰的热情却丝毫不会因朝代的更迭而消退。历代人们祭拜南海神,主要出于以下几个目的:

1、祈求护佑一方平安,救民于水火。

南海神作为国家四海神之一,也兼有护卫一方平安的地方神职能。凡有涉及水、风、潮、雨等南海自然灾事,甚至刀剑之灾、剿寇护城等,南海神都显示出无边法力。两宋南海神崇拜之所以走向高峰,主要是南海神更加贴近民众,真正成为保佑国家和地方安定的神灵。据载,南海神在消除兵灾、降甘霖、庇佑国家社稷和地方安定、保佑海上交通平安等方面有不少的神验事迹。地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民众安乐,亦对官员的升迁起到很大作用,官民以为这一切都是基于南海神的庇佑,从而至上而下形成了对南海神的崇拜,使其成为宋代广南东路最高的地方神灵,“濒海郡邑靡不建祠”。随着各地离宫的纷纷设立,地方民众的热情参与,也使南海神逐渐走下国家祭坛,成为佑护一方、护航救难的地方神灵,被当地老百姓顶礼膜拜,南海神诞期间更是形成万人空巷的局面。

2、祈求保护海上出行平安,安澜助运。

南海神之所以成为四海神中最尊重之神,和广州海上贸易日益发达也有直接关系。隋唐以后,随着海上丝路的日益发展,广州成为海上交通的枢纽,南海神庙地位也随着不断升高。南海神庙又称“波罗庙”,波罗二字在梵语里是“到达彼岸”“办事成功”之意。南海神庙的“海不扬波”象征着一帆风顺,满载而归。因此一千多年来,许多来华的朝贡使、外国商贾、中国海商等出入广州时都必向南海神祈求保护或谢神还愿。饱经风浪之苦的中外船员也会到庙里参拜南海神,祭酒于波罗树下,以祈求平安顺利。而在乾道三年廖颙《重修南海庙记》中更将海外贸易带来的经济繁荣与南海神的庇佑相联系,认为“胡商越贾,具万斛之舟,张起云之帆,转如山之柁,乘长风,破巨浪,往来迅速,如履平地。非恃王之阴佑,曷克尔耶?西南诸藩三十余国,各输珠赆,幅辏五羊,珍异之货,不可缕数。闵、浙艟舶,亦皆载而至,岁补[大农],何啻千万缗!廛肆贸易,繁夥富盛。公私优裕,系王之力焉。”[6]由于其对海上贸易的保护,后人事实上又将其视为能够促进商业繁荣的商贸神,从唐玄宗时“广利王”之封号即可知。不仅是海外贸易必祭拜南海神,国内商贸也希望得到其庇佑,如广西商人贩米广州,于此烧香拜神,保佑水上平安:“峒商贩米笼千头,结竹浮江下广州,击鼓烧香南海庙,买羊沽酒市街楼。”[7]广州商贸繁荣之景也跃然纸上。

对于沿海各地渔民,靠海而生,更是奉祝融甚谨,如崔弼《波罗外纪》引屈大均《广东新语》语:“庙外波涛浩淼,直接重溟,狮子洋在其前,大小虎门当其口,欠伸风雷,嘘吸潮汐,舟往来者必祇谒祝福,酹酒波罗之树,乃敢扬帆鼓柁,以涉不测。”[8]“凡渡海自番禺者,率祀祝融,祝融者,南海之君也。祠在扶胥江口,南控虎门,东溯旸谷,朝暾初出,辄见楼殿,浮如贝阙,鲛宫随潮下上,每当天地暝晦,鲸 鳌掷,飓风起乎四方,雾雨迷其咫尺,舟中之人涕泣呼号,皆愿少缓,须臾之死,以请于祝融,其声未乾,忽已天日晴朗,飘行万里如过枕席。”[9]在遭遇飓风,生命危在旦夕之际,呼叫祝融的名号,就能转危为安,这虽然只是神话,但也代表着沿海渔民最朴素最直接的诉求,在凶险的大海面前,直面冷漠暴戾的死神,唯有祈求神灵能助自己避难求生。

