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2015年9月21日，羊城晚报记者就文学地理学的有关问题对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曾大兴教授进行专访，以下是访谈的全文。

广州塔缺什么？缺一篇“广州塔赋”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专访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5年09月21日10:36 来源：羊城晚报 何晶 王佳

曾大兴（广州大学教授，广府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文学地理学学会会长）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会长、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文学地理作为一种研究视野或研究方法，在中西各国早已有之，但是作为一门学科，则是近年在中国本土产生 的。20世纪以来，在中国流行的绝大多数学科都是从国外引进的，例如文学领域的文学史、文艺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文学地理学是个例外，它是地地道道 的‘中国创造’。”

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礼天：“文学地理学作为在中国本土产生的学科，它的基本理论、基本概念 和话语体系都是中国式的。所谓国际化，是要通过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对话，让这些理论、概念和话语体系能够逐渐为国际学术界认可，最终成为世界性的学 科。”

小鸟天堂、罗浮山、西湖、黄鹤楼，滕王阁、玉门关……都是因为曾经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描写过这些地方，它们才成为闻名遐迩 的文化景观。近日，由中国文学地理学会、日本福冈国际大学、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和广州大学联合主办的“文学地理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学地理学会第五届年 会”在日本福冈市举行，来自中日两国高等院校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对于文学与地理的关系，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十分关 注，甚至有专家学者率先提出了建设“文学地理学”学科的倡议。对于长期深受西方影响的学术理论界来说，建立一套本土化的理论研究体系，甚至建设成一个可持 续发展的学科，是不少中国学者梦寐以求的理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是否已经先行一步？

梁启超最早提出“文学地理”概念

羊城晚报：“文学地理”这个概念最早是梁启超提出来的？

曾大兴：对，国内最早是梁启超讲的，1902年他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提到，文学地理是随政治地理而转移的，比如唐朝首都在长安，所以文学家都集中在 长安。宋代后，首都在开封，文学家又集中到了开封。他讲的是很简单的现象，但用了“文学地理”这个词。从世界范围来讲，最早讲这个概念的是康德，他在《自 然地理学》一书中用了“文学地理学”这个词。在大学当讲师时，康德开了很多课，其中一门叫自然地理学，在课上讲到了文学地理学。但康德讲的文学地理学是文 化地理学的概念，它可能包含了文学，但远远不只是文学。

羊城晚报：从梁启超提出概念至今，“文学地理”这个概念发生了哪些变化？

曾大兴：梁启超最早提出来，但他没有专门的文章，是片段性的研究。中国文学地理学史上第一篇完整的文章是刘师培写的，第二篇是王国维的，第三篇是顾颉刚 的，第四篇是汪辟疆的。1905年，刘师培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南北文学不同论》。他考察了中国南北方不同的地理环境，尤其是语言环境。各地文学的不同首先 是由语言发音决定的。1908年，王国维研究屈原，他认为中国既有南方文化的特点，也有北方文化的特点，真正的大作家应该把南北方融合起来，而做到这一点 的是屈原。屈原融合了中国南北文化之长。

后来，顾颉刚研究孟姜女的故事。孟姜女的故事从先秦时期就有，一直流传至今。他对孟姜女故事的 研究分纵横两条线，先谈它的历史演变，故事最初产生在齐国，山东一带，然后传到不同的地方，故事发生了改变，主题变了、人物性格变了，人们对故事的评价也 有所不同。这其实就是文学地理学，他讲的是文学的传播地理。汪辟疆是作家方方的外祖父，晚晴民国时南京中央大学的教授。他写了篇文章叫《近代诗派与地 域》，其中近代诗派里他讲到了岭南诗派，还讲到了闽诗派、吴诗派，等等，与地理环境结合，讲它们的地域特点。在明朝时，胡应麟讲中国诗派的时候就讲到了岭 南诗派；明朝初年五个诗派，岭南诗派算一个。

中国的文学地理学更讲究实证

羊城晚报：文学地理学在西方的情况呢？

曾大兴：西方的文学地理学很晚才发展起来，十八世纪康德提出后才有文学地理学这个概念。后来法国的孟德斯鸠讲到气候对文学的影响，法国的斯达尔夫人，比 孟德斯鸠的时代晚一点，她讲到了西欧文学的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的区别。再后来丹纳在《艺术哲学》里面讲时代、环境、种族和文学的关系。但他们的研究不系 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到了20世纪的时候，法国还有人继续在从事文学地理研究，但不受重视，不被西方主流社会所认可，地位不高，只是作为文学史研究的 补充。