3、祈求诸事顺利,满足民众一切俗世要求。

中国百姓求神拜佛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信仰的模糊性和功利化,许多人信仰神灵,往往是急时抱佛脚,认为能救人一切困难,为人谋一切福利,因此在心目中对信什么神区别并不大,所以出现逢庙必进、逢神必拜的现象。所以南海神在民间的信仰也逐渐淡化了其特殊的职能,昔日威风凛凛、保家卫国、护航保驾的南海神变成了一位有求必应的通神,百姓日常生活的诸多事件,大到婚丧求嗣,小到头痛脑热,诸凡大小事件都会来祭拜南海神。正如叶延祚《重修南海神像记》所描述的:“乡洛之间,即如田夫、牧竖、妇人、女子,每谈神祝,则纚纚不绝于口,其道远不能祈谒者,则各为行祠,肖神貌而奉之,旦夕奔走祠下,有事必呼,有呼必应。”普通百姓对南海神进香祭拜,更多关心的是自己现实的需求与俗世的幸福与安康。当地俗语有云“第一游波罗,第二娶老婆”,可见南海神又充当起了月老的角色,逛庙会的同时也顺便物色一下对象。而自从明嘉靖皇帝向南海神求子成功之后,南海神及其夫人又被民间信众赋予了送子助产的功能,据民间传说,南海神庙大殿前有三块拜石,在此睡一晚,便可得子,大殿后有一小龛,取龛中土喂家畜,可使六畜兴旺,到后殿明顺夫人寝宫,摸一摸龙床,照一照梳妆镜,据说都可以帮助妇女顺利求子。而随着广州土生土长的送子娘娘——金花娘娘在南海神庙的落户,民间到南海神庙求子的人越来越多,逐渐成为一种民间习俗。

二、古代波罗诞庙会的盛况及其世俗化倾向

旧时,每逢波罗诞(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一至十三日为诞期,其中十三为正诞日)期间,民间都会举办隆重的祭拜活动和热闹的庙会活动,由于百姓的参与,使原本庄严神圣之地增添了几分喜庆、喧闹的场面,拉近了神与人的距离。方圆数十里的百姓家家户户裹粽蒸糕、准备各种祭品,拜祭南海神,并自发地组织一些庆祝活动。这一传统庙会也吸引着珠三角一带的善男信女、各地往来官商士人都前来游会拜谒,其目的一来谒神祈福,祈求南海神降福于己,各方事务顺顺利利;二来娱神乐神,参与、观赏各种各样的喜庆活动,与神同乐;三来游春赏景,欣赏“扶胥浴日”之美景,发抒怀幽探古之情。

波罗诞庙会源于何时,于今已难考证。但波罗诞的盛况在南宋刘克庄的诗中已有描写:“香火万家市,烟花二月时。居人空巷出,去赛海神祠。”“东庙小儿队,南风大贾舟。不知今广市,何似古扬州。”[10]描写了农历二月波罗庙会的热闹景象。可知,至迟在宋代已有非常热闹的波罗诞活动。

明代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刺激,民众世俗化倾向越来越烈,波罗诞既保留了传统的官方祭海的神圣仪式,也越来越走向民间的自娱自乐活动。诞会期间,游人汇聚,香火鼎盛,百货贸易,热闹非常,胜似春节,正如明朝嘉靖进士田汝成《广州竹枝词》所咏:“窄袖青衫白帢中,波罗庙里赛新春。圣重巫妪村村会,叠鼓鸣锣拜海神。”[11]

在清人崔弼的《波罗外纪》里对波罗诞庙会的热闹场景更是做了详细而精彩的描述。“每岁二月初旬,远近环集如市,楼船花艇、小舟大舸,连泊十余里,有不得就岸者,架长蒿、接木板作桥,越数十重船以渡。其船尾必竖进香灯笼,入夜明烛万艘,与江波辉映,管弦呕哑,嘈杂竟十余夕,连声爆竹,起火通宵。登舻而望,真天宫海市不是过矣。至十三日,海神诞期,谒神者仅三更烧豭蜡燕斋楮帛蚖脂,络绎庙门,填塞不能入庙,内置小桌数百,桌前置香炉烛台、置席、置签珓,就席拜者,贷以钱两。庑下卖签语者、卖符者、僧道巫觋、黔奴乞丐拥杂衣冠,不可穷诘。庙前为梨园剧一棚,近庙十八乡各奉六侯,为卤簿葳蕤,装童男女作万花舆之戏。自鹿步、墩头、芳园,皆延名优,费数百金以乐神。庙前搭篷作铺店,凡省会、佛山之所有日用器物玩好,闺阁之饰,儿童之乐,万货聚萃,陈列炫售,照耀人目。其鬻小鼓小钲笙竽箎笛者,必丁丁当当、滴滴坎坎,刺刺聒耳。糊纸作鸡,涂以金翠,或为青鸾彩凤,大小不一,谓之波罗鸡。凡谒神者、游剧者,必买符及鸡以归,馈遗乡里,谓鸡比符为尤灵,可以辟鸟雀及虫蚁,作护花铃云。祀神毕,登浴日亭,听铜钲四响,兰桨动摇,蒲帆齐举,海艘悉发矣。潮未长,沙田阁舟,倩蛋人推挽如撬行泥中,驼牵蚁附,岁无赖子业此得升斗者常数十百人。其共剪柳、钻舱,治以鹿步巡司,惟喝雉胡卢,一掷百万,连船轰赌,不能觉察,比于金吴弛禁也。至花朝以后,男船毕退,女舸渐登,近而红粉村姑,山花插髻,远则青楼荡妇,浪蝶随身,借祈祷为名,恣为游观。海光寺里,坡诗亭子,冶服艳妆,遗钗堕珥,此亦嬉春旧俗矣。”[12]

从这段文字,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

1、波罗诞期间,远近乡民都会络绎不绝地来到南海神庙参拜祈福,庙内庙外,人山人海,拥塞不堪。正诞之日,信男信女更是三更就开始准备祭品,如烧猪、纸钱、点灯用的蛇脂油膏等等,五更入庙,争烧头炷香,已经是络绎门前,填塞不能入庙。不能入庙者,只好在门外请人祭拜。参加庙会的除了达官贵人、乡民信众,还有各色人等如和尚道士、男巫女觋,乞丐强盗、青楼荡妇等等,可谓是鱼龙混杂,衣冠不论。

2、南海神庙近海,附近一带河网交错,人们多从水路乘艇而来。清末有羊城竹枝词亦可证之:“春风二月扇微和,春水三篙起绿波。舲舸似凫人似蚁,共浮东海拜波罗。”[13]“楼船花艇、小舟大舸,连泊十余里”,不能靠岸的,只好架起长蒿、用木板相接,搭起临时的桥,越过几十艘船才能到岸。到了晚间,船尾都会竖起进香灯笼,江面上顿时灯火辉煌,与江波交相辉映,煞是壮观,在船上又管弦并作,爆竹连声,此番热闹可长达十多天,如此胜景犹如天宫海市。如果遇到潮未涨,船陷于沙田中,只好请人“推挽如撬行泥中”,由此滋生出一种新的行业——“蛋人”,那些生活没有依赖的人每年靠做这个事也能够“岁得升斗”,改善自己的生活。