羊城晚报：中国的文学地理学与西方的文学地理学比较起来有哪些不同？

曾大兴：首先我们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 而西方还大体不到四百年。其次是中国的研究成果海量，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不管是论文还是专著，都很丰盛。第三点是中国的学术研究注重实证研究，比如桃花 源本来是虚构的，但人们要问：桃花源写的是哪里？大观园本身也是虚构的，但人们还是要问：大观园写的是哪里？大观园也好，桃花源也罢，现实中也许有一个对 应的空间存在，但作家在写作时加入了自己的想象。虚构使得它从客观的空间变成审美的空间。而西方人则把文学完全当做主观的虚构的东西。

中国的文学地理学研究首先讲求实证，通过实证进行归纳，然后得出结论。西方比较注重对理论的探讨，但西方人对文学地理学的理论探讨有局限性，主要集中在作 品，就是文本的研究。相比之下，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面很宽，不仅研究文本，还研究作家。我们还研究文学作品对地理环境的反作用。比如说文学作品可以参与 当地的文化建设、培养当地的地方感。

文学地理学与文学史有很大不同，它是实践性的科学。尤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博弈中，文学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文学地理学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么热的原因。

“去地域化”是一个伪命题

羊城晚报：文学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具体应该怎么定位？

曾大兴：一种观念认为它是文化地理学的一个分支，第二种看法认为它是文学的一个分支；第三个观点是它是交叉学科。现在有学者提出，观念不要太狭隘，我们 也可以解决地理学的某些问题，因为地理学缺了这一环，今后可能会在文学和地理学之间建成一个新兴的交叉学科，可以涵盖两个方面，但目前来讲，在中国学术界 占绝对优势的观点，是把它作为文学的二级学科。它以文学为本位，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解决文学的问题。现在的目标是把文学地理学建设成为与文学史双峰并 峙的二级学科。文学的两个坐标一纵一横，一纵已经建起来，横还没有建，所以我们现在努力。

羊城晚报：在学科建设中，除了理论不太成熟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曾大兴：一是理论研究不充分，二是应用研究还不够。文学地理学本来可以参与地方的文化建设，它培养人们的地方感，实际上很多文化景观都是文学在发挥作 用，但这方面的应用研究还不够。比如说，广东新会的小鸟天堂，在我看来就是非常典型的文学景观。在巴金先生写《鸟的天堂》散文之前，外面的人不知道这个地 方。文章出来后，鸟的天堂出名了，尤其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这篇文章被收录到小学语文课本，几乎人人都知道了新会的小鸟天堂，它就是因文学而出名 的；再比如罗浮山，大家都知道它是修道的地方，那又是如何传出去的呢？还是因为文学作品。苏轼写道：“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文学的特殊力量在于塑造人们的情感和审美。今天我们去看西湖、黄鹤楼，滕王阁、玉门关……都是因为曾经有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描写过这些地方，正是因为文学，它们才成为文化景观。

有位学生跟我聊天时说，广州塔缺什么呢？缺一篇“广州塔赋”。现在这样的高楼越来越多，各省都在抢着建亚洲第一楼、中国第一楼。过了几年，各个省份都有了之后你就不算什么了。但是如果有一篇震惊中外的“广州塔赋”，文化内涵就不一样了。

羊城晚报：您如何用文学地理学的眼光来看广东文学创作的情况？

曾大兴：至少从明朝开始，岭南文学就已经很有特色了，地域性很强。在现代文学史上，广东也有很不错的作家，比如说欧阳山、黄谷柳，后者的《虾球传》已经 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还有陈残云，他的《香飘四季》写白云区在人民公社时期人们的生活状况，也有地域特色。改革开放以来，也有不少作家在写岭南题材，比 如陈国凯、梁凤莲，等等。但最近这几年，我感觉广东在本土化的创作方面落后了。但还有些人主张去地域化，我认为这是伪命题，因为地域文化不是说“去”就能 “去”的。