3、波罗诞庙会百货聚集,充满浓郁的商业色彩。诞会期间,在波罗庙前会临时搭篷做店铺,有卖闺阁饰品的,有卖儿童玩具的,几乎所有日用器具、玩乐之物,都可以在这里展示,可谓“万货聚萃,陈列炫售,照耀人目”。还有卖各种民间乐器的,为了兜揽生意,故意将小鼓敲得丁丁当当响,把小笛吹得滴滴嗒嗒响,聒噪刺耳,热闹非凡。在波罗庙东边的海光寺里,“则摆卖字画、洞碑、古帖、虫鱼卉木”,铺张尽致,甚至“闺房密器、淫亵之图”,罗列于神前,也见怪不怪[14]。除了这些日常用具,为了满足人们的祈福需求,又有卖符卖签和波罗鸡的。其中尤以波罗鸡为胜,凡是游波罗的,不管是拜神的还是游冶的,都会买符或波罗鸡带回家,既可置于家中做镇宅之用,亦可馈赠乡里将好运传递给亲朋好友。清代羊城竹枝词也可证此风俗:“春深南海寿筵开,谒庙焚香买棹回。携得波罗鸡五色,曾瞻日出海东来。”“邻家昨日波罗会,带得波罗鸡返来”。“南海祠前古庙多,独钟灵秀在波罗。年年赛会游人返,买得红鸡共一窠。”[15]据说这种用纸糊的花花绿绿的鸡,比波罗符还要灵验,所以人人争相购买。

4、波罗诞庙会各种文娱活动异彩纷呈,充满世俗的享乐气息。在船上,人们可以奏乐弹唱,诗文会友,饮酒作乐,燃放爆竹,甚至连船豪赌,一掷千金,通宵达旦地游乐。正如《番禺县志》所载,广州城中的各大赛会都非常热闹,其中“极盛莫过于波罗南海神祠”,其间“四远云集,珠娘花艇,尽归其间。锦绣铺江,麝兰薰水,香风所过,销魄荡心,冶游子弟,弥月忘归,其縻金钱不知几许矣。”[16]在庙前,搭台唱戏,人们可以欣赏到专门花重金延请的名角主演的梨园戏,可以看到盛装打扮的童男童女参演的万花舆戏,可以看到各乡组织的“四乡会景”的巡游活动。拜完神之后,可以登上浴日亭,观看四周美景,看百舸争流、水上竞渡,亦可次日凌晨瞻仰海上浴日之壮景。还可以击鼓以乐神,敲钟以祈福,剪柳以转运。波罗正诞之后,紧接着就是“花朝节”,是女子拜花、爱花、赏春、比美的日子。不管是何等身份的女子,都可以在这几天倾巢出动,倾心打扮,尽情游观,竞相比美。

综上所述,波罗诞渊源于人们内心深处对美好生活的祈求,各种各样丰富的庙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精神需求。作为一种具有广泛生命力的民俗活动,波罗诞至今仍活跃于老百姓的祈福活动中,挖掘其文化渊源,梳理其历史演变形态,还原其历史原貌,希望能更好地顺应广府地区倾力打造“波罗诞”文化品牌的潮流,服务于当代百姓的业余文化生活,为新时期人们释放精神压力、祈求心灵抚慰寻找到良好的出路。

(蒋艳萍,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广府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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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安德明著:《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页。

[2]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编:《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

[3] 参见王元林著:《国家祭祀与海上丝路遗迹——广州南海神庙研究》,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2页。

[4] 《隋书》卷七《礼仪志》,《册府元龟》卷三三《帝王部·崇祭祀》。

[5] 黄淼章、闫晓青著,《南海神庙与波罗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3页。

[6] (明)郭棐编撰,王元林校注:《岭海名胜记校注》,三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5页。

[7] (明)刘嵩《广州杂韵其三》,《槎翁诗集》,《四库全书》本。

[8] 崔弼:《波罗外纪·遗荫卷四》,光绪八年刻本。

[9] 崔弼:《波罗外纪·神灵卷一》

[10] 刘克庄:《即事》,见崔弼《波罗外纪·诗歌卷八》

[11] 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北京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2733

[12] 崔弼:《波罗外纪·庙境卷二》

[13] 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第2964页。

[14] 崔弼:《波罗外纪·庙境卷二》

[15] 雷梦水、潘超、孙忠铨、钟山编:《中华竹枝词》,第2801、2935、2966页。

[16] 邓光礼、贾永康点注:同治《番禺县志》(点注本)卷六《舆地略·风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